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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西方之间的互动影响与策应，因其“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叙述甚需笔墨，故在此仅就中外沟通的三条外向路径做一必要交代。
更具启示价值的中西比较之历史起点，大体始于16世纪中叶，这是一个较具共识的判断。大约500年前，中国与欧洲同处在一个起跑线上。此后，西方奔跑向前，直上高峰，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是充满痛苦和灾难又充满着希望与憧憬的几个世纪。
然而，就文明的相互影响而言，或许500年的尺度仍旧略显短促了一些。当我们从两千年的尺度上来考察的时候，至少有两个事件的后续影响对于东西方而言都是远远超越了500年的范围，且其变迁路径均与我们今日所言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故值得一叙。
打开中国古代地图，我们会发现，华夏文明诞生于一个地理相对封闭的区域。中国的东南方濒临大海，西南方有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做屏障，更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西北方向有昆仑山脉和天山山脉环绕，而在中国的北方有阿尔泰山、阴山和大兴安岭，在广阔的内蒙古高原上依次连绵不断。东南的大海和三面环山，阻隔了华夏先人与世界大规模沟通的可能，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如欲与世界连接，就只有打通陆路。
事件之一：中国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最终或许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公元90年前后，东汉的窦宪为立功赎罪，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约为今蒙古国西北的阿尔泰山），
匈奴残部西迁，逐步吸收所经之处的土著族群，在离开蒙古国故地约四百年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公元434—453年在位）兵临罗马城下，成为欧洲的大威胁。
在北匈奴逃往欧洲的路途中，攻击沿途的日耳曼蛮族（包括西哥特人），日耳曼蛮族蜂拥而至西方，寻求罗马帝国的庇护。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蛮族的生育率很高，人口众多，作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逐步取得了军队的支配权，罗马皇帝逐渐成为蛮族的傀儡，直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之间长达1 000年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黑暗中世纪”。
应该说，窦宪恰似传说中的那只蝴蝶，其翅膀的扇动，无意中促成了遥远欧洲数百年后的狂风暴雨。
从东汉击溃北匈奴致其西迁，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欧洲史上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开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既是欧亚大陆桥所体现的东西方文明普遍联系的一个例证，也体现了对于东西方文明之相互影响，需要从千年史的长程维度来加以考察，才可更为清晰地展现其演化脉络。
事件之二：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道教的兴起。
尽管汉代佛教何时由何路径开始传入中国，历史学家尚存争论，但主流的观点认为，东汉明帝梦见金人，遣使入天竺，以白马负经而至，立白马寺于洛阳城西。也大体在这一时期，在佛教输入的外部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神祇信仰因被激发而发展成为本土的宗教——道教。
因道教之抗衡，佛教未能完全笼罩中国。佛法在初来之际，在北方较为盛行；而南方则萌生了中国本土化的道教。后世之佛教四大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均在北方，而道教祖庭或名山多居于南方（江西龙虎山、四川青城山、湖北武当山等）。
这种南北思想因抗衡而均衡的特点，也是促使中国文化更具包容性的因素之一。
佛教之传播路径，也就是张骞“凿空”西域、班超率属员36人打通丝绸之路的线路。东汉明帝派遣使者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使西域，在大月支（今阿富汗至中亚一带）写得佛经四十二章。
后来，唐代玄奘大师西天取经，大乘佛教来到中国，也是循着这个路径，经秦凉高昌等地，越新疆北路，经中亚地区、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
印度坐落在南亚次大陆上，位于中国本土之南（略偏西），但缘何却叫作“西天取经”呢？大概是由于其路线“先西行而后南折”，而最为艰难险阻的一段路程在于西行之途吧。
另外，在唐朝，与玄奘同时代的王玄策，曾多次出使印度，并创下了“一人灭一国”的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奇迹。
从王玄策所行路线看，所取的是新开通的吐蕃（西藏）、泥婆罗国（今尼泊尔）的“车道”，这比玄奘去印度时走的路线要近。也就是说，唐王朝与印度之间有另一条通道，即由唐蕃古道经尼泊尔进入印度。这大体也就是汉武帝通“西南夷”而开辟的自中国西南地区至今日越南、印度等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道路。这条路线进一步延伸，还可以经由南亚次大陆或中南半岛，取陆路或海陆，直达欧洲或西亚地区。这也就是后世“茶马古道”的隐约雏形。
结合前述的分析，古代中国与中亚、欧洲等国的交往路径大致有三条：
一是“北线”。也就是汉代击溃匈奴后，北匈奴逃跑的路线。后来宋元交替之际，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军队，一直攻打到多瑙河畔，也大体就是循着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就中国本土的早期发展而言，其实际价值大多属于传说性的，其对西方文明发挥作用的机制也是间接的。或因北方游牧帝国强大后的向西征伐，或因游牧民族战败而溃逃，均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连锁反应特点。但是，其影响却不像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颇具规律可循，更加类似于台球比赛中的“撞球效应”。诸球连环相撞后，到底会去向何方，即便是高手也往往难以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但凡经由“北线”而发生之东西交流事件，往往是震古烁今、影响千年的。
二是“中线”。系由张骞、班超等开拓的古丝绸之路，东汉佛法由白马西来、唐玄奘西天取经等，均发生在这一条全世界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古道之上。
三是“南线”。就是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路线以及古代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抗日战争时期的滇缅公路补给线，也是这条南下的路线。公元12世纪初叶，宋室南迁，建立南宋政权，由于金、西夏、吐蕃、大理等国阻隔，丝绸之路断绝，转而大兴南洋海上贸易，也就是今日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
总体上也可归入“南线”的大概念之中。
这三条路线的历史形成，系中国山川形势使然。中国地势大体西高东低、河流多自西向东入海（中国甚少南北走向的河流，也无向西之河流，隋朝开凿运河，也正是这个缘故），向西路线多为崇山峻岭、沙漠戈壁、深谷激流所阻绝。因此，尽管历时千年，这几条东西方向的通道仍旧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这三条“北上、西出、南下”的路线呈“反E型”，这是千古以来，中国文明主动谋求向西发展，或其向东发展过程因各种原因而略显顿挫之际，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启的经济文化交流新通道。应该说，这三条路线中的“中线”和“南线”，已然大体勾勒出当下“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