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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病因还是病理因素，痰和瘀在多种疾病的各阶段中，均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对于痰瘀的证因证治，历代医家、著作多有应用和记载，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中风病作为临床一大病症和中医学四大难症之一，其发病体质、发生、发展、转机等与痰、瘀或（和）痰瘀均有密切的相关。因体质阴阳寒热属性有别，故痰瘀临床证候、类证特点等在中风病的不同时期（包括先兆期、急性期以及恢复期后等）也呈现痰瘀类证共性下的阴阳属性等区别。在应用痰瘀类证的前提下，其治疗处方也应根据其寒热阴阳类证属性的不同而选择相应的药物。
“怪病多瘀”“怪病多痰”，由于痰瘀证不仅是临床各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又是导致很多疑难杂症、根结不化的致病因素，故历来为各家各派所重。中医痰瘀相关学说萌芽于先秦，发端于晋唐，兴盛于宋元，深化于明清，即至近代也仍不乏可观的进展。
在《内经》中，对痰瘀相关的理论和治疗已有论述。《灵枢·痈疽》中说：“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在生理上阐明了津血同源的相互关系。而《灵枢·百病始生》曰：“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即论述了痰饮与瘀血在病理上的相关性。两者说明了津液与血瘀相互影响的生理病理过程。此外，《内经》中记载的去菀陈莝法，是痰瘀同治的具体应用法则之一，仍为后世相关治法的起源，可见痰瘀相关学说在《内经》中已初见端倪。
“痰饮”“瘀血”的病名由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先提出，且将痰瘀兼化之治辨证地运用于临证。如《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中论述了九首用于治疗胸痹的方剂，其中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和瓜蒌薤白桂枝汤三方被后世医家统称为“瓜蒌薤白剂”，并成为古今用于治疗胸痹的经典名方。其中虽未明确提出“痰瘀同治”一词，然其意已蕴含于方药之中。除此之外，张仲景还创立了大黄牡丹汤、鳖甲煎丸、桂枝茯苓丸、当归贝母苦参丸、大黄甘遂汤等痰瘀同治的方剂，至今更是广泛应用于临床，尤其在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痰病的病因病机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诸病源候论·痰饮病诸候》中云：“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或冷……故云诸痰。”既表明了血瘀可以成痰，又指出痰可生百病。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王焘《外台秘要》，汇集、保存了东汉至唐代大量重要的医论、医方等内容，从中可窥见痰瘀同治之法已经被医家广泛应用。
南宋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云：“津液流润，营血之常，失常则为痰涎，咳嗽吐痰，气血已乱矣。”明确提出了津液与营血之间的联系，提出痰的产生乃气血逆乱所致。严用和在《济生方》中说“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若）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脯，结而成痰，其为病也，症状非一”，进而提出治痰“顺气为先”。两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了气、血与津液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强调气滞则血瘀，气病则饮停，血病则痰生，痰瘀必气滞的因果关系，提出治疗痰饮瘀血以调气为先的治疗大法。
朱丹溪对痰瘀证的病因病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朱丹溪临床上非常重视气血相关的理论，认为“人之所以借以为生者，血与气也”；“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痰瘀形成的原因，或因于气，或因于邪，或因于伤，寒、热、湿、痰诸邪均可导致痰瘀互结。朱丹溪从病机上首先提出了“痰夹瘀血，遂成窠囊”的观点，生理上“津血同源”，病理上“痰瘀同源”，任何病因引起的津液循行失常都可产生痰浊，痰阻血脉，脉道不利，遂成血瘀。《丹溪心法》中同时指出：“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根据朱丹溪的上述论述，后人在临床辨证论治时，要根据痰的病因、病性、病位不同，辨证求因，在治疗上根据痰邪的性质，分别应用温化寒痰、清热化痰、燥湿化痰、搜风祛痰、开结化痰、消导化痰等方法。
