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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托（Ambrogio ou Angiolotto di Bondone Giotto,1266—1336，乔多）可说是基督教圣者阿西西的方济各（Saint Françesco d'Assise，1182—1226，法朗梭阿大西士）的历史画家。他一生重要的壁画分布在三所教堂中，其中二所都是方济各（法朗梭阿）派的寺院。在阿西西（阿西士）教堂中，就有乔托描绘圣方济各的行述的壁画二十八幅。佛罗伦萨（翡冷翠）圣十字教堂（圣太克洛斯大寺）的内部装饰，大半是乔托以圣方济各为题材的作品。帕多瓦（巴图）城阿雷那（阿莱那）教堂中，乔托描绘圣母与耶稣的传略的三十八幅壁画，也还是充满了方济各教派的精神。
所谓方济各教派者，乃是一二一五年时，基督教圣徒阿西西的方济各创立的一个宗派。教义以刻苦自卑、同情弱者为主。十三世纪原是中古的黑暗时代告终、人类发现一线曙光的时代，是诞生但丁、培根（倍根）、圣多马（圣多玛）的时代。圣方济各在当时苦修布道，说宗教并非只是一种应该崇奉的主义，而其神圣的传说、庄严的仪式、圣徒的行述、《圣经》的记载，都是对于人类心灵最亲昵的情感的表现。以前人们所认识的宗教是可怕的，圣方济各却使宗教成为大众的亲切的安慰者。他颂赞自然，颂赞生物。相传他向鸟兽说教时，称燕子为“我的燕姊”，称树木为“我的树兄”。他说圣母是一个慈母，耶稣是一个娇儿，正和世间一切的慈母爱子一样。他要人们认识充满着无边的爱的宗教而皈依信服，奉为精神上的主宰。
圣方济各这般仁慈博爱的教义，在艺术上纯粹是簇新的材料。显然，过去的绘画是不够表现这种含着温柔与眼泪的情绪了。乔托的壁画，即是适应此种新的情绪而产生的新艺术。
乔托个人的历史，很少确切的资料足资依据。相传他是一个富有思想的聪慧之士，和但丁相契，在当时被认为非常博学的人。佛罗伦萨人委托乔托主持建造当地的钟楼时，曾有下列一条决议案：
“在这桩如在其他的许多事业中一样，世界上再不能找到比他更胜任的人。”
艺术革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公式：当一种艺术渐趋呆滞死板，不能再行表现时代趋向的时候，必得要回返自然，向其汲取新艺术的灵感。
据说乔托是近世绘画始祖契马布埃（Cimabue，契玛慕）的学生；但他在童年时，已在荒僻的山野描画过大自然。因此，他一出老师的工作室，便能摆脱传统的成法而回到他从大自然所得的教训——单纯与素朴上去。
他的艺术，上面已经说过，是表现方济各教义的艺术。他的简洁的手法、无猜的心情，最足表彰圣方济各的纯真朴素的爱的宗教。
从今以后，那些悬在空中的圣徒与圣母，背后戴着一道沉重的金光，用贵重的彩石镶嵌起来的图像，再不能激动人们的心魂了。这时候，乔托在教堂的墙壁上，把方济各的动人的故事，可爱的圣母与耶稣，先知者与使徒，一组一组地描绘下来。
《圣方济各出家》（《圣法朗梭阿出家》），表现圣方济各卸下衣服，奉还他的父亲的情景。还有《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圣法朗梭阿向小鸟说教》）、《圣方济各在苏丹廷上》（《圣法朗梭阿在苏丹廷上》）、《圣方济各驱逐阿莱查城之魔鬼》（《圣法朗梭阿驱逐阿莱查城的魔鬼》）、《圣方济各之死》（《圣法朗梭阿之死》）、《圣母之诞生》《施洗者圣约翰之诞生》（《圣约翰—巴底斯脱之诞生》）、《访问》《哀悼基督》（《十字架下》）《下葬》等等，就像当时记载这些宗教故事的传略一样，使十三、十四世纪的民众感到为富丽的拜占庭绘画所没有的热情与信仰。
这些史迹，乔托并不当它像英雄的行为或神奇的灵迹那样表现，他只是替当时的人们找到一个发泄真情的机会。因为那时的人们，一想起圣方济各的遗言轶事，就感动到要下泪。所以乔托的画就成了天真的动人的诗。在《圣母之诞生》中，许多女仆在床前浴着婴儿，把他包裹起来。这情景，圣约翰、圣母、耶稣，已不复是《圣经》上的“圣家庭”，而是像英国批评家罗斯金（John Ruskin）所谓的“爸爸、妈妈与乖乖”了。
