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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儿科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药、针灸、推拿等治疗方法为手段，研究从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的生长发育、生理病理、喂养保健，以及各类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一门临床医学学科。
中医儿科学，渊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荟萃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小儿养育和疾病防治的丰富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对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代学术不断发展，在儿童健康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中医儿科学源远流长。据考古学家考证，距今70万年前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北京人”平均寿命只有14岁，说明我国的原始医学活动相当一部分属于儿科的范畴。有关中医儿科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3600年前商代殷墟甲骨文中，刻于龙骨上的“
”描画了婴儿囟门未合的特征，涉及儿科的病名有“龋”“蛊”等，直接记载小儿疾病的卜辞有“贞子疾首”，是指商王武丁之子头部生病；“帚婡子疾，不井”，是指武丁婡妃的幼子生病，占卜预断其不死。
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古代文献中，也有与儿科相关的内容。《诗经·大雅·生民》要求妇女做好妊娠期保健，以求胎儿期月而生，健康无疾，“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菑无害”即指此而言。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阜阳汉简《万物》中，有以石番治疗“遗溺”的记载。《国礼·大司徒》中将“慈幼”作为“养万民”六事中的首项，说明当时对抚养小儿已极为重视。
我国古代史书最早明确记载的“小儿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扁鹊……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他以针刺三阳五会（百会）穴治疗虢国太子“尸厥”是儿科急症医学的早期记载。从秦到两汉时期，儿科已经有了最早的医案记载，如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曾以“下气汤”治婴儿“气鬲病”，东汉名医华佗曾以“四物女宛丸”治2岁小儿“下利病”。在成书早于《黄帝内经》的《五十二病方》中，已经有了“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述。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中华民族“爱幼”传统道德观的经典论述。
《黄帝内经》不仅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同时还有不少关于小儿生理和儿科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法、预后和针刺疗法等的专题论述。《灵枢·经脉》对人体生命孕育和形成过程的描述是“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小儿的生长发育过程提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灵枢·逆顺肥瘦》指出婴儿的生理特点是“肉脆，血少，气弱”。《黄帝内经》中还有不少关于儿科疾病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记载，如《素问·通评虚实论》说：“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灵枢·逆顺肥瘦》说：“黄帝曰：刺婴儿奈何……刺此者，以毫针，浅刺而疾发针，日再可也。”这些经典论述，成为后世儿科学起源的渊薮。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辨证论治外感病，以脏腑辨证论治杂病，对后世儿科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晋王叔和的《脉经·平脉视人大小长短男女逆顺法第五》论述了小儿脉法，认为“小儿四五岁，脉呼吸八至，细数者，吉”。
南北朝时期，我国已有医学教育。据《唐·六典》记载：“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说明在南朝宋文帝时，已经设置了政府医学教育。始于南北朝的徐氏世医撰写了多部儿科专著，如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疗少小杂方》《疗少小疹方》，徐之才的《小儿方》及《药对》所载的七方十剂等。
