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我国古代，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而以“文”“笔”综合而来的“笔记”，则专指信笔著录。这些著录内容庞杂、体例不一。举凡掌故丛谈、神话传说、训诂考据、岁时风土、日记尺牍，都可归入其类。一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即，笔记是一种自由独立且任性发挥的文体，不求闻达，唯求惬意，风格简约，直抒胸臆。

那么，笔记又可以细分为哪些类别呢？笔者参考了多部笔记史著述，将笔记大致分成五种类型：其一为野史掌故，是用来补正史之阙的史料笔记；其二为笔记小品，如山水游记、散文随感；其三为学术笔记，即那些以诗话词论或考据辩证为主要内容的笔记文；其四为杂著笔记，即阐述典章制度、医卜星象、风俗民情、科学技术等；其五为志怪笔记，即讲述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不过，笔记以内容之“杂”和形式之“散”而取胜，作者既不受拘泥，后人也没有强行设限的必要。尤其是像《太平广记》《容斋随笔》《万历野获编》《坚瓠集》这类的“大部头”，篇目皇皇，可能一身就兼具上述五类，所以这种分类只是相对的，不必强之以“楚河汉界”。

我国历史悠久，笔记文亦源远流长。虽然直到北宋学者宋祁著述三卷《笔记》，才得以定名，但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散文。除了《战国策》《晏子春秋》中那些短小精悍、生动感人的历史故事之外，《庄子》《列子》和《韩非子》等书中也大量使用论事明理的寓言。它们都具备了笔记小说的雏形，为后世的创作从题材、内容到叙述写作模式都奠定了根基。西汉建立后，随着文、景二帝采用黄老之术与休养生息政策，经济迅速发展，政治趋于稳定，国力不断增强。而道家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始于两汉之际。当时，从宫廷到民间，神仙之说盛行，方士纷起，巫风盛行，这不仅为《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东方朔传》等笔记提供了素材，还对后世的笔记有所启迪。另外，在这一时期，刘安及其门客编写的《淮南子》，刘向编纂的《新序》和《说苑》等著作，“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爬罗剔抉，细大不捐，对笔记文的成熟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中原大地笼罩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下，社会的动荡不安情绪也频频投射到文艺作品上，即仙风沉降，鬼道愈炽。长生不老的希望既然破灭，人们便不得不面对生老病死，于是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干宝的《搜神记》和王嘉的《拾遗记》为代表的志怪笔记的爆发。这些笔记在辑录大量鬼怪故事的同时，也保存并丰富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民间传说。如干将莫邪、李寄斩蛇等，成为后来不少文学作品的源头。与此同时，魏晋时期的高压统治导致士子文人不敢妄谈政治，进而无法彻底摆脱现实的困境。所以他们只好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的恬淡心境，以悠远玄虚的言辞表达内心的迷离，用放诞旷达的行为掩饰精神的空虚。“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这类笔记最杰出的代表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本书通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掇拾汉末到东晋的各类名士之遗闻轶事，“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后人轶闻琐语之书，殆无不受其影响。此外，《西京杂记》《荆楚岁时记》《齐民要术》《古今注》等笔记小品、学术笔记和杂著笔记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笔记文学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隋唐，尤其是唐朝，笔记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峰，即流派纷呈的繁荣时期。由于唐代诗词歌赋取得了辉煌成就，使这一时期的笔记呈现出优秀的文学性、叙事性，特别是由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令唐朝的笔记在叙事、状物、言情等诸多方面出现了由内容到形式的全面突破，“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唐传奇的繁盛上。作为笔记小说的分支，唐传奇叙述婉转、文辞华丽、情节曲折、形象丰满，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如《莺莺传》《红线传》《虬髯客传》《柳毅传》等，很多都成为后代小说和戏剧的活水源头。另外，由于唐朝史学发达，在官修史书的同时，私人辑录撰写轶事琐闻类笔记也蔚然成风，特别是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以后，怀着感时伤逝之情创作编撰出的《大唐新语》《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大唐传载》等笔记虽然也有鬼神报应的封建糟粕内容，但更多的是对朝野故事的真实记录。甚至这些笔记中的很多内容被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采用。杂著笔记方面，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不仅包罗万象，而且文笔优美生动，被纪昀赞为“自唐以来小说之翘楚”。

