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曾几何时，手写的书信离我们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便捷即时的电子通信手段。在这个惜时如金的快时代，电子通信的内容越来越短，从以段和行而计的电邮到以字和词而计的短信微信，甚至简化为无字的表情符号。那些标准的、整齐的虚拟文字没有灵魂，没有温度，没有个性，只剩下冰冷坚硬的信息。可是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书信是人们跨越空间、社交传情的最常用、最重要方式，收发信件就像我们今天收发快递一样习以为常。云中谁寄锦书来？家书抵万金，一行书信千行泪……见字如面，一纸书简承载了多少人的牵挂和期盼，为多少人送去慰藉。

而那些以笔为生、以写作为业的作家们的书信除了具有交际功能外，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审美意义，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书写者鲜为公众所知的个人画像，而且让我们管窥到时代、民族等大历史广阔画卷的细部。法国作家尤善书信之道，伏尔泰、卢梭、夏多布里昂、乔治·桑、雨果、左拉等留下了搜之不尽、浩如烟海的书信。阿贝拉尔和爱洛伊丝、塞维尼夫人、乔治·桑和缪塞的往来书信更是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

尽管圣伯夫、朗松等传统传记批评方法在今天已显得不合时宜，其实书信、日记、自传等作家的自我书写是进入作家世界、开启作品之门的最便捷、最有效的钥匙，只是形式主义、文本主义、结构主义批评家们佯装对这把钥匙视而不见，弃而不用，却手持结构、解构等现代爆破工具煞费周折地破门而入。与以出版为目的、在回顾的滤镜下自带“美颜”功能的自传、回忆录相比，书信、日记这些即时的、私密的书写在写真方面深入至生活和历史的肌理，使后人透过岁月的烟尘窥探书写者心灵的脉动。

在法国作家之中，福楼拜留下的书信并不算多，但是写信的时间却很长，从只有九岁时的1830年直至1880年去世前两天，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福楼拜不把写信视为“正业”，甚至视为“负担”：“说到写信，我是写烦了。我真想在报纸上声明我再也不回任何信了：今天回了四封！昨天六封！前天也是六封！我的时间都被这种愚不可及的胡写乱写消耗了。”（1879年1月16日致外甥女卡罗琳），他在《庸见词典》中称“书信体：仅供女人使用的文体类别”，但是他从未搁置写信的笔。据专家考证和整理，在五十年中福氏与近300人有着书信往来，除了被其销毁和散佚的书信外，留下来的计有6944封，其中4505封是福氏写给他人，2439封是别人写给他的。除了少数写给杂志社的信之外，绝大部分是写给亲人、朋友、相知的秘不示人的私人信件。“七星文库”收录的福氏书信遗存计有五卷，而其整个一生中所写的小说、戏剧、习作、草稿、提纲、读书札记等所有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字也是五卷。可见，书信几乎占据了福楼拜一生所有文字的半壁江山。他的作品集与书信集堪称相辅相成：如果说作品集是成品和半成品，那么书信集则是堆满原材料的制作车间。

福楼拜的书信虽然不乏涉及七月革命、普法战争等时代、国家、宗教的诸多宏大主题和事件在他心中激起的涟漪，是一份关于十九世纪的丰富宝贵的史料，但是主要记录的是庸常琐事、家庭变故、社交往来、世态人情，以及性情心事、读书心得、成长烦恼、情话私语，更是一幅时代的风俗画面和一部心灵日记。福楼拜没有写过自传，因为他拒绝书写自己：“我的原则，是不写自己。”（1857年3月18日致勒洛阿耶·德·尚特比小姐）。但是福楼拜提供了所有的自传素材。他的“传素”被他广泛播撒于他与亲友的书信中，以至于研究者可以根据他的书信复原出他每天的所作所为。与其他法国伟大作家相比，关于福楼拜的传记最少，因为福楼拜本人已经在书信里记录了自己的一生，他人为其作传仅仅是对这些素材加工而已。

写信对于福楼拜来说不仅仅是信息和心灵的交流，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位在克鲁瓦塞离群索居、专心闭门造车的隐士大部分时间与自己进行内心独白，但是他与世隔膜并不隔绝，书信是他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渠道，他也是以书信维系着他的“朋友圈”。在福楼拜的数千封书信中，最有吸引力的当属他与一众文学友人“聊文学”（causer littérature）的文学书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坛轶事以及他与三代作家的交往：长辈级的米什莱、雨果、圣伯夫、乔治·桑、戈蒂耶等，同辈级的屠格涅夫、龚古尔、勒南、丹纳、波德莱尔，晚辈级的莫泊桑、都德、左拉、于斯曼等。