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书中论小儿杂病诸候共6卷255候。巢氏将小儿外感病分为伤寒、时气两大类，内伤病以脏腑辨证为主。提出了小儿夜啼、痫证、解颅、滞颐、遗尿、蛔虫、蛲虫、脱肛、胎疸、鹅口、口疮等诸多儿科病证的病名及其病因证候。该书倡导的“小儿……不可暖衣……宜时见风日……常当节适乳哺”等小儿养育观，对于做好儿童保健有重要指导意义。
公元624年唐高祖时，太医署内设“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并规定在学习五年后，考试合格者才能做儿科医生。这种医学教育制度为儿科培养了专门人才。
唐代医家孙思邈倡导“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首列妇人方、少小婴孺方于诸病之前。将小儿病证分门别类叙述，计有序例、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疬、杂病等九门。后又著《千金翼方》。两书载儿科方500多首。其书理论精明，方法多效，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儿科诊疗经验，为儿科病治疗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方药。王焘的《外台秘要》40卷，其中86门（35～36卷）专门论述了小儿疾病的防治。
相传至今的我国最早儿科专著是《颅囟经》。现存《颅囟经》是《四库全书》著录本。据《四库全书·提要》载：“《颅囟经》2卷……疑是唐末宋初人所为。”因而一般认为是唐末宋初人托名巫方所作。《颅囟经》分上、下两卷。上卷提出三岁以下小儿体属“纯阳”的观点，论脉候至数之法小儿与成人不同，又论受病之本与治疗之术，尤其是对小儿惊痫癫和疳痢证治的论述皆切中肯綮，要言不烦。下卷论火丹证治15种，后论杂病16证，皆简明扼要。书中共载56方，内服药多采用丸散剂，外治方28首，广泛用于小儿内外五官诸种疾病。
两宋时期，科学技术进步，中医儿科学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有了长足发展。在医事制度的组织方面，“太医局”专设“小方脉”为九科之一，三百名学生中，有“小方脉”学生二十人。并规定每三名医生中，必有儿科医生一名。宋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创立慈幼局，主要收养遗弃的幼婴，并置药局以疗贫病，可见当时对于儿童保健医疗的重视。
宋初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公元992年）是医方大成。该书卷一论小儿脉法五岁以下与大人有异，五岁以上与大人相似。卷七十六有关于胎教、养胎、妊娠食忌等论述。卷八十二至九十三262门有方2680首，对小儿初生护理、喂哺等法，以及脐风、解颅、伤寒、急慢惊、痫、疳、痢等疾病的证治有系统论述。卷九十七还有食治小儿诸方11首，提出了饮食疗法。切合临床实用。
北宋钱乙（约公元1032—1113年），字仲阳，山东郓州（今东平）人，是中医儿科学术体系的奠基者，被誉为“儿科之圣”。他3岁前丧母，父亲出游不归，由姑父母收养，跟姑父学医，励志成才。成年后多次外出寻父，迎回后奉养至终，同乡为他赋诗夸赞。他曾两次奉诏入宫为长公主女、皇子治病，因疗效卓著被授翰林医学、太医丞，但他以患周痹为名而辞官回乡，终生为地方百姓子女服务。钱乙学术造诣精湛，弟子阎季忠整理他的学术成就，编写《小儿药证直诀》3卷，刊于公元1119年，比西方最早的儿科著作要早350年。该书概括小儿生理特点为“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特点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儿科四诊中尤重望诊，特别是“面上证”“目内证”。对痘疹类发疹性传染病加以鉴别。阐明了急、慢惊风为阴阳异证，认为急惊风属阳、热、实，治合凉泻；慢惊风属阴、寒、虚，治合温补，成为后世治疗惊风的准则。特别突出的是，钱乙首创了儿科五脏辨证体系，提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的辨证纲领，各脏证有虚、实、寒、热之分，方有温、清、补、泻之别。论治法从五脏补虚泻实出发，又注意柔润清养，运补兼施。他善于化裁古方、研制新方，创134方，许多方剂至今为临床各科广泛应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说：“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撰写了《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记录了用白虎汤及青黛、大黄等药物的治疗经验，是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钱乙为之作序推荐。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40卷，627门，许多散佚的宋以前儿科著作被收录其中而得以流传，其中脾胃病占1/4，方剂2000余首，并记载了宋代以前各医家察看小儿虎口三关指纹的方法。该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专著。同时期还有不著纂人姓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从初生到年长儿童，各类疾病广泛收录论述，如认为脐风的病因是断脐不慎所致，和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病源，提出了烧炙脐带的预防方法等。