比之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更加褒待文士、推重史学，因此宋朝虽然也出现了《稽神录》《江淮异人志》和《夷坚志》这样的志怪笔记，但整体上看已经不能独张一军。与之相比，辑录当代史料、朝廷故实的笔记则逐渐成为主流。这其中，欧阳修的《归田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蔡絛的《铁围山丛谈》、岳珂的《桯史》、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周密的《齐东野语》等书，多是以时人叙时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更为著名的，如沈括的《梦溪笔谈》被后人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堪称“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洪迈的《容斋随笔》以“辩证考据，极为精确”的文史百科全书而著称，因而它们都在宋代笔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还有就是，宋初由李昉主编的《太平广记》和宋哲宗时王谠所撰的《唐语林》，则首开中国古代笔记总集编纂之风气，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笔记的繁盛。

与之相比，金元时期的笔记则多为退隐不仕的遗老所著，题材以追述前朝轶闻或记录当朝杂事为主，除了刘祁的《归潜志》和王恽的《玉堂嘉话》以外，最有价值的当数《南村辍耕录》，此书系作者陶宗仪在躬耕间歇之时，将所思、所想、所感随手写在树叶上，最后辑录而成。此书除了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外，还通过对元代文学、书画、医术、技艺以及语言、民俗等诸多方面的记述和考辨，全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明代，笔记文学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高峰。当时，文史复振，但随着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逐渐在市民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主流，志怪笔记风光不再、黯然式微。除瞿佑的《剪灯新话》和陆粲的《庚巳编》外，已罕见佳作。相较之下，史料笔记则名作迭出，成就斐然。如：陆容的《菽园杂记》“于明代朝野故实，编述颇详，多可与正史相参证”；叶盛的《水东日记》“于朝廷旧典，考究最详……记明代制度及一时遗闻逸事，多可与史传相参”；黄瑜的《双槐岁钞》“首尾贯穿，在明人野史中，颇有体要”；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共计三十卷四十八类，举凡宫闱秘闻、词林科场、释道神仙、鬼怪讥祥、风物民俗，无所不包。正如李慈铭评价的：“综核有明一代朝章国故及先辈佚事，评论平允，而考证切实，远出《笔尘》《国榷》《孤树裒谈》《双槐岁钞》诸书之上。”另外，还有谢肇淛的《五杂俎》、王锜的《寓圃杂记》、朱国祯的《涌幢小品》亦属内容丰富的优秀作品。晚明时期，在公安派与竟陵派反对慕古、崇尚性灵的文学理论的推动下，笔记小品更呈现出别样的特色。有两部方志类笔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即：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张岱的《西湖梦寻》。它们一北，一南；一京畿，一杭州；一幽深孤峭，一韵味隽永，却殊途同归地呈现出繁华将尽的苍凉。

清代是笔记创作的第三个高峰，也是最为鼎盛的时代，各种笔记都在前人述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因为时势的演变分成风格迥异的四个时期。清初，“遗老逸民，富于故国之思者，身世飘零之感，宇宙摇落之悲，百端交集，发为诗文”。谈迁的《北游录》和《枣林杂俎》、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刘献廷的《广阳杂记》、王应奎的《柳南随笔》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褚人获编撰的六十八卷《坚瓠集》则将古今典制、人物事迹、社会琐闻，汇为一书，虽博而不精但采辑极广，堪称清初笔记的巨制，时人评价其有“信古传述之功”。康雍年间，清廷屡兴文字狱，笔记文也在被难之列，方孝标因《滇黔纪闻》而挫骨，汪景祺因《西征随笔》而获斩。值此“文网日密”的环境下，以谈狐说鬼的方式抒发忧愤或讽喻劝惩的志怪笔记迎来了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先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三部杰作横空出世，而后又带动了《夜谭随录》《萤窗异草》《谐铎》《夜雨秋灯录》《小豆棚》《耳食录》《埋忧集》《三异笔谈》《咫闻录》等一大批摹作的诞生。它们“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即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风的浇薄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此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注重考据训诂的学风也在笔记文上有所体现，《啸亭杂录》《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和《履园丛话》等笔记纷纷出现。它们或是皇亲国戚记载的见闻亲历，或是史学大家博涉文史、留心世务的时事随笔，或是翰林学士对朝章制度和朝野掌故的记述，或是颠沛一生的著名学者的宦游杂记，皆比之以往的同类笔记考据更加严谨，订正讹脱良多，内容愈发翔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后学影响深远。晚清风雨飘摇，文网渐宽，笔记迭出，蔚为大观。在列强环伺、国破家亡的威胁下，知识分子们忧心如焚，无暇长述，用古老的丛残小语来保存国故，经世济时。如梁章钜的《浪迹丛谈》、陈康祺的《郎潜纪闻》、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吴庆坻的《蕉廊脞录》、薛福成的《庸盦笔记》，不仅有补史之用，还记述和转载了大量近代社会、政治、民俗等珍贵资料；汪康年的《汪穰卿笔记》和狄宝贤的《平等阁笔记》则用诸多篇幅介绍域外新闻和科学新知，复杂而矛盾的笔触表现出新旧文化撞击下的焦灼与困惑；许奉恩的《里乘》、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吴炽昌的《客窗闲话》和李庆辰的《醉茶志怪》秉承志怪传统，足与魑魅争光；而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广征博采，规模宏伟，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余条，是清代笔记的集大成之作。

