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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工业化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涵盖人口、社会、经济、法律、地理及其规划建设等方面。我国城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包括城镇人口密度统计（
黎世衡
，1922；
竺可桢
，1926；
胡焕庸
，1935）、西方的城市研究方法（
吴景超
，1929）和城市地理研究（
王益
，1935；
陈汝生
，1937）等
。新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初，魏津生（1979）、吴友仁（1980）、郭振淮（1980）、顾文选（1984）通过国外城镇化情况介绍，呼吁研究城镇化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驱动城镇化，急需回答城镇化是什么、应该怎么搞的问题。于是从基本概念出发，城镇化研究逐步形成人口、城市地理、社会、经济等学科的研究热点，40多年累积了海量文献。这里对国内外文献一并综述。
人们对其概念内涵的理论界定存在基于不同学科的较大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字义溯源比较
因我国城镇化一词从英文“Urbanization”引入，基于农村城镇演变的不同研究视角，出现与“城”“市”“镇”“都”对应的中文表达和引经据典的考证解读。顾朝林（1995）、周恭伟和刘志军（2009）、潘孝军（2011）、唐耀华（2013）、刘景华（2015）等结合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城市（镇）历史开展了“Urbanization”的“训诂”研究。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联系、区域”等要素，表达出通过功能差别区分城镇化和城市化的观点。
（2）不同学科衍生的城镇化概念
国内大量借鉴国外文献，用于探讨城镇化的功能、作用及其本质。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人口集中和非农人口转换过程（Eldridge, 1956，1987；Wilson, 1986）。经济学认为其是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产业向上转移和经济要素向城镇集中等过程（
吴楚才
，1996；
顾朝林
，2002；
张敦富
，2008）。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界定其为经济和生活空间用地集聚过程（
崔工豪
等，1992）。社会学则认为其是农村意识、生活方式的质变（Wirth, 1938）
，是农民的终结乡村社会变迁（H.Mendras, 1964）和城市文明形成过程（
蔡俊豪
、
陈兴渝
，1995）。当然，还存在大量学科综合观点，认为不同领域的研究不应孤立解释，不应将城乡对立，如生产方式的改变不仅包括现代工业化，还包括对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改造
。城镇化的社会政策和实践意义超越了概念的理论范畴，应以动态发展观来看待（
刘传江
、
王志初
，2001）
。城镇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它包含了人口、经济活动和空间地域三个主体内容的演变与转换（
杨发祥
、
茹婧
，2014）。
（3）城镇化的路径与发展模式选择
我国政府、智库和学界在不同语境下一直有“城镇化”和“城市化”两种提法，出现了存在差异或两者一致的争论。2012年之前，至少出现20种以上相关的城镇化概念，包括农村城镇化、乡村城市化、就地城镇化、逆城市化等，这些在欧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被用来探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项继权
，2011）。各种概念和称谓之争的背后，实为中国如何推动城镇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到底实行小城镇（
吴友仁
，1983；
辜胜阻
，1991；
王凡
，1990；
朱通华
，1990；
温铁军
，2000；
赵燕菁
，2001）还是大城市（
饶会林
，1989；
王小鲁
，2002，2010；
巫文艳
，2001；
刘士林
，2008）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一直存在争议。贺雪峰、张曙光、文贯中等的相关论著是其功过是非讨论的经典（
简新华
、
曾卫
，2016）
，表达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推进城市（镇）化的认知分歧。2013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后，出现新一轮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是提升城市的密度（
周其仁
，2015），继续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陆铭
，2016），还是努力发展中小城市及特色小镇（
胡祖才
，2016；
乔润令
，2017；
郑新立
，2017）。同时也出现倡议发展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的观点（
张学良
，2016；
董锁成
，2016）。
提出新型城镇化后，如何理解新型，什么是新型城镇化道路，怎样提高城镇化质量，是新型城镇化需要回答的问题。相关研究和文献呈现喷发态势，2014—2018年在中国知网上有关新型城镇化的文章共有18626篇
。围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相关主题包括：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关系（
万广华
，2013；
简新华
等，2013；
李楠
、
罗松华
，2014；
曹飞
，2014；
谢天成
、
施祖麟
，2015）、推进模式与动力机制（
李强
等，2012；
辜胜阻
，2012；
王晓鹏
、
张宗益
，2014）、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张玉磊
，2014；
周其仁
，2015）、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华生
，2013）、农民工市民化（
张占斌
等，2013；
宋娟
，2016）、城市规模建设与布局特色（
姚士谋
、
王肖惠
、
陈振光
，2015）、“三农”问题（
崔占峰
，2014；
贺雪峰
，2016）与城乡一体化（
白永秀
，2014）、推动以人为本的动力因素（
倪鹏飞
，2014）等。主题研究不断拓展，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工业、农业、区域的协调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包括在工业化初步实现条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互动发展格局的研究（
徐维祥
等，2015；
李宾
，2017；
赵桂慎
等，2017），指出农业现代化仍然是短板，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状态在加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土地难以流转集中，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出现农村空心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的问题（
