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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期进行关节外科手术的患者，进行术前评价包括多个方面：术前的疾病，既往手术史和手术自身有关的风险等。研究显示，存在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的手术风险不仅存在于围手术期间，而且要持续几年，这种风险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病死率。心脏的疾病和可能在围手术期中发生的疾病包括缺血性冠状动脉病、心力衰竭和心脏瓣膜的疾病。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围手术期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高达18％的患者存在已知或者潜在的风险因素，如冠状动脉病。
在临床病例中，许多患者在术前都会由医生或麻醉师做出快速、粗略的心血管方面的评价。许多内科医生却认为，这样做并不全面，得出的评价也不正确，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出现不良事件的风险，例如出现严重的心肌梗死事件；应该建立全面的测评程序，包括患者的多方面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围手术期整个过程的心血管事件。全面地测评程序可以为患者、社区医生、麻醉师、术者提供临床风险概况，并指导治疗方案。
随着围手术期处理知识的不断增加，不仅能够在术前鉴别出心血管不良事件的最大风险，而且可以形成减少风险的治疗策略。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术前的心血管评价指南发展起来。这些大量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价的系统和指南都包括几个相同的部分。例如，病史、体格检查、非负荷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非介入的心脏负荷试验，以及介入性的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或者是介入性的心脏电生理检查。同时从术前冠状动脉的再血管化、围手术期的治疗方法以及围手术期的监测这3个方面来减少围手术期心脏并发症。这些指南也在不断进行完善，以后会加入新的知识来提高围手术期处理的能力。
在过去25 a中发展了许多风险指数系统，也发展了基于多变量统计分析的计算方法，为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围手术期处理带来益处。这些系统评价了心脏并发症的可能性以及需要进一步评价或治疗的条件。术前评估要求医生对备术患者进行以下方面的工作：对患者目前健康状况进行临床评价以及提供一个临床风险评估；决定术前是否进一步进行心脏方面的检查；提出围手术期心脏并发症相关处理建议以及为降低风险而需要改变的治疗。
Dripps（美国外科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并使用了手术风险的术前评估。根据患者全面健康史和体格检查状况进行5级划分，可以帮助医生预估非心脏围手术期合并证，但是对特殊的心脏不良事件的预计帮助不大。1977年，Goldman及其同事为非心脏手术患者特殊设计了一种多因素的心脏风险指数。
这个系统有9项特殊患者特征并分别赋予分值，通过将对应特征分值相加产生最终得分，并将其分成1～4个不同级别。通过多变量分析，可以将这些分级来对应一个预测围手术期心脏不良事件的程度。Goldman多变量风险指数在心脏风险评估中比Dripps分级系统更加清晰、客观。
尽管Goldman风险指数给医生提供了预测非心脏手术中发生心脏不良事件的有力武器，但是，对于部分3级或4级的患者来说，并不能准确地评估出血管手术的特殊风险。Goldman风险指数也认识到CAD和MI的临床表现多样，对于其他高度怀疑冠状动脉疾病的明显临床特征，如严重的心绞痛却视而不见。其他医生对Goldman风险指数进行了改良，扩展了风险临床影响因素，包括了心绞痛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表现。
风险的评估重点发生了改变，从纯预测风险指数发展到患者全面系统的评价，并结合了围手术期的适当管理中。Eagle及其同事与Vanzetto及其同事的研究可以帮助医生从临床纷繁变化中做出决策，例如不做进一步检查，或无创术前检查，或进行有创检查和干预治疗如冠状动脉的再血管化。基于这些临床变数，医生可以将患者归于围手术期心脏并发症的高、中、低风险组。