南宋陈文中，字文秀，安徽宿州符离（今宿县）人，曾就职于太医局，后长期在江苏涟水行医；1241年著《小儿痘疹方论》，首论痘疹受病之源，次论痘疹治疗之法，后集痘疹经验良方；主张痘疹不可妄投寒凉之剂，创桂、附、丁香等燥热温补之剂治疗痘疹由于阴盛阳虚而出迟倒塌者。他在1254年又著《小儿病源方论》4卷，一卷论养子真诀及小儿变蒸，叙述小儿护养与发育；二卷形证门，列附面部图形、按图论证；三卷分论惊风各证，后附方药；四卷论述痘疮引证和惊风引证。陈文中是儿科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与钱乙、董汲主寒凉两种学术思想的争鸣，丰富了中医儿科学学术体系。
中国医药学在金元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名医辈出，学术方面各有所长，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金元四大家对儿科也各有特长。刘完素在《宣明论方·小儿科论》中说：“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并用辛苦寒凉法治疗小儿热性病，对表证而兼内热自制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表里分消，用凉膈散主治疹痘斑疮诸疾。张从正主张儿科疾病要速祛邪，兼顾脾胃，慎用汗吐下三法。李杲重视调理脾胃，强调升降补泻，治疗小儿杂病善用升阳健运之法。朱震亨倡导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注重养阴，认为钱氏地黄丸立意极好。
元代名医曾世荣从医60年，编著《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详论初生诸疾，是中医新生儿学较早的集中论述。曾氏以调元散、补肾地黄丸治疗胎怯，并对多种儿科疾病证候分类治法做了详尽的论述，如将急惊风归纳为“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立琥珀抱龙丸、镇惊丸等疗惊方；提出了“惊风三发便成痫”“瘀血成痫”等创见，都很有临床指导价值。
明代儿科医家鲁伯嗣著《婴童百问》10卷，将儿科病证设为百问，每问一证，究其受病之源，详其治疗之法，列方886首，其中以麻疹、水痘的鉴别与治法尤详。薛铠、薛己父子著《保婴撮要》，论儿科病证221种，列医案1540则。其中论及小儿外、皮肤、骨伤、眼、耳鼻咽喉、口齿、肛肠科病证70多种，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内治、外治、手术兼备，对中医小儿外科学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世医万全，字密斋，著作颇丰，仅儿科著作就有《育婴家秘》4卷、《幼科发挥》2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心书》5卷、《片玉痘疹》13卷等。他就儿童养育的不同阶段，倡导“育婴四法”，即“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形成了中医儿童保健学的系统观点。他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即“三有余，四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学说。他首先提出了惊风的后遗症有“急惊风变成痫者”“急惊风成瘫者”“惊风后不能言”等。他的处方用药精炼而切合病情，所创“万氏牛黄清心丸”是治疗小儿急惊风的良方。
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荟集诸家论说，并阐明已见，内容广博，是明代集幼科大成的学术著作。王氏认为疳证是虚实兼有的疾病，治疗上有积宜消宜攻，正虚宜补宜养，虚实兼见宜消补兼施。在分类上有五脏疳等六十一种之多，集疳之大成，但也因名目太多有过于繁杂之嫌。张介宾《景岳全书》有“小儿则”等儿科8卷，重视母乳与婴儿之间的关系，“大抵保婴之法……既病则审治婴儿，亦必兼治其母为善”。辨证重在表里寒热虚实，倡导小儿“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上认为“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用药注重甘温扶阳。
清代夏禹铸在《幼科铁镜·十三不可学》中提出了儿科医生的道德规范，认为残忍之人必不恻怛、驰骛之人必无静气、愚下之人必无慧思、卤莽之人必不思索、犹豫之人必无定见、固执之人必不融通、轻浮之人必多忽略、急遽之人必期速效、怠缓之人必多逡巡、宿怨之人借此报复、自是之人必以非为是、悭吝之人必以此居奇、贪婪之人必以此网利，皆属于“不可学”之列。《幼科铁镜·望形色审苗窍从外知内》认为“小儿病于内，必形于外，外者内之著也”，主张“而小儿科，则唯以望为主”。夏氏还提出“热盛生风，风盛生痰，痰盛生惊”为惊风之病因病理，在治疗上“疗惊必先豁痰，豁痰必先祛风，祛风必先解热，解热必先祛邪”。他重视小儿推拿疗法，认为很多情况下推拿可以代药，阐明了自己的经验与见解。
《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广泛搜集清代以前有关儿科的证治经验，加以分析归纳编纂，立论精当，条理分明，便于记忆，内容丰富，方法多效，既适用于临床，又适用于教学。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是麻疹专著，对于麻疹各期及并发症的辨证与治疗，均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麻发于六腑，其证多实热而无寒，麻以透密为佳，以凉血解肌为妙，谢氏在书中引用了汪昂《汤头歌诀·泻白散》的“肺炎喘嗽”病名，认为是“肺热不清所致”，治疗以加味泻白散增损主之，这一病名，为现代儿科临床沿用。王清任《医林改错》记载了小儿尸体解剖学资料，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阐发了活血化瘀法在儿科紫癜风、疳证、小儿痞块等病证中的应用。陈梦雷编辑《医部全录·儿科》上、下两册，共100卷，收录历代儿科医学文献120余种，内容宏富。