至明清时期，诸多医家已经普遍认识到痰浊致病的问题，尤其在痰证病机与脏腑的关系以及治疗方面有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杂证谟》云：“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肾。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指出了脾肾为生痰之源，治疗上主张治痰求本，健脾补肾。此外，关于脾肾生痰的机制，张介宾认为：“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
龚廷贤对痰病之证论述十分丰富，而对痰血互结、血从痰化者，也常常治痰而兼活血行血。如治麻木用二陈汤合桃红四物汤加白芥子，并入竹沥、姜汁同服。如治瘿瘤创制消瘤五海散以化痰软坚、破血祛瘀。此外竹沥化痰丸、沉香化滞丸等，均化痰与祛瘀并举，实为痰瘀同治之良方。
清代名医叶天士将众多疑难、缠绵久愈之疾称为络病，首先提出“久病入络”学说，认为久病入络，须考虑痰瘀互结。在治疗上，善用虫类药物，以疏经剔络，疏通沉积之气血，涤荡凝痰败瘀血；且将痰瘀同治法广泛地应用于痛证、郁病、痹证、积聚、癥瘕等多种病证。叶天士的这些论述和实践，对后世痰瘀相关学说的发展进行了补充。
清代林珮琴对朱丹溪的“痰夹瘀血，遂成窠囊”及叶天士的“久病入络”之说十分认同。林氏十分重视标本缓急，对痰瘀为病紧急之患，则大刀阔斧，专主攻逐，如治痰夹死血，随气攻注，取控涎丹加桃仁、胡椒；治痰血蒙蔽心窍之癫狂，用白金丸等。
清代唐容川所著的《血证论》中云“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瘀血流注，亦发肿胀者，乃血变成水之证”。进一步明确地提出瘀血、痰水相互胶结为害的病理机制。王孟英认为“痰饮者，本水谷之悍气”，若气滞则可致饮停，水饮留滞亦可致气阻，“气既阻痹”则血运行失常而“积以为瘀”，详细地阐述了痰、气、瘀的相互影响。
至近现代，很多医家对痰瘀证的治疗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治则方药，积累了更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张锡纯认为“痰之标在脾，痰之本源在肾”，强调辨治痰证应以调补脾肾为根本。丁甘仁对中风病与痰瘀的关系，有着全面深刻的论述，认为中风病的主要病因病机是因痰浊痹阻清窍、络脉不通，在中风病的治疗上要注重豁痰醒神，活血通络。冉雪峰认为胸痹心痛，辨证多为“痰热内阻，夹有瘀血”。现代国医大师及各大名家对痰瘀理论均有深刻的认识，并在临床各科中有丰富的应用经验，进一步拓展了痰瘀理论及实践的临床应用。周仲瑛十分重视痰瘀同病，认为在病变过程中痰、瘀常互为因果，致痰瘀互结，形成恶性循环；从而诊治疑难病，每从“怪症多痰，久病多瘀”着手，特别重视痰瘀同治。邓铁涛就提出了本虚标实、由痰致瘀、痰瘀相关的病机，认为痰是瘀的初级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朱良春则认为怪病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在治疗神经精神疾患时，主要抓住痰、瘀两端，提出“治痰要治血，血活则痰化”的观点。
总之，痰瘀学说的理论源于《内经》，形成于《伤寒杂病论》，分岭于金元时期，成熟于明清两代，其中病因学的认识是其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对痰瘀理论的病因病机学说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在临床各科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各方面的认识逐步趋于统一和完善。
近现代医家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有诸多认识，但其共识的病理因素为风、火、痰、瘀、虚，痰、瘀两大致病因素导致的痰瘀互结是大部分医家及临床工作者所认可的，也是主要病机关键即核心病机，而发病仍取决于人体正气的虚衰。脑出血急性期后，在病机演变过程中，随着正气的盛衰、邪气的消长以及各种治疗等的影响，其病情可出现多种转归，或由深出浅，或由轻渐重。其中病情加重者，病机多为风邪横逆，凝津成痰，血滞为瘀。此时不仅痰瘀不化，且又易生新的痰瘀，每每互相胶结、阻遏气血，变生诸症。因此，痰瘀互阻是脑出血急性期的主要病机。
痰，中医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痰是指肺部渗出物和呼吸道的分泌物，或咳嗽而出，或恶心呕吐而出；广义的痰是指由于机体气机郁滞或阳气衰微，或情志失常导致津液不能正常运化，使水液停聚而缓慢形成，包括痰、饮、水、湿四种形态，是津液代谢异常、水湿停聚、津液不归正化的病理产物。痰的描述，最早见于《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膈上病痰，满喘咳吐。”痰饮合称，张仲景将痰列为四饮证之一。李中梓的《医宗必读·痰饮》明确提出“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并详述痰病的形成和临床表现。隋唐至宋代，开始将痰独立病证为“痰证”。至清代，对于痰的理论进一步深入，“百病多由痰作祟”“痰生百病”已成为众多医家之共识。
