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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讨论了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的一体化，即由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对人和自然不断扩张的征服而获致的一种成就。现在我们将转入与此相应的文化领域中的一体化。在本章，文学的某些重要观念与形象及其命运将表明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如何清除“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它们事实上屈从于流行在当代工业社会发达地区的俗化趋势。
这个社会的成就和失败使它的高层文化失去合法性。人们所赞美的自主性人格、人道主义以及带有悲剧色彩和浪漫色彩的爱情，似乎都是发展的落后阶段才具有的理想。实际情况不是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堕落，而是高层文化为现实所拒斥。现实超过了它的文化。当代人可以比文化中的英雄和半神 更有 能耐；他已经解决了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但他背弃了高尚 (1) 的高层文化所维护的期望，践踏了高尚的高层文化所维护的真理。确实，高层文化过去总是与社会现实相矛盾的，而且只有少数特权人士才能享受它的乐趣，描绘它的理想。社会的这两个对立领域一直是同时并存的；一方面高层文化总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现实也极少受到其理想和真理的妨碍。
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消灭高层文化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它们借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 另一种向度 ——来消灭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 双向度 文化的清除，不是通过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通过把它们全部纳入既定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展示它们。
事实上，它们也是作为社会团结的工具而起作用的。自由的文学艺术的伟大之处、人道主义的理想、个人的悲欢、人格的完满，都是东西方竞争中的重要项目。它们猛烈攻击当代共产主义的种种形式，而又没有一天不被管理和出售。它们同出售它们的社会相矛盾的事实并不重要。正像人们知道或觉察到广告和政治演讲未必是真的或正确的，但还是要去听、去读甚至让自己受其指导一样，人们接受传统价值观念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乃至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也是推销术的音乐。起作用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实的价值。现状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中心的，一切异己的合理性也都服从于此。
当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电视、电台和舞台上说出自由、完善这些伟大的字眼时，这些字眼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它们只有在宣传、商业、训练和消遣的语境中才能获得意义。理想与现实同化到这种程度，说明理想已被超越。它被从心灵、精神或内心世界的高尚领域里拽了出来，并被转换为操作性术语和问题。这里也有大众文化的进步因素存在。这一倒错表明了如下事实：发达工业社会面临各种理想物质化的可能。该社会的各种能力正在逐渐缩小对人的条件加以描绘、理想化和说明的高尚领域。高层文化变成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它丧失了更大部分真理。
西方的高层文化——工业社会仍宣称信仰其道德、美学和思想价值——在功能的意义和年代顺序的意义上曾是一种前技术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此外，西方的高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曾经是一种封建文化，即便资产阶级时代给了它某些十分持久的构想。它曾是封建的，不仅因为它局限于少数特权人士，也不仅因为它那固有的浪漫主义成分（下面就将讨论这一点），而且因为它的权威著作曾表现了一种同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同它那可预测并可获利的秩序的有意识、有步骤的异化。
虽然，这种资产阶级秩序在艺术和文学（如17世纪德国画家、歌德的《威廉·迈斯特》、19世纪英国小说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得到了丰富的甚至肯定的描绘，它仍然是为另一种向度所遮蔽、破坏和拒斥的秩序，因为此种向度指控和否定商业秩序，与商业秩序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此种向度在文学中的代表，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上的英雄（他们往往支持已确立的秩序），而是那些破坏性的角色，如艺术家、娼妓、姘妇、主犯、大流氓、斗士、反叛诗人、恶棍和小丑——那些不去谋生，至少不以有规律的、正规的方式去谋生的人。