陈复正，字飞霞，是清代儿科名家，著《幼幼集成》6卷。撰“赋禀”“护胎”，认为胎婴在腹，与母亲的精神、饮食、劳逸等密切相关，所以孕母必须十分注意这些方面的调摄，则胎孕自固。陈氏对于指纹诊法有重要论述，提出“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风轻、气重、命危”，为后世依循。陈氏理论联系实际，广泛采集诸家学说及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见解加以阐发，切合临床实用。周震的《幼科指南》、叶天士的《幼科要略》、沈金鳌的《幼科释迷》等，在儿科方面也都各有成就。
吴鞠通不仅是温病大家，也是一位儿科专家。他撰《温病条辨·解儿难》，提出了“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的生理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用药特点；六气为病、三焦分证、治病求本等观点。论述精当，方药切用，对儿科疾病辨证论治具有指导意义。他创制的大、小定风珠，二甲、三甲复脉汤，用治温病后期阴伤阳亢、邪少虚多的证候，是常用的良方。他创制的银翘散、桑菊饮等方更是被奉为治疗肺系温病的经典方。
明清时期，由于天花、麻疹等时行疾病流行，当时儿科医家十分重视痘疹的防治。相传宋仁宗时（1021—1060年），已有峨眉山神医为丞相王旦的儿子接种人痘。明清时期，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已广泛传播。《博集稀痘方论》（1577年）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1653年）载有痘衣法。郑望颐《种痘方》等所记载的是采用痘痂贮于瓶内，用时以清水研成糊状蘸棉花塞鼻，称水苗法，并选用递传7次以上，毒性愈来愈小的“熟苗”作种。俞茂鲲《痘科全镜赋集解·卷二》（1727年）说：“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说明当时人痘接种法已盛行各地。后来，我国的人痘接种法流传到俄罗斯、日本、朝鲜、土耳其、英国及欧洲、非洲北部突尼斯，较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接种法（1796年）至少要早200多年，是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清朝后期，随着西医学传入我国，儿科界也开始有人提出宜中西医合参。何炳元《新纂儿科诊断学》中除传统中医内容外，引入检诊一项，包括检查口腔、温度、阴器等的变化。
民国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勤求古训，融会新知。如儿科名医徐小圃擅用温阳药回阳救逆，救治了许多时行病危重变证患儿；奚晓岚以擅用寒凉药治疗温热病见长。他们都名闻遐迩，其治则治法至今被广泛学习应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儿童健康，在发展我国传统医学的政策支持下，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学术氛围中，中医儿科学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现代中医高等教育，1978年开始中医儿科学硕士生教育，1987年开始中医儿科学博士生教育，2005年起有中医儿科学博士后，2017年又建立了中医儿科学本科专业，中医儿科学完整的院校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在此同时，中医传统的师承教育方式在现代继续采用。以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两种形式相结合，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儿科学术继承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编写出版了适用于中医学专业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继续教育各层次教学的多版中医儿科学教材，2019年组织编写了中医儿科学专业教材。这些中医儿科学教材的编写出版，比较系统、完整地同步反映了学科学术进展，适用于现代中医儿科学教育。大批专门人才的培养，使中医儿科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学科发展的有力保证。
在中医儿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丰富、发展了诊断学、辨证学。儿科诊法研究：红外热像仪、光电血流容积面诊仪等用于面部望诊，从微量元素、免疫物质含量研究舌诊，用血液流变学方法等研究指纹诊，以放射学、超声显像学、同位素核医学、计算机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MRI）、内窥镜等手段，观察体内的各种病理变化，都丰富了望诊的内容，为望诊客观化积累了资料。在闻诊声音分析，嗅诊气味分析，脉象仪的信号检测、信号预处理和信号分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辨证学研究的重点在传统宏观辨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医学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病理组织检查、基因检测、代谢组学等技术，旨在从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基因、代谢物水平等方面提供微观辨证依据，使之与宏观辨证相结合，在儿科证候诊断客观化、规范化方面逐步取得进展。
