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的第一起小儿麻痹症，在六月初阵亡将士纪念日刚过就光临了，就在与我们家相隔整个城区那个贫困的意大利人社区，而住在城镇西南角犹太威夸依克区的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接下来纽瓦克几乎每个社区都发现了病例，大小共十二起，只有威夸依克没有遭殃。直到七月四日，小城一共公布了四十起病例时，社区晚报才爆出一则头条新闻《卫生局长要求家长警惕小儿麻痹症》。卫生局局长威廉姆·吉泰尔医生告诫父母们要密切关注孩子健康，一旦孩子出现诸如头痛、咽喉痛、恶心、颈部僵硬、关节痛或发热等病状，应求医问诊。吉泰尔医生认为，虽然今年相比往年小儿麻痹症病例多了一倍，但考虑到纽瓦克有四十二万九千人口，完全算不上传染病暴发。他说，每到夏季人们都会担忧小儿麻痹症的发生，也会采取恰当的卫生措施来预防，但犯不着像一九一六年美国东北部小儿麻痹症横行时一样人心惶惶。新闻报道提及的二十八年前的那场传染病，是历史上小儿麻痹症暴发情况最严重的一次，父母们“有足够的理由”担惊受怕，当时全国发病人数超过二万七千人，六千人死亡，其中纽瓦克发病一千三百六十起，死亡三百六十三人。

今年虽然发病数只到平均值，而且感染小儿麻痹症的风险比起一九一六年要低得多，但因为麻痹症会致使小孩永久性残疾、畸形，或是必须依靠一个筒状的金属呼吸罐（人们称之为铁肺）进行呼吸——或者因为呼吸肌瘫痪而死亡——社区的家长们忧心忡忡，而那些放假过暑期，能成天在外头玩耍直到黄昏漫漫的孩子，他们内心的平静也被打破了。除了担心染上重病带来可怕的后果之外，由于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可用，人们的忧虑又增加了几分。脊髓灰质炎——或者叫它小儿麻痹症，因为人们认为患者大部分是蹒跚学步的小孩——这种病谁都会得，莫名其妙地就得了。患者通常是十六岁以下的孩子，但成人也可能被严重感染，比如美国的现任总统。

小儿麻痹症患者中最有名的当属富兰克林·罗斯福，三十九岁正当壮年时他染病上身，结果不得不拄拐行走，后来甚至只能从脚部到臀部安装笨拙的皮钢板支架才能站立。罗斯福执政期间设立了一个名叫“十美分活动”的慈善机构，募捐善款用于小儿麻痹症研究及对患者家庭的经济援助。虽然病症可以减缓甚至痊愈，但通常需要经过长年累月昂贵的医护康复治疗。在一年一度的募捐动员大会上，美国的年轻人都会投身抗击疾病的斗争，在校学生都会捐出几毛零钱，影院里带位员四处传递的募捐箱也有钱丢进，在全国各地小店及办公场所的外墙上，或是校园的长廊里，也都张贴了诸如“你可以帮上忙！”“加入反抗小儿麻痹症的斗争吧！”之类的标语海报。还可以见到图片海报，上面是轮椅上的孩子，小女孩秀丽可爱，害羞地吮着拇指，双腿却套着支架，小男孩收拾得很整齐，也套着支架，却一副不服输的样子，满怀期望地微笑着。对其他健康的孩子来说，这些海报似乎传递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他们也可能成为小儿麻痹症患者。

纽瓦克地势很低，夏天总是雾气蒙蒙的，因为城市一边接壤大片大片的湿地，招来成群的蚊子，一度导致疟疾肆虐，而那时疟疾也是不治之症。热浪来袭时，除了冷水浴或几杯冰水，室内再无其他消暑的办法，人们只好搬个沙滩椅去大街小巷露天纳凉，这时候就不得不拍打驱赶蚊虫。后来家中有了空调就另当别论。当时可只有一台黑色的小风扇，在桌子上搅起一丝丝微风，根本无法缓解接近华氏一百度的高温，而那年夏天一连一个礼拜甚至十天都是这样的温度。室外纳凉的人们点燃香茅蜡烛，喷洒飞立脱 ，用来驱赶蚊子苍蝇。人们认为这些飞虫携带疟疾、黄热以及伤寒热病毒，纽瓦克市市长德朗蒙德还带头认定它们带有小儿麻痹症病毒，这种观点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因此市长发起了一场“拍苍蝇”运动，一旦蚊子苍蝇从门窗进入室内，就将遭受葬身苍蝇拍或杀虫剂的厄运，因为人们害怕飞虫停歇在家中熟睡的幼童身上，满是病毒的腿足使孩子染上小儿麻痹症。当时人们对于病症感染源还一无所知，可能对一切都心存怀疑，包括巷子里骨瘦如柴的流氓猫，它们总是钻进后院的垃圾桶里觅食，还有皮包骨的流浪狗，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在屋子四周溜来溜去，还在人行道、街道上到处撒尿。人们甚至怀疑山墙上咕咕叫的鸽子，它们白乎乎的粪便弄脏了前门廊。疾病暴发的头一个月，还未确认小儿麻痹症是传染病之时，卫生局已着手系统地清除城里大批流浪猫，而与家猫相比野猫是否与疾病更有关联，人们甚至都还不明了。

