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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保险业很少注意保险史研究，只零星在《银行周报》《东方杂志》《申报》等期刊和报纸上有所披露，仅有沈雷春编辑的几部《中国保险年鉴》（1935年、1936年、1937年、1939年），上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创办的《保联月刊》，邵竞创办的《保险知识》（新中国成立前夕迁香港出版），太安丰保险公司出版的《保险界》（仅六卷）和《保险季刊》（仅三期）、《人寿季刊》等有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保险史专著问世，而且保险业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停办了20多年。因此，大部分保险史料仅散见于贸易史、航运史、公司史、买办史、金融史、近代经济史著述和文史资料、历史档案之中，影响较大的有汪敬虞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洪葭管主编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奎的《清末商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汪熙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交通史航政编》和《招商局史》等。甚为可喜的是，随着保险业务的重新恢复，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保险界掀起了修史的高潮，如《辽宁省保险志》（1989年）、《天津通志·保险志》（1999年）等。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随之跟进，纵观1980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保险史的研究，有影响力的专著作品（以出版时间排序）有如下一些。
（1）颜鹏飞等主编的《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这是“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已出版的关于保险业的专门史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这本著作时间跨度为1805—1949年，按时间顺序编排，以叙事方式记载了近代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
（2）颜鹏飞主编的《中国保险法规暨章程大全（1865—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收集整理了336件近代中国有关保险契约法和保险业法的资料，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五编，是“研究保险法规史、分析政府法规创制近代化的宝贵史料”。
（3）中国保险学会组织并由叶奕德、吴越主编的《中国保险史》（1998），是由权威人士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保险史专著，是填补保险史空白的开拓性著作，这是目前所见最系统的一部保险“通史”。不足之处是“此书薄古厚今，上篇‘近代百年的保险史’和下篇‘新中国30年的现代保险史’平分秋色。由于其通史性质，对于很多问题只是提及而没有展开充分论证”
。另外，中国近代保险史是一部西方保险商控制和垄断旧中国保险市场的历史。但是，该书关于操纵中国保险市场的洋商保险业的相关史料比较匮乏，尤其被称为世界保险市场的“洋太上皇”，即在华各火险公司的管理者、协调者和指挥者——英国海外火险委员会[Fire Office’s Committee (Foreign)]的史料几乎鲜有提及。
（4）赵兰亮的《近代上海保险市场研究（1843—1937年）》（2003），利用大量中文档案资料和日文、英文资料，对上海保险市场上以英、美、法、德、日为主体的外商保险业作了全面分析。这本著作的缺憾是：时间跨度仅局限于近代，研究领域仅局限于上海一隅的保险市场问题。30多万字的著作限于篇幅和资料收集的困难，书中对于很多问题都没有展开论述，这是不能过于苛求作者的。
（5）中国保险学会组织并由周德英主编的《中国保险二百年》（2005）。该书把中国保险业分为三个时期：清代保险业（1805—1911年）、民国保险业（1912—1949年）和新中国保险业（1949—2005年）。该书的特点是：让弥足珍贵的图片说话，让大量准确的数据说话，从而在这方面填补了空白。
（6）王安撰写的《保险中国200年》（2008）。该书一共20辑，其写作风格类似于记者写实，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保险史著作的传统风格应该是更多地强调和使用学术性语言和引经据典。
（7）陶存文主编的《保险百年》（2010）。全书共有17讲，是“采用相对独立的专题形式”的“通俗保险读物”，“其主要内容包括保险的产生与发展、风险与保险、保险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保险精算、保险市场、火灾保险、工程保险、运输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再保险等方面。在每讲中，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起源、国外的发展、国内的发展和未来发展展望等环节安排的”（见本书“前言”）。每一个保险险种是一讲，并且在开头部分阐述了该险种的沿革，可惜这部分篇幅太短。
除上述著作外，蓝松主编的《保险概论》（2000年）、徐文虎等编的《保险学》（1994年）、关乃凡编的《中国经济法》（1994年）等，其中虽然也涉及保险业发展简史、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保险立法等，但是篇幅都甚短。
至于保险史论文方面，主要集中于《上海保险》《中国保险》《当代保险》《中国近代史》《民国档案》《保险研究》《保险职业学院学报》等杂志，以及各级文史资料上。所有这些都为后人研究保险业提供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其特点是重在史实的澄清与介绍，但是偏重于描述和概述而缺少对保险史实的细致分析和保险学理的剖析，这与作者大多是保险从业人员和从事保险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经济界人士有关。
如何评价1980年全面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的保险史研究状况？王晚英、池子华在《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综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中的观点是：20年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专著一部（叶奕德、吴越主编的《中国保险史》）、资料集二部（颜鹏飞等主编的《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年）》与《中国保险法规暨章程大全（1865—1953年）》），发表论文近百篇。王晚英认为，“中国近代保险史的研究，无论从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方面而言，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浅尝辄止者多，深入分析者少，保险史的研究依然处于拓荒阶段”。