这种亲切的诗意最丰富的，要算是《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的那张壁画了。这个十分通俗的题材，曾被不少画家采用过；但从没有一个艺人，能像乔托那样把圣方济各的这桩天真的故事，描写得真切动人。十六世纪时韦罗内塞（Véronèse，梵罗纳士）画过《圣安东尼向鱼类说教》（《圣安东纳向鱼类说教》）。那是：一个圣者在暴风雨将临的天色下面，做着大演说家的手势，站在岩石上面对着大海。乔托的作品却全然不同：圣方济各离开了他的同伴，走到路旁，头微俯着，举着手，他正在劝告小鸟们“要颂赞造物，因为造物赐予它们这般暖和的衣服，使它们可以借此抵御隆冬的寒冷，并给予它们枝叶茂盛的大树，使它们得以避雨，得以筑巢栖宿”。小鸟们从树上飞下来，一行一行地蹲在他面前，仿佛一群小孩在静听“基督教义”功课。有的，格外信从地，紧靠着他；有的，较为大意，远远地蹲着。一切都是经过缜密的观察而描绘的。笨拙的素描中藏着客观的写实与清新的幻想。
圣者的手，描得很坏，小鸟也画得太大，飞鸟也飞得不行。十八世纪以来的动物画家可以画得比他高明十倍。他的树，像纸板做的一样。但是我们看了圣者向小鸟说教，小鸟谛听圣者布道的情景，我们感动到忘了它一切形式上的笨拙。原来那些技巧，只要下一番功夫就可做到的。
此外，这种新艺术形式所需要的特殊的长处，是前此的画家们所从未想到的：在构图方面，它更需要严肃与聪明；在观察方面，更需要真实性。
在描写历史或传说的绘画中，第一要选择能够归纳全部故事的时间。一幅历史画应该由我们去细心组织。画家应当把衬托事实使其愈益显明的小部分搜罗完备；更当把一幅画的题材，含蓄在表明一件事实的一举手一投足的那一分钟内。
可是对于乔托，一件史实的明白的表现，还是不够；他更要传达故事中的热情来感动观众，因此，他不独要选择可以概括全部事实的顶点，并且还要使画中的人物所表现的顶点的时间，同时是观众们感动得要下泪的时间。在《圣方济各出家》一画中，这一个时间便是方济各脱下衣服投在他父亲脚下，阿西西城主教把一件大氅替他遮蔽裸体的一幕。他父亲的震怒，使旁人不得不按住了他阻止他去鞭挞他的儿子。路上的小儿，亦为了这幕紧张的戏剧而叫喊着，在两旁投掷石子。在《哀悼基督》一画中，乔托选择了圣母俯在耶稣的脸上，想在他紧闭的眼皮下面寻找她孺子的最后一瞥的时间。
如果要一幅画能够感动我们，那么还得要有准确而特殊的动作，因为动作是显示画中人物的内心境界的。在这一点上，乔托亦有极大的成功。
《圣方济各在苏丹廷上》那幅壁画，据当时的记载，有下列这样的一桩典故：
圣者一直旅行到信仰伊斯兰教的国中，大家都佩服他的德行，他们的苏丹（即伊斯兰教国君主之称）想把他留下。圣方济各受了神的启示，就说：“如果你答应崇拜基督，那么我为了爱基督之故就留在你们这里。你如果不愿意，我可给你一个证据，使你明白你的宗教与我的宗教孰真孰伪。生起火来，我答应和我的弟兄们走到火里去；你那里，也同你的僧徒一起蹈火。”苏丹声明他相信他的僧徒中，没有一个敢接受这种真理的试验。圣方济各又说：“你答应放弃对于穆罕默德宗教的信仰吧，我们可以立刻踏到火焰中去。”这时候，他已撩起衣裙，做着预备向前的姿势，然而苏丹没有接受他的条件。
乔托的壁画，即是描绘那“撩起衣裙，预备向前”的一刹那。画中一共有六个人，都感着极强烈的而又互相不同的情绪。六个人个个都在准确明白的姿势中，表出他们的心境。苏丹的僧徒们，正在惊惶逃避，他们大张着衣裙以避炉火的热度，并可借此看不见圣徒蹈火的可怕的情景。圣者的弟兄们做着惊骇的姿势。苏丹，在王座上，命令他的僧徒不许离去。在这纷乱的场合中间，圣方济各的动作即有两种意义：第一，表明他是跣足着；第二，表明撩起衣裙，乃是准备举步。
这般生动的描写，当然非金碧辉煌的拜占庭艺术所可同日而语了。
那幅画上的人物，且是对称地排列着如浮雕一般。苏丹的王座在正中，炉火与圣者就在他的身旁。全部的人物只在一个行列上。
他的素描与构图同样是单纯、简洁。这是乔托的特点。
乔托全部作品，都具有单纯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与其他的美一样，是一种和谐：是艺术的内容与外形的和谐；是传说的天真可爱与画家的无猜及朴素的和谐；是情操与姿势及动作的和谐；是艺术品与真理的和谐；是构图、素描与合乎壁画的宽大的手法，及取材的严肃的和谐。
现代美术史家贝伦森（B.Berenson，贝朗逊）曾谓：“绘画之有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神明之皈依者，自乔托始。”
实在，这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神明之皈依，就是文艺复兴绘画所共有的精神。那么乔托之被视为文艺复兴之先驱与佛罗伦萨画派之始祖，无论从精神言或形式言，都是精当不过的评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