福楼拜有着矛盾的人格：内心极度敏感，外表极度冷漠。他生就一颗浪漫主义之心，却手握一支现实主义之笔。“我的人和我的志向中有某种假的东西。我天生是抒情之人，却不写诗。我想满足所爱的人，却让他们哭。”（1853年10月25日致路易丝·科莱）他与一切似乎都有一种距离感和隔膜感：与社会、与世俗、与时代、与爱情、与故事，甚至与自己。只有在书信中，他才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他针砭时弊，臧否他人，倾诉衷肠，倾吐苦水，喜怒皆形于色。“我”无处不在，无所不谈，“我”的观点、情感、感觉尽情表露，似乎只有在与友人的鸿雁传书中，只有在实际的距离中他才能消弭心理的距离，敞开心扉。书信是他畅所欲言的密室，书信的半私密半开放的特点使他敞开心扉。所有在公开场合和作品中不便说出的话都被他倾吐在了书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鉴赏方面目光如炬、孤傲自负的福楼拜：他最为崇拜的作家是荷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他欣赏的同胞作家是蒙田、拉伯雷、龙沙、伏尔泰等；在同时代作家中，他最崇拜的是雨果：“在这个世纪，只有过一位伟大诗人，那就是雨果老爹……”（1852年9月25日致路易丝·科莱），他认为司汤达的《红与黑》“写得不好，而且人物性格和意向都令人费解”（1852年11月22日致路易丝·科莱），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属于第二流”（1877年1月18日致爱德蒙·德·龚古尔），拉马丁的语言散发女气，充满“陈词滥调”（1852年4月24日致路易丝·科莱），贝朗瑞是受到大众追捧的肤浅的作家（1846年9月27日致路易丝·科莱），缪塞是充满激情却虚荣市侩的诗人（1852年7月6日致路易丝·科莱）。

福楼拜书信既记录了写作过程中的构思、喜悦、气馁、艰辛、疑惑、犹豫等心境，也有对于他人的作品的意见和点评。书信既是他的读书汇报，也是他的“工作日志”。虽然他偶有下笔如有神的瞬间：“那时，某种由衷的、极富快感的东西从我身上突然喷发出来，有如灵魂出窍。我感到心荡神驰，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思绪里，仿佛一股温热的馨香经过室内的通风窗扑面而来。”（1853年3月27日致路易丝·科莱），但是我们读到更多的是他的艰辛、蹒跚和力不从心。他时时感到下笔滞涩：“我不知道是否春天了，但是我的情绪坏到极点；我的神经像铜丝一样受到刺激，怒火中烧却不知缘何。也许是因我的小说而起。进展不顺，步履维艰。我比爬山还要累，有时真想放声大哭。写作需要超人的意志，我只是一个人。有时我觉得需要连续睡上六个月。我是以多么绝望的眼神遥望我想攀爬的那些山的顶峰啊！”（1852年4月3日致路易丝·科莱）在谈到创作《包法利夫人》时的写作状态时，他说：“自你见到我那天，我一下子写了整整二十五页（六个星期写二十五页）。这二十五页写得真艰苦呀。（……）有时，我的脑子空空的，什么词也想不起来；我潦潦草草写了满满几页，却发现我并没有写成一个句子，每到这时，我便躺到长沙发上，就这样一直在我内心厌倦的沼泽里像蠢人一般待着。”（1852年4月24日致路易丝·科莱）“《包法利夫人》像乌龟爬行一般缓慢；我不时为此绝望。从此刻到再写完六十页，即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我恐怕只好这样写下去了。一本书是怎样一部沉重而又特别复杂的建筑机器！”（1852年9月13日致路易丝·科莱）“《包法利夫人》进展不快：一个星期写了两页！！！如果可以这么说，有时真有理由气馁得死去活来！”（1853年3月27日致路易丝·科莱）关于《布瓦尔和佩库歇》：“我骨头里好像已没有骨髓，而我还像一匹拉破车的老马一样继续走着，筋疲力尽，但勇气百倍。”（1878年7月9日致伊万·屠格涅夫）