美国心脏学院（ACC）与美国心脏联合会（AHA）共同编写出版了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心血管评估行动指南。ACC／AHA指南是由心血管专科医生、麻醉师、外科医生共同完成的。他们查阅了当时最新基于循证医学数据的医学文献。这些数据可以在患者围手术期处理的各个方面形成建议和策略，例如包括病史的采集、风险的分级、检查、干预治疗以及估计预后结果。虽然指南已经发展到可以满足大部分患者的大部分临床状况，但是仍然需要医生对患者做出个性化的最终决定。
1996年的指南中最重要的议题，又在2002年的更新指南中再次申明，强调对于进行非心脏手术的高风险患者来说，进一步的心脏检查和治疗的适应证是甄别出那些不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也就是说，采取冠状动脉再血管化来帮助患者简单度过非心脏手术，仅仅适合很小一部分高风险患者。大部分患者还是推荐采取保守治疗。这一点被最近冠状动脉再血管化预防（CARP）的一项研究所证实。对于近500例稳定的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采用预防性的冠脉再血管化手术，术后疗效超过了药物治疗的最好疗效，但是在平均2.7 a后的随访发现，该方法治疗效果不如药物治疗效果。2007年年底，ACC／AHA汇总新的研究成果，再次更新了围手术期β受体阻滞药的应用指南。
完整的术前临床评价包括药物治疗史、体格检查、心电图（ECG）和相应的影像学资料（如X线胸片）。这个评价应关注鉴别出显著影响围手术期过程的心脏疾病，可以是现存的，也可能是潜在的。还要判断出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稳定性，掌握先前的治疗情况、合并其他疾病的药物治疗情况，以及预定手术的类型。虽然越来越多的随机对照研究认同患者将从术前冠脉评价与治疗中得到益处，但是大部分临床医生仍然依靠从ACC／AHA指南中提炼出的，决定是否可以手术的步骤。这个决策框架要求医生具有丰富知识，如心脏风险临床标记、患者身体功能、手术的特殊风险以及冠脉造影的适应证。其合理的使用还要求医生鉴别出不同临床因素带来的不同风险水平。
在患者围手术期心血管风险状况的评估中，临床医生应该意识到风险因素的重要性和相对权重应由性别来进行校正。1996年出版的ACC／AHA指南，其数据来源的许多研究中存在女性人群的严重代表不足。Lerner及其同事对Framingham心脏研究的数据进行了检查，发现虽然男性与女性可以共享许多心脏血管风险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不是完全一样。女性的CAD似乎比男性更加与年龄相关。女性出现的MI临床表现倾向于安静、无并发症以及更难以意识到，这样就降低了胸痛预测CAD的可信赖度。因此在ACC／AHA指南中，不稳定型心绞痛作为主要临床预估以及稳定型心绞痛作为中等临床预估的重要性就需要改变。
非动脉粥样硬化也可造成胸痛，其包括具有急性胸痛症状的女性，其检查结果为阴性的要远远大于男性。Shackleford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调查了206例择期进行妇科手术的患者中围手术期出现的心脏发病率。在绝经妇女组中，心脏不良事件的最佳预估是高血压和已知的CAD病史。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研究也证实在女性中，高血压在围手术期心脏不良事件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非心脏手术患者进行的术前心血管评价中，临床医生采用了心脏非介入检查的多种模式。在休息或增加负荷与氧耗的情况下，检查结果可以用来研究心脏功能。不同的负荷试验可以由患者参与运动完成，也可以被动通过药物诱发试验完成。有些患者可以胜任运动负荷试验，而这种试验由于不能满足目标心率要求而产生无效的试验结果，这时进一步的非运动负荷影像研究就可以帮助医生排除MI。
很长时间以来，LVEF的测量结果被认为有助于鉴别出具有术后心脏并发症的高风险患者。多种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对术前LV收缩功能与术后心脏发病率和病死率风险的相关性进行了观察。它们共同的结论是在LVEF＜35％的患者中，术后心脏并发症的发病率最高。虽然有这些数据，静息超声心动图仍然不能被明确证明是围手术期心脏缺血事件的可信预估。Halm及其同事在199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474例患者是从以冠状动脉疾病高发病率著称的退伍军人卫生系统中挑选出来的。在报名的474人中，339人进行了非心脏手术的术前静息超声心动图检查。静息射血分数和室壁运动的信息资料并不能区分出具有心脏不良事件高风险的人群，这些事件如猝死、MI或不稳定型心绞痛。虽然常规左室功能评价作为术前筛选的一个部分并不是推荐给所有的患者，但是在已知或怀疑LV功能不全以及那些并存病（如瓣膜疾病和肥厚性心肌病）的患者中，超声心动图检查可以提供有用信息。一旦静息超声心动图研究确立这些疾病的诊断和严重程度，ACC／AHA指南建议，在进行择期的非心脏手术之前，应对这些疾病进行优化。