中风之病，多先有伏痰存在。古人每谓“肥人多中风”，肥人之所以多中风，多谓由于其素质气虚而多痰。然而，当今临床瘦人中风者，亦屡见不鲜。此等中风之人，亦往往有痰。因为中风之病，多以中年之后而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古代医家亦谓“年逾四旬，气衰之际”而“多有此疾”。因为年逾四旬之人，脏腑气血渐渐衰弱，元气逐渐不足，每致痰浊内生。如肺主布津液，肺气虚弱则水津通调输布失常，而停聚成痰；脾主运化水液，脾气虚弱，中阳不振，运化不力，则水湿不行，可化为痰；或久嗜酒肉肥甘多湿之品，则湿聚不化，也可化成痰；肾主蒸化水液，肾阳不足则蒸化无力，水气不化也可聚而上泛，演变为痰；或由于肾阴不足，或肝肾阴虚，而阴虚生热，或肝郁化火，火热上炎，火热不仅可以生风、伤阴动血，而且可炼熬津液而至生痰的病变，等等。《丹溪心法》指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其在肺者可随咳嗽而咯出；其阻塞喉间气道，则见痰声辘辘；在胃者，可随呕吐而出；在肠者，可因药物攻下随大便而排出；在某些肌体浅表部位者，可因局部有肿块硬结而扪及，这种痰有形可见而易知。然而其在脑髓脉络或其他深在部位者，则伏而不见，并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不显现痰的证候，故可称之为伏痰。而与中风关系比较直接的，乃潜伏于脑髓脉络之伏痰，这种痰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在某种因素的激发下，即可构成中风证候。
中风病发多因平素脏腑气血亏虚，或阴阳失去平衡，加上某些诱因而发，致风、火、痰、虚、瘀等因素有侧重地交错为患，而形成中风各证。然单纯风、火或虚，虽可致昏仆，但尚难构成比较持续性的半身不遂各证，持续性的半身不遂诸证的形成，尚需痰或瘀等有形物质因素参与病理过程，才能形成。有如风火相煽成风阳牵动伏痰，窜扰神明，蒙蔽清窍，则神志不清，流窜脉络，闭阻脉道，则肢体瘫痪、口眼歪斜等，故痰为重要因素之一。
当今之中风，乃以突然昏仆不省人事，或口眼歪斜、语言不利、半身不遂为主症，以证候立病名。病人卒中暴厥神志不清，多见有呕吐痰涎或喉间有痰声，其有痰显见。《证治要诀》云：“中风之证，卒然晕倒，昏不知人……皆痰也。”《景岳全书》云：“此正时人所谓卒倒暴仆之中风，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风。”一般来说，病情愈重，或不省人事时间愈长，其喉间痰鸣等可见之痰证愈多，但这种阻塞喉间气道之痰，多属新生之痰，为病之标；而蒙蔽清窍或闭阻脉络之痰多属伏痰被引动而作，这种伏痰所致之痰证，可加重气血运行障碍，从而又可促进新生之痰的产生，甚至造成恶性循环。但临床更多的中风病者，只有短暂的不同程度的眩晕作闷，随后呈现持续的语言不利、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而无昏仆不省人事，无呕吐痰涎，无喉间痰鸣，此等中风貌似无痰，但从其素质、发病年龄、病机皆可责之为有痰，况且临床所见。这类病者往往有痰的其他辅证存在：如舌苔厚腻，或舌边有齿印，脉象弦滑，或眩晕作闷，或有脾虚失运的其他病症存在，或平素嗜好膏粱厚味，等等。故《丹溪心法》云：“半身不遂，大率多痰。”明代陈文治在《诸证提纲》中亦指出：“若左瘫右痪，乃气血虚而痰邪流注也。”所以不论有无昏仆，有无痰声，其有痰者仍占多数。
瘀的含义最为广泛，东汉许慎即指出“瘀，积血也”，泛指血液运行不畅、停滞不行、留着瘀积于局部的病变特点。不仅包括血液病变，还涉及血管病变，以及各种病理产物的综合性病变。瘀包括血瘀和瘀血，血瘀指的是血液循行迟缓、血流不畅及局部不通的一种状态；瘀血则是指导致疾病产生的一种病理产物。《诸病源候论·落床损瘀候》指出：“血之在身，随气而行，常无停积。若因堕落损伤，即血行失度，随伤损之处即停积。若流入腹内，亦积聚不散，皆成瘀血。”这指出了外伤导致的血行不畅而形成瘀血。但是，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两者又常相互影响互为病因。两者都是人体内血液运行不畅和离经之血着而不去的病理产物。