人们只知道这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一旦与病人肢体接触，就有染病的可能。随着城里病例数目节节攀升，人们的恐惧感也日渐强烈。正因为此，我们社区的父母大多禁止孩子去相邻的欧文顿镇的奥林匹亚园公共泳池游泳，也不许他们去当地的“冷气”影院看电影。甚至乘公车去镇中心或越过“下脖子”区 去威尔逊街的鲁珀特体育场观看当地“纽瓦克熊”乙级棒球联队比赛，父母都不允许。我们受到警告，不得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饮水池，连喝口别人的苏打汽水都不行，还不能着凉，不能和陌生人玩耍，不能从公共图书馆借书，不能使用公共电话，不能买街边流动摊贩的食品，吃饭前还必须拿肥皂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吃的蔬菜水果都要先洗干净。看到病人或疑似小儿麻痹症患者，最好躲得远远的。

为逃离城市炎炎夏日，去山区或郊区参加夏令营是人们所能想到的防止孩子染病的最好办法，或者去六十里外的泽西海岸避暑也不赖。经济宽裕的家庭要么就在布拉德利比奇出租屋里租上一间卧室，连带能使用厨房，外加一小片沙滩、木板铺成的人行道，还有延伸一里的海边茅屋，这些在新泽西北部的犹太人中风靡了好几十年。母亲带着孩子去海滩呼吸新鲜空气，海洋的气息一整周都在强化他们的身体，到了周末或假日，父亲也会加入。当然，不管是夏令营还是海边小城，都有新增的小儿麻痹症病例，但因为数量远不如纽瓦克市内的多，人们普遍认为相比城市周遭脏兮兮的街道和滞浊的空气，待在海边看看海景听听海浪，或在乡村远离城市，或在高山之上，是再好不过的避免疾病的保证了。

于是有钱的幸运儿撤离城市去别处避暑，而我们其他人却不得不留在原地，置当局的“危言耸听”于不顾，仍旧过我们正常的日子：在学校烫人的柏油操场上打垒球，一局接一局、一场连一场，在高温酷暑中四处跑动，口渴了就去公共饮水池一顿痛饮，打完一局就挤在场边的长凳上，膝间夹着破旧不堪、油污满布的垒球手套，那是打球时为防止额头的汗滴跑进眼睛擦汗用的，身上还裹着浸湿汗水的Polo衫，臭气熏天的运动鞋还没来得及脱下。完全不管不顾这种种不谨慎的举动，尽管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其中任何一人带来厄运，让我们一辈子囚禁在铁肺中，或是带来最可怕的死亡。

操场上只有十来个小姑娘，约莫八九岁的模样。她们常在中心操场边的一条校园窄路上跳绳，小路再过去就是交通要道了。有时她们也在小道上玩跳房子，或跑垒、抓石子游戏，也会一整天把一个粉色的橡皮球在脚边踢来踢去，一副雀跃的样子。跳绳时她们想着玩点花样，从相反方向甩动两根绳子。那时候就会有男孩突然冲上来，把准备跳绳的女孩推到一旁，自己跳进绳子里，一边嘲讽着大声吼女孩最喜欢的跳绳歌，一边故意把自己搅和在飞舞的绳子中：“H，我叫Hippopotamus（河马）——！”女孩们便冲他大喊：“闭嘴！快闭嘴！”并向操场管理员求助。管理员却也只好在操场原地朝那个捣蛋鬼（多数时候是同一个男孩）训斥：“麦隆，快给我住手！离姑娘们远点，否则你就给我滚蛋！”之后骚乱渐渐平息，不久绳子再次在空气中轻快地翻转起来，女孩们一个个轮流重新跳起绳、唱起歌：