福楼拜在艺术追求上是一个如履沼泽的苦行僧，深一脚浅一脚地试图蹚出自己的艺术之路，又像一个手工艺人精心打磨手中的工艺品，修正一切瑕疵，将其精雕细琢成臻于完美的精品。他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出名不是我主要的事。这只能让最平庸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认为成功似乎是结果而不是目标。……一个人的艺术作品如果很优秀，很地道，它总会得到反响，总会有它的位置，六个月以后，六年以后——或在他身后。那又何妨！”（1852年6月26日致马克西姆·迪康）正是出于如此信念，《包法利夫人》打磨了整整五年，《圣安东尼的诱惑》被他搁置二十多年后才修改发表，他早年的习作更是被他封存。

如一句法国谚语所言，天才出于长久的耐心。此言是福楼拜写作的忠实写照。我们看不到巴尔扎克写作时那种灵感附体、灵魂出窍、心游象外、笔走龙蛇的癫狂，更多的是逆水行舟、爬坡过坎的艰辛和泣血。我们眼前仿佛浮现着深夜孤灯下来回踱步、反复揣摩推敲字句的苦吟者剪影。“我宁肯像狗一样死去，也不肯提前一秒钟写完还没有成熟的句子。”（1852年6月26日致马克西姆·迪康）当代作家让·端木松（Jean d’Ormesson）戏称福楼拜的写作是“百分之十的天才加百分之九十的汗水”。诚哉斯言！

福楼拜在其小说中以不动声色、远离故事的冷静的旁观者著称，仿佛戴着面具。这就是人们在评价其写作时所言的“无动于衷”（impassibilité）或“非个人化”（impersonnalité）特点。福楼拜本人在书信中屡次表达了这一原则：“我愿意在我这本书（指《包法利夫人》）里没有一次感情的冲动，也没有一点作者的思考。”（1852年2月8日致路易丝·科莱）“作者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宇宙中，到处存在，却无处可见。艺术是一种第二自然，这种自然的创造者应该与上帝：让人们在所有原子中、从各个方面都感到一种隐秘无穷的无动于衷。对于观众来说，这种效果应类似于惊愕。”（1852年12月9日致路易丝·科莱）“我对在纸上写下我心中的什么东西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反感。——我甚至认为，小说家‘没有权利（在任何书刊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上帝难道说过自己的意见？这说明为什么我心里有许多东西让我感到窒息，我想吐出去，却咽下了。其实，有什么必要说出来！”（1866年12月5日致乔治·桑）福楼拜几乎达到一种“无我”之境。

福楼拜在作品中最大程度地拒绝现身和发声，他在现实中也谨言慎行，从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但是沉默并非意味着没有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福楼拜是现代主义写作的先声，他的一些文学观念被后世的作家视为圭臬。但是他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未留下任何文论著作，甚至连一篇阐述文学主张的文章都没有。雨果、巴尔扎克、左拉将作品前的序言、前言作为阐述文学观的“讲坛”，在必要时也发表檄文式的文学宣言昭告天下。福楼拜从不为其作品自撰序言，也厌恶在媒体上发表批评文章。某些曾经引发了二十世纪小说革命的文学理念，诸如“作者隐身”“不下结论”“视角受限”“无动于衷”等观点都是东鳞西爪地散见于他与诸多友人的书信往来中，是在与科莱、布耶、勒普瓦特万、杜冈、乔治·桑、屠格涅夫、莫泊桑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们“聊文学”的通信过程中相互启发产生和表达的。“我急不可耐地想看到你的文学批评，因为你的批评出自一个实践家，这很重要。我的朋友圣伯夫和丹纳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对艺术、对作品本身、对文体的构成，简而言之对构成美的东西的重视不够。”（1869年2月2日致伊万·屠格涅夫）他与志同道合、观点各异的通信者的书面对话何尝不是助力其创作的“助产术”。书信是福楼拜表达其文学思考的唯一话语方式。与公开发表的学院派论文或著作相比，这些私人书简更加生动鲜活、有声有色。这也是福楼拜书信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在书信中表达的文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