在非卧床患者中，跑步机和自行车运动负荷试验通常优于药物负荷试验。医生不仅了解患者的心肌活力，而且还能全面了解其运动耐力。当试图对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存在高风险的患者进行管理运动试验时，会遇见很多限制。由于β受体阻滞药和钙离子通道阻滞药的应用，大约有50％患者不能达到与年龄预期相符的心率要求。还有些患者存在需要非心脏手术解决的疾病，如严重的退行性骨关节病，从而不能进行运动。如果进行运动负荷试验，获得检查细节很关键。心率峰值、收缩压、由MET获得的数值、目标心率的预测和存在ECG的改变或临床症状，这些帮助医生很好地了解患者的信息，比简单的“正常”与“不正常”结论更有帮助。如果在心脏缺血发作时获得以下资料，如心率、血压、率压乘积，那么将会对患者术中和术后的管理带来帮助。
为了从试验的非运动模式获得更多预后信息，需要进行双嘧达莫（潘生丁）或腺苷诱导充血反应和多巴酚丁胺增加氧耗的药物试验，两者之间的选择是以患者的个人特性以及在临床机构中的专业知识来决定的。核素显影检查用铊和异丁基异腈来观察血管舒张药物如双嘧达莫（潘生丁）或腺苷影响心肌灌注的变化。在正常冠状动脉循环中，冠状动脉血流量会增加。在冠状动脉闭塞或严重狭窄的患者中，冠状动脉血流量不会变化。在负荷阶段可以观察到心肌灌注缺损，在随后的休息／再分配阶段缺损恢复说明负荷诱导的心肌缺血发生在狭窄的冠状动脉灌注区域。再分配阶段存在固定缺损时，可能代表以前心肌梗死留下的瘢痕；虽然这对未来围手术期缺血事件的预测意义不大，但是与做常规扫描检查比较，灌注显像可显示更高的心脏风险。多个研究证实，随着再灌注缺损面积和数量的增加，心脏风险也在增加。对缺血疾病程度的量化将有助于提高风险评价质量。有些调查研究小组已经指出，核素检查显示的低风险和高风险结果，尤其在显示核素肺浓聚增加时，可以提高围手术期事件预测价值。
负荷超声心动图检查可以动态、实时评价心肌功能对运动或药物增加心肌收缩和心率的反应。在增加氧耗的情况下诱发的室壁运动缺陷被认为是短期和长期心脏风险的准确预估。Boersma及其同事对预定进行主要血管外科手术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具有中等数量心脏风险标志的患者，可在DSS提供的额外预防信息中获得益处。16节段中出现超过5个节段以上室壁运动异常，就说明患者处于围手术期心脏并发症的最高风险。正如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报告得出的结果，负荷超声心动图是用处很广的术前检查。除了明显的心律失常、显著的高血压或低血压，以及严重的主动脉狭窄，DSE也是不能经受运动负荷试验患者的极佳选择。Landesberg及其同事随访了578例进行主要血管手术中的502例患者。在术前铊扫描显示中等和严重心肌缺血的患者，如果术前进行了冠状动脉的血管化手术，将会提高主要血管手术的长期生存率。Beattie及其同事比较了负荷超声心动图与铊显影检查在预测主要非心脏手术围手术期MI风险的能力，采用了meta分析，结论为负荷超声心动图在预测术后心脏不良事件的能力上具有优势。
通过采用非介入检查进一步明确心血管风险的一部分原因是冠状动脉再血管化作为减少围手术期风险的一种手段，具有潜在的益处。然而，很多临床医生认为冠状动脉再血管化，不论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还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都不能帮助非心脏手术患者度过手术应激而简单地实施。
由于缺乏随机对照研究，使CABG的循证决策在具有高风险患者行各种主要非心脏手术时发生困难。回顾性的研究数据提示，经历血管外科的患者有可能从再血管化的手术中获得益处，这种益处包括长期结果的改善。冠状动脉外科研究（CASS）在1978—1981年注册了一项具有报名患者的巨大数据库，它提供了一些最具实力的非随机研究证据，来证明术前CABG可以为预备选择性血管外科手术的患者带来潜在的益处。这些患者的早先研究推荐术前CABG可以显著减少围手术期心源性猝死，但在MI的发病率上，术前CABG组与非CABG组没有改变。而另一项CASS数据库调查显示术前CABG使经历高风险非心脏手术的患者病死率和围手术期MI的发病率都降低了。这些高风险非心脏手术包括主要血管外科手术。
由于围手术期心脏不良事件的概率很小，那些经历低风险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如皮肤、乳腺、泌尿科、小的骨科手术）好像不会从术前CABG获得益处。以前经历过CABG手术的患者在预备进行非心脏手术时会获得益处。假设在进行CABG术后患者病情稳定，那么这种保护性效益在患者术后4～6d表现最佳，之后则慢慢消失。