马翠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也作了一个“综述”（《上海保险》2006年第7期），她指出：综观以上对于保险业研究状况的概述，我们发现其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叙述、描述保险现象的，澄清保险史实的多；揭示保险业本质、规律的少。其次，有关研究未能从保险业营运的大数法则入手。经济史是跨越经济学、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就不能发现历史前后相继的联系，缺乏实证和历史的厚重感；仅从历史学分析，又难免落入叙述、描绘现象，不能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窠臼。对保险史的研究需要历史学的素养和保险学的理论。最后，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对汉口等内地的保险业发展史却鲜有研究。
应该强调指出，中国保险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落后于关于中国现代保险业理论与实务的研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中国现代保险业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理论与实践的著述，其文献有“浩如烟海”之感，无法一一述评。据统计，2001—2005年在CNKI收录的核心期刊中，共有保险专业论文3927篇，涉及财产保险业务经营，保险公司经营及风险管理，保险职能及基础理论研究，人身保险业务经营，保险经营制度与中介发展，保险法律及相关法规的探讨，我国保险业的改革与发展，保险市场建设，健全与完善，保险资金运用与资产管理，保险监管，保险公司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等方面。
在中国现代保险发展领域，有影响力的著述有孙祁祥的《保险制度与市场经济：历史、理论与实证考察》（2009）和《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的中国保险业发展：制度演进，模式比较与战略选择》（2008），周延的《中国保险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2007），郭金龙的《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和国际经验》（2006），李有祥的《保险监管与保险发展：十年的思考与探索》（2010），薛伟贤的《入世后提高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2009），李茂生的《民族保险业的生存与发展之道》（2006），以及魏华林、田玲、朱铭来合译的被中国保险学会评为“2008年度保险学术成果二等奖”的《保险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2008），等等。
汉口是位于长江中下游的一个重要港口，素来就有“九省通衢”之说，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物产吸引了各地的客商，1862年汉口开埠后洋商蜂拥而入，汉口巨大的市场成为华洋金融业和保险业竞相角逐的焦点。至民国前期，汉口成为中国四大金融城市之一，地位仅次于上海，而与天津、广州相伯仲。由于汉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学术界对汉口、武汉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版了不少专著，而关于汉口近代保险史的内容仍然仅见于书中的只言片语。
皮明庥主持编写的《武汉通史》于2006年出版，共有7卷，纵贯武汉3000多年的历史，分为先秦卷、秦汉至隋唐卷、宋元明清卷、晚清卷（上、下）、中华民国卷（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上、下）、图像卷。其中，中华民国卷由涂文学编写，分上、下两册，描绘了1912—1949年的38年中武汉作为近代都会经历的社会转型、政局变化和经济的大起大落。遗憾的是，全书24章838页中仅10页与武汉的金融史有关，且仅记录至1938年。
“为了适应认识市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80年开始编写《武汉市志》，于1989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内容上起1840年，下至1985年，包括民政志、军事志、商业志、金融志、教育志等，共分28卷，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整个城市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其中，金融志自成一卷，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金融业、社会主义时期金融业和专记3篇15个类目记述了武汉百余年金融业的发展面貌。书中关于保险的内容仅占1个条目3页之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袁继成先生主编的《汉口租界志》于2003年出版。全书共有9章，分为租界区域与人口、经济活动、政治体制、文教事业、公用事业、社会生活、租界与中国政局、租界的收回、人物，以大量翔实的资料非常全面地揭示了从19世纪60年代英租界设立，到20世纪上半叶日、法租界正式被收回期间，英、德、俄、法、日汉口租界的演变及其对武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中在经济活动一章中有关于洋行、金融业与银行的记述，是了解和研究汉口租界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北省志·金融》采用先分期综述历史、后分陈现状的方法，以主要事件为基本发展线索，从宏观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金融业面貌。这部著作于1981年开始收集资料，1987年年底交稿，1993年出版。全书共32.5万字，分为三个时间段：晚清时期的湖北金融（1840—1911年）、民国时期的湖北金融（191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湖北金融业（1949—1985年）。唯一的遗憾是，书中多为银行记述，而对作为金融四大板块之一的保险业的介绍少之又少。
