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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由于受区域因素的制约和自然气候的影响，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落后于我国的内陆地区，为改善两省区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该战略的实施，两省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且有效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和升级。青海和西藏两省区位于我国的青藏高原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矿物资源，应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各自发展当地具有社会经济条件和资源基础的优势产业，通过市场引导走发展特色经济的路子，不断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以促进整个青藏高原区域经济的发展。
青藏铁路是党和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规划设计的，是全国铁路网络中一条重要的运输线路，具有集政治、经济与国防于一体的战略规划意义。青藏铁路由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起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全长1956公里，青藏铁路规划分为两期建设工程。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即西宁至格尔木段（简称“西格段”）长约815公里，于20世纪70年代开工建设，并于1984年投入运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于2001年6月29日开工建设。它由青海省格尔木市起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全长1142公里，其中新建线路1110公里。青藏铁路途经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960公里，海拔最高点为5072米，多年连续冻土地段550多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格尔木至拉萨段（简称“格拉段”）完工，标志着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全线通车。
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北部，居内陆，交通不便，与外界的沟通较少，而且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科技含量低，虽然该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优势资源没有依托与之相适应的开发模式，不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传统经济又缺乏特色，投入产出效率低，使之成为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发展经济，就要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对于如何实施西部大开发，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因此，如何发展西部地区特色经济，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青藏高原是我国经济最为落后、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但这一地区却蕴藏着我国最为丰富的自然资源。青藏铁路的开通，不仅解决了内地货物和人员“进藏难”的问题，也加强了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的经济、政治、技术和人员与全国的交流与联系。青藏高原特别是青藏铁路沿线地区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目前，青藏高原的产业发展依托本地的环境和资源，形成了青藏高原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青藏铁路沿线各重点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区位条件不同、产业发展模式不同，使得各地区发展不同产业的优劣势不同，即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因此，青海和西藏两省区可以根据本地的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在一定区域内比其他地区更具专业化、竞争力更强的产业集群。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铁路沿线的优质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对促进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图1-1 青藏铁路全线区位示意图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区域规划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明确指出重点开发区域“要充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创业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为了顺应了国家的战略意图，研究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的产业集群竞争力就十分必要而有意义。另外，在发展区域经济的时候，人们更加关注集群产业内各种产业的链接是否持久，健康。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这些特色和优势产业呈现出集群和产业链特征，因此本篇将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安全的理念注入青藏高原的特色和优势产业的发展研究中，为青藏高原可持续和更快更好的发展提供依据。
青藏铁路的开通，为青藏铁路沿线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对其资源开发，城市发展以及产业布局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青藏铁路沿线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产业经济模式，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科技落后，投资不足等原因，其优势产业并未得到全面的发展，特色经济的优势并未显现，大部分优势产业竞争力不强，青藏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在铁路开通后有较大发展，但并未形成规模，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较为落后。基于此种现状，本篇选择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如何有效利用青藏铁路的交通引领作用，并将该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特色经济发展优势，促进青海和西藏两省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尽快实现青藏高原民族地区农牧民的脱贫，以及在现有的产业发展基础上利用青藏铁路交通枢纽的强大功能转换产业发展方式、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将是本篇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研究，对区域经济内各重点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文化资源优势和主导产业优势，进而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产业特色和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不断丰富和完善特色经济理论在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的意义，加强区域内各产业间的联系，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带自身的发展进度和优势产业的发展目标进行规划和设计，并对青藏铁路沿线经济带竞争力的提升，以及重点地区可持续发展、加快产业化进程等问题进行科学的规划与评价方面做出理论性的探索，形成系统的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另外，本篇还开创性地提出产业链安全的概念，并将其与产业集群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篇以区域经济发展为主线，以产业与区域的结合为切入点，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竞争力、产业链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国家重点开发的西部地区，青藏高原是经济最为落后、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可这一地区却蕴藏着我国最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二者形成突出的矛盾。青藏铁路正式实施运营以后，如果不对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资源开发和优势产业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青藏铁路对沿线重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用会因铁路本身对沿线地区产生的生态破坏作用而弱化，并严重制约青海和西藏两省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此，本篇的研究具有如下实践意义：
从青藏铁路沿线经济带定位的整体出发，研究重点地区的资源、产业发展问题，明确各地区资源禀赋，按照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原则进行规划和设计，用区位协调发展的理念引导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的资源开发和优势产业的培育，以青藏铁路为纽带创建青藏高原特色经济发展模式。
通过研究，可以改写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多年来盲目发展的历史，使得地方政府有了制定各自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并认识到在青藏铁路沿线经济带的牵引下，各重点地区的产业发展目标应该重新确定，使重点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规划正确，基础稳定，亮点突出，吸引力强。
青藏高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农牧民的收入水平低下，难以满足农牧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族地区的稳定、繁荣。通过发展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的优势产业，带动青藏高原特色经济的发展，对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群众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民族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研究目标，我们确定的研究思路为：首先综述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协调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其次，对青藏铁路沿线重点地区优势资源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的资源保证程度，并对重点地区资源与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再次，对基于资源合理利用的优势产业进行竞争力分析和评价，重点分析优势资源—优势产业—特色经济循环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充分考虑行政区规划和区域之间的协调，提出在青藏铁路重点地区构造优势产业链和特色经济带的中长期发展对策。
区域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引起了多学科的关注。最早的区域研究当属起始于纪元前的地理学，当时的地理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区域作为其描述的对象，这种描述是研究的前提，也可看作是研究的初始阶段。区域研究的结果必然产生区域理论，其中经济学中的区位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成为区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逐步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学。一般认为，在西方国家，区域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渊源于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学和经济学。