诚然，这些角色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学中并没有消失，但他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头换面之后才幸存下来。因而，荡妇、民族英雄、垮掉的一代、神经质的家庭妇女、歹徒、明星、超凡的实业界巨头，都起着一种与其文化前身不同乃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像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这是对既定秩序的肯定而不是否定。
其前身的世界，是一个落后的前技术世界，即是一个对不平等和艰辛生活心安理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劳动仍是一种命定的不幸。不过，那个世界也是人和自然尚未被作为物和工具而组织起来的世界。通过运用各种形式和风格的代码、运用文学和哲学的体裁与术语，那种已成往昔的文化表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节奏和内容：在这个世界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栈、贵族和村夫、沙龙和庭院都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所表现的节奏，属于那些信步漫游或驾车出巡的人，属于那些有闲暇和雅兴去苦思、冥想、体验和讲述的人。
它是过时的、被超过了的文化，只有梦幻和孩子气的倒退才能使它复活。但就其某些决定性因素而言，它又是 一种后 技术文化。它那些最先进的形象和立场似乎没有被吸入受管理的舒适条件和刺激因素中；它们还在迷恋从技术进步的巅峰状态中获得再生可能的意识。它们所表达的，是从已确立的生活形式中摆脱并有意识地异化出来，由于这一点，文学和艺术甚至在妆点着既定的生活形式的时候，也是与这些形式相对立的。
同马克思主义用以表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其自身及与其工作之间关系的概念相对照， 艺术异化 是对异化存在的有意识超越，是“更高层次的”或间接的异化。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中之所以会出现与新世界相冲突并否定商业秩序的反资产阶级因素，既不是由于商业秩序的美学意义低下，也不是由于浪漫主义的复古——奉献给正在逝去的文明阶段的怀旧情感。“浪漫主义的”是一个谦恭的毁谤术语，它很容易被用于蔑视世人的先锋派立场，正如“颓废派”一词比实际的颓废因素更为经常地用于谴责一种行将灭亡的文化所具有的真正的进步特征一样。艺术异化的传统形象在美学上与发展着的社会格格不入，就此而言，他们的确是浪漫主义的。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是其拥有真理的标志。他们在记忆中重新唤起并加以维护的东西属于未来：将摧毁那个压制它的社会的令人满意的形象。20世纪20—30年代那些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在其颠覆和解放功能中，还再现过这些形象。从基本的文学术语中随便挑出一些例子就能表明这些形象的天地、亲缘关系及其所展示的向度，譬如：灵魂、精神和心灵；《对于绝对的探索》、《恶之花》、《小妇人》、《海边王国》、《醉舟》、《长腿的诱饵》、《远方》和《故乡》；魔鬼似的酒徒、魔鬼似的机器、魔鬼似的金钱；唐璜和罗密欧；《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时》。
单是上述例子就表明他们属于一种失落的向度。他们之所以失去合法地位，并非因为他们在文学上已经陈旧。这些形象有一部分属于当代文学并幸存于其最先进的作品中。不再合法的是其颠覆性力量、破坏性内容——即其真理。于是，他们便在日常生活中去找他们的归宿。这样一来，异己的和正在异化的精神文化作品就变成熟悉的商品和服务设施。那么，它们的大规模再生产和消费仅仅是一种量变，也就是一种增长的文化鉴赏与领悟，一种文化的民主化吗？
文学艺术的真理总是被当作“高层”秩序的真理来看待（假如它得到承认的话），这一不应该、事实上也不曾妨碍商业秩序。当代社会所改变的是这两种秩序及其真理之间的区别。社会的吸收能力通过同化其对抗性内容而消去艺术的向度。文化领域里的新型极权主义正是在调和性的多元主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多元主义使最不相容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调和出现以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异化，因为它维系和保护着矛盾，即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由于它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排斥的向度，因而曾是合理的认知力量。其真理存在于它所引起的幻觉中，存在于创造一个唤醒和中止了（由认识来支配）生活之恐怖的世界的不懈努力中。这就是各种杰作创造的奇迹；它是悲剧，是彻头彻尾的，也是悲剧的终结——它那无法实现的解决。因为，去过有爱有恨的生活，去过现实存在的生活，就意味着挫折、逆来顺受和死亡。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由此便变成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实际和可能之间的张力变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二者之间的调和多亏了作为 形式 的作品：作为“幸福希望”的美。在作品形式中，具体环境被置于既定现实得以显示自己实际面目的另一种向度之下。因而它述说了有关它自身的真理；其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屈从的语言。虚构的作品叫出了事实的名字，它们的王国就此土崩瓦解；因为虚构推翻了日常经验并揭示了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拥有这种魔力。只有当形象是活生生的并拒斥既定秩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与当代文学中同样悲惨的爱情故事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实际生活中包法利夫人似的人物所使用的谦卑语言仍含有女主人公的形象，不然的话就是她所阅读的故事含有这些形象。