有学者认为笔记文止于清末，此言不确。辛亥鼎革，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笔记虽然不复昔日辉煌，但仍有佳作问世。只是创作者多为遗老，或深受旧文化熏陶的学者，故而“怀旧”成为绝对的主题。如《檐醉杂记》《十叶野闻》《世载堂杂忆》《春明梦录》《巢云簃随笔》等，也记叙了大量清末民初的风云扰攘和干戈离乱。另外，徐凌霄与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以其援引广博，论述完备，词旨雅驯，被誉为民国三大掌故笔记。在科学精神不断引入的时代背景下，谈狐说鬼的内容除了郭则沄的《洞灵小志》外，已经极为稀见，只在《梵天庐丛录》《退醒庐笔记》这样的作品中偶有夹杂，这些都可以视为志怪笔记的回光返照。

二

2015年5月，《北京晚报·书香周刊》的主编沈沣老师邀集一些作者聚会，商讨周刊的改版问题，当时我也在受邀之列。会上，沈老师提及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喜好来开设专栏。那时我正在构思一部通过刑侦技术破解凶宅奇案的推理小说，其中牵涉很多古代笔记中记载的凶宅，便提出写一些用现代科学解读古代笔记中的诡异现象的文章之设想。

我自幼嗜读古代笔记。这些名无定格、体无定例的丛谈漫录，与高大巍峨的官修正史相比，犹如九重宫阙外的村舍民居。它们看似简陋平凡，却有着宫阙永远不能比拟的自然、生动和烟火气。如果说屡经篡改、文过饰非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那么笔记才是古代中国最真实的“非虚构写作”——哪怕是帝王将相、御用文人亲自撰写的笔记，哪怕书写的内容是宫闱秘史和朝堂纷争，也因其真情流露、信笔吐实，无意或无形中建构起与庙堂文化相对抗的江湖。它们犹如丝竹管弦，虽无黄钟大吕的隆重庄严，却格外地悦耳动听，引人遐思。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金字塔式的专制统治为了权力的稳定性，统治阶级一直用最残暴和血腥的方式控制和摧残着私人记录和自由表达。所以那些笔记虽然已经竭尽所能地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历史的真相，但它们毕竟是残片、是密码，简单或孤立地看，往往无法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只有读得越多，涉猎越广，才越能打通因时代和文本设置而成的关碍，才有可能理解古人隐藏在字纸背后的隐喻与真意。尤其那些纯粹因为愚昧迷信而生发出的鬼神灵异，往往被统治者利用，用以愚民和治民，更是非拆穿之而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

听了我的提议，沈老师欣然赞同。一番商议之下，考虑到推理小说中有所谓的“叙诡派”（指通过巧妙的叙述方式制造信息不对等，从而使读者走向思维误区的推理小说），而所言又以古代笔记中的“诡事”为主，便将专栏定名为《叙诡笔记》。沈老师还为之写了一段开栏语，申明主旨——

“在我国古代浩繁卷帙的笔记小说中，记载有大量的奇案、诡案、悬案，囿于科学不昌，古人常常以‘鬼怪灵异’作解。而本栏目则试图用现代科学结合历史考据，给这些奇案、诡案、悬案做出全新的合理解释，以便读者们了解到：诡非鬼，机巧万端终有解；谜莫迷，阅尽千帆道寻常。”

