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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明末农民起义，绝对是宏伟雄奇的一段历史。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以宏大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这场大悲剧，这是一部无论怎样描述，也难以呈现全貌的悲壮史诗，足以令后人感慨万千。毫无疑问，李自成是这部史诗的主角，关于他失败的原因，从古到今，各种分析总结的书籍能堆成山一样高。要说在历史笔记中，所说最多的，莫过于李自成死后，其祖坟被扒的故事。
崇祯十三年（1640年），在商洛山养精蓄锐的李自成，趁着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起义军的时候，突入中原，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并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这些举动马上赢得了民心，起义队伍也迅速由几千人扩大到几十万人。接着他攻克洛阳，杀死福王，迫使“督师辅臣”杨嗣昌自杀。然后，在围困汴梁期间，又连续杀败左良玉和傅宗龙，令整个中原的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
当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已经急得坐立不安，不知是听了谁的馊主意，他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给陕西总督汪乔年下了一道密旨，要汪乔年扒掉李自成的祖坟，也就是断其“龙脉”，泄其“王气”。
清朝时期有两部笔记，即《筠廊偶笔》与《在园杂志》，对此事的前后经过记述得特别详细。
《筠廊偶笔》为清初学者宋荦所撰，多记明晚期与清初期的各种奇闻异事，富于史料价值。其中记载：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自号“闯将”，率领着步骑兵千余人回到家乡陕西米脂，给祖先上坟。很可能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他们才产生了扒李自成祖坟的念头。
扒人家祖坟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何况这次还是天子亲自下的令。当然，崇祯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传达密旨的方式也极为神秘。康熙年间的学者刘廷玑在笔记《在园杂志》中这样记述道：有一天，米脂县令边大绶正在堂上办公，见“有一人赴诉卖蒜为兵所抢”。为了审案，边大绶让他详细讲述事情经过。那人匍匐着爬到边大绶膝前，表面上哀诉自己种蒜如何不易，暗地里却用手按住边大绶的官靴，往下压了两压。边大绶非常吃惊。再看那卖蒜者的肤色气质，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多年种地的农民。他马上明白过来，便将这名卖蒜者带到后堂，屏退左右。卖蒜者这才脱下帽子，撕开帽子的夹层，露出里面的一封信和一道密旨。信是陕西总督汪乔年写的，介绍来人是宫中太监，让边大绶执行那道密旨，边大绶心惊肉跳地打开密旨一看，上面写着“命掘闯贼祖坟之诏旨”。
边大绶心知肚明，这件事做起来真是两头要命。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崇祯十四年时明政权已经摇摇欲坠，除了京畿之地，长江以北基本处于失控状态。特别是陕西的政府机构，虽然看似还保持完整，其实大部分早已形同虚设，政令不通。就连皇帝的密旨都要靠太监乔装打扮像做贼一样送来，可见官民之敌对。这种情况下，想带人去扒最大一支起义军领袖的祖坟，消息一旦外泄，恐怕自己连米脂衙门都还没走出去，就会被起义军的密探干掉。但反过来，如果自己不做，那朝廷也会秘密杀掉自己。再说，李自成祖坟的具体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的。