她的焦虑不可救药，因为不会有为她治疗的心理分析专家；而所以没有心理分析专家，又是因为在她的世界里心理分析专家没有治愈她的能力。她会拒绝心理分析专家，是因为他是那毁灭了她的永镇秩序的组成部分。她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因为故事发生于其中的社会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具有尚未解放的性道德和尚未制度化的心理学体系。那时还有待出现的社会现在已经通过压制的方式而“解决”了她的问题。诚然，要说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在现代民主中已得到解决，那是荒唐可笑的；但要否认这一悲剧的历史实质也是荒唐可笑的。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暗中破坏了艺术异化的形式，而且也破坏了它的基础；这就是说，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使某些艺术“风格”失去其合法性，而且还使艺术的要旨失去其合法性。
可以肯定，异化并非艺术独一无二的特征。分析乃至阐述这个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看法以助澄清问题。在整个文明时期，艺术似乎完全被并入了它所处的社会。埃及、希腊和哥特式艺术是为人熟知的例子；巴赫和莫扎特通常也被引用来证明艺术的“积极”方面。艺术作品在前技术的和双向度的文化中的地位同它在单向度文明中的地位大不一样。但异化既刻画了肯定性艺术的特征，也刻画了否定性艺术的特征。
决定性的区别不是欢乐中创造的艺术和悲哀中创造的艺术之间的心理学区别，也不是精神健全和神志不清之间的心理学区别，而是艺术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与后者的决裂、魔术般的或合理的越界，是艺术的甚至是最具肯定性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它也同作为艺术对象的大众相异化。所以，不管庙宇和教堂对于生活在周围的人们是多么亲切和熟悉，它们还是与奴隶、农民和手艺人——甚至其主人——的日常生活处于可怕的或鲜明的对照之中。
艺术无论仪式化与否，都包含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地位上，艺术是“大拒绝”——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它那些使人和物出场、吟唱、发声与述说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和重新创造其实际存在的方式。但这些否定的方式对与之相关联的敌对社会却大加赞颂。由于与社会再生产其自身及其不幸的劳动领域相分离，上述否定方式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及其全部真理依然还是一种特权和幻影。
尽管有各种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趋势，艺术仍以上述形式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赞颂异化的“高层文化”拥有它自己的仪式和风格。沙龙、音乐厅、歌剧院设计出来是为了创造和唤起现实的另一种向度。它们的出现要求节日似的准备；它们中断并超越了日常经验。
现在，活跃在艺术异化中的艺术与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被发达技术社会逐渐弥合了。随着裂隙的弥合，“大拒绝”转而遭到了拒绝；“其他向度”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异化作品被纳入了这个社会，并作为对占优势的事态进行粉饰和心理分析的部分知识而流传。这样，它们就变成了商品——被出售、给人安慰或使人兴奋。
新保守主义对大众文化左翼批评家的批评，嘲笑反对把巴赫当作厨房背景音乐的观点，以及反对把柏拉图和黑格尔、雪莱和波德莱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著作扔进杂货铺的想法。与此相反，他们主张承认如下事实：经典著作已离开阴森的陵庙而获得了再生，人民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教益。的确，它们作为经典著作获得了再生，但它们是改变了其本来面目才得以再生；它们被剥夺了曾是其真理向度的对抗性力量和疏离性特征。这些作品的涵义和功能因而已被根本改变。如果说它们曾与现状相矛盾的话，矛盾现在也已平息。
不过，这种同化从历史角度看尚未成熟；它一面维护着统治，一面又确立起文化的平等。社会正在把封建贵族文化的特权和殊荣连同其内容一起根除。优秀艺术的超越性真理、生活和思想的美学曾经只能为极少数富裕者和有教养者所享受，这是压制性社会的过错。此过错并没有由于推行平装书、普通教育、慢转密纹唱片和废除剧院、音乐厅礼服而得到纠正。 (2) 但是，文化的各种特权一方面表示不公正的自由、表示意识形态同现实的矛盾以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分离；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受到保护的王国，禁忌的真理或许能够以抽象的形式（远离于压抑它们的社会）幸存于其中。
现在，艺术的这种远离性特征已被消除——其越界性、谴责性也随之消逝。虽然，其文本及情调至今犹存，但那种使人能够呼吸来自其他星球的空气的疏远距离已被克服。 (3) 艺术异化已经变成功能性的了，同它演出所在的新型剧院和音乐厅建筑并无二致。而且在这里，合理的东西和邪恶的东西也是不可分离的。毫无疑问，新型建筑更为优秀，例如，比维多利亚时代那些庞然大物更漂亮、更实用。但它也更加“一体化”了——文化中心变成了商业中心、市政中心或政府中心的配件。统治有它自己的美学，民主统治有其民主的美学。这是非常惬意的事情：现在差不多人人都可以随时获得优雅的艺术享受，只要扭动收音机的旋钮或者步入他所熟悉的杂货铺就能实现这一点。但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人们却成了改造他们内容的文化机器的零件。
