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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索洛（Robert M. Solow）和斯旺（Trever W. Sw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人均资本存量较少的区域，由于较高的资本收益而比经济发达区域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经济欠发达区域存在着向经济发达区域趋同（Convergence）的趋势。趋同概念的产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第一，在收入水平方面，如果经济体间的偏好和技术都相似的话，那么，它们的稳态收入水平也一样，并且一段时间之后它们都将达到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第二，在增长率方面，由于在索洛模型中，稳态时的增长率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决定，假设技术有公共品特性的话，那么，所有的区域将最终达到相同的稳态增长率（Islam, 1995）。这就是所谓的绝对趋同假说。到了90年代，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逐渐成为区域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Annekatrin, 2001）。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简称为趋同，它包括σ趋同和β趋同两大类型，其中，β趋同中又分为绝对趋同、条件趋同和俱乐部趋同（Barro R, 1991）。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趋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绝对趋同、条件趋同及σ趋同上，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俱乐部趋同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才得到了一定的关注。迄今为止，俱乐部趋同仍然是趋同研究中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Alexiadis, 2004；Carl-Johan, 2004）。
绝对趋同假说在经验性验证中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证实，因其不能解释持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献主要从要素积累的内生性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这些内生增长模型包括不同的方面，如地方化的集体学习和知识积累，阻止了社会对投资报酬递减状况的发生。通过刺激这些非报酬递减资本的积累，为经济一体化贡献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提供可能（Martin, 2001）。同样，这也使国家或区域层面上的经济体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将趋于不同的长期均衡成为可能。如果区域经济体拥有不同的基本增长参数，例如，储蓄率、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等，那么，它们将可能不会趋于一个如绝对趋同假说中的共同稳态水平（Martin, 2001），而是趋于以各自初始禀赋状况为条件的稳态水平，这即为条件趋同假说。
为了消除经济体间的异质性对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检验趋同假说所带来的影响，权威学者Barro和sala-I-Matin（1991）、Ben David（1994）、Quah（1996b）、Galor（1996）等相继提出另外一个趋同概念——俱乐部趋同。所谓俱乐部趋同，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等方面都相似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Steady State）。他们对俱乐部趋同的界定被后来的学者所普遍接受（Manfred, 2006）。如果区域之间发生了俱乐部趋同，则会形成趋同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两者之间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往往将俱乐部趋同与趋同俱乐部这两个概念相提并论。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俱乐部趋同与条件趋同都强调初始条件的相似性对区域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条件趋同假定所有区域的经济增长均趋向于同一个稳态（Carl-Johan, 2004），而俱乐部趋同的特征是趋同俱乐部内部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趋同，趋同俱乐部之间则表现出分异（Galor, 1996）。也就是说，俱乐部趋同意味着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多个稳态。这是在充分观测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概念。显然，在俱乐部内部的经济体都是同质的，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更吻合。因此，检验俱乐部内部经济体间的趋同性，即趋同俱乐部的存在性，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在区域经济体增长的过程中，增长的动力不仅源于区域生产要素的禀赋状况，而且，区域的地理位置（区位条件）、邻居区域的经济状况等都会影响该区域自身的经济增长路径。上述经典趋同文献中论及的经济增长稳态水平、平衡增长路径及趋同假说，均是建立在经济体是同质的、相互独立的假设之上的；而在现实中，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尤其是一国内部的区域和区域之间，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考察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忽视空间相互作用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Fingleton et al.，2006），并且，区域经济的增长在空间上往往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一个国家或一些区域内部，一些区域要比其他的区域增长得快些，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贫困区域追赶富裕区域，或相反，扩大收入差距。
目前，对俱乐部趋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研究上面，但时间维度的趋同俱乐部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所选择研究区域没有考虑到空间的相关性；二是所选择的趋同俱乐部没有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异质性。Sala-I-Martin（1996）、Barro（1991）、Galor（1996）、Chatterji（1992）等对时间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研究，Hobijn和Franses（2000）对渐进完全俱乐部趋同及渐进相对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研究，以及De Siano和D’Uva（2004，2006，2007）等利用上述概念对欧洲、美国部分地市及国家的研究等均存在上述问题。
