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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两个星期里,我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做了有关社会调查十讲。民盟中央组织这个讲座的目的,是在贮存和扩散老一辈学者致力一生所得的一些知识,免得失传,有损国家的智力资源。我虽是这个讲座的倡议人之一,但是自问论资论学都够不上格,只是主持其事的钱伟长同志一意坚持要把我列入讲员之列,实在无法推托,勉为其难,滥竽充数,自觉惭愧。我所做到的只是在相当炎热的气温下,总算没有迟到,没有缺课。至于所讲的内容,只是些平时我常讲的有关本人从事社会调查的经过和体会的话。

我在课堂上讲话的习惯是事前大体上打一个腹稿,上场后即兴发挥,缺点是不拘章法,不求面面俱到,长处是不受框框限制,使一些听众受到言外的启迪,激发自动的思考。这十讲并非例外。我只把自己过去所做过的社会调查编排个次序,从民族、农村、家庭、小城镇到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各讲一讲。讲我为什么想到做这些调查,怎样调查,又有什么体会。另有两讲是答复问题,共十讲。其中并没有多少技术性的指导,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哲理,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自白罢了。

我讲话时录了音,讲完后请听我讲的上海大学李友梅同志,根据她听讲的笔记,参照录音,整理了一个稿子。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足足花了有一个星期的紧张劳动,是很辛苦的。我在此表示我的感谢。稿子到了我手上,照例压积在我的书桌上,腾不出时间来校阅。入秋,上海大学沈关宝同志来北京,我就抓住他帮我把这份讲稿看一遍。他觉得对具体的社会调查方法讲得太少,所以把第二讲重新编写一遍,补足了我这次讲话中的一些缺漏。同样要向他表示感谢。直到冬尽春至,跨了一个新年,我才挤出时间修改了一次,错失和疏忽的地方还是不少,只能请读者多多关照了。

费孝通
1985年1月28日于北京 o0veh+1MlrMogA2iHQoAXFYscJyp4MS905YtP3a/qj0i1k4NC9HsvRDKkpqyHg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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