如同术前CABG，对于非心脏手术的高风险患者来说，术前PCI所带来的益处也是没有大量随机前瞻性数据研究来支持。50例或更多例经历非心脏手术的多项研究显示，术前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CA），与对照组相比围手术期病死率和MI没有明显的改善。另一项研究显示，PCI术后30d进行非心脏手术的患者比90d后进行的，其心脏并发症要更低，但是这种优势在PCI术后90d以内手术时就不明显。这项研究建议预防性的血管成形术对于改善术后结果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冠脉支架放置与非心脏手术相结合会增加术后并发症。一项研究观察到，在冠脉支架放置6周之内进行择期非心脏手术会增加围手术期病死率、MI以及出血。大多数出现灾难性结果的患者，是在安放支架后2周内进行非心脏手术的。死亡原因主要是在放置支架后的第一个2周出现血栓。因此，许多学者推荐在安放支架术后2周，最好是4周以后再进行非心脏手术。随后，Wilson及其同事再次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手术应延迟到在安置支架后至少6周，血管内皮愈合以及抗凝药物的治疗都需要至少6周的时间。Brilakis及其同事发现在PCI术后2个月内行非心脏手术，应用球囊的方法比较安全。因此需要在PCI术后2周进行手术的患者采用球囊的方法比较安全。
传统的操作指南采用冠脉闭塞的数量或心肌缺损的解剖部位来决定对患者实施何种冠脉再血管化手术。CABG的传统适应证是3处或以上需要矫正的闭塞和（或）左主干动脉闭塞。如果达不到要求，在技术条件准许下，可以选择PCI治疗。有时，明确存在需要矫正的多条血管冠脉疾病的患者预约手术治疗。对于这样的病例，PCI和CABG带来的相对益处一直没有研究。直到2001年，旁路血管成形再血管化调查对此进行了明确。
高血压病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在术前疾病中发生率高达20％。无论是手术还是非手术的人群中，慢性高血压使CAD和MI发病率增高。围手术期缺血研究专业组的对照研究显示：高血压是围手术期发生术后缺血的5个独立因素之一，是发生术后死亡的3个独立因素之一。
文献资料显示，对于轻或中度高血压患者，择期手术可以不必延迟，抗高血压药物可以应用到手术当天。对989例没有明确诊断为CAD的高血压患者进行分组，其舒张压在110～130 mmHg。其中一组延迟手术并进行进一步的降压治疗，而对照组不延迟手术，两组在术后的并发症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于严重的慢性高血压或高血压3期患者，即收缩压＞180 mmHg和（或）舒张压＞110 mmHg，择期手术前需要进行控制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没有进行过治疗的患者，需要数天或数周时间来控制高血压。高血压的风险因素包括舒张压超过120 mmHg，存在靶器官的损害和MI或脑卒中的高风险。
心肌缺血是心脏的病理状态，经常出现心肌的氧耗超过氧供。这种不平衡突然增加了能量代谢需求，突然减少了氧供，或者二者同时存在，最终导致心肌组织的梗死。MI是最常见的围手术期病死原因，占术后病死率的40％。虽然有许多原因可以导致这种病理状态，例如严重的高血压、严重的低血压、心动过速、冠状动脉痉挛、低血容量、低氧血症、贫血症和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以及最常见原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目前认为手术或非手术导致的MI病理机制是冠状动脉的斑块脱落，形成栓子，最终导致血管阻塞。血管阻塞不仅是栓子形成的结果，也包括冠状动脉斑块脱落后激发的急性血管痉挛。在围手术期的MI，由于手术应激导致心肌持续的缺血，突然减少了有效氧供，导致组织梗死、心室衰竭，最终导致死亡。Dawood，Eagle及其协作者从临床和组织病理学上比较了术后致死性MI与非手术致死性MI的病理生理。选择1980—1990年择期或急诊手术后出现MI的患者，临床诊断标准是采用实验室的相关参数以及结合尸检中冠状动脉的解剖来进行生理病理分析。41例的患者存在围手术期致命性MI，其中55％显示不稳定的分离斑块，而在剩余的45％中发现存在斑块出血。在这些人群中还伴随着严重的多血管疾病和冠状动脉狭窄。
围手术期的急性MI与非手术急性MI存在相同病理：斑块的出血、脱落，最终导致栓子闭塞形成，组织缺血。尽管有些患者缺少既往CAD的病史，但是仍存在许多临床迹象预测远期的不良心脏事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许多研究已经证实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以及糖尿病可以使心血管疾病和不良事件（如MI）的发生率升高。吸烟与心脏病的关系在1940年就有了研究报道。从那以后，许多研究证实了吸烟与MI之间的联系。虽然冠状动脉疾病和MI没有直接相关的特殊基因联系，但是家族心血管疾病病史依然是不良事件的严重风险因素。糖尿病是全球性疾病，约有1亿人患病。