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歌德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同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一起，并称为“欧洲四大文化名人”。歌德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作品，如《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维廉·麦斯特》等，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目前，国内已有几种版本的《歌德文集》面市。与此同时，还有一本书虽然不是歌德本人所撰写，在我国却也同样拥有众多的读者，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

《歌德谈话录》共分三部分，第一和第二部分于一八三六年出版，第三部分于一八四八年出版。十九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德国历史上的革命年代，由于歌德对革命采取怀疑和疏远的态度，他就成了民主激进派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爱克曼这本记述歌德谈话的书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冷遇。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的政治形势起了变化，歌德越来越受公众重视。特别是一八七一年德国统一以后，歌德更成为“奥林匹斯神”。记载这个“圣人”谈话的书也就成了“圣书”。学术界更是将这本书看做研究歌德的必读书目；有些专家甚至把这本书当做歌德自己的作品。另外，许多学者对书中记述的情景和谈话一点也不怀疑会有失真的地方，绝对相信它们的可靠性。总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绝大多数学者都把爱克曼的这本书看做是客观地、忠实地记载了歌德的谈话，是一份绝对可靠的第一手文献。但是，这样看待爱克曼的这部著作与他本人的原意是相违背的。他在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前言中指出：“歌德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显现出来的形象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就我而言，我也只能谦逊地说这是我的歌德。”爱克曼完全知道，他记载的那些情景和谈话都带有他自己的主观成分，由他塑造出来的这个歌德只是他所看到的、他所认识到的，以及他所能表现出来的歌德。尽管他也力求真实，但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客观地传达歌德说了些什么，而是要为歌德树立一座宏碑。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中的“谈话”，并不是歌德谈话的原始记录，而是经过他的筛选、整理、编排和加工以后的“谈话”。但问题是，尽管书中的歌德的“谈话”并不是歌德的原话，一些学风严谨的权威歌德专家仍然认为这些“谈话”就是歌德的原话。他们这样做绝非出于无知或草率，而是来自坚实的信念。那么，爱克曼的这本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了解一下爱克曼与歌德的关系以及爱克曼记录、加工和出版歌德谈话的过程。

爱克曼一七九二年出生在汉堡附近的农村，家境贫寒，很晚才上学读书，虽然也勉强上了大学，但没毕业就中途辍学。他从小就为生存奔波，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的性格。他谦虚自卑，但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但善于向他人学习，特别崇拜名人；爱克曼对诗歌产生了兴趣，歌德便成了他崇拜的偶像。他竭力摹仿歌德，按照歌德写诗的风格和习惯创作诗歌，一八二一年结集出版，并把这部诗集献给了歌德。歌德对他的诗集反应冷淡，但爱克曼并不气馁，他中断了在格廷根大学的学业，躲在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地方全力撰写他的《论诗·特别以歌德为证》。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并没有什么创见，但所有的观点和论据都是来自歌德的作品，这说明他不仅仔细阅读过歌德的作品，而且理解了其中的含义。一八二三年五月爱克曼将这部已经写成但尚未出版的论文集寄给了歌德，这一次真地感动了歌德的心。当爱克曼一八二三年来到魏玛时，歌德不仅接见了他，而且建议他留在魏玛，在他那里工作。从此爱克曼就与歌德合作，一直到歌德逝世。

爱克曼留在歌德身边的主要任务是编辑由歌德亲自审订的《歌德文集》。他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歌德的全部作品。此外，还直接参与了歌德晚年的全部创作。可以说，如果没有爱克曼的参与，也许《浮士德》第二部就难以在歌德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由于工作关系，爱克曼有必要经常与歌德就各种问题进行交谈。爱克曼不仅认真听歌德的谈话，而且尽可能地记在脑子里，然后写在日记里或写在信中。很早他就开始将记在脑子里的歌德的谈话整理成文，交给歌德审阅。

一八二四年英国出版了《拜伦谈话录》，与歌德朝夕相处的魏玛公国宰相米勒也准备出版他与歌德的谈话。这些外在因素促使爱克曼下定决心将他记录的歌德谈话也公之于众。爱克曼的这一计划得到了歌德同意。既然爱克曼与歌德心中都十分明白，他们之间的谈话有朝一日要面对广大读者，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和方式。尤其是歌德，他大概早已将爱克曼辑录的那些谈话看做自己的潜在作品，把同爱克曼谈话看做是向广大读者阐述自己观点的一条渠道。