倪鹏飞
，2014），提出需要以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推进城乡一体化（
陈锡文
，2017），城镇化进程中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汪泽波
，2016），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蔡书凯
，2014），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
相关研究主题分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逻辑，离不开历史、空间、物质水平等诸多条件的规制，同时根植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历程（ 杨发祥 、 茹婧 ，2014），需要深刻理解《决定》和《规划》，将新型城镇化放在全面实现小康和推进我国现代化大格局中思考。
近年来，全球研究涉及增长、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和人口健康等领域
。
存在正面、负面影响两类观点。正面的影响包括：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城镇化与国家的发展相互促进（Landes, 1969；Williamson, 1988）。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农村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和城市中更快生产率的变化。城镇化和正在发展中的特大城市角色有力地证明了空间聚集的效果（Burgess and Venables, 2004）。联合国城镇化研究系列报告（2011）指出一个国家和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前，必然会出现显著的人口涌入城市的情形，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正向关系
。负面的影响包括：Lewis（1977）研究指出城镇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矛盾，存在不可避免的成本；各国经验数据显示，城镇化在经济没有增长的一些国家也能出现（Fay and Opal, 2000），说明城镇化远不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另外，在2003年联合国的调查中，出现逆城市化观点，反映了人们对城市化的反思。与人口、经济和地理相关理论不同的是，Lucas（2004，2007）提出了城镇化主要通过思想和知识加速流动汇集在城市，进而影响城市发展进程的理论。世界银行则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城镇化结构转变时，需要面对制度、政治和政策方面的难题（Annez and Buckley, 2009）。
要素集聚城市生产，会产生外部性和溢出效应。相关研究包括城市化改善贫困和促进收入趋同，以及城市化加剧不平等的针锋相对结论。其中Riccardo DiCecio等（2010）利用美国州际、都市与非都市等维度数据，采用非参数动态技术，得到美国在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作用下，人们收入以及生活水平呈现出收敛趋同性的结论。David Lagakos等（2017）利用实验数据随机控制技术构建了一个研究发展中国家鼓励城乡迁移福利效应的模型，发现具有极大迁移偏好的穷人获益较大。但也存在大量不同研究，包括：Gerard Pie（1996）提出贫穷正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Martin Ravallion（2007）等在对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研究中，发现世界1/4消费贫困存在于城市；增长与城市化可以改善贫困，但是对消除城市消费贫困意义不大。联合国人居署（2016）则指出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安全环境恶化等城市新问题的挑战比20年前更加艰巨，如果对城市化不加以规划和管理，将带来灾难性影响
。
中国的城镇化推进及其溢出效应对世界经济体的城市化进程、经济活动、基础设施、人口迁移、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当前关注焦点集中在户籍、土地利用和城市绿色增长等方面，指出中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制度瓶颈。其中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障碍（Nick Wearer、 王小兵 ，2013；Vrajlal Sapovadia et al.，2013）；城镇化的推进占用大量农地，在中国无序地租竞争环境下，可产生一系列农产品供给以及环境问题（G. Fischer, 2011）；快速城镇化面对环境挑战，国家政策和治理机制影响中国城市的绿色增长（UNSD, 2003；OECD, 2013）。此外，有学者采用OECD城市绿色增长概念框架，检验中国城市绿色发展中存在的增长潜力和挑战。
一是通过统计和计算人口、土地、空间城镇化指标以及各种集聚系数来考察城镇化的水平、速度、规模和效率。包括联合国（2001）给出城镇化率计算模型并公布各经济体城镇化率的文献；基于城市经济理论，提出衡量城镇化经济聚集效应的首位度（Berry, 1971；Ades and Glaeser, 1995）、集中指数（Quigley, 2008）等，以及上述参数和聚集指标测度推进的讨论（Henderson, 2007；Hirotsugu Uchida and Andrew Nelson, 2010）；中国学者针对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等存在的统计口径问题，提出相关改进的研究（ 沈迟 ，1997； 陈彦光 ，2003； 李爱军 等，2004； 朱宇 ，2012）；等等。二是大量文献以城镇化率为因果变量，考察其对城乡收入差距（ 陈钊 、 陆鸣 ，2004）、创造就业（ 陆铭 等，2012）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世界银行 ，2009； 陆鸣 ，2013）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作用，反思城市偏向发展模式（ 李金昌 、 程开明 ，2007），探索城镇化新的动力机制（ 杨发祥 、 茹婧 ，2014； 辜胜阻 ，2016），对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张明斗 ，2013）及溢出效应（ 冒小栋 、 刘琼芳 ，2014）等开展量化研究。以数据为导向，采用协整检验、PVAR、空间计量、SBM-DDF模型、Bootstrap截断回归、面板分位数模型、非参数统计等技术，开展城镇化与环境、区域差异、就业等方面的关系和动力作用机制经验研究（ 肖功为 、 贺翀 ，2013； 蔡宁 、 丛雅静 、 吴婧文 ，2014； 周靖祥 ，2015； 陈志 ，2017； 陆铭 ，2017；等等）。