边大绶一时间彷徨无计，“忧形于色，寝食俱废”。他的门人贾焕发现这一情况后，便问他为什么发愁。边大绶把事情一说，贾焕笑道：“这有何难，我知道一个人，足解君忧。”边大绶听后大喜，问他是谁，贾焕于是传令把县衙里的捕快张自祥叫来。
片刻，张自祥来了。这人平时蔫蔫的，少言寡语，在捕快中绝对是个不显眼的家伙。贾焕看了他两眼，突然厉声说，你明明姓李，为什么改姓张？
张自祥大吃一惊，正要辩解时，贾焕又说：我已经全都查清，你是李自成的亲哥哥。此番潜伏在县衙里，与其他20个捕快歃血为盟结成异姓兄弟，准备在李自成打到米脂县城时开门放贼。你是贼首的亲戚，不但不自首，且甘为内应，还不从实招来。
张自祥吓得扑通一声跪下，磕头求饶，边大绶将他搀扶了起来说：大明气数已尽，天下早晚是闯王的，届时我的一家老小还要依赖您保全，我自然不会做自断后路的事情的。贾焕也笑道，刚才我说的都是唬你而已，目的是要验明正身。老兄放心，你那颗脑袋在颈项上稳稳地挂着呢。然后，边大绶提出了三人结拜之事，询问张自祥的意见。张自祥一见自己不仅死罪得免，还能与县令大人结为异姓兄弟，大喜过望，欣然同意。从此，三人“出则官役，入则兄弟”。
张自祥完全不知道的是，边大绶这样做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搞清李自成祖坟的具体位置。
按《筠廊偶笔》引夏振叔《借山随笔》记载：李自成的祖父名叫李海，父亲名叫李守忠。“坟俱在三峰子乱山中，距县城二百里，山势环拱，气象狞狰。”李海和李守忠死后，都是被同乡一个名叫李诚的人埋葬，边大绶重金邀请李诚为向导，以对李自成的祖坟做一“精确定位”，但“葬年既远，诚亦不能别识”。
作为子孙，一定会去给祖先上坟，于是边大绶便在张自祥身上打起了主意。《在园杂志》记载：他每天跟张自祥饮酒作乐，趁着张自祥醉醺醺的时候，聊起风水之术，连赞李家祖坟一定选在了绝佳之地。张自祥甚是得意，便把祖坟的地点告诉了边大绶。后来，边大绶以打猎为名，“邀之同往”，专门去了一趟三峰子山，确认了李家祖坟的具体位置。
不过，接下来的故事，两部笔记的记载便出现了很大的差别。
我们先来看可信度更高一些的《筠廊偶笔》的记录：边大绶令李诚为向导，来到三峰子山，“至其所，久近墓凡二十有三”。李诚一时间想不起来哪个才是李自成祖父的坟墓，只记得当时在给李海挖墓时，在地下发现了一只黑碗，索性将黑碗一并埋在墓坑里，所以“今但有黑碗者即海也”。
边大绶为了斩草除根，命令手下人把这二十三座坟全部挖开，找出有黑碗的那一座。他们连续挖了十几座坟墓，里面的尸骨都保持着一定的“血润”。不一会儿，终于有个人高声喊了起来：“这座坟里有一只黑碗！”边大绶过去一看，里面的尸骨黑得像墨一样，“头额生白毛六七寸许”。李诚立刻确认，这就是李海的尸骨，在这座坟的左侧稍下，就是李守忠的坟墓。边大绶的手下挖开李守忠的坟墓后，竟然发现墓穴里盘有一条白蛇，“长尺二寸，头角崭然，初见人，首昂起三寸，张口向日，复盘卧如故，意思安闲”，而李守忠的尸骨“骨节间色如铜绿，生黄毛五六寸许”。
在此，《筠廊偶笔》的作者引《虎口余生记》说：“枯骨生毛亦从来记载所罕见者，遗毒海内，夫岂偶然？”而边大绶也是相同的想法。所以他继续扒坟，把所有长了毛的尸骨都拣出来，估计都是李自成的家属，聚在一堆用火烧了。这才算大功告成，班师回城。
《在园杂志》的记载则要复杂得多。边大绶自从确认了李自成祖坟的位置之后，便等待合适的时机。不久他得到消息，李自成的部队即将进犯潼关，边大绶便赠给张自祥白银七千两，让他和投奔闯王那二十位结拜捕快一同前去，以“卫其辎重”，同时也能帮自己拉拉关系。刚刚把张自祥支走，边大绶就带着十余人出了米脂县城，来到三峰子山。只见李自成家的墓地“上有大树一株，紫藤垂满，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匝”。他们用巨斧砍断藤根，棺材才得以打开，竟然发现棺材里有一条小白蛇，小白蛇的“头角已成龙形，止一眼，其身尚未变”。李自成先人们的尸骨上“皆长黄白毛二三四寸不等”。边大绶杀掉小蛇，把小蛇跟那些尸骨一起“焚之扬灰”。在这篇“扒墓笔记”的结尾，刘廷玑说：“剖棺之日，适闯贼兵败河南，一目为流矢所中。噫，何天意人事符应之速耶！”
