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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路多歧，世事也多歧。本来，到太原的古城村是想考察晋阳故城遗址，一并看看晋祠；没想到一头撞上了“太原王氏研究会”，于是作为王氏家族中的一员，我被卷进了“寻根”热浪之中。
据这个研究会介绍，太原素有“王氏家族的圣地”之称。而它的南郊区乃是晋阳王氏的发祥地、祖居地。至今，王姓仍为当地首族，王氏后裔几万人分布在全区十三个乡镇的二百三十多个村庄里。周灵王太子晋，也称王子晋，相传是王姓诸望中最早的太原、琅琊两支的祖先。有关他的事迹，散见于《逸周书》《国语》《楚辞》《列仙传》《风俗通》《潜夫论》等古籍。区内原有古迹晋王陵，乃王子晋卒葬之地；又有地名晋居观，相传是王子晋居住的地方；晋祠内有圣母殿，供奉姜太公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唐叔虞的母亲邑姜，是为王子晋的先代祖妣。此外，区内自古即有七月七日庙会，传说也是为了纪念王子晋。
实际上，姓氏无非是个代号，原也不必那么汲汲于寻根溯源，顽强地编撰什么谱牒，排定辈分、行次。何况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存在着追忆、依托成分。早在明清之际，顾炎武就曾说过：汉魏以来，所谓氏族之始，多不可据。当然，作为一种信仰与精神寄托，特别是民俗史学范畴内的一门特殊学问，还是有其研究价值的。
紧接着，游览了晋祠。说到这个名称的来历，请不要以为它是晋家的祠庙，它也不是什么晋水神祠；只是由于地处悬瓮山下晋水的源头，又与春秋时代的晋国有些因由，因而得名。晋祠创建的年代，现已难于考定，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由此可知，至少也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史书记载，周武王之子成王姬诵，把一片桐叶剪成玉圭形状，赐给了他的幼弟姬虞，说是要册封他为诸侯。身旁的史官听到了，立即请成王择吉立之。成王说：“虞弟还小，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我这不过是开个玩笑。”史官却正言相告：“天子无戏言。”成王无奈，只好正式履行手续，封叔虞于唐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叔虞死后，其子燮因为国都紧靠晋水，遂改国名为晋，是为晋国之始。后人为了奉祀开国之君唐叔虞父子，建立了一座祠堂，名为唐叔虞祠，就是现在的晋祠。
太原是唐王朝的奠基者李渊父子的龙兴之地。拥有天下之后，素有“太原公子”令誉的李世民曾亲临晋祠，为了酬谢叔虞的神恩，亲笔撰述、书写了长篇碑文《晋祠之铭并序》，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方略，一并宣扬了唐王朝的文治武功。这块极为珍贵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行书唐碑，对于研究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重要价值。晋祠中有些参天的古木，其中位于圣母殿左侧的两株周柏，树龄已达两千七百多年。九百五十年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赋诗咏赞它们：“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现在，仍然是那么苍劲挺拔。桑皮黛干，苍苍覆于空际，与朱栏碧甍，杰阁层楼，鱼沼飞梁，相映生辉。古柏，同涓涓涌流的难老泉，精美绝伦的宋塑侍女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说到晋阳的古城遗址，可就“一言难尽”了。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现在的太原，当时称为晋阳，曾经一度作为赵国的都城。后来，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期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依靠着雄踞晋阳而坐上了龙椅。对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有重要意义，李渊灭隋，就是从这里起兵的。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的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经过唐王朝的历次修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周围达四十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唐朝北方的重要屏障，在安史之乱抵御敌军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而太原守将李光弼凭借着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一万人，坚守五十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基地，收复了大批失地。北宋讨伐北汉的战争，使我们再次看清了太原的战略地位。为了扑灭雄踞太原的北汉政权，宋太祖八年间两次出兵，都由于城池坚固，无功而返。又过了三年，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将太原城围困了五个月。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北汉主弃甲投降，这才夺取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古城。
当时，有人向宋太宗进言，太原一带有一条“龙脉”，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当这条蟠龙的腹心。宋太宗是非常迷信的。他想，怪不得历史上这里出了那么多的开国皇帝，原来它有“龙城”之兆啊。为了铲除这条“龙脉”，摧毁一切可能出现割据势力的温床，于公元 979 年，下诏削平系舟山，名为‘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将并州这一太原的古称硬栽给了榆次县；彻底摧毁城池，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宫殿建筑及居民庐舍，老幼来不及逃出的，许多被烧死在城中；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没，使这座自古以来即为防御北方侵略势力的屏藩重镇毁于一旦。尔后，在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唐明村修了一个小土城，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为的是钉住这里的“龙脉”。
面对晋阳故城的废墟，念及其旧日的赫赫声威，不胜铜驼荆棘、沧海桑田之感。那样一座坚如磐石的城池，于今，除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不知建于什么朝代的旧城门，再也见不到什么遗迹，破坏得可说是十分彻底。和两位农民打扮的老者交谈，听到的都是一些对赵光义的愤怼之言。宋太宗在捣毁晋阳城的同时，却在晋祠大兴土木。因为他特别迷信，以为这样可以积功树德，同时又能获得敷扬文教的令誉。他效仿唐太宗建立“贞观碑”的做法，在晋祠也立起了一座“太平兴国碑”，记述他修祠的始末。但是，两个碑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贞观碑被精心保护在宝翰亭中，劲秀挺拔的字体与洒脱洗练的刻工交辉互映；而对这块宋碑，老百姓却偏偏不买账，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结果，只好作为一个变形的无字碑，被冷冷落落地放置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这使我想起了“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的古话。对于宋太宗捣毁晋阳城的恶行，不只普通民众恨之入骨，印象极为恶劣，千载以还，犹有余愤未平；包括后世一些主持正义的作家、诗人，也都予以严厉的谴责。比如，毁城二百余年之后，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凭吊晋阳故城遗址时，想到这座“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的北方屏障惨遭毁坏，曾经激愤地悲吟：
中原北门形势雄，
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
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
……
汾流決入大夏门，
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
河洛几度风烟昏。
……
鬼役天财千万古，
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
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
万夫畚锸开连冈，
官街十字改丁字，
钉破并州渠亦亡。
诗的前四句，是说这座形势雄胜的“北门锁钥”于今已不复存在，废墟上麦浪摇风，而昔日的城阙只能想见于云烟之中了；中间十句，是诗的腹心部分，讲述毁城过程及其严重后果。诗人临风吊古，痛斥宋太宗毁掉晋阳城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无穷灾难，深致慨于后晋与赵宋王朝的失策——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而在毁城的当时，父老们纵然有幸逃出火海，也是哭告无门，流离失所；最后四句，指斥赵宋统治者迷信天命，挖龙角，断龙脉，结果钉破了并州，也毁灭了自己。
我小时候，看过一出《贺后骂殿》的京戏。剧情是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后，其胞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赵匡胤的皇后贺氏因丈夫死因不明，令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赫然震怒，想要把他斩掉，赵德昭又惊又恨，一头撞死，贺后于是带领次子赵德芳上朝骂殿。唱词是：
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骂一声无道君细听根芽。
老王爷为江山何曾卸甲，老王爷为山河奔走天涯。
遭不幸老王爷晏了御驾，贼昏王篡了位谋乱邦家。
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反倒说为嫂我拦阻有差。
贼好比王莽贼称孤道寡，贼好比曹阿瞒一