艺术异化跟其他否定方式一道，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如果它被视为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这一变化就展示了它的深度和不可逆程度。今天的社会重新规定人和自然的可能性，它根据的是现有实现可能性的新手段；由于这些新手段，前技术形象正在丧失它们的力量。
前技术形象的真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和自然的未被掌握和征服的向度，取决于组织和操纵的狭小范围，取决于抵制一体化的“硬核”。在充分发达的工业社会，这一硬核受到技术合理性的逐渐削弱。显然，世界的具体变化导致了其象征、形象和观念的精神变化。同样，当城市、公路和国家公园取代了村庄、峡谷和森林；当汽艇在湖面上飞驰，当飞机划破天空——这些地区也就随之而丧失了它们作为本质不同的现实、作为矛盾地区的特征。
矛盾是逻各斯的工作——“实际不存在”和“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合理对抗——因此它就必须有一种交流媒介。先锋派艺术为创作疏离于现实的艺术（使艺术真理再次获得可交流性）而作出的努力，表现了为获得那种交流媒介而进行的斗争，或更确切地说，是为反对被吸入居支配地位的单向性而进行的斗争。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概述过那些努力的理论基础。既定社会的整体特征使剧作家面对如下问题：“用戏剧来表现当代世界”是否仍有可能？即是说，能否以使观众认识到戏剧所表达真理的方式来再现。布莱希特回答道，只有把当代世界看作变化的世界 (4) ——看作将被否定的否定状态——来加以再现时，当代世界的再现才有可能。这是必须学习、掌握和奉行的原则；但戏剧则是也应当是一种消遣和娱乐。消遣和学习并不是对立的：消遣可以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要使人认识到当代世界隐藏在意识形态和物质面纱背后的真面目，认识到它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戏剧就必须打破观众与舞台事件的同一。所需要的并不是移情作用和感受性，而是距离和反思。“疏离效果”（ Verfremdungseffekt ）就是要产生那种使世界的本来面目得到认识的分离。“日常生活的种种事物被清除出自明的领域……” (5) “‘自然’的东西必须表现出非凡的特征。因果法则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显现自身。” (6)
“疏离效果”不是强加给文学的。毋宁说它是文学自己对整个行为主义戏剧的回答——拯救否定的合理性的尝试。在这种尝试中，伟大的“保守主义”文学与激进活动分子联合起来。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坚持认为，诗歌语言对否定有着不可逃避的义务。使用这种语言的诗句“绝不谈及不在场的事物”。 (7) 它们谈及的是看起来不在场、却作为最大禁忌的可能性而时常出没于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的东西——既非天堂又非地狱，既非善又非恶，而仅仅是“幸福”。因而诗歌语言谈及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即在人和自然中可见、可触、可听的事物——也包括那些不可见、不可触、不可听的事物。
诗歌语言是借助一种能够表现不在场者的手段来创造和发展的，它是一种认知语言——但那是一种推翻肯定性的东西的认知。在诗歌的认知功能中，诗歌执行着伟大的 思想 任务：
努力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我们之中。 (8)
为“不在场事物”命名，就是破坏事物的现存名称；进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秩序对既定事物秩序的渗入——是“一个世界的开端”。 (9)
要表达这另一种秩序，即存在于世界之内的超越性因素，诗歌语言有赖于普通语言中的超越性因素。 (10) 然而，为保卫既定现实而全面动员起来的各种手段，已经把所有表达方式协调到如此程度，以致超越性内容的交流已经在技术上失去可能。自从马拉美以来就萦绕于艺术家脑际的一个幽灵——不可能讲一种没有物化的语言、不可能传达否定性——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幽灵。它已经具体化了。
真正的先锋派文学作品传达的是交流的断绝。随着兰波、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出现，文学拒斥那种贯穿整个文化史并把艺术语言和普通语言绑在一起的话语结构。命题系统 (11) （以及作为其意义单位的句子）曾经是现实的两种向度借以相遇、交流和传达的中介。最崇高的诗和最低劣的散文曾共同享有这一表达手段。然而，现代诗歌却“摧毁了语言的关系，并把话语带回到 语词 的水平”。 (12)
这种语词反对统一的、合理的句子规则。它打破意义的预定结构，同时由于其本身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客体”而指谓一种难以忍受的、自我摧残的领域——一种不连续体（discontinuum）。语言结构的这种瓦解暗含着自然经验的瓦解：
自然变成孤寂而恐怖的各个客体的不连续体，因为它们只有一些实际的联结链环。没有人能为它们选择专门的意义、用法和用途。也没有人迫使它们去表示一种精神上的态度或意愿；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没有人迫使它们去指谓一种感情……那些没有联结链环的语词客体曾以猛烈的爆炸性力量为武装……那些诗歌语词把人排除在外。“现代性”中不存在诗性的人道主义：这种鲁莽的话语是一种充满恐怖的话语，它意味着语词述及的人与他人无关，而与那些最缺少人性的形象有关，如自然、天堂、地狱、祭品、童年、癫狂、纯粹物质等等。 (13)