国外学者认为优势产业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一国家或地区在资源、技术、人才、区位等方面具有比竞争对手更优越生产条件的产业或产业群体。优势产业强调资源的天然禀赋、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经济的运行状态，其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优势产业具备较低的替代成本；二是优势产业的产品差异化特征比较明显。因此，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它们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自身与市场有着天然的依附关系。进而在一定条件下，优势产业就能较其他产业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赫克歇尔—俄林（1986）主张以要素密集度为基准来选择优势产业，认为每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应利用比其他国家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或资源，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形成具有本国优势的产业结构。
罗斯托（1988）认为，在任何一个时期，一个经济系统能够具有或保持前进的冲击力，是若干个优势部门迅速扩张的结果，这些优势部门在自身扩张的同时，还对其他部门产生了影响，最终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赫希曼（1978）认为，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对其他产业会产生较强的后向关联、前向关联、旁侧关联，选择这些产业为优势产业，可以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发展后向关联度较高的最终产品产业，以此来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罗伯特·福格尔（1999）认为不同要素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丰歉不同，所以各国（地区）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从事专业化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建立比较优势，获得比较利益，从而形成优势产业。
国外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即利用本国的优势条件可以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收益，国家之间分别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分工和交换，可带来更多的财富并提高劳动生产率。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集中生产优势最大或劣势最小的产品，然后进行国际贸易，达到共赢。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指出，根据本国要素间的比例来选择要出口和进口什么样的产品，进而获取最大收益。20世纪80年代，哈佛商学院学者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竞争优势论：一国的贸易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
发展特色经济离不开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的加速演进。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佩蒂早在17世纪就第一次发现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关键原因是产业结构的不同。产业结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得到较快发展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库兹涅茨在其《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经济增长》著作中利用现代经济统计体系，对产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彻底考察。列昂惕夫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于1953年和1966年分别出版了《美国经济研究》《投入产出经济学》。罗斯托提出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认为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罗斯托的增长理论指出了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根据其增长理论，要想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充分重视不同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的选择，推进主导产业的交替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1958年，赫希曼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重点发展一些产业，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我国关于区域优势产业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已经引起了学者与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周振华博士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提出了3个优势产业选择基准：增长后劲基准、短缺替代弹性基准、瓶颈效应基准。
吴殿庭在《区域经济学》中指出区域优势选择原则有7个，分别是比较优势原则、总和效益原则、市场需求原则、技术进步原则、产业关联原则、资源有效配置原则和外贸原则。
刘松华在《以特色优势产业带动西部开发》中提出要以特色优势产业带动西部开发，分析了西部地区发展优势产业的区域有利条件，以及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指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和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同时加强法制建设是保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顺利进行的有效途径。
蒋新祺（2006）通过对长沙市的优势产业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烟草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为长沙市的优势产业。
林媛（2008）利用区位商、主成分和灰色关联等多种计量方法，结合定性分析确定出青海牧区优势产业，并提出牧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赵春艳（2010）论述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联机制，并以汽车产业为例，研究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情况。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搞”、为什么要搞、怎样搞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强有力地指导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是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分不开的。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就是中国经济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国对于特色经济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民族学家施正一教授提出了加速战略理论。加速战略是以实现民族经济超常规发展为特征的战略，它是相对于常规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状况而言的。加速战略要求在发展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有利于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多种途径，并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民族现代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深挖特色经济内涵，保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特色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受到重视则是在1997年后。1999年11月召开的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至此，揭开了西部大开发的序幕。西部大开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党中央针对西部资源丰富，而经济发展较东部地区落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实际，为中国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制定的一种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但对于特色经济的理解和发展，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孟庆红在《区域优势的经济学分析》中说：“区域经济因其区域性而不同于一般的国民经济，它是具有区域特色、反映区域性质和特点的国民经济，或者说，区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特色即是优势，从而区域经济亦是区域优势经济。”
厉以宁等认为，特色经济就是资源经济。王文长等认为，特色经济仅是比较而言，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特色经济。刘宗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特色经济，甚至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的产业选择就是特色经济。国内还有很多学者都针对特色经济的发展，在其著作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丽君等（2002）在《西部大开发与特色经济规划》一书中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切入点；徐丽华等认为通过发展特色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西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并给出了发展特色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设计；高新才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研究》中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和影响因素及其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要打好基础，扎实推进，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争取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推进重点地带开发”。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积极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在此背景下，国务院西部办组织有关单位开展了“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对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义、目标、战略思路、重点领域、地区布局和政策措施等进行深入探讨。例如，白永秀在《西部特色经济问题研究》报告中，研究了西部特色经济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西部特色经济的体系与框架，西部特色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西部特色经济应遵循的原则，西部特色经济的战略意义；从政府行为、消费者行为、市场问题、产业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等方面具体研究了西部特色经济的发展问题；从研究区域经济的角度研究西部经济发展问题。不可否认，由于特色经济是我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特殊区域内的特殊经济发展模式，而我国西部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必然要借鉴与此相关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所以特色经济与区域经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表现在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梯度理论、区域产业选择与布局理论成为二者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特色经济的定义争议较大，对特色经济的界定在我国尚无定论。
在理论上，国内外学者已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认识到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多个方面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讨论，但关于区域产业集聚的系统性、实证性的应用研究比较少。学术界在对纷繁芜杂的产业链现象进行研究时，始终缺乏一个明晰的分析框架，对于产业链安全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需要指出的是，产业链安全对产业集聚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一定的集聚效应，又能否实现产业链安全，这些都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