论文及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涉及汉口近代保险方面的也较少，仅有胡启扬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的汉口火灾与城市消防（1927—1937）》的第四章从灾前保险和灾后赈济两个环节考察了1927—1937年汉口城市的消防应对，对火险的起源、火险机制的完善以及纵火图赔的防范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马翠兰的博士学位论文《信托业与武汉地方社会——以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为讨论中心（1945—1949年）》以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为讨论中心，通过考察汉口分局存放款、购料易货、保险、仓储、信托、房地产等业务，论述了其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战争时期与社会生产、民众生活、教育、新闻报社等的密切关系。井园园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汉口堆栈业研究》阐述了民国时期汉口堆栈业的兴起、发展及其经营机制，在堆栈业与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中提及了货物押款的保险。而赵昊鲁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汉口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按照时间顺序对近代汉口银行业进行了分析，利用大量历史档案梳理了19世纪末至1949年间近代汉口银行业变迁的主要历史脉络和发展特点，语言通俗易懂，可惜没有述及与银行密切相关的保险业。其他期刊论文如马翠兰的《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企业运行机制初探（1945—1949）》等，关于汉口近代保险史的研究内容也不多。
国外关于中国保险历史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其保险史料亦大多散见于贸易史、金融史、航运史、地方志、行业史、公司史、买办史、海关文件、外交文书、回忆录、旅游志、传教士传记、近代经济史著述之中。比较有影响的著述有以下几种。
（1）格林堡著，康成译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2），书中提到了1801年外国保险商人在华的活动，1805年在广州设立的第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广东保险会社”，以及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方活动的数十个外国保险公司的情况。
（2）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世纪50—60年代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Hao Yan-Ping的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 China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买办》，1970年），Liu Guang-Jing的 Anglo 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1874（刘广京：《英美在华的航运竞争，1862—1874》，1962年），S.C.Lockwood的 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 ，1858—1862（洛克伍德：《琼记洋行，1858—1862》，1871年）等，对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保险公司的情况有所披露。
（3） The Chronicles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 （《中、日、菲行名记事录》）、S.W.Williams的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卫三畏：《中国商业指南》，1863年）、A.Wright的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莱特：《中国商埠志》，1908年）、E.Le Fevour的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 ’ ing China （勒费沃尔：《晚清西方在华企业》，1970年）等，是研究保险史必备的工具书。
（4）T.R.Banister的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1881（班涅斯特：《中国对外贸易史，1834—1881》，1931年）、J.Burgoyne的 Far Eastern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Activity （布尔果英：《远东工商业》，1924年）、M.Collis的 Way Foong （柯利斯：《汇丰银行》，1965年）、T.Dennett的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1922年）和J.K.Fairbank的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费正清：《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1953年），也涉及许多保险史料。
此外，还有亨特著，沈正邦译的《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亨特、威廉∙C著，冯树铁译的《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多米尼克∙士风著，李士风译的《晚清华洋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龙思泰著，吴义雄、郭德炎、沈正邦译的《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陈锦江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1997）、马礼逊夫人的《马礼逊回忆录》（2004）、卫斐列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2004）、《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2007）、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1993）、多米尼克·士·李的《晚清华洋录》（2004）、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2007）、依莎贝拉·伯德的《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2007）等。
以上著作除在书中个别提及汉口保险史之外，亦缺乏对其的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