区域经济的发展除受到自身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变迁的影响外，还受到来自相邻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俱乐部趋同的空间属性逐渐被发现且日益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开始寻求从空间维度探讨俱乐部趋同问题。本书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因为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区域间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地理空间上直接表现为贫穷区域和富裕区域呈连片集中分布，形成明显的、发展显著的、发展程度各异的区域组。基于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区域组是否就是由于区域空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空间趋同俱乐部？这种具有空间属性的空间趋同俱乐部是如何形成的？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是受哪些因子的影响和支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现阶段趋同问题研究特别是空间俱乐部趋同问题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避免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缺陷，覃成林、张伟丽于2009年科学界定了空间俱乐部趋同这个概念，其意思是指经济增长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似且空间上相邻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这就是所谓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相应地这组趋同的区域就共同构成了一个空间趋同俱乐部。与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相比较，空间俱乐部趋同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发生俱乐部趋同的区域不仅在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等方面相似，而且在空间分布上是相邻的；其二，除初始条件、结构特征之外，强调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对于趋同所产生的影响，将其作为导致俱乐部趋同的重要因素。显然，空间俱乐部趋同和时间维度俱乐部趋同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空间联系，强调经济体在空间上的相邻性，而后者忽略了经济体的空间属性，认为经济体在空间上是孤立的，经济体之间是完全封闭的，没有物质流动和信息交流。在研究俱乐部趋同问题时之所以要考虑经济体的空间属性，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均强调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特定区位而不是均匀分布（Fujita et al.，1999）；第二，从现实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区域，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随着时间演进和技术进步，相互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密切，这种联系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三，经验研究表明，空间相互依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Armstrong, 1995；Bernard, 1995、1996；Rey & Montouri, 1999；Baumont et al.，2003；Ying, 2003；Fingleton, 2001）。
从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概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空间俱乐部趋同并不具有遍在性，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是空间俱乐部趋同形成的前提。正是由于空间趋同俱乐部不具有遍在性，所以，笔者认为，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因子不可能是一般影响因子的作用结果，若仅受一般影响因子作用所形成的趋同俱乐部，这样的趋同俱乐部显然具有遍在性。因此，笔者推测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因子有可能是受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对于不同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在构成上及各个因子的作用强度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基于这个认识，本书拟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趋同俱乐部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空间俱乐部趋同识别、检验、影响因子筛选、检验以及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形成和演变机制。
目前，国内外关于俱乐部趋同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有关俱乐部趋同的概念、俱乐部趋同的识别及检验上面；在现有的趋同研究文献，涉及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文献为数不多，更缺乏对空间趋同俱乐部影响因子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外的一些学者仅利用人均GDP、GDP的增长率或者其他单个影响因子对空间俱乐部趋同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空间俱乐部趋同绝不是只受某一影响因子作用的结果，而是所有影响因子耦合作用的产物。因此，这种片面性的研究结果，其解释力度有限，对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和欠发达区域、贫穷区域以及衰退区域的空间趋同俱乐部无法进行分类指导，无法提供全面科学的政策性建议。
本书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初步设想以我国的地级市（市域）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于地级市的州、盟为基本单元，以我国2006年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地级市为标准，作为本项目进行实证研究的基本区域单元，研究时段初步定为1995—2013年。针对当前国内外对空间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研究的缺陷，笔者依据空间趋同俱乐部形成的初始条件、结构特征、空间特性以及中国特色构建空间趋同俱乐部影响因子框架，从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影响因子入手，探寻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空间趋同俱乐部的重要影响因子、比较重要的影响因子和一般影响因子，以及这些影响因子对该空间俱乐部趋同的作用程度，借以分析研究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形成和演进机制，其理论意义如下：
（1）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趋同俱乐部不具有遍在性，以及趋同俱乐部成员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呈集中连片这一现象，笔者认为，空间俱乐部趋同是由地方性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本书将依据空间趋同俱乐部形成的初始条件、结构特征、空间特性以及中国特色等具有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构建空间趋同俱乐部影响因子分析框架，这些研究工作有望拓展和深化对趋同俱乐部影响因子的研究，同时，也可为同类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2）现有的研究文献表明，依据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空间特性，同时针对影响因子检验的研究文献还为数不多这一事实，构建针对空间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的检验模型。本书将构建空间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双重检验模型，用以探讨空间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双重检验方法。这不仅丰富了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的检验方法，而且也可为同类研究或其他类似的研究提供检验方法上的支持。