其增加了CAD、脑卒中和周围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无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疾病的2～4倍。不仅预防医学研究显示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会导致升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而且临床对照研究显示降脂疗法抑制药在高脂血症和心肌缺血患者中具有良好疗效。最近，INTER－HEART（一个全球急性心肌梗死风险研究项目）研究推荐了9个修改后的风险因素：脂蛋白的异常、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心理因素、素食、酗酒和体能活动。这些因素增加了MI的风险。研究资料是从52个国家收集到的，不论文化和种族的差异，都与不良冠状动脉病有密切关联。其中吸烟与血脂异常占到了2／3以上急性MI发作的人群。
风险因素的出现就增加了术前进一步检查的需要。除了糖尿病，固有的心血管风险因素与显著增加的围手术期风险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所以，除非严重影响到了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进一步检查一般没有必要。如果患者既往存在CAD，就必须了解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否平稳以及症状表现。如果是MI，就应了解先前的健康查体以及治疗情况。既往具有轻微稳定的心绞痛，先前的MI和充血性心力衰竭（CHF）的患者围手术期的风险就会增加。具有平稳疾病的患者临床表现差别很大，从没有症状到轻微活动就出现胸闷或诱发心绞痛。症状轻微的患者不需要进一步的有创治疗，例如经皮介入治疗（PCI），以及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因为这些手术的风险大于非心脏手术的风险。具有明显症状提示CAD的患者，需要考虑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干预和监测。具有明显不稳定CAD症状或失代偿的心肌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如果进行手术会出现严重的围手术期疾病；除非是急诊手术，应等到病情稳定得到保证后再行手术。
对于既往存在MI的患者，许多临床治疗方法已经改变。在过去，传统的间隔时间是MI发作后6个月才能进行手术治疗。这是基于以前的研究，其发现在6个月内手术会增加MI再次发生的概率。但是这些患者可以进一步分成高风险组和低分险组。高风险组需要等到6个月以后才能手术，而低风险组只间隔3个月就可以手术。随着大量临床对照研究发现出现MI后间隔3个月和6个月并不是必需的。虽然缺少临床对照研究，但是进行非心脏手术时，在MI出现后间隔4～6周似乎也是合理的。从病理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冠状动脉的再灌注的应用，广泛的冠脉血管化以及多种临床科室都进行的冠脉稳定化治疗已经改变了MI的自然发展过程。
许多收缩性心力衰竭与缺血性心脏病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所说的收缩性心力衰竭却会引起围手术期严重的死亡事件和高发病率。收缩性心力衰竭已经不能使心脏向全身泵出需要的血液。在许多病理过程中，先是左心室受累，其次是右心室受累。左心室功能不全通常是缺血性冠脉疾病的结果，但是心脏瓣膜疾病、心律失常和心包病也是病因之一。心脏舒张功能不全显示的心力衰竭症状通常属于心房高压，虽然其可以独立于收缩性心力衰竭，但是通常与收缩性心功能不全同时存在。与收缩性心力衰竭一样，舒张性心功能不全可以由高血压、冠状动脉缺血、心包疾病和肥厚性心肌病引起。
当一个患者表现出心力衰竭的临床症状时，应该鉴别出是否是潜在的或是心脏疾病引起的，并在非心脏手术之前进行治疗。Goldmen和他的同事指出：在非心脏手术时，出现第三心音或其他CHF的症状时，会有显著增加围手术期风险。另一个增加心脏病发病率和病死率的标志是出现肺水肿。在引起心力衰竭的原因中，缺血性心肌病是最受关注的，并有进一步有发展成为术中缺血的风险。然而，缺血相关的心力衰竭与扩张型或肥厚型心肌病引发的心力衰竭，二者的治疗方案截然不同。
肥厚梗阻性心肌病（HOCM）是围手术期需要特殊处理的疾病。静脉回流的减少、体循环血管阻力（SVR）的降低，以及增加的静脉容量都会导致左心室容量的显著减少，结果左心室流出道梗阻，以致输到冠状动脉和体循环的血流发生障碍。潜在病理的复杂性导致HOCM被认为是发生围手术期严重并发症的高风险。尽管存在这些认识，由Cohn和Goldman进行的一个小的回顾性调查发现，在35例患者中，倘若小心地处理术中出血量和血容量，在全麻下可以进行非心脏的主要手术，给患者造成的额外心脏风险很小。这项研究建议由于相对减少血容量的缘故，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的，然而，大多数临床医生并不支持这个建议。在一个77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伴有非对称性室间隔肥厚的患者，进行非心脏的重要手术，会出现40％的不良围手术期心脏事件，大部分这些事件对CHF来说，只是小插曲，该研究建议对这些患者的围手术期处理可以安全地进行。