A，我叫Agnes（阿格尼斯）

我丈夫叫Alphonse（阿万斯）

我们来自Alabama（阿拉巴马）

我们带回apples（苹果）

B，我叫Bev（贝芙）

我丈夫叫Bill（比尔）

我们来自Bermuda（百慕大）

我们带来beets!（甜菜）

C，我叫……

稚嫩的嗓音从操场边的小道上远远传来，从A念到Z，接着倒过来念一遍，每个字母一轮歌词，每行末尾的名词都押头韵，有时她们会在歌词里故意颠倒是非。她们通常四处乱蹦，横冲直撞，活力十足，除非遇上麦隆·考普费曼一类的捣蛋鬼来干扰。从六月春季学期结束的那个周五开始，一直到劳动节过后的周二，也就是秋季学期开始，除了太热时被管理员喊去阴凉处避避日头，她们天天在那条小道上玩耍。开学后，她们就没法这么整天跳绳了，除非是放学，或者放假。

那年的操场管理员是巴基·坎特，他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周边的年轻人几乎都参军了，他却因为视力问题不能入伍。上学年他来总理大道小学做体育老师，一年来认识了不少操场上的常客，因为他们也是他体育班上的学生。那年夏天坎特刚满二十三岁，毕业于纽瓦克南方高中，一所种族、宗教混杂的学校，后来在东奥兰治他又上了潘瑟体育教育与卫生学院。小伙子差不多五英尺五的个头，尽管看起来还挺健壮，本身也是很优秀的运动员，但因为身高和视力的关系，像足球、垒球、篮球之类大学里风靡的运动，他都无缘参加。有了这样的局限，他就只能扔扔标枪或者举举重了。他身体紧实，脑袋不大不小，五官轮廓尤其鲜明：颧骨又宽又高，前额突出，下巴微翘，鼻子又长又直，再加上高高的鼻梁，从侧面看，就像刻在硬币上的人物。肌肉结实，嘴唇也很饱满，皮肤常年呈黄褐色。从半大小子开始，他的发型就是军队里的半寸头，这就让人尤其注意他的两只耳朵。倒不是因为它们很大（其实并不大）或者紧贴着脑袋，而是因为，从侧面看，这两只耳朵不同于一般人的耳朵形状，就像扑克牌里的黑桃尖，也像神话故事里飞足上的翅膀，因为耳朵最上面的部位不是圆的，而是尖尖的。因此，在外祖父称他为“巴基”之前，同街坊的小伙伴送给他“尖子”的称号，除了形容他过人的体育竞技能力，还因为他的耳朵长得很像扑克尖子。

因为这张轮廓分明的脸，眼镜背后那双烟灰色的眼睛显得深凹进去，它们又细又长，像是亚洲人的眼睛。尽管他声音有点尖，出人意料，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威武雄壮的形象。一眼看过去，他就是那种铜打铁铸、不惧艰险、异常勇敢、坚强可依赖的年轻人。

七月初的一个下午，两辆小车驶进学校后方的宿舍街，在街头的操场处停下来。小车上坐满了意大利人，都是东区高中的男学生，十五到十八岁光景。东区高中在包铁区，那一块是工人贫民窟，迄今为止报道了纽瓦克最多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坎特先生一见他们停下，就放下手里的活儿，把垒球手套往球场上一扔——当时他正凑份子同我们玩跑垒游戏，都已经跑到三垒了——一路小跑到已经从车里下来的十个陌生人那里。他跑起来就像个专业的运动员，内八字的姿势早被操场上的孩子们学会，跑动时靠大脚趾球发力，一边跑一边故意轻轻抬起身子，还有走路时有力的双肩微微晃动，这些都是孩子们争相模仿的对象。一些男孩甚至到哪儿都记着他整个的行为举止，无论是在操场上，还是在操场之外。

“伙计们，你们来这儿干吗？”坎特先生问道。

“来传播小儿麻痹症病毒。”他们中的一个答道，是领头从车中大摇大摆走下来的那个。“不行吗？”他说着，转身向支持他的同伙炫耀，在坎特先生看来，那伙人一触即发，似乎等不及要寻衅滋事。