（3）国外对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才刚刚开始，我国对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均处于对国外同类研究的“学习”“模仿”阶段，特别是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形成和演进机制的研究就更少了。针对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形成和演进机制的研究比较初步这一现实，笔者将根据空间趋同俱乐部影响因子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滞后的特性，构建空间俱乐部趋同演进机制分析模型，以空间俱乐部趋同的依赖模式、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年份成员数量变化以及不同影响因子对空间俱乐部趋同的作用程度等，揭示中国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形成和演进机制，借以对中国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分类指导。
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数都是用初始人均GDP水平来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尽管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外溢以及政策因素等对俱乐部趋同的作用，但是，忽略了市场、制度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结构变迁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俱乐部趋同中的作用，尤其是没有深入地区分这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是地方性影响还是全局性影响，所以就难以有效解释趋同俱乐部不具有遍在性这一事实。特别是，仅用区域之间的近邻性（是否相邻）或通达性（距离）来描述地理空间关系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忽视了地理环境及自然资源禀赋、交通和信息网络、行政区划体系等具有空间效应因素的作用。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的选取过于简单，这一缺陷将影响俱乐部趋同研究成果的政策参考价值。针对上述缺陷，本书将依据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初始条件、结构变迁、空间特性和中国特色等更大的范围内选取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因子，厘清其对空间俱乐部趋同所产生的是地方性影响还是全局性影响，并以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构建空间趋同俱乐部影响因子分析框架。通过构建模型，探明其重要的影响因子，可为我国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政策信息，选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特别是制定政策控制“落后区域俱乐部”（包括欠发达区域、贫困区域、衰退区域）的规模扩大，增加“富裕区域俱乐部”成员规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良性循环，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对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一事实，笔者认为，对空间俱乐部趋同研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俱乐部趋同，分为时间俱乐部趋同和空间俱乐部趋同，至于什么是俱乐部趋同，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问题角度的区别，其对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至于什么是俱乐部趋同，是俱乐部趋同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研究俱乐部趋同将无从下手。相对于俱乐部趋同，对空间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国内外的学者虽然也对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概念进行了有限地解释，但不论从研究方法出发，还是从分析问题角度出发，所给予的解释均极为有限，这给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相关研究增添了很大的困难。
空间俱乐部趋同检验的首要问题，就是对研究区域进行科学的区域分组，分组结果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空间俱乐部趋同检验结果。因此，区域分组不仅是空间俱乐部趋同识别的首要问题，也是空间俱乐部趋同检验的基础。然而，正是空间俱乐部趋同检验的基础问题，到目前却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虽然历经前人采用内生的科学分组方法，尽管该分组方法已经更加科学，但是，在对俱乐部趋同识别时，由于选用不同的分组方法所得到的分组结果不同，因此，进行空间俱乐部趋同检验可能出现不同的检验结论。所以，如何选用科学的分组方法，是本书面临的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俱乐部趋同的研究文献，多数停留在俱乐部趋同的识别和检验方面，且检验的理论相对滞后，理论基础尚不完善，虽然对俱乐部趋同检验给予了极为有限的解释，但其解释力度不够，许多方面的有限解释还不能令人信服。此外，俱乐部趋同存在多种检验方法，每种检验方法均存在其自身的优缺点和相对局限性，而且，不同的检验方法所得到的检验结果会出现很大差异。空间俱乐部趋同作为俱乐部趋同的一种类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如何构建适合空间俱乐部趋同检验方法框架，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观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对象多数集中在欧洲，但也有少数学者对美国各大洲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对我国的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了研究，还有学者开始以我国的省级、地市级地域单元为对象开展了俱乐部趋同的识别、检验等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没有对我国区域经济“集中连片”长期增长给予充分的解释，尤其是选取一些指标因子研究俱乐部趋同的文献还为数不多。因此，以何种思路构建空间俱乐部趋同影响因子分析框架，是研究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关键问题，也是笔者接下来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经过区域分组及分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判定是否存在空间俱乐部趋同，存在趋同现象的一组区域就形成了空间趋同俱乐部。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存在得到验证后，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是有哪些因素促成了空间俱乐部趋同这种结果，是单一因素还是多因素耦合的作用，在这些因素中是不是有地方因子或者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作用的结果；另外，这些因子相互作用过程如何？即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空间俱乐部趋同形成机制的解释框架，只有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空间俱乐部趋同给予了极为有限的、不能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