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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财政支出的研究，根据区域可划分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关于俄罗斯的研究；二是关于中亚国家的研究；三是关于西亚国家的研究。
关于俄罗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注民生、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是俄罗斯财政支出的调整方向。Kudrinab和Sokolov（2017）认为，将财政支出的重点向人力和物质资本转移，是促进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措施。
Alexeevab和Chernyavski（2018）研究了最近两次经济危机期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转移支出后认为，2014—2015年俄罗斯地区间预算支出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多年来的水平，其中的原因是地区预算在投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占很大比例。
郭连成（2013）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保证宏观经济和财政稳定、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缩减财政赤字、适时调整税收政策，成为俄罗斯财税政策的重要目标；财政支出结构应由过去的突出经济职能向突出社会公共职能转化，向注重履行国家的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稳定、关注民生等方向转移。
高际香（2018）研究认为，为了配合普京总统第四任期的经济政策，俄罗斯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对直接税和间接税进行结构性调整；二是对预算支出结构做出相应调整，增加教育、医疗支出，适当缩减国家安全及执法行动的支出和国防支出。
马乌、陈余（2018）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危机，认为俄罗斯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将赤字保持在可接受、可控制的水平，减轻各地区的债务负担，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②财税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积极方面，Yushkov（2015）对2005—2012年俄罗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的分析表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Nina和Goridko（2018）对于俄罗斯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分析，认为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的增长，给私人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外部效益。
李洋（2017）对俄罗斯政府在2017—2019年实行的紧缩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政策是实现经济潜在增长的必要条件。
李洋（2018）分析了俄罗斯2007年开始实行的三年期中期预算制度，认为这是身处复杂局面下的俄罗斯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方法。
庞大鹏（2019）分析了普京总统的“突破性发展”理念，认为从“突破性发展”现有的实施举措看，俄罗斯未来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家主导的巨额投资。
消极方面，段炼、赵德海（2012）认为，俄罗斯现行的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长期投资与创新，特别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折旧政策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投资的作用。
李中海（2013）研究认为，俄罗斯政府奉行严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结果不仅人为地抑制了经济增长，也抑制了制造业的发展。
童伟、马胜楠（2019）分析了俄罗斯在2019年开展的大规模财税改革，认为增值税税率提高将引发物价全面上涨，直接影响居民生活；降低预算外社会保险缴费费率，会对国家社会保障收入产生影响，给已经赤字严重的国家预算外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冲击。以上财税改革措施最终会给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另外，艾琳娜•科林卡诺娃等（2017）
、王文清和姚巧燕（2018）
分析了俄罗斯税收制度改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③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偏弱的原因。Oxenstierna（2016）认为，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李淑霞（2012）认为，自俄罗斯实施经济转型以来，软预算约束一直是俄罗斯分权领域最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但是俄罗斯没有形成硬预算约束的有效机制，最终导致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政策选择的失灵及效率损失。
徐坡岭（2018）对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联邦财政支出主要花费在国防国家安全和社会政策等领域，导致俄罗斯物质生产部门萎缩和去工业化现象。
关于中亚国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财政支出的发力方向。Barbone等（2010）考察了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和危机期间中亚国家的财政成果，认为在后危机时期，各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审视当前支出模式的可持续性，特别要高度重视社会支出。
Batsaikhan和Dabrowski
（2017）研究认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需要减少对粮食、能源和水的明确补贴及公用事业补贴等，以消除阻碍国内外企业发展的障碍。徐坡岭（2016）分析了中亚国家经济开放的方向选择和竞争优势，认为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财政政策，关注经济增长，而不是关注再分配，并将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公共物品供给需要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是中亚五国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内容。
胡正塬（2018）分析了中国与中西亚的合作发展，认为需要强化政策落地，加大政府间合作议程进度；建议成立政策性投资和运营公司，加大投资援助，推动当地经济结构创新升级。
②财政收支的影响。一方面是正向影响的研究：多多诺夫等（2014）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亚国家处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中不利的“外围”地位，中亚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财政支出能力，是中亚能否从外围到中心、能否在中亚地区一体化上取得成就的关键。
雷婕等（2016）对中亚国家近年来的财政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亚五国致力于加强国家中期战略规划与财政预算决策之间的关联，提高财政支出绩效，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另一方面是负向影响的研究：Green和Bauer（1998）探讨了1990年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的经验，认为公共部门财政危机削弱了社会服务的提供，增加了社会负担。
Leschenko和Troschke（2006）分析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独立以来财政分权的进展，认为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并不适合激励机制发挥作用。
Gray等（2007）研究表明，中亚国家实行统一所得税，并没有解决高工资税问题，而且这些国家在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效力方面仍面临许多障碍。
Leschenko和Troschke（2007）认为，在资源型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预算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但是石油和非石油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日益不平等，加剧了区域失衡。
王海燕（2013）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亚国家经济，认为中亚国家财政金融困境的局面难以扭转，中亚国家经济很难实现快速发展，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放缓。
新疆金融学会中亚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16）对2015年中亚五国经济金融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亚国家政府普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主动性的货币贬值等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部冲击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是，区域性的通货膨胀和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有所增加。
刘华芹（2016）认为，中亚国家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财政危机、通货膨胀、失业增加及金融风险等；能源和矿产资源商品出口下降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国家债务增加可能引发财政危机，这将是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风险。
关于西亚国家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财政支出对对外贸易的影响。韩永辉、邹建华（2014）研究认为，西亚地区的市场规范化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西亚部分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看得见的手”在指引着贸易的进行，经济管理观念相对落后。
张静中、王文君（2016）认为，关税减免将会给西亚国家带来GDP、居民福利的增加。
②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Voyvodaa和Yeldan（2005）认为，以基本盈余为目标的财政计划成功地遏制了土耳其公共债务积累的快速增长。
Neaime（2015）研究表明，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已经对国家公共债务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一步对黎巴嫩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Gahvari和Karimi（2016）研究了2010年伊朗能源和基本食品补贴政策的影响，认为在没有出口限制的情况下，这项政策给伊朗居民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
赵雅婧、王有鑫（2016）认为，在低油价背景下，中东国家财政金融体系普遍薄弱，政府权威性和掌控力不足，难以组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杨光（2007）分析了2001—2005年中东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实行的从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使它们的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保持在一位数的较低水平。
Karagöza和Keskin（2016）分析了土耳其政府支出和收入的宏观经济后果，认为政府支出和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
张帅、昝涛（2018）分析了过去15年土耳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治理机构以及银行业等领域的改革，认为这些改革已经成为土耳其经济成功的主要支柱。
邹志强（2018）认为，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危机，土耳其政府缺少有效手段来应对相互抵牾的政策困境。具体表现为：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受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高企、债务比率持续上升以及国内有关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实施效果很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