“看起来你倒更像是要惹点麻烦。”坎特先生当面说道，“我劝你们还是回家待着吧。”

“不了，不了，”意大利佬坚持道，“等我们传播点病毒再说。我们有病，你们却没有，所以我们觉得要开车过来带点给你们。”他一边说，一边前前后后晃个不停，表示自己不怎么好对付。两根拇指插在前头两个裤袢中，一副明目张胆、悠闲自在的样子，不无轻视之意，直勾勾的眼神里也充满轻蔑。

“我是这儿的操场管理员，”坎特先生表明身份，向后指着我们这群孩子，“我现在命令你们离开操场附近。这儿不是你们的地盘。我可是很礼貌地请你们离开。你们说呢？”

“可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不可以传播小儿麻痹症病毒，是不，操场管理员先生？”

“我说，小儿麻痹症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而且还真有法律规定不能妨害公共利益。我不想喊警察。比起我叫警察来请你们走，你们自行离开如何？”

听完这些，这伙人的头头往前走了一步，朝人行道上吐了口痰。他比坎特先生高出半英尺，那口黏痰离坎特先生的球鞋尖仅数寸之遥。

“你什么意思？”坎特先生问道。他的声音听起来仍旧冷静，双臂紧紧抱在胸前，纹丝不动。包铁区还没有暴徒能在他这儿占上风或接近他的孩子们一步。

“我告诉你了什么意思。我们正在传播小儿麻痹症。我们要同你们这些人分享。”

“听好了，别给我扯什么‘你们这些人’之类的废话。”坎特先生说着，很快向前迈了一步，不无怒气，离意大利人的脸只有几寸。“我给你们十秒钟，赶紧给我走开，一起滚蛋。”

意大利人脸上浮现出微笑。自从下了车他确实就一直这么笑着。“不然呢？”他问道。

“不然，不然我去喊警察来赶你们走，禁止你们过来。”

意大利佬又吐了口痰，这次直接吐到了坎特先生的球鞋侧面。坎特先生朝一个男孩喊了一声：“杰瑞，去我办公室给警察局打电话。就说是我让你打的，告诉他们我需要帮助。”杰瑞正等着下一轮击球，当时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静静地在一旁看着坎特先生如何喝止那十个意大利人。

“他们会干吗？把我锁起来？”领头的意大利佬说，“就因为在你们宝贵的威夸依克人行道上吐了口痰，警察就要抓我去坐大牢？这人行道是你家的吗，你个四眼？”

坎特先生一言不发，站在孩子们一旁，他们前一刻还在他身后的柏油操场上打球。另一旁是两车子的意大利佬，他们也在操场边的小道上纹丝不动，每个人似乎都准备把嘴上的香烟一甩，接着掏出枪来。但是等杰瑞按照指示从坎特先生的地下办公室打完电话回来，两辆小车和上面十个来势汹汹的乘客已经走了。才十分钟的工夫，警车到了，停在路边，坎特先生把两辆车的车牌号告诉了警察，看来刚才僵持期间他已经把号码记下了。警察走后，围栏后的孩子们才开始嘲讽起那些意大利人。

结果意大利佬们适才聚集的地方，很大一片人行道满是唾液，约莫二十平方英尺的一块，湿漉漉、滑腻腻的，令人作呕，看起来的确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坎特先生叫两个男孩去地下室取两个水桶来，从门卫那儿要了热氨水倒上，接着拿水把人行道每寸地方都冲得干干净净。孩子们冲走黏液的动作让坎特先生想起十岁那年，他在外祖父的杂货铺屋后打死一只老鼠的事，事后他一样把地面冲洗干净。

“别担心，”坎特先生告诉男孩们，“他们不会回来的。这就是生活，”他重复了外祖父最喜欢的一句话，“总有滑稽的事儿发生。”接着他又加入到跑垒游戏中，大家继续玩耍。操场四周被两层楼高的铁丝网围着，在铁丝网另一边观察事态发展的男孩们被坎特先生对付意大利人的架势震撼了。他自信果断，强壮得像举重运动员一般，每天都和我们这些人乐此不疲地打球，从他担任管理员那天开始，他就是操场常客们最愿意见到的人。但是这次事件之后，他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英雄，一个偶像、保护者，对那些自家兄长参了军去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GKMI9ChyyZPwhxO7QljmBqMJRhnOn7U3tDf/89uaoIF1BV9nfHXFbHFKtVCPQm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