中风病多发生于中老年人，在气血内虚、脏腑阴阳偏盛的基础上，遇有劳倦内伤、忧思恼怒、嗜食厚味、烟酒等诱因，进而引起脏腑阴阳气血错乱，直冲犯脑，痹阻脑脉，或血溢脉外，形成清窍失宣而见神昏、口舌歪斜、不语或言语謇涩、偏身麻木不遂诸候。其具体发病为在气血内虚、脏腑阴阳偏盛的基础上，如情绪过急、用力过猛，从而引起“身中阳气之变动”，阴阳错乱，失去平衡而出现气血逆乱，“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血菀于上”的病理变化，气血上逆，脑脉血液盛极，充而再充，致迫血妄行；或气不摄血而见络破血溢，瘀积脑髓，形成出血中风之证候；而缺血中风，本已气血内虚，又积损正衰，或他病缠身致气虚气滞，血行无力或脉道不畅，致气滞血瘀，气虚血瘀导致脑脉瘀滞不通而见诸症。至于混合性中风，在活动状态下起病者，多为阳气上逆，血之与气并走于上，血随气逆，直冲犯脑，致“满脉去形”血溢脉外之出血中风之候；并由于中风病发随即因情志之抑郁而气滞血瘀，或由于血溢脉外致脑脉周流不畅，产生新的瘀证而相继出现缺血中风之候。血气上逆或未致“满脉去形”之境，却由于气血逆上而血瘀于上，脑脉充盈而郁积不散，气结血凝，脑脉痹阻，出现缺血中风之候；随之因中风病发而惊恐，情志变动，加重气血之搏击，从而相继出现出血中风之候。同时，由于平素脑脉中痰瘀郁积内蕴和滞阻脉络程度之差异，以及各脑脉间受上逆之气搏击程度的不同，因而在同一次气血上逆过程中，便可同时有出血与缺血之可能。在安静状态下起病者，多为气虚而不能统血或气滞而血瘀，脉络痹阻，出现缺血中风；然瘀又可致出血，瘀血阻塞脉络，壅塞气道使血不循经而外溢脉外，致出血中风；或缺血中风病发后，由于情志变化，激发身中之阳气变动，引发气血上逆，直冲犯脑，相继出现出血中风。
对于中风的发病机制在于气血病变的认识，《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当时已认识到血气的异常变化导致中风的发生，尚无对瘀血中风的明确论述。到了宋、金、元、明时期，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一些医家对中风病机提出了创新认识。如刘河间明确提出中风的病机：“人卒中则气血不通，而偏枯也。”此包含了对血瘀在中风发病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丹溪心法·中风》曰：“中风……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属死血瘀血，在右属痰有热，并气虚。”明确了血瘀在中风病发病中的这一要素，把它们视为导致中风的两种独立因素。
至清代王清任即对中风病以“元气亏损，瘀血阻滞”立论，创补阳还五汤，可以说是对中风病的瘀血理论及活血化瘀法治疗中风之经典方论，自此逐渐发展形成了活血化瘀学术流派。随着西学东渐，近代医家张锡纯、张伯龙、张山雷等人均不同程度地丰富、论证和发展了血瘀和出血中风发病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根据微观辨证和中医理论，认为脑出血即出血中风，亦属中医“血证”范畴，病机上“离经之血便是瘀”，瘀血阻滞是出血中风急性期最基本的病机，是治疗的关键所在。2011年，基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专题的《脑出血中医诊疗指南》发表，指出“瘀证”贯穿于脑出血的始终，而各分型的治法中，虽未明列“活血化瘀”等相关词条，但在方药应用及加减中大多使用了活血化瘀之类，并选择了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中成药注射剂，也是对“瘀证”贯穿于脑出血始终的呼应。
痰瘀理论学说源于中医学的津血同源理论，痰和瘀是两种不同物质和致病因素，痰是人体津液不化或水液代谢失常而形成的病理产物，瘀是人体血行不畅、污秽之血或离经之血着而不去的病理表现。但刘茂才认为，“痰瘀同源”“痰瘀同病”“痰瘀互患”古有渊源，且有实际的临床意义。前已论述瘀、痰在中风发病中的机理，其实，痰瘀共患，在中风的发病始终存在，二者可共患，亦可转化，由瘀转化为痰，即瘀血转化为痰水；而痰转化为瘀，即痰阻而致血瘀，终致痰瘀互阻，脑髓脉络不通畅之病变。故《明医杂著》指出“所以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诸症，以血虚、死血、痰饮为言”，“此血病、痰病为本”，“用血药而无行痰、开经络、达肌表之药以佐之，血药属阴，性颇凝滞，焉能流通经络、驱逐病邪以成功也”。《血证论》记载：“古称妇人错经而肿者，为水化为血。”津液代谢紊乱，痰浊内生，而阻滞经络气血，此谓因痰致瘀。巢元方有云：“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血行不畅，阻滞脉络，致气机不利，无权推动津液正常运化，郁而生痰，此谓因瘀致痰。
中风的病位在脑，与肝、心、脾、肾等有关，痰瘀是中风发病的基础。脏腑功能失常，或感受外邪，致内生痰瘀，阻塞脑脉，而发中风。平日喜食肥甘，伤及脾胃，运化失职，则内生痰浊，痰阻血瘀；或情志不疏，肝郁气滞，气升降出入不畅，则津液、血脉不通，滞而不行，化为痰瘀；或肝阳上亢，化风化火，阳盛则热，炼灼津血，生痰致瘀；或年老体虚，内伤劳倦，气血虚弱，津液耗损，气血津液不足，痰瘀内生。因此，痰瘀是中风的主要致病因素，中风已发，又可复生痰浊，痰瘀始终贯穿于中风的整个病程。
脑部血管阻塞或破裂出血，导致脑血液循环障碍，不论是局部还是全脑，不论是出血还是梗死，基本病理变化都是脑组织的缺氧和缺血。这种缺氧和缺血，急性期必然产生局部或全部的组织水肿，甚至导致颅内压增高，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痰瘀交结之佐证，是关键所在。脑出血之脑脉破裂，血溢于脉外而蓄积于脑髓脉络清窍之间，势必壅塞气道，痹阻脉络，此亦必然产生新的瘀证。正如《秦氏同门集》云：“苟一旦血液不循常经，势必凝结成瘀，以阻其余血液之流动。”《血证论》亦云：“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混合性中风病发，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之外，致清阳之气不得舒展，气血不得流通，津液气血不循常道，津血渗泄为痰为饮（脑水肿）。正如《景岳全书》指出：“而津凝血败，皆化为痰耳。”所以痰瘀互结是中风病发后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关键所在。