艺术的传统题材（如形象、和谐、色彩）似乎只是在拒绝的语境中作为“引文”和过去意义的残余而重新出现。因而，超现实的画作：
……把功能主义标为禁忌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因为它背叛了作为物化及合理性中的不合理事物而出现的现实。超现实主义重新获得了功能主义对人否定的东西；那些扭曲的形象展示了为社会戒律所禁忌但为人们所向往的东西。因而超现实主义拯救了被废弃的东西——一本各种特异风格汇集而成的相册，在这里，对幸福的要求使技术世界拒不予人的东西得到了升华。 (14)
此外，布莱希特的著作还使包含在浪漫主义和济慈作品中的“幸福希望”（皎洁的月光和蓝色的大海；动听的音乐和可爱的故乡；忠诚和爱情）成为政治酵素，从而保留了这种希望。他笔下的角色歌唱失去的乐园和难以忘怀的希望（“你看到索霍上空的月亮了吗，亲爱的？”“有那么一天，那天休息。”“那总是星期天。”“还有一只小帆船。”“老毕尔巴鄂的月光，多么可爱。”）——这支歌是一支充满残忍、贪婪、剥削、欺骗和谎言的歌。被欺骗者唱到了他们所受的欺骗，但他们懂得（或已懂得）受骗的原因；而且只是由于懂得了这一原因（以及怎样对付它们），他们才再次获得了他们梦想的真理。
为在文学语言中恢复“大拒绝”而作出的努力，遭到了反被这些努力所要拒斥的东西吞并的命运。先锋派和垮掉的一代作为现代文学的典型，同样都具有娱乐性功能，而又不使具有善良意志的人受良知责难。这种吞并的正当性为技术进步所证明；拒绝本身则为发达工业社会苦难的减轻所拒绝。清除高层文化是征服自然和逐渐征服匮乏的副产品。
这个社会通过把人们珍视的超越性形象纳入无所不在的日常现实来使其失去合法性，那些难以解决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变得可以驾驭——悲剧和罗曼史、原型梦想和焦虑在多大程度上被变成易受技术解决和处理的东西，这一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其自身。擅长心理描写的艺术家处理唐璜、罗密欧、哈姆雷特、浮士德，就像处理俄狄浦斯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世界的统治者们正在失去他们形而上的特征。他们在电视、新闻发布会、议会、公众听证会上的露面，除了广告宣传之外，很难适用于戏剧， (15) 而他们的行为结果也超出了戏剧的范围。
各种消除野蛮和不公正的方案正在由合理地组织起来的官僚机构加以实施，然而，这一机构在其中枢处是无形的。心灵内部极少含有那种不能加以理性讨论和分析研究的秘密与渴望。孤独，这一支撑个人反抗和远离社会的条件，在技术上已经不再可能。逻辑和语言分析证明旧的形而上学问题是虚幻的问题；对事物“意义”的寻求可以重新表述为对语词意义的寻求；而既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可以为这一回答提供完全适用的标准。
正是一个合理的领域，仅凭其机构的影响和能力就使人无路可逃。在同日常生活现实的关系方面，过去那些时代的高层文化曾经是多样化的东西——对立和妆点、怒号和顺从。但它又曾具有自由王国的外观：拒绝循规蹈矩。如果没有似乎比拒绝更令人满意的东西作为补偿，这一拒绝就不会受到阻止。对立面的征服一体化，在高层文化向流行文化转化的过程中有其意识形态上的荣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增进的满足这一物质基础上。同时这也是任由 俗化 趋势泛滥的基础。
艺术异化即是升华。在此过程中，艺术创造的种种生活形象与既定的“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形象，它们正在变得可以容忍，甚至富有启发性和用处。现在，这一意象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同厨房、办公室、商店的结合以及为生意和娱乐所发布的商业版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俗化——在即时满足的调节下进行的替代。但就社会而言，这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俗化趋势，它可以比先前许可得更多，因为，一方面它的各种利益已变成其公民内心深处的动力，另一方面它所赋予的各种欢乐也能促进社会的凝聚和满足。
“快乐原则”吞并“现实原则”；性以对社会有建设性的形式解放出来（确切地说是开放了）。这个看法暗示着，存在一些压抑性的俗化方式； (16) 相形之下，高尚的冲动和目的含有更多背离、更多自由和对社会禁忌的更多藐视。性的领域看来确实存在着这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就像高层文化中的俗化趋势一样，性领域中的俗化趋势是对技术现实进行社会控制的副产品。这一趋势一面扩大着自由，一面又加强着统治。要阐明俗化趋势同技术社会的联系，我们最好是讨论一下在本能能量的社会用途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个社会中，花费在机械装置和相关事宜上的时间并不都是劳动时间（即并不愉快却又必不可少的苦役），机器节省下来的能量也并非都是劳动力。机械化还“节省了”力比多 (17) ，即“生命本能”的能量——也就是说，阻止它采用先前的实现方式。在现代旅游者同行吟诗人、艺术家之间，在流水装配线同手工艺、城市同村镇、工厂生产的面包同家庭自制的面包、船尾马达同帆船之间……所形成的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鲜明对照中，上述情况是事实之本质所在。的确，这个罗曼蒂克的前技术世界充满着不幸、艰辛和污秽，而它们又是全部快乐和欢欣的背景。但那时还有着“风景”，一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力比多经验的媒介。
随着它的消失（这本身就是进步的一个历史前提），人类能动性和被动性的整个向度都失去爱欲的特征。个人能够从中获得愉悦的环境——几乎可以像对待自己身体延伸而成的地域那样将力比多投注其中的环境——已急剧减少。因此，力比多贯注的“领域”也相应减少了。其实际效果就是力比多受到限制和约束、爱欲退化为性经验和性满足。 (18)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草地上做爱与在汽车里做爱、恋人们在郊外漫步和在曼哈顿大街漫步的不同。在前者的情况下，环境分担并引起性亢奋，而且势必被赋予爱欲特征。这样，力比多便越出直接的性感应区，这是一个不受压抑的升华过程。与此相对，机械化的环境却阻止力比多自我超越。由于在扩大满足爱欲的领域方面受到强制，力比多超越狭隘性行为的爱欲能力和“多样性”变得愈来愈少，而狭隘的性行为则得到加强。