这篇笔记比之《筠廊偶笔》加“料”不少，除了巨大的藤根把棺材包裹“千匝”之外，最引人瞩目的便是那条小白蛇头角已经长得很像龙角，而且小白蛇还只有一只眼。我们看得出，刘廷玑分明是在强调小白蛇就是李自成的“化身”，及时将其铲除，就断绝了李自成的“成龙”。而且，正在率兵围攻开封的李自成被射伤了一只眼睛，也与小蛇的“止一眼”对上了，这再次证明天人感应是真实存在的啊！
那么，边大绶扒李自成祖坟，真的看到这么多“诡事”吗？我们不妨看看他的自述。边大绶在给朝廷的塘报——在他著的《虎口余生记》中可见原貌——中讲述了前后经过。他没有提到张自祥，但李诚确系扒坟这一行动的向导，“曾为贼祖与父赞襄葬事”，而且凭借一只黑碗锁定李海的墓穴是确有其事。
扒坟的开始时间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正月初二，参与行动的还有三十名弓箭手和六十名乡夫。他们“一昼夜行一百三十里”到达三峰子山，“时遇大雪，深二尺余，山路陡滑，马不能进”。边大绶便带领众人下马步行五六里路，“鸟道崎岖，久绝人迹，旋开道攀缘而上”，终于到达李自成先人们的墓地。墓地周围“四面山势环抱，气概雄奇，林木翳天，不下千余株，大小冢墓二十三座”。他们接连挖开五六座，也没有发现黑碗，这时天色已晚，众人就在墓地里住了一晚。不过，第二天他们便通过黑碗锁定了李海的墓穴，同时李守忠的墓穴也被找到。在墓穴“顶生榆树一株，枝叶诡异，用斧砍之，树断墓开，中盘白蛇一条，长尺有二寸”。边大绶下令将黑碗和白蛇收好，用于向上级呈验，然后将“骨骸有毛者凡七八冢，尽数伐掘，聚火焚化”。这还不算完，他又把附近山林的一千三百余株大树，“悉行砍伐，断其山脉”。
做完这些事，边大绶很得意地在塘报里宣称：“逆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破矣！”而收到塘报的陕西总督汪乔年回复边大绶：“他日功成，定当首叙以酬。”
由此可见，《在园杂志》中的很多记载都不确切。如小蛇化龙化到一半、小蛇只有一只眼、藤根将棺材“包裹千匝”等等，都是一种解恨式的夸张和发挥。事实上，即使李自成的祖坟被扒，王气也未泄。因为仅仅两年以后，李自成就率军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根绳子吊死自己。当然，明朝的遗老们也许会认为，至少边大绶的举动让李自成没有最终得到天下。在一片石之战（山海关大战）中，李自成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合军队打败，从北京一直退到湖北九宫山遇害。这岂不正是“白蛇头角呈龙形而其身未变”的明证吗？问题是，在边大绶的塘报里，可没有这么神奇的记录。试想那条只想在墓穴里冬眠的小蛇，又怎么会知道自己被人们寄予了这么多的含义呢？
崇祯十五年（1642年），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被李自成军队捉住，李自成恨他扒自己的祖坟，“割其舌，磔杀之”。两年后，边大绶也被大顺军捉住，他自己思忖必死无疑，谁知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后下诏大赦天下，让他捡了一条命，并在其后大顺军的败退中侥幸逃脱。
不过，边大绶终究还是“一扒成名”，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感激他断了李自成的王气；清代的文人们为了迎合大清入关是“替明朝报仇”这一古怪的逻辑，也对李自成口诛笔伐，认为边大绶是有功之人。清代学者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专门称赞边大绶“发贼李自成祖父墓，贼旋败衄”，给人的感觉就是李自成根本没有攻进北京，在祖坟被挖的第二天就一败涂地，走向灭亡了。再结合《在园杂志》里的“夸大宣传”思考，不由得令人感慨：古代改朝换代前后的那些书，姑且看看，不可太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