刘茂才等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指出，痰、瘀单独致病者较少，临床上往往以痰浊、血瘀互为病因，相互转化，协同致病。因此，在中风临床中每将祛瘀涤痰通络作为中风治则之一。
八纲辨证，即是辨病证之阴阳、寒热、虚实、表里。我们在辨识出血中风时，常以八纲辨证为原则，辨痰瘀的性质以指导治疗。刘茂才认为，阴阳乃八纲辨证之总纲，其余六纲都可囊括于阴阳之中。所以刘茂才常说，凡治病必先分阴阳，疾病的病因、病变性质、临床表现等，都可归于阴或阳的范畴。正如张景岳有云：“凡治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这指出阴阳辨证是辨证论治的基本。
通常意义下，寒属阴，热属阳，虚属阴，实属阳，里属阴，表属阳。疾病的病因、证候往往错综复杂，临床表现各异，阴阳辨证时不可拘泥于简单意义的寒热、虚实、表里的笼统概念，在辨证和辨病时应取其侧重点。疾病的阴阳属性最早应在其寒热变化中体现，因此辨证辨病时应首察病候之寒热，有热或将有化热之象者属阳，无热及无化热之象者属阴，此即为“寒者为阴，热者为阳”之谓。痰瘀既是出血中风的致病因素，又为其病理产物。在临床上治疗出血中风时，由于病人体质以及致病因素的不同，痰瘀常可出现寒热的转化，因此在防治出血中风时，以有无痰瘀证候的热化或寒化来辨别病变的阴阳属性。
痰瘀即成，或劳伤久病，素体虚衰，气血津液倶衰；或内有积热，暗耗津血；或有顽痰积瘀，久而化火，耗伤津液；或肝阳偏亢，动风化火，气阴两伤；或痰瘀已成，初有伤阴耗气之象；以上诸证可致气虚、阴虚或血虚等证。《证治准绳》有言：“若夫饮食劳倦，为内伤元气，此则真阳下陷，内生虚热……内伤真阴，阴血既伤，则阳气偏胜，而变为火矣。”《明医杂著》则谓：“阴血虚，阳无所依，而浮散于外，故多发热。”在痰浊的基础上，兼有气血津液亏虚，虚而生热，则进一步出现痰瘀的热化甚至火化，此为痰瘀之阳证。临床表现除偏身运动障碍，肢体感觉异常，神志昏蒙，言语不利或失语，口舌歪斜等主症外，还可表现出气虚、血虚证候，如面色苍白、气短无力、自汗出，或表现出阴虚证候，如手足心热、咽干口燥、舌红少苔，或表现为阳亢化热化风证候，如烦躁易怒、肢体强急、口中痰多而黏，或表现为痰瘀化火证候，如神志昏迷、呼吸气粗、痰或痰多、腹胀便干便秘。总之，痰瘀阳类证者，病性属“热”，临床表现以热象为主，除舌脉以外，其具有代表性临床表现为大便干或大便几日未解。
在体内痰浊即成的病理基础上，或久病脾胃虚弱，使脾之运化及胃之受纳功能受损，则水谷精微不能正常被人体吸收。正常情况下，食物经过胃肠道腐熟后，其营养物质即水谷精微被小肠所吸收，食物残渣和部分水液通过大肠和膀胱排出体外，这就是脾胃的分清泌浊功能。脾胃虚弱，失于运化，则清浊不分，水谷精微不能被机体吸收而上归于脾，水液不下而化为湿。或痰瘀已成，复受寒湿之邪，则痰瘀趋于湿化、寒化。或痰瘀初成，而尚未见痰瘀化热化火之象。以上皆为痰瘀之阴类证。临床表现除中风病以上主症外，还可表现出寒湿证候如神志昏蒙、喉中痰鸣、全身湿冷、二便自遗，或表现为痰瘀初起未见化热之象证候如口中痰多、黏而不易咳出、舌质淡暗、舌苔薄白或白腻、脉象弦滑。痰瘀阴类证者，病性属“寒湿”，临床表现以痰湿为主，而无热象，其具有代表性的临床表现为大便溏泻、大便软或大便量多。
1.中风先兆期：中风先兆的病证论述可散见于各古医集，早在《素问·调经论》中即有记载：“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肢不用，血气未并，五脏安定，肌肉蠕动，命曰微风。”金代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也提到：“故中风者，俱有先兆之证。凡人如初觉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动者，三年内必有大风之至。”元代罗天益《卫生宝鉴》谓：“凡人初觉大指次指麻木不仁或不用者，三年内必有中风之疾也。”《症因脉治》曰：“一年半载，又复举发，三四发作，其病渐重。”《景岳全书·杂证谟·眩运》曰：“至于中年之外，多见眩仆卒倒等证，亦人所常有之事……卒倒而不醒者，人必谓之中风中痰。不知忽止者，以气血未败，故旋见而旋止，即小中风也。”以上种种描述，提出了中风先兆证部分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及病名等。而较为详尽的论述，则见于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中风》，其曰：“又有小中，小中者何？其风之中人，不至如脏腑血脉之甚，止及手足者是也。”《杂病源流犀烛》又云：“若风病既愈，而根株未能悉拔，隔一二年，或数年，必再发，发则必加重。”这些论述不仅描述了中风先兆的病证特点，同时说明了中风先兆证是中风的信号，指明了中风先兆证的预后。