一八二六年爱克曼向歌德正式提出要出版他辑录的《歌德谈话录》的请求。那时由他编辑的《歌德文集》即将出版，他建议他编的这本小册子与《歌德文集》一齐出版，而且放在前面。歌德没有同意。一八三○年爱克曼再次向歌德提出出版《歌德谈话录》，这次仍遭歌德拒绝。

爱克曼是个非常执著的人，虽然歌德不同意马上出版，但回忆、整理、编排歌德谈话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只是由于主要工作是编辑《歌德文集》，这项工作就只能放在业余进行。一八三二年歌德逝世，出版《歌德谈话录》再也没有什么外在障碍了，爱克曼在编辑歌德遗稿之余全力准备这本书，一八三六年才正式出版。全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从一八二三至一八二七年的谈话，第二部分包括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二年的谈话。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并没有用完爱克曼记下的全部材料，他要继续编第三部分。但剩下的材料又不够编一本书，于是他只好求助于他的好友梭瑞。梭瑞是来自日内瓦的自然科学家，任魏玛亲王的教师，与歌德有广泛接触。他也将他与歌德的谈话记录下来，准备出版。梭瑞这部稿子的风格与爱克曼的风格有很大不同。梭瑞并不将歌德当做偶像崇拜，对歌德的讲话也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他不像爱克曼那样，而是以客观的态度转述歌德的话，并常常加上一些自己的评论。爱克曼知道他与梭瑞之间的差别，所以他在采用他的材料时采取了与己有关的方针，不仅在从法文译成德文时常常离开原文，而且将间接引语改变成直接引语，以适应他自己的风格。尽管如此，梭瑞的部分还是难以与爱克曼自己的部分融为一体。为了让读者知道这第三部分是由两部分组成，凡是采用梭瑞的部分都加上了引号。第三部分于一八四八年出版，时间跨度仍是从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三二年。它不仅填补了第一和第二部分留下的空白，而且扩大了谈话的范围，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话题。

第三部分出版以后，爱克曼本想再出一卷，主要是关于《浮士德》第二部的谈话，可惜还没有定稿爱克曼就于一八五四年逝世，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

爱克曼是个崇敬歌德到了放弃自我程度的虔诚的追随者，他为了歌德甘愿做出最大的牺牲。正是这种出于无限敬仰而产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使他最愿意也最能够深入到歌德的内心世界，将歌德的思想当做他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融入到歌德的精神世界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在思想上相融到这种程度，那他转述另一个人的观点时，不管字面上是否与原话相符，从精神实质上不会有大的出入。这就是那些歌德专家们相信爱克曼辑录的歌德的“谈话”具有最高可靠性的根本原因。

爱克曼并不具有出众的创造力，但却具有非凡的感受力和摹仿力。他领悟到歌德诗的精髓，摹仿歌德写出来的诗简直与歌德的诗如出一辙。正是这种领悟能力和摹仿能力，使他靠回忆记下来的歌德的谈话能够符合歌德的原意，经他改写过的谈话也可以读出歌德的语气。此外，爱克曼不仅是当时惟一从头到尾读过歌德全部作品的人，而且他亲身经历或者在一定程度亲自参与了歌德最后十年的创作；对歌德的生活也有全面细致的了解。正是这些难得的客观条件，使他成为无论是对歌德其人还是他的思想与创作，对他的生活与性格，习惯与爱好都有准确深入的了解。在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里，歌德不是躲在他创作的人物和情景背后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作家，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向他人倾吐衷肠的普通人。读者直接地看到了歌德这个人，看到了他的世界以及他与世界的关系，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活生生的歌德。

不论是书中记载的谈话还是记叙的情景，都有与实际事实不符的地方。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是自己撰写的自传也很难保证所写的一切都完全符合事实。尽管书中存在着许多缺点乃至错误，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的价值。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读者读任何一本书都需要有批判的眼光和创造的态度，而这一点正好也是爱克曼所希望的。他说：“如果读者要理解一位作家，他自己就得有创造性。如果他读一本书不能有所创造，那这本书就是死的。”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歌德谈话录》中译本自一九七八年在我国出版以来，已经印行十余次，发行数十万，成为同类书中的畅销书。这除了该书本身的魅力外，与译文的质量也是密不可分的。译者朱光潜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理论素养。在翻译该书过程中，先生以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照各种版本，直接从德文翻译；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他还加了许多见解独到而精辟的注释。虽然该译本是选译，字数还不到原书的一半，但由于先生挑选精当，译文忠实而又流畅，所以深受我国读者的喜爱。现在，当我们将这本书奉献给读者之际，我们再次向朱光潜先生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