由于降低了爱欲能量而加强性欲能量，技术社会 限制着升华的范围 。同时它也降低了对升华的 需要 。在精神结构中，人们所渴望的东西同准许得到的东西之间的张力似乎已大大减弱，现实原则似乎不再要求各种本能需要进行彻底而又痛苦的改造。个人必须使自己适应于一个似乎不要求他克制其内在需要的世界——一个本质上没有敌意的世界。
因此，这个有机体正在为自发接受所给予的东西而预作准备。既然更为充分的自由导致的是本能需要的克制而不是扩张和发展，那么它的作用就 有利于 普遍压抑的现状而不是相反——人们不妨谈论“制度化的俗化”。后者看来在造成我们时代的专制个性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人们常常注意到，发达工业文明的运行伴有较大程度的性自由——这里的“运行”是在后者变成一种市场价值和社会习俗的意义上来说的。如果身体仍是一种劳动工具，它就会得到在日常工作世界和工作关系中展示其性特征的许可。这是工业社会无与伦比的成就之一。下述情况是使其成为可能的条件：减少肮脏繁重的体力劳动；现成的便宜而漂亮的衣着；美容文化、身体卫生学；广告工业的需求；等等。色情商店和女售货员，漂亮、精壮的年轻官员和公司巡视员，都是畅销的商品并为某些女主人所专有——这曾经是国王、王后和贵族们的特权，这些情况助长了商业共同体内那些等级更低的职业的兴旺。
仍然流行于艺术中的功能主义对上述趋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店和办公室通过巨大的玻璃窗来敞开自己，并显示自己的班底；高高筑起的室内柜台及不透明的隔板正在被取消。在大片大片的公共住宅和郊外别墅区，对隐私的窥视，打破了先前把个人生活与公众生活分隔开来的壁障，并更加容易地暴露出他人的妻子和他人的丈夫的迷人之处。
社会化并不与环境失去爱欲特征的趋势相矛盾，而是它的补充。性被纳入工作和公共关系之中，并因而变得更易于得到（受控制的）满足。技术进步和更舒适的生活使性欲成分有可能有步骤地融入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但不管本能能量的调动会怎样受到控制（有时达到了能对力比多加以科学管理的地步），也不管本能能量会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维护现状的作用，对于受管理的个人而言，它还是在给人以满足，这正如猛转船尾马达、开动刈草机和加速行驶汽车使人感到有趣一样。
力比多的动员和管制可以解释自愿的顺从态度，可以解释恐怖气氛的消失，还可以解释个人需要同社会要求的愿望、目标及抱负之间的预定和谐。发达工业文明对人们生活中的超越性因素进行技术征服和政治征服的特征，在本能领域内也表现了出来：使人屈服并削弱抗议合理性的满足。
社会准许、人们也确可以指望的满足范围，今天已极大地扩展了。但由此达到的满足却使“快乐原则”被减弱——拒不与既定社会相调和的权利被剥夺殆尽。快乐因而被调整来为产生顺从态度而服务。
同调整过的俗化的快乐相对照，升华维护着压抑性社会加诸个人的拒绝意识，因而也维护着解放的需要。可以肯定，一切升华都是由社会力量来实施的，但这一力量的不幸意识已克服了异化。还可以肯定，一切升华既接受了社会为阻止本能的满足而设置的壁障，又越过了这一壁障。
超我在审查无意识并培植良心时，也审查审查者，因为得到发展的良心不仅注意个人身上的受禁止的恶行，也注意其社会中的受禁止的恶行。反之，良心的丧失则根源于一个不自由社会所赋予的满足的自由，因此有助于产生一种促使人们接受社会罪行的 幸福意识 。它是自主性和理解力正在衰退的标志。然而，升华却要求有一种高度的自主性和理解力；它是意识和无意识、首要程序和次要程序、理智和本能、弃权和造反之间的中介。所以，在其最为成熟的方式中，例如在艺术 作品 中，升华成了抵抗镇压而又屈服于镇压的认知力量。
从升华的认知功能来衡量，蔓延于发达工业社会的俗化趋势便显露出它真正的顺从功能。性（和攻击本能）的解放，使本能冲动摆脱了大部分不幸和不满意识，这种意识说明既定的满足领域存在压抑性力量。无疑，不幸意识依然普遍存在；幸福意识还相当脆弱，它只是蒙在恐惧、挫折和厌恶之上的一层薄薄的表皮。但不幸意识容易为政治所利用；由于毫无意识发展的余地，它可以成为生与死的新法西斯主义方式的本能贮藏库。而且，这里有许多途径可以使处于幸福意识之下的不幸意识转变成加强和巩固社会秩序的源泉。不幸的个人所具有的种种抵触情绪，现在似乎远比造成弗洛伊德所谓“文明中的不满”的那些情绪更好治愈；用“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个性”来定义它们，似乎比用厄洛斯和萨纳托斯的永恒斗争来定义它们更为恰当。 (19)
受控制的俗化趋势用以削弱本能对既定“现实原则”的反抗的途径，或许可以用下述办法来加以阐明，即比较古典派和浪漫派文学同当代文学在性描写方面的差异。如果人们从那些就其实质和内在形式而言受爱欲信念支配的著作中挑选出下述那些根本不同的例子，诸如拉辛的《菲德拉》、歌德的《亲和力》、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性一律是以高尚的、“间接的”、反省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如此，它仍然是绝对的、不屈不挠的、放纵无羁的。厄洛斯的统治一开始就同时是萨纳托斯的统治。因此，完满即是毁灭，不过不是在伦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来说的。它处在善恶之外，处在社会道德之外，因而也处在既定“现实原则”所能及范围之外，这个原则又为厄洛斯所拒斥和打破。
与此相对，俗化的性充斥于奥尼尔笔下酒徒和福克纳笔下野蛮人的行为之中，充斥于《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和《洛丽塔》之中，充斥于所有关于好莱坞和纽约的放荡故事、关于郊区家庭主妇的冒险故事之中。它更加现实，更加大胆，更加放荡不羁。它是它所发生的那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不再具有否定性。所发生的只是狂放和淫秽的、讲究生殖力和趣味性的乌七八糟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完全无害的。
