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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参加晚宴，邻座是位能讲中文的德国男士。他不仅可以熟练地使用筷箸、汤匙，甚至还会像中国食客一样，入乡随俗地用公筷给周围的人夹菜。主持人介绍，这位老兄是一家车企的中国区老总。
席间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美食，“中国通”侃侃而谈，刀工火候、煎炒烹炸、四大菜系什么的，理论水平很高。我由衷地赞叹他“对中餐的了解程度几乎可以和扶霞相比了”。他先礼节性地接受了我的恭维，然后问我：“您说的扶霞，是……？”我解释说，邓扶霞，是我们美食纪录片的顾问，写过好几本关于中餐的书，是一位英国作家。他更吃惊了：“英国人，美食作家？您是认真的吗？”
今天的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谓的“信息茧房”说的就是这个。尤其是在美食领域，什么人有资格谈论美食？英国是不是一个“暗黑料理”的番邦？这些可能都是让一些人亢奋的话题，但扶霞从来不care这些。
扶霞年轻时，不远万里来到东方求学，偶然的机缘，开始对中国饭菜产生兴趣。从学做菜入手，她逐渐积累，开始以烹饪技术及其背后文化的角度，向英语世界介绍中餐。一些中餐技巧，比如“熘”，比如“㸆”，这些细微的差异，扶霞都能用准确的语言传达给自己的读者。当然，这些也都得益于她留学中国期间在四川高等烹饪技术专科学校的学习。
在历史上，我们一直用“东”和“西”来划分地球上的人口，所处的地理空间往往决定了我们的视野，再加上语言的障碍，要想真正做好沟通并不容易。就拿中菜的译名来说，有中餐厅把夫妻肺片注释成“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童子鸡则是“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确实让人哭笑不得。
我说扶霞是个非常好的翻译，不只在语言文字领域。对中文文本的理解，加上对英语接受环境的熟悉，使得中餐体验中一些很难用文字传导的感受，恰好被扶霞很精确地传达出来。
比如说，中餐的“清淡”很难用英文词汇形容，往往因为被翻译为“bland”（无味）和“insipid”（乏味）而少有人问津，导致中国食物油腻辛辣成了西方人的刻板印象。而在她的笔下，“清淡蔬菜”是对“油腻辣菜”的平衡，“清口小汤”是让一顿“简单肉蔬”多样化的绝佳帮手。因而“清淡”的存在，是中国人对多样餐饭的经营，更是对一种“平衡”境界的追求。这就不是认识意义上的事情了，它上升到了审美的层面。
同时，扶霞也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文化学者。在这本书里，她用轻松的笔墨写到了中国人离不开的酱油、风靡西方的左宗棠鸡和宫保鸡丁，既有趣又非常严谨，体现了她的专业素养。“最懂中餐的西方人”，这个称号绝对实至名归。
扶霞一直笔耕不辍，向西方世界介绍中餐，改变着那里的人们对中国的固有想象。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扶霞几乎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她不断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寻味，寻找那些能够体现文化多样性的饮食样本。扶霞捏着鼻子吃了很多“高格斗系数”（让西方人感到挑战和冒犯的）食物，渐渐发现了其中的美好，并且难以割舍。
她认为，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不仅是对她味蕾的“再教育”，也是思想上的脱胎换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终于“能对关于中餐的西方偏见说‘不’”。比如对于中国人吃下水这件事情，传统西方人一直认为源于中国人生活的“贫穷和绝望”，而扶霞认为这是“敬天惜物”，“更何况，这有多么美妙的口感”。
另一方面，扶霞的沟通是双向的。推介中餐的同时，她也在向中国餐饮同行展示世界美食的精彩。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不停地带着中国的饮食工作者去体验西方的主流饮食，与当地厨师进行交流互动，让双方增强了解。
这是搭建桥梁的工作。除了翻译，扶霞更像导游。她既可以如“仁慈的独裁者”一般，为朋友排一个细致周全的中餐菜单，也会在纽约中央车站的Oyster Bar爽爽地吃一顿生蚝（三年前我甚至按这个菜单原地原样复制了一次），这就是所谓的“吃贯东西”吧。
和扶霞认识不过五年，但在见面之前我就拜读过她的《鱼翅与花椒》，感觉在食物方面和她有很多一致的看法。生活里的扶霞是一个和善、开得起玩笑又有自嘲勇气的人，很多文章读起来都会让人哑然失笑。
在这本文集里，我最喜欢读的是扶霞自己生活的故事，尤其是那篇“希望靠抓住男人的胃来笼络他们的心”的文字。非常遗憾的是，老外的胃和心距离隔得太远，她不断尝试都没有成功。
扶霞的人生榜样是一本图画书里的小女孩泽拉达，她“让一个食人魔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比小孩更美味的东西，从而拯救了整个小镇”。最重要的是，泽拉达和食人魔结了婚，对方蓬乱的胡子下还有着一张英俊的面孔。但现实很骨感，她没有等到自己的“食人魔”。餐桌上相对无语的，或是素食主义者，或是美食感官系统和发达大脑无法连接之人。
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人，那么扶霞的文字肯定是你的菜。如果你一日三餐味同嚼蜡，我觉得这本书不读也罢。
陈晓卿
二〇二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