中风病的发病与年龄、体质、饮食、情志劳逸、遗传等因素有关，上述因素相互作用导致阴阳气血失调，气血运行一过性逆乱，正虚与火、风、痰、瘀相互夹杂为患，风动夹痰浊、瘀血上扰清窍，脑络运行障碍，甚则横窜经遂，表现为眩晕欲仆、肢麻、偏身瘫软等症状。此时人体的正气充旺尚可抗邪，机体功能尚能恢复，故在临床上表现为中风先兆证的症状。如果病因不除，脏腑功能紊乱至极，风动持续，风夹痰浊、瘀血愈来愈重，则可上蒙清窍，横窜经遂，邪气久留不去，则发为中风。
2.中风病急性期：中风病多起病急骤，来势凶险；病因病机复杂，病程漫长，疾病的整个发展过程可以根据病程长短分为急性期、恢复期、后遗症期三期。急性期多为发病前2周，而病情严重者可以延长至1月，其间病症多发展迅速，起病的前3～5天可见症状逐渐加重，此期的病机以标实为主，风、火、痰、瘀错综复杂，乘阳明脉络空虚侵袭而入，表现为猝然昏仆，肢体偏枯，口舌歪斜。若邪气亢盛，闭阻神窍，发为昏不知人，双侧瞳孔大小不等，项强或抽搐，呃逆频繁等，辨证属中脏腑之证，病情危重，若不及时抢救往往会出现生命危险。临证治疗时，刘茂才强调需与辨证施治相结合，根据患者的主要症状表现及体征，审清标本缓急，而采用相应的救治原则。
首先，从出血中风发病的因素看，老年人气血亏虚正气不足，为中风病的发病打下了基础。七情之肝郁化火，炼津成痰，饮食不节，痰热内生，若中虚生痰再有外邪相加就可以造成气血逆乱，阴阳不相维系而发中风，可见其主要病理基础是年老体虚及痰瘀阻滞。
其次，从发病年龄和体质看，中风多在中年以后而发病，究其原因不外乎年老所致脏腑气血衰败，容易生痰生瘀；或由肝肾阴虚、精血不足，导致肝阳亢盛、肝风内动；这两方面因素相加，在外界诱因作用下气血逆乱而中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现代社会中营养过剩的“肥贵人”越来越多。临床观察也发现中风病患者以体质肥胖者多见，原因是平素饮食不节，多食肥甘厚腻而致使脾胃运化失司，水液停聚为痰。痰既是病理产物又是新的病因，可以使经络阻滞，血行不畅，筋骨肌肉失养，故发生半身偏枯诸候。
最后，从痰、瘀相互作用看，痰本于津，瘀本于血，津血在生理上同源，痰瘀在病理上相关，两者常相互转化，相兼为病。痰浊产生后可以上蒙清窍而发失语、神志不清等症，也可阻塞经络而导致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瘀血既是病理产物也是新的病因，瘀血阻络，导致经脉痹阻，同时又可妨害新血生成使机体失去濡养。津血同源可以濡养机体，而当津液化为痰，血液化为瘀，又可相互转化，痰瘀同源，痰浊凝结可致瘀血，瘀血停留气机不畅可生痰湿，使经脉痹阻，筋失所养而发病。
可见痰和瘀是中风病贯穿始终的致病因素，其急性期病机转化决定于病理产物等邪气与人体正气的消长，正气内虚，无力抗邪，痰瘀等实邪交互作用，鼓荡气血，逆气上冲，血随气涌，上犯于脑，堵塞神明出入之路，造成神机受损，神气伏匿不出而为患。急性期中风患者以标实为主，对于痰饮瘀血所致病机，应用涤痰祛瘀是至关重要的。
3.中风病恢复期及后遗症期：中风恢复期为发病2周，或1个月后到半年内，其主要病机为虚实夹杂，气血亏虚为本虚之要，痰瘀阻络乃标实的关键。该类患者病机主要以本虚为主，兼以标实。所谓本虚，即元气耗损，气血不足，肝肾阴精亏虚。气血不足，肝肾阴精亏虚则脑脉失养，髓海空虚，肢体功能活动障碍。脑髓之盈虚，与肢体功能、耳目聪明及一切精神活动有关。《素问·灵兰秘典论》：“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肾生骨髓。”《灵枢·海论》：“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素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肝血不足，筋脉失养则肢体动作笨拙，活动不灵，甚则筋挛拘急。所谓标实，即痰浊、瘀血阻滞脑窍脉络，而痰浊瘀血又为正气亏虚所致，“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运血无力，血流不畅而成瘀，水液不化而成痰。因此，根据“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治疗原则，又根据“肾主骨，生髓，诸髓皆属于脑”的理论，结合当今中风之病，其病在脑，瘫痪诸证为痰瘀痹阻脑脉所致。出血中风恢复期的治疗，在活血、化痰治标实之证方面，应根据个体体质的不同，予以对应的扶正补虚治疗。
中风病后遗症期是指经过急性期的危急重症，病情逐渐趋于平稳，患者意识逐渐恢复，神智渐清，痰火渐平，尚可进食，但仍伴有半身不遂、活动不利、口眼歪斜、言语失调等遗留症状。其病变过程为气顺痰消、瘀去新生，但遗留症状的关键问题是仍有痰瘀留于脉络之中，阻滞气血流通。因此，此阶段必须重视活血化痰，同时还需注意久瘀必虚、久痰必滞的原理，结合补益气血、滋养肝肾、调和脾胃的方法，这样才有助于机体恢复至阴阳平和的状态。