在择期进行非心脏手术的患者中，在体格检查中经常会发现存在心脏杂音。这时需要分清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会诊医生必须分清心脏杂音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如果存在心脏瓣膜功能不全，还要弄清临床严重程度。瓣膜病变可以从对围手术期处理没有影响的无害杂音，到需要预防心内膜炎的缺损，甚至到严重的主动脉瓣或二尖瓣狭窄，这时就需要取消手术，直到瓣膜缺损修复。
主动脉瓣狭窄（AS）的瓣膜口面积不到0.7 cm 2 时，进行非心脏手术会产生极高的心血管风险。在术前评价中，发现伴有典型的AS的三联征（心绞痛、昏厥和心力衰竭）的患者，需要延期手术，并做进一步评价或其他治疗，包括可能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术。严重AS最需要关注的是在全麻或是局麻时出现严重急性心脏失代偿，其次需要关注的是心脏不能代偿手术中的应激反应。
二尖瓣狭窄（MS）的患者需要保证控制好心律，以避免心动过速。否则会导致严重的肺瘀血和左心室灌注不足。严重MS的患者可以进行球囊瓣膜成形术或瓣膜置换手术。对于由于瓣膜关闭不全造成血液反流的患者，无论是主动脉瓣还是二尖瓣，都比瓣膜狭窄具有更好的手术耐受性。与主动脉瓣、二尖瓣瓣膜关闭不全的治疗策略相似，例如仔细的血容量的控制、利尿药和血管舒张药物的应用以减小后负荷、建立预防细菌性心内膜炎的措施。在严重反流的患者中，测量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大致计算出真正的射血分数（EF）。对于已经安装了机械瓣的患者，在围手术期中，需要特殊关注心内膜炎和长期抗凝问题。
围手术期发现心律失常和传导异常疾病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部分老年患者或是存在潜在心脏疾病的人群中。为了说明心律失常是否会导致围手术期心脏相关的并发症，一项50岁以上181例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在术中或术后出现室上性心律失常的概率很高。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显著增加了缺血性疾病发病的风险，例如从增加代谢能耗到出现脑卒中以及部分出现难以控制的心房颤动。单独的室上性心动过速就可以被看作是围手术期冠状动脉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
室性心动过速被传统地看作是围手术期的不良事件的风险因素。然而，随后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室性期前收缩（PVC）和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NSVT）与增加非致死性MI发病率或围手术期发生死亡事件没有相关性。虽然室性心律失常不会显著增加心脏病的发病率或病死率，但是在术前评价阶段出现室性心动过速时，需要查明其原因，如肺源性心脏病、感染、缺氧、代谢失代偿，以及药物中毒。在择期手术之前，需要控制有症状的室性心律失常。
传导阻滞涉及心脏电脉冲干扰，特别是2度房室传导阻滞（AVB）中的莫氏Ⅱ型（Mobitz typeⅡ）和3度完全房室分离的患者，需围手术期进行评价以及一些短暂的或是完善的治疗。如果没有装备临时起搏器，术中不可预测的变化，会使血流动力学向坏的方向发展。安装埋藏式起搏器或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的患者，需要心律失常领域的专家进行检测仪器。专家有时可能要求在术中设置成非同步模式，以及在围手术期将ICD进行关闭或再次激活，以防止不适当的放电会对手术医生和患者造成伤害。
高风险的心脏病患者计划进行非心脏手术时，成功的术前评估需要通过一个有组织、有逻辑的方法。这就要求患者围手术处理相关的医生小心谨慎和仔细沟通，这些医生包括住院医生、麻醉师、会诊医生以及术者。对于进行主要手术的患者，不应只进行单一种类的术前心血管检查和风险评估。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心脏缺血负荷试验和再血管化手术对一部分有症状的患者具有潜在的益处；结合选择性的检查，经过优化的医学介入治疗手段不仅减少心脏风险，而且也会降低其他并发症的发病率与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