周作人称福楼拜为“文艺女神的孤忠的祭司”，这个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孤忠”二字传神地点出了福楼拜在艺术面前的状态和态度：“孤”即孤独，虽然福楼拜在生活中不乏朋友，也是巴黎沙龙里的常客，但是他与时代和社会不合拍，大部分时间里像隐士一样幽居于克鲁瓦塞，是形单影只的独行者，像在沙漠中修行的圣安东尼一样：“远离不幸的唯一之策就是自闭于艺术之中，将其他一切视若无物……”（1845年5月13日致阿尔弗雷·勒普瓦特万），他追求曲高和寡、至高至美的艺术境界，颇有“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忠”即忠实，艺术是令其心怀敬畏、不敢靠近的冷美人：“就我而言，我最终会走到不敢写一行字的地步，因为我一天比一天更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知识贫乏。缪斯是一位具有青铜般坚固童贞的处女，得胆大包天才可能……”（1847年9月17日致路易丝·科莱）他对艺术的钟情终生不渝。虽然他生活中放荡不羁，不乏情人，但是他心中真正忠实的女神只有艺术：“对于艺术家来说，只有一条原则：一切为艺术作牺牲。”（1878年8月15日致莫泊桑）

对他来说，艺术就是宗教，艺术是逃避现实的平庸丑陋的避难所和精神寄托。他在冥冥中感到自己肩负着使命：“我在良心上感到我在履行我的职责，我在服从最高的天命，我在做好事，我有道理。”（1852年4月24日致路易丝·科莱）他为艺术而生，成为作家是他自小立下的不二的志向。除了写作之外，他身无长物：“我的机体是个系统，一切都不带主观成分，顺乎自然，就像白熊生活在冰上，骆驼行走在漠地。我是握笔而生的人。通过笔、由于笔、涉及笔而感受，因笔而感受更多。”（1852年1月31日致路易丝·科莱）这种使命感使他早早地选择了“躺平”的人生：“我既不贪恋财富，也不贪恋爱情、肉体，人们会惊讶于我如此规矩。我已经一去不复返地告别了实际生活。”（1845年5月13日致阿尔弗雷·勒普瓦特万）他看破红尘，远离名利，逃避婚姻，不相信爱情。

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两位因作品的“伤风败俗”曾官司缠身的难兄难弟在对艺术的理解上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视文学为语言的“炼金”，是用笔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如果说波德莱尔在生活的丑与恶中挖掘美，那么福楼拜则是在生活的鄙与俗中挖掘美。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结尾处说：“因为我从每个东西中都提取精华，/你给我的是烂泥，我将之变作黄金。”福楼拜则说：“从前大家都以为只有甘蔗产糖，如今几乎从所有的东西里都能提取糖；诗也一样。我们可以从任何东西里挖掘诗意，因为任何东西里都存在诗，到处都有诗。”（1853年3月27日致路易丝·科莱）

福楼拜追求的美更多的是形式之美，体现为文体。在艺术中，“我压倒一切的爱好仍是形式，但必须是美丽的形式，此外，再没有别的。”（1846年8月6日或7日致路易丝·科莱）。“首要的困难，对我来说，依然是风格问题，形式问题，以及由观念产生的难下定义的美。而美，照柏拉图的说法，是真的华彩。”（1857年3月18日致勒洛阿耶·德·尚特比小姐）他甚至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内容与形式、主题与风格的主从关系：“正因为如此，便不存在高尚的或低下的主题；正因为如此，几乎可以从纯艺术观点的角度确定这个公认的原则：没有任何低下或高尚的主题，因为风格只是艺术家个人独有的看待事物的方式。”（1852年1月16日致路易丝·科莱）风格不再是附属于内容的装饰或点缀，不是附着于“皮”之上的“毛”。风格就是本体，就是“皮”。“文体就是生命！是思想的血液！”（1853年9月7日致路易丝·科莱）最为著名的是他在谈到《情感教育》时所说的这段话：“我认为精彩的，我愿意写的，是一本不谈任何问题的书，一本无任何外在捆缚物的书，这书只靠文笔的内在力量支撑，犹如没有支撑物的地球悬在空中。这本书几乎没有主题，或者说，如果可能，至少它的主题几乎看不出来。最成功的作品是素材最少的作品；表达愈接近思想，文字愈胶合其上并隐没其间，作品愈精彩。我相信艺术的前途系于此道。”（1852年1月16日致路易丝·科莱）

由于福楼拜的小说过于耀眼，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已被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个底朝天，而他书信的价值相对被遮蔽。他的书信其实也是一个有待探秘和开采的“富矿”，充满思想的密度，从中可以发现许多“矿脉”。

杨国政
2021年5月29日 nKKCwAb23vfpyzUX2w95+GDkvJMxxdrL6ZWQ8BZK8S0Kjvs8tY3ALZCOSDkbbn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