就这样，《叙诡笔记》专栏正式出现。第一篇《林则徐记载的一桩“灵异事件”》发表于2015年5月29日的《北京晚报》上，接下来就是以每周一期的频率进行连载。谁知到第五周，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笔记中记载的“诡事”虽多，诸如梦兆、回煞、谶语、显灵、赶尸、凶宅、旱魃、圆光、厉鬼、妖狐、蛇怪、虎伥……但绝大多数都脱不开四种“成因”：一是精神疾病导致的癔症发作；二是科学不昌造成的愚昧迷信；三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欺诈行径；四是基于民间传说的虚构杜撰。所以写来写去，好像把奇思妙想、气象万千的志怪笔记给“公式化”了，时间一长未免索然无味。更何况，有很多灵异现象，迄今也很难用科学给出合理的解释，如果强行诠注，实属“佛头着粪”。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沈老师沟通之后，达成了两条创作原则：一条是“不设限”，虽然依旧挂《叙诡笔记》的专栏名，但题材不设限、内容不设限，写作方式不设限，每篇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另一条是通俗化，毕竟报纸的读者大多是普罗大众，做到用通俗浅显的文字向读者普及古代笔记知识即可，不必在名物制度上强求精准，不要搞成佶屈聱牙的考据训诂。

沈老师开放的编辑理念破除了我的顾虑，事实上也极大地扩充了这个专栏的创作领域。从此，《叙诡笔记》的选题从“志怪笔记”变成了“杂著笔记”：宫闱秘闻、朝野遗事、名人轶事、科举典制、时令风俗、医药卫生……只要是古代笔记里的内容，任我征引辑录，自由发挥。

我的古代笔记和近代笔记阅读量并不算小，前文提到的书目我大部分通读过。但在真正写《叙诡笔记》这一专栏时，还是感到难度远远超出最初的设想。虽然我每次确定选题后，能凭借记忆知道哪些笔记中有我需要的内容，但真正搜检翻查时还是要费很多力气，加之家中杂务纷纭，我又要写推理小说，日常时间排得满满的，所以写《叙诡笔记》固定在周末两天的中午。把女儿哄睡以后，就在窗台下的书桌上开始写。书桌本来就小，而一篇《叙诡笔记》所用到的古籍往往要十几本之多，桌子上根本摆不下，只好铺了附近一地，跟练摊儿似的。每次我都是一边在电脑上敲字，一边在地板上俯拾翻阅，不知不觉，正午的阳光洒在键盘上，照耀得本来就腰酸背痛的我头昏眼花……即便如此，一般我要写两个中午才能完成一篇，甚至要到周日晚上才能写完。合上电脑时，对面林立的楼宇已经是万家灯火。

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七年。自己开设这个专栏的“初心”，不过是将古代笔记的热爱之情诉诸笔端。但支持我连续七年笔耕不辍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旷日持久的创作突然有了别样的意义：作为一名推理小说作者，我在很长时间里默默无闻，只在布满荆棘的荒野上独自耕耘，每每荷锄四顾，内心泛起无限的辛酸和孤独。而在书写《叙诡笔记》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件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绝大多数的笔记作者都不是飞黄腾达的达官显贵：刘祁仕途无望而撰《归潜志》，叶子奇因事下狱而编《草木子》，杨慎穷愁潦倒而著《丹铅总录》，张大复命运乖戾而作《梅花草堂笔谈》……他们往往被体制抛弃，与“正途”无缘，失去编修和载入正史的资格，只能“兀坐青灯，与书为伍”，将一腔牢骚不平之气泄诸笔端，述往事，思来者。而志怪笔记的作者，一生未显者更是不计其数，蒲松龄、曾衍东、沈起凤、许仲元、朱梅叔……他们壮志难酬，忍辱含垢，浮白载笔，终成不朽。我在引用他们的笔记、书写他们的姓名时，深深为他们在逆境中发愤著述的精神所感动，每一篇《叙诡笔记》，既是对他们的致敬，更是对自己的激励。

2018年，《叙诡笔记》专栏转入澎湃新闻《翻书党》栏目继续刊载，编辑顾明老师同样以自由开放的理念指导我的创作。到2021年底，这一专栏已经发表了200多篇逾百万字。而我，也经常以“古代笔记研究学者”的身份出席会议和发表讲座，这是我在开设这一专栏时没有想到的。

感谢《北京晚报》的沈沣老师、澎湃新闻的顾明老师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师，没有你们多年来的支持和鞭策，《叙诡笔记》专栏不可能连载至今并精选成书；感谢我的家人，因为创作而耽搁的家务，你们多有分担；更要感谢的是多年来关心和鼓励我的读者们，由于才疏学浅，我的文字难免错漏，真诚期盼你们的批评和指正，以便本书再版时得以更正。

呼延云
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