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是与中国的改革进程相关联的，作为改革的重要驱动力，新型城镇化的功能定位也是在不断优化调整的，对于这样高度复杂的问题，要合理评价其推进现状，无法使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或者某一个方面捕捉整体推进的数量化特征信息，而是需要将作为现象构成部分的不同维度合成在一起，实现对复杂性主题的测度（Mazziotta and Pareto, 2013）。
（1）国外代表性评价研究工作
国际机构和学术组织将复合指数（或称复合指标）概念和技术引入，构造和测算了一系列代表性的复合指数并定期发布测度结果，诸如联合国1990年开始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2001年开始发布的技术进步指数，达沃斯论坛2000年提出的世界竞争力指数和环境可持续指数，等等。这些复合指数的构造方法被纳入欧洲议会JRC和OECD 2004年提出的复合指标操作框架内，形成了一般范式，结果用于帮助制定政策（OECD, 2008；Mazziotta and Pareto, 2012），其作为经典经济统计工具对有效测度城镇化推进状况具有方法技术借鉴意义。与城市化主题相关的代表性指标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建立的全球城市指标机构（GCIF）构建了由城市服务、生活质量两大类20个因素组成的全球城市指标计划；经济学人智库（EIU）2011年发布“亚洲绿色城市指数”，从8个方面衡量城市绩效；联合国人居署提出“城市指标项目”，通过43个指标开发了“城市发展指数”，又提出从生产力、基础设施、生活质量、公平和社会包容、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治理6个维度测度“城市繁荣指数”。这些机构的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统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具有借鉴意义。
（2）国内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研究
国内有大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包括围绕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 张晓瑞 、 王振波 ，2012）、城镇化发展水平（ 齐红倩 、 席旭文 、 高群媛 ，2015）、新型城镇化状态（ 杨洋 、 王晨 、 章立玲 ，2015）、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 肖振宇 、 宁哲 、 张杰 ，2017）与协调水平（ 贾兴梅 、 贾伟 ，2015）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基于新型城镇化质量（ 何平 、 倪苹 ，2013； 吕丹 、 叶萌 、 杨琼 ，2014； 林挺进 、 宣超 ，2015； 王宾 、 杨琛 、 李群 ，2017； 蓝庆新 、 刘昭洁 、 彭一然 ，2017）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 熊湘辉 、 徐璋勇 ，2018）等相关概念构建评价体系的研究。从评价体系的设计看，各研究在时间区间、评价范围、评价要素、评价指标、合成过程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相关文献包括人口、经济、地理、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但没有将农业农村领域纳入评价体系。
联合国（2011）指出，城市化既然是一个过程，必然面临不同发展路径选择
，而不同路径体现出自然增长和政府干预的不同力量组合，形成不同国家城镇化的不同经验。在城镇化发展历史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征和相应的路径选择。我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又该采用何种模式发展和推进？在实践中，国内朝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已有文献研究充分体现出了相关认知，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指导借鉴价值，引发我们三点思考：
其一，城镇化道路选择与发展模式探索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主要解决贫穷落后问题。现实是，虽然存在激烈争论，但实践中，我们还是选择了经济主导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和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凭借农村改革出现的富余劳动力，通过改革开放搭上全球化快车，推进了工业化，实现了高速增长和财富积累，当然也推进了经济的城镇化。但该城镇化付出了农民利益受损，城乡、区域差距扩大，“三农”问题激化等巨大社会经济成本。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常住人口比率表示的城镇化率已接近60%，城镇化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进入发展的后半程，我国进入新时代。因此，需要基于新时代的特征，借鉴城镇化历史经验和教训，重新选择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主题需要与此对应。
其二，我国城镇化是由改革开放驱动的。一般通过某些基层地方的探索，形成改革方案，再经试点后，推广其成功经验，即针对不同领域问题，通过试验和实践，获得经验，取得突破，最终汇聚成巨大改革成果。鉴于城镇化涵盖人口、社会、经济、法律、地理及其规划建设等诸多领域，各学科的相应研究支撑了城镇化各方面的改革，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由富变强的历史任务，总结城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做出推进城镇化健康、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决策，提出《规划》。显然，新型城镇化仍然是改革驱动的，但这一改革是对原有各领域问题分散改革的系统深化，是通过系统化改革顶层设计，对顽固的体制机制障碍发起的最后攻击。其不仅要求各学科就顶层设计涉及的各领域开展相应研究，同时与系统的顶层设计改革相对应，还需要各领域交互关系的综合研究。而集成各领域信息的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恰恰是已有城镇化研究的短板。
其三，目前已有的城镇化评价研究，缺失评价应具备的系统理论基础，停留在通过城镇化的相关概念解读设计评价体系的阶段。如前文所述，因不同学科对城镇化概念存在不同理解，系统理论缺失导致出现政策把握的局部性和研究的数据偏向，难以从国家发展全局和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方面把握研究。另外，相关研究没有充分分析评价体系构成要素的交互影响和作用关系，在评价对象主体界定，指标代表性及其统计、经济意义的解释，指数估算的权重设计、合成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存在较大随意性，影响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和评价信息指导效果。
显然，我们对已有文献的研究，不仅吸收了相关研究的成果经验，充实了研究基础，而且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的目标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