痰瘀在中风病中的重要因素和发病作用，受到现代大多脑病专家的重视和认同。王永炎院士认为：痰瘀二证贯穿中风病的整个过程，痰瘀互阻是中风急症的主要病机。他进一步结合西医学对中风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毒损脑络”学说，认为中风发病是由于毒邪损伤脑络，脉络破损，血液瘀阻，或脉络拘挛疾闭，气血渗漏失常，导致脑神失养，神机失用，神明失主，形成神昏厥闭、半身不遂的状态。大量的临床资料表明，痰证、瘀证在中风发病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风病急性期的主要病因病机之一。“中风病证候学与临床诊断的研究”科研协作组通过1085例中风病患者的研究资料表明，痰瘀二证几乎贯穿整个病程，始终占有很高的比例和动态证候的符合率（痰证89.24%，瘀证84.48%），成为中风病机的主线；痰湿证在发病3天后其均值和发生率均占第1位，认为痰湿是中风病急性期的主要病因病机，痰湿证候贯穿整个急性期，是辨证论治的关键；而血瘀证是中风病的基本证候之一，病程对血瘀证的影响不如其他证候明显。我们早期221例中风病（出血中风67例，缺血中风154例）证候研究显示，当中风诸证组合时，痰、瘀证是最基本的证候，认为在中风急性期辨证上应设置痰瘀互结证等类证。中风病发生，乃因痰瘀互结，蕴久化热，热极则化火生风，风火相煽，则耗伤气血，造成气血逆乱，或阻滞脉络，气血运行受阻；或损伤脑脉，血溢脉外，而成中风。我们在中风病各期证候分析中发现，1418例中风病（其中出血中风455例，中脏腑221例、中经络234例，急性期321例，恢复期120例，后遗症期14例）中，痰瘀贯穿疾病（急性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始终；急性期血瘀证537例（73.9%），痰证514例（70.7%），痰瘀并见483例（66.4%）；恢复期血瘀证343例（82.7%），痰证323例（77.8%），痰瘀并见285例（68.7%）；后遗症期血瘀证205例（74.3%），痰证178例（64.5%），痰瘀并见169例（61.2%）。由此可见，血瘀证和痰证在中风患者证候分布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脑出血的两大主要病理因素；瘀血证和痰证常相兼为患，痰瘀互结是脑出血的基本病机，并贯穿疾病的始终，脑出血的治疗应重视痰瘀同治，可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因此，气血失调、痰瘀为患是脑出血的主要矛盾之一，是病机关键所在，痰瘀共患是脑出血的常见病机及证候。痰、瘀在中风病的基础、发生、发展、后遗阶段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风病的各个阶段的治疗，均需要重视痰瘀之治。
脑出血的发生及病机转变，均与痰瘀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阶段也有着主次轻重的不同表现，在痰瘀类证及其痰瘀同治的指导下，各阶段均重视治痰、治瘀和痰瘀同治，进行针对性立法及处方。
中风治痰，虽有所论，但历来对于卒中见昏仆、不省人事、痰声辘辘提及冶痰者多，而对无明显痰声，尤其是对于卒中之后遗留半身不遂等症重视治痰者少，更有《景岳全书》谓“凡形证已定而痰气不甚，则万勿治痰”，治痰与否，使人狐疑不决。中风昏仆不省人事、痰声辘辘，固然要治痰，无明显痰声，或遗留之半身不遂诸证，亦同样要重视治痰。《景岳全书》谓：“此所以痰必因病而生，非病之因痰而致也。故《内经》之不言痰者，正以痰非病之本，乃病之标耳。”诚然，痰必因病而生，然痰又是致病因素之一。痰是一种病理产物，由外感或内伤作用于机体，致使脏腑气血等功能失常而影响津液的正常敷布而产生。但痰产生之后，可随气流行，外而筋骨，内而脏腑，上下左右无处不到，影响机体脏腑气机的升降和气血的运行，又总是作为一种致病因素与原始病因或其他因素共同参与机体病理过程，而形成各种各样痰的病变。有如痰迷心窍而神志不清，痰浊中阻而眩晕呕吐，闭阻清窍脑络而语言不利、肢体瘫痪等，此等证候之痰，乃作为致病因素之一而参与病理过程。古人见有中风先兆之证，便告诫屏除膏粱厚味，时服搜风顺气涤痰之品，以防中风暴病，显然把痰作为一个中风的致病因素来看待。
对于出血中风患者，有痰除痰，无痰防止内痰的形成。从病者的素质与发病年龄看，出血中风之病，多先有伏痰存在，出血中风之脑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缺氧和缺血，产生脑水肿，甚或颅内高压，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痰瘀交结之佐证。出血中风中脏腑闭证病发，血溢脑脉之外，致清阳之气不得舒展，气血不得流通，津液气血不循常道，津血渗泄为痰为饮（脑水肿）。正如《景岳全书》指出：“何痰之有？惟是元阳亏损，神机耗败，则水中无气，而津凝血败，皆化为痰耳。”痰阻气道与痰阻脉络之治法不同，治痰之法，治标治本，可视病情而定。痰阻气道，喉间痰鸣，可降气除痰，以治其标；若久而不愈，或体质素虚，则可针对其生痰之因而治其本，抑或标本兼治。但痰阻脉络而闭塞脉道者，需直攻其痰，脉道始得畅通，气血才能流通，半身不遂才能得到恢复。这有如瘀血闭阻脉道，其瘀不去，脉道不通一样，此乃“闭者决之”之意。其体质虚弱者可加扶正之品，但闭阻脉道之痰必须攻之、疏导之。有如《明医杂著》指出：“若中风偏枯麻木证之痰，必用南星、半夏也。”
