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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小学时，曾看过一次太姥姥的小脚。那时她已年近八旬，脱下鞋来，双脚被扭曲得如同笋尖似的，真是毫无美感。而正因为这小脚，令太姥姥一辈子走路都像踮着脚似的，摇摇摆摆很不稳当，当然也走不了多快。相比之下她的女儿——我的姥姥，因为是天足的缘故，遇到急事甚至能小跑几步，看上去特别的踏实和稳健。据说姥姥小时候也缠过脚，后来社会进步了，她趁着脚还没被彻底弄畸形，自己把裹脚布解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真的是只有“解放”二字才能表达——包括女人的脚在内。
我始终搞不大懂，古代为什么女人要裹脚，即便是从某种变态和畸形的心理角度考量，也颇令人费解。后来在翻阅古代笔记时，我才发现这一恶习并非人人赞同。不仅这一行为在历史上没少遭人唾骂，而且有些名人更是对裹脚痛恨之至。比如清代杰出的文学家、随园主人袁枚，就是一辈子骂裹脚、骂裹脚一辈子的典范。
袁枚的名气实在太大，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我们从他著的一本名叫《小仓山房尺牍》的书说起。这本书中收录了不少他与亲友的往来书信，其中有一篇《答人求娶妾》十分有名。
有个朋友托袁枚给他找个小妾，但条件是对方必须要有一双三寸金莲。这一说辞算是触怒了袁枚，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女人裹脚，因此在回信中破口大骂：“足下真非好色者也……从古诗书所载咏美人多矣，未有称其脚者。”是南唐后主李煜发明的“窈娘裹足”，不过你看看李煜是一个亡国之君，跟他学个什么？！“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亦可谓小人之下达者矣。”这里的“小人下达”引的是《论语·宪问》里的一句话，意思是没出息的人就只会盯着那些蝇头小利，当然在这里被当骂人话来用了。袁枚越骂越气，最后索性借着这么个事儿攻击对方的道德文章：“足下作诗文，多皮附而不能深入……鄙意饮食男女之间，最易观人之真识见！”意思就是，饮食男女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层次，你喜欢小脚的审美跟你写的诗文一个德行，都是肤浅无聊的！
袁枚在他生活的时代，几乎就是文艺界的最高裁判，他要骂谁文章写得烂，挨骂者几世都翻不了身。而他何以如此痛恨裹脚，主要是他对女性的审美强调“天然”，即“眉目发肤，先天也，故咏美人者，以此为贵”。
《随园诗话》卷四中曾记载这么一件事。杭州有位赵钧台跑到苏州去买妾。当地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姓李的女子，一见之下，赵钧台十分欣喜，因为女子的容貌非常漂亮。可是低头一看，他又未免失望，因为这女子没有裹脚。赵钧台嘟囔道：“可惜可惜，有如此的姿色，却生就这么一双大脚，真是令人扫兴！”媒婆在旁边赔着笑说：“她确实没有裹脚，不过她是个才女，作诗很好，不信您出个题目试试，她能出口成章呢。”赵钧台就像现在很多的猥琐男一样，“欲戏之”，让李姓女子作诗说说自己为什么不裹脚，那女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放声吟道：“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诗意简单明了，意思是从古到今，裹脚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无非是为了满足你们这些贱男人的变态癖好，害得女人一个个成了人造的残疾！
“赵悚然而退”。
裹脚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太姥姥曾经给我讲：“那时的女孩子都是从小要裹脚的，五个脚趾头往一块堆儿攥紧了，然后用白色的布一层层地缠。怎么能不疼呢？可疼可疼了。哭也没用啊，就是得忍着，走路都走不动，时间长了，就变成小脚了。”
缠足的“始作俑者”，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有个宫女，纤丽善舞。因此李煜“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网带璎珞，中作品色瑞莲，令嫔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对缠足嗤之以鼻的袁枚自然对李煜始终没有什么好感。除了在跟友人的通信中痛骂之外，还不忘记在《子不语》里损上一顿。
杭州有位名叫陆梯霞的先生，品德高尚且修养深厚。这一天他在家中午睡，突然梦见皂隶持帖相请，上书“年家眷弟杨继盛拜”。这里说的杨继盛是明代大臣，因为反抗严嵩而遇害，是忠臣、直臣的典范。陆梯霞一看是他相请，十分高兴，便跟着皂隶“行至一所，宫殿巍然”，只见杨继盛头戴乌纱、身着红袍，下阶迎上前道：“我奉玉帝的旨意，要升到天上去做官了，这阴曹地府审案的事情，恐怕以后就要劳烦你了。”陆梯霞拒绝道：“我在阳间都不屑为官、隐居不仕，阴间官就更不会当了。”