过去，高尚的形式——故事的叙述风格和语言——曾是跟现实格格不入的那些梦想的标志。今天，由于解除了这种形式，性成了关于压抑的畅销书的一种工具。人们要想用巴尔扎克描写妓女埃斯黛尔的笔调来描写任何当代文学中的性感女人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她的那种温情只有在无限中才能萌发出来。这个社会把它所接触到的每一样事物都转变成进步 与 开发、苦役 与 满足、自由 与 压迫的潜在来源。性也未能幸免。
受控制的俗化概念，暗示着受压抑的性和攻击性同时释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似乎同弗洛伊德关于可在两种基本冲动之间分配的固定本能能量的说法是不相一致的。在弗洛伊德那里，性（力比多）的加强一定会导致攻击性的减弱；反之亦然。但是，假如（力比多）的释放虽得到社会的许可和鼓励却仍是局部的、褊狭的，那么这样的释放就无异于对爱欲能量的限制，由此而来的俗化趋势也将与既粗俗又高尚的攻击性形式的发展步调一致。后者正蔓延于当代工业社会。
那么，当个人对自己在全国性常备状态中所遇到的毁灭和分裂的危险习以为常时，攻击性形式的发展是否已实现了一定程序的正常化呢？或者，这种默许态度是否应全部归咎于他们的软弱无力呢？总之，可以避免的、人为的毁灭危险现在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正常成分，因而它再也不能用于指责或拒绝既定的社会制度。而且，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甚至还可以把人们同该制度绑在一起。绝对敌人与高生活水准（以及理想的就业水平！）之间的经济、政治关联如此明显，但又是如此合理，以致它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假定“破坏性本能”（归根到底是“死亡本能”）是用于对人和自然进行技术征服的能量的一大组成部分，社会日渐增长的操纵技术进步的能力就同时增长了社会 操纵和控制这一本能 的能力，即增长了社会“创造性地”满足这一本能的能力。这样一来，社会凝聚力将从本能根源的最深处得到加强。而人们迎接战争迫近和爆发的态度则将不仅是无可奈何的接受，也还会有受害者们发自本能的喝彩。由此可见，我们在这里也碰到了受控制的俗化趋势。
制度化的俗化趋势似乎是单向度社会在“征服超越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这个社会在政治和高层文化领域内势必会减弱甚至消除对立（质的不同！）一样，在本能领域内也是如此。结果便是思维器官在把握矛盾和相反可能性方面发生退化，同时，在单向度的技术合理性中 幸福意识 逐渐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
这反映了如下信念：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既定的制度不管如何终会不负人们所望。人们被引导到生产机构中去寻找其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够且必须任之摆布的有效动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机构充当着道德动因的角色。良心则依靠物化、依靠事物的普遍必然性而得到解脱。
在这种普遍必然性中，负疚感全然没有地位。一个人可以给出消灭成千上万人的信号，然后宣称他不受良心的折磨，从而愉快地生活下去。在战场上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反法西斯力量，可以摘取纳粹科学家、战略家和工程师的果实；他们拥有后来者的历史优势。随着集中营而出现的恐怖的东西，现在成了训练人们应付非常状态的实践——地下生活以及放射性食物的日常摄取。一个基督教教士宣称，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去防止邻居钻进自己的防空洞，这与基督教原则并不矛盾。另一个教士反对他的同行，认为这样做与基督教原则相矛盾。谁是正确的呢？技术合理性既向人们显示了它超乎政治之上的中立性，又向人们显示了其中立性的虚假，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为统治的政治效劳。
集中营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畸形社会。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我们每天都被抛入的地狱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它的典范。 (20)
即使最骇人听闻的越界行为看来也是可以制止的，方法就是让它们追逐各种实际目的而不再构成对社会的威胁。或者，若其爆发导致了个人心理功能的失调（如一个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飞行员），那也不会带来社会的功能失调。有一种精神病医院专门对付个人的心理功能失调。
“幸福意识”没有限度——它可以安排同死亡和畸变相联系的游戏，在这些游戏中，乐趣、合作和战略重要性都与会给人好处的社会协调有关。集学问、科研、军事、气候和美好生活为一体的兰德公司，在《兰德新闻》第9卷第1辑中，以“安全比不幸好”为题，用一种不令人喜爱的风格报道了那样一些游戏。火箭正在飞驰，氢弹已经整装待发，宇宙飞船正翱翔于星际空间，问题是：“怎样保卫国家和自由世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军事计划制订者都很焦急，因为“把握时机的代价和做实验、犯错误的代价可能都高得可怕”。于是“兰德”开始粉墨登场；“兰德”给人以宽慰；“‘兰德安全’之类的设备四处出现”。不过，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图景没有分门别类。在这一图景上面“世界变成了一张地图，导弹仅仅是一些符号［符号论的镇定力量万岁！］，而战争仅仅［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计划和计算……”在这一图景上，“兰德”把世界变成了一场有趣的技术游戏，人们能够从中得到放松——“军事计划的制订者们可以获得‘摹拟性的’经验而无需冒险”。