儿童体质特点的研究受到重视，研究儿童体质分类，对不同偏颇体质儿童的生活调护、食物调养、药物调理，为发挥中医学调整不均衡体质“治未病”的优势建立了基础。中国儿童保健的传统经验，许多均在现代被证实了其科学性，得到重新认识和推广应用。自《史记》《列女传》开始记载的胎养胎教学说的科学内涵在现代被逐一证实，宣传推广我国古代养胎护胎的宝贵经验，对促进优生发挥了积极作用。孙思邈、万全等提出的小儿养育观，对于今天我们做好儿童保健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应用价值。我国千万年来的传统做法“母婴同室”“早期开乳”“按需喂给”等在现代获得普遍认同和推广应用。保健食品、保健药品、保健用品的开发应用，为中医儿童保健学的现代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中医儿科学预防医学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通过孕妇妊娠期服药预防新生儿疾病，取得了不少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对于胎萎不长治疗的研究，降低了胎怯的发病率；通过孕妇妊娠期服用中药预防，显著降低了新生儿溶血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发挥中医药扶正固本、调整机体的优势，增强体质，降低发病率，已在临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对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调补肺脾肾，改善体质、提高免疫力，减少了呼吸道感染的发病；对于反复发生脾胃病的儿童，平时健运脾胃，恢复脾胃功能，减少了脾胃病的发病；支气管哮喘、肾病综合征等疾病的缓解期，通过调整脏腑气血阴阳的失调，扶助正气，延长了缓解期，减少、减轻了发作。中医学无病防病、有病防变、病后防复的预防医学思想，适应现代儿科临床需要，研究和应用越来越广泛。
中医儿科学临证医学研究成果大量产生，将传统的临床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总结验证、比较甄别、提高创新，使临床诊疗水平大为提高。对现代临床新出现的疾病，如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手足口病、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抽动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性早熟等，应用中医理论分析其病因病机，采用中医药方法辨证治疗，取得良好的疗效，扩大了中医儿科应用范围，提高了相关疾病的治疗水平。中医药治疗小儿流行性感冒、肺炎、肠炎、病毒性肝炎、百日咳、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感染性疾病，在临床有效的同时，通过药效学研究表明，不少中药不仅具有抗病毒、抗菌作用，还能调整机体免疫、改善器官功能及组织代谢、减轻病理反应，以及对症处理等多靶点效应，说明中医治法的特色在于辨证方药的整体调节。在与矿物元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缺乏有关的疾病，如厌食、缺铁性贫血、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疳证等，中医药治疗显示了自己的优势，不仅不少中药中含有一定量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增加了摄入量，更重要的是中药的调脾助运作用，促进了机体对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批传统方剂的现代制剂、中药新药的发明和剂型改革，都方便了儿科用药，扩大了临床应用。随着现代中医儿科临床、实验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一批儿科常见病已经产生或正在研究优化的临床治疗方案，形成了循证中医儿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促进了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方法的规范和疗效的提高。
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现代化。中医儿科学现代化，必须是对现有水平的超越，产生在传统中医儿科学术基础上质的飞跃，形成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会贯通，同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科学研究为动力，继承传统为先导、思维创新为途径，加速引进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学科学术进步的步伐。可以相信，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医儿科学的现代化，将会随着整个中医学的现代化而逐步实现。
表1-1 历代中医儿科重要著作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