正在这时，有个判官过来对杨继盛耳语了几句。陆梯霞有些好奇，便问说了什么。杨继盛说：“南唐后主李煜当初给他的宫女缠足作新月之形，后来便相沿成习，世上的女人都以小脚为美，为此受了无数的痛苦。甚至有些女人既忍受不了缠足之痛，又忍受不了世人对天足的嘲讽，竟悬梁服毒，实在是造孽！上天厌恶李后主无事生非，不仅让他生前被宋太宗的牵机药毒死，足欲前，头欲后，比女子缠足更加痛苦，死后还要在阴曹地府里受苦七百年。现在七百年已满，本可以让他转世重新做人，谁知刚刚得知，又有数十万没有脚的妇女跑到天庭上访请愿，让玉帝继续惩罚李后主。”
陆梯霞听得一头雾水：“这又是为什么啊？”
杨继盛说：“清初张献忠屠四川时，曾经将几十万妇女的小脚砍下，堆成一座山。这些被砍下脚的妇女的冤魂认为，都是李后主当年发起缠足，才让张献忠有此残暴变态的怪癖，害得她们丢了性命。所以李后主还要继续承担裹足之罪！”
陆梯霞听了哭笑不得：“那你打算怎么断这个案子啊？”
杨继盛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罚李后主继续在我这阴曹地府里关押，关押期间要织满一百万双小鞋，赔偿给那些无足妇人，才能转世为人。”
陆梯霞不禁大笑，猛地醒来，方知乃是一梦，他郑重其事地告诉夫人：“千万不要给你的女儿缠足，不然李后主在阴曹地府里又要多织一双鞋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缠足陋习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南齐废帝萧宝卷。因为《南史·齐东昏侯纪》有记：“（萧宝卷）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
李后主也好，萧宝卷也罢，在政治上都没什么建树，照理说没有什么值得后世效法之处。偏偏他们不仅“发明”出缠足这么个摧残人的玩意儿，竟然还能贻害千年，也实在是不可思议。清代学者曾衍东在笔记《小豆棚》里就曾经感慨：“亡国之习，流毒一至于此。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讲述了一位缠足妇女的悲剧：“马字桂樽，绍兴人。随父幕于晋之大同……晋有缠足女师，朝夕缚结。桂复自为扎勒，裂缯刻玉，以求瘦小。又作金丝履，凤头尖，软香帮，并刻梅花粉底，种种增华。”后来，马桂樽跟着父亲到广州后家境转衰，她嫁给了一个姓雷的福建人做妾。但姓雷的正室夫人“悍妒”，她本是天足“两凫如藕船”，因见马桂樽的脚纤细无比，便想办法整她，每天找各种理由让马桂樽侍立在自己身边，一站就是一天，“稍不如意，即梃击其足，否则以彼足蹑桂足，一痛入骨，如刀刖胫。无人处，桂常蹲地，手抚双翘，凄然泪下如雨”。如此没过多久，马桂樽便绝食自尽了。
说起来，面对缠足陋习，历朝政府并非“不作为”，特别是清代，统治阶层曾多次下达禁令。顺治初年，孝庄皇太后明令：不许缠足女子进宫，否则斩首。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下旨：“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年。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可是，即使力度这么大，责罚这么狠，依然禁不住。清代学者丁柔克在笔记《柳弧》一书中曾经记载，当时缠足陋习，盛行于北方，而南方较少：“甘肃某县，每年四月二十四日妇女做小脚会。届时妇女淡妆浓抹坐于门首，皆跷一脚于膝，以供游人赏鉴。或评其双弓窄窄，或称其两瓣尖尖。最小者则洋洋自得，而其门如市。故其县无大脚，间有稍大者，其时唯闭门饮泣，合家垂头丧气，真陋习也。江南天长、六合等县，则妇女尽皆大脚。”
和平时期的争相追捧和被人冷落，到了战乱时期就难免调换了位置。清末学者况周颐在笔记《眉庐丛话》中写道：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南北各省兵祸频仍、战火连天，当时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逃难者中的女性“多大足妇人，而裹足者卒鲜”。这是因为，裹脚的妇女跑不动，便大多只能在家中坐以待毙，偶尔有豁出去跟家人一起出逃的，往往又成为累赘。遇到危急关头，为了不丢下她一个，剩下的亲属都要放慢逃亡速度，“又或子为母累，夫为妻累，父母为儿女累，兄弟为姊妹累，骈首就戮，相及于难者指不胜屈……夫自古至今，妇女死于兵者，莫可殚述，而皆未有知其死之多累于裹足者”。
按理说，裹脚还是不裹脚，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应该能让人有所醒悟了吧。然而并非如此，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还专门颁下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但是这一陋习的彻底消亡，还是要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暴风骤雨般的种种除旧布新而成为历史。鲁迅先生有云：“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以感慨在中国实施改革之难。而一部缠足史，足以证明改革之难有时未必是统治阶层刻意阻挠造成的，假如桌子腿被铁钉牢牢固定在地上，要想搬动，才是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