要理解游戏，就必须参加游戏，因为理解是“在体验中”理解。
由于“安全”的玩家几乎来自“兰德”和“空中力量”的每一个部门，所以我们在蓝队中可以发现物理学家、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红队也具有相似的构成。
第一天用来向双方简要介绍游戏注意事项和规则。当他们终于在各自的房间里围着地图坐下来时，游戏就开始了。每个队都从游戏指导那里接受它的政策说明书。这些说明书通常由管理组的成员准备好，它们对游戏进行时代的世界局势作出估计，并提供有关对方的政策、对方面临的目标和提出的预算的信息。（这些政策因各种游戏探索战略可能性的广阔范围而改变）。
在我们假定的游戏中，蓝队的目标是保存贯穿游戏始终的威慑能力，即是说，保存一种能够回击红队、以使红队不愿冒险发动攻击的力量。（蓝队也接收到某些关于红队的政策的信息。）
红队的政策是要取得对蓝队的优势。
蓝队和红队的预算在实际国防预算方面相互匹敌……
下面这些话是非常中听的：自从1961年以来这种游戏在兰德公司一直没有间断过，“到我们迷宫似的地下室来——在快餐吧的某个地方”，“红队和蓝队房间墙上的清单排列着各队所购买的现成的武器和武器装备……总共约有70项”。这儿设有一个“游戏指导”，他专门解释游戏规则，因为，尽管“备有图解和说明的规则书长达60页”，在游戏过程中仍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产生。游戏指导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事先并不通知玩家”，他“介绍战争情况，以使人们掌握现有军事力量的战斗力”。接下来，字幕打出了“咖啡、糕点和想法”。放松！“游戏在余下的时间里继续——直到1972年结束。然后蓝队和红队在‘事后的’一段时间里为咖啡和糕点而握手言和，一起坐了下来。”但是，不要太放松了：这里存在着“一种实际世界的局势，它不能有效地转入‘安全’中来”，那就是——“谈判”。对此我们表示感激：人们在实际世界状况中留下的希望远非“兰德”所能及。
很显然，在“幸福意识”的领域内，负疚感没有地位，人们意识中一些冥顽不化的东西清除了良心。当整个社会处于危险中时，除了反对这一整体或者说不保卫这一整体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犯罪。于是，犯罪、罪过、负疚感变成了一种私人事务。弗洛伊德曾经在个体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犯罪，在个体病史中揭示了社会整体的病史。今天，个体和社会整体的这种重大联系已被成功地压制。那些使自己与社会整体相一致并处于其领导者和保卫者地位的人，可能犯下错误，但不会干出坏事，他们是无罪的。当这种一致性不再成立，当他们不在的时候，他们又有可能变得有罪了。
(1) 此处原文为“sublimation”，除高尚外还含有升华之意。本书依据不同的上下文而分别有高尚和升华两种译法。与此词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术语是“desublimation”，本书依据文意译为俗化。此外，马尔库塞还在一个地方用了“unsublimation”一词，本书直接译为粗俗。——译者
(2) 不要误解：就其作用而言，平装书、普通教育、慢转密纹唱片的推行真是一件好事。
(3) 斯特凡·格奥尔格，指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升F小调四重奏》。参见T·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蒂宾根，J·C·B·莫尔出版社，1949年），第19页起。
(4) 布莱希特：《戏剧论集》（柏林／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57年），第7、9页。
(5) 同前引，第76页。
(6) 同前引，第63页。
(7) 保罗·瓦莱里：《诗歌与抽象思维》，载《作品》（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7年），第1卷，第1324页。［原文为法文。——译者］
(8) 保罗·瓦莱里：《诗歌与抽象思维》，载《作品》，第1卷，第1333页。［原文为法文。——译者］
(9) 同前引，第1327页（关于音乐的语言）。［原文为法文。——译者］
(10) 参见本书第七章。
(11) 参见本书第五章。
(12) 罗兰·巴特：《文学的起点》（巴黎，索义尔出版社，1953年），第72页（强调为我所加）。［原文为法文。——译者］
(13) 罗兰·巴特：《文学的起点》，第73—74页。［原文为法文。——译者］
(14) T·W·阿多诺：《文学札记》（柏林－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58年），第160页。［原文为德文。——译者］
(15) 传奇革命英雄依然存在，他甚至能够公然蔑视电视和新闻界——但他的世界是“不发达”国家的世界。
(16) 参见我的《爱欲与文明》，尤其是第十章。
(17) 力比多（libido）意为性本能。——译者
(18) 根据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所使用的术语：性欲（sexuality）被视为“专门化的”局部冲动；爱欲（eros）则被视为整个有机体的冲动。
(19) 厄洛斯（Eros）和萨纳托斯（Thanatos）分别为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死神。也是弗洛伊德所用术语中的“生存本能”（或“爱欲”）与“死亡本能”。——译者
(20) E·尤内斯库语，载《新法兰西评论》，1956年，7月号；引自1960年3月4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赫尔曼·卡恩在1959年兰德研究（RM-2206-RC）上提出：“研究应该注意那些残存在拥挤不堪的避难所一样的环境中的人们（如集中营，俄国和德国对拥挤不堪的汽车、运兵船和监狱的利用）。可以发现一些有用的、适宜于掩蔽计划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