出血中风急性期治疗的关键在于能解除血肿对周围组织的压迫效应，缓和以致消除血肿周围的不能代偿的组织水肿，改善神经组织的缺血、缺氧及坏死状况。活血化瘀是祛除瘀血流通血脉的方法，可改善血液循环，有止血和促进溢血的吸收，消肿、消炎，改善神经营养的作用等。脑出血之证，所溢于脉外之血，已不能复返故道，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气血郁滞（脑组织之充血、水肿等），须通过祛瘀活血加之疏导，使其消散与吸收，从而使脑脉流通，清阳之气舒展，达到祛瘀生新的目的。唐宗川指出：“既有瘀血，便有瘀血之证。”部分活血化瘀药物具有活血止血双向调节作用，而大多脑出血并非由于出凝血机制障碍所致。脑出血病发后，只要上逆之气复返，气复平顺而不上逆，并无明显出血倾向，就可以即时用活血化瘀治疗，以促进脑的血液循环，恢复各项功能，提高疗效。急性脑出血用活血化瘀治疗，在医学界一直担心会加重出血，或引起再出血，而心有余悸，因而往往将脑出血作为活血化瘀的禁区。近十多年来，运用活血化瘀治疗急性脑出血，从临床疗效、各项理化检查，乃至动物实验疗效机制的探讨等各方面资料看，初步显示了活血化瘀治疗急性脑出血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脑出血急性期，痰瘀为患、痰瘀互阻清窍的主要病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脑出血用活血化瘀的禁区正在被突破，活血化瘀疗法正在成为脑出血新的有效治疗措施。研究表明，活血化瘀可抗脑水肿、加速血肿吸收，对保护脑组织、恢复神经功能有积极作用，我们在“毛冬青甲素治疗高血压急性脑出血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多数临床报道也比较满意，但是对较大量的脑出血该治法方药目前尚不能迅速解除血肿占位效应，因而疗效受到影响。
正如上述，中风多痰，其有瘀者，缺血中风脉络闭塞，气血不通，故而有瘀；出血中风，乃属血证，血证则往往有瘀，如唐容川《血证论》指出：“然既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血。”《丹溪心法》亦指出“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左属死血瘀血，在右属痰有热，并气虚”，以左右分痰和瘀，虽无意义，但其已指出半身不遂与痰、瘀有关。故《明医杂著》指出“所以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诸症，以血虚、死血、痰饮为言”，“是血病、痰病为本”。而混合性中风痰瘀阻滞脑脉是其主要病理基础，痰瘀交结是急性期的主要矛盾。早期根据不同证型，在辨证基础上涤痰常选用胆南星、牛黄粉、天竺黄、海藻、石菖蒲等，祛瘀则常选用水蛭、三七、土鳖虫、毛冬青、丹参、益母草等。恢复期之后的治疗，根据“肾主骨，生髓，诸髓皆属于脑”的理论，结合当今中风之病“其病在脑，瘫痪诸证乃为痰瘀痹阻脑脉”所致，在活血、化痰治标实之证，应根据个体体质的不同，予以对应的扶正补虚治疗。后遗症期关键在于仍有痰瘀留于脉络之中，阻滞气血流通，此阶段必须重视活血化痰，同时还需注意久瘀必虚、久痰必滞的原理，结合补益气血、滋养肝肾、调和脾胃的方法，这样才有助于机体恢复至阴阳平和的状态。
因此，无论痰瘀交结之出血中风危急重症，还是出血中风之后痰瘀阻络之半身不遂、言语不利、头晕头痛等，根据证候的夹杂，随证立法，辨证辨病用之。同时，要清除脉络、清窍中之痰和瘀，除给予祛瘀涤痰外，尚须辅之通窍之品作为基本治则之一。正如《明医杂著》指出：“用血药而无行痰、开经络、达肌表之药以佐之，焉能流通经络，驱逐病邪以成功也，故古人以乌头为半身不遂行经络者此也。”此即《内经》“佐以所利，和以所宜”之意。窍隧开，血流推荡之，则痰、瘀易去，脉络得以调和，诸症消除。所以，刘茂才在临床治疗出血中风，往往注意选用具有开窍或通络之品，如石菖蒲、细辛、蜈蚣、川芎、地龙之类，临床收到较好疗效。
经过多年的临床经验积累，根据中风病痰瘀贯穿始终及痰瘀同治的临床思维，逐步形成多种经验方药诊治中风病，包括益脑康胶囊、益脑脉胶囊、通腑醒神胶囊、复方北芪口服液等，在包括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各种临床应用中，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益脑康胶囊，原名脑脉Ⅰ号口服液/胶囊，方药由黄芪、川芎、法半夏等组成，功能益气活血、涤痰通络，主治气虚痰瘀、痹阻脉络之阴类证，如中风、语言不利、肢体麻木、瘫痪、头晕、头痛等。
益脑脉胶囊，原名脑脉Ⅱ号口服液/胶囊，方药由人工牛黄粉、水牛角、虎杖、益母草等组成，功能清肝息风、涤痰活血，主治风火或痰热上扰清窍之阳类证，症见昏仆、肢体偏瘫、麻木、语言不利以及头晕、头痛、痰涎壅盛等。
益脑健胶囊，原名脑脉Ⅲ号口服液/胶囊，方药由黄芪、川芎、天麻、石菖蒲等组成，功能益气活血、息风涤痰、活血通络，主治气滞血瘀、风痰上扰之中风、肢体麻痹、歪僻不遂等。
通腑醒神胶囊，方药由番泻叶、人工牛黄粉、瓜蒌仁等组成，功能通腑泻下、涤痰活血、醒神开窍，主治中风病各期，见痰邪瘀热积滞以及腑气不通之证。
复方北芪口服液，方药由黄芪、何首乌、龟甲胶等组成，功能补气血、益肝肾为主，以达到祛瘀涤痰通脉、强壮脑髓之目的，主治中风恢复/后遗症期，证属气血亏虚、肝肾不足，兼痰瘀阻络之证者。
（卢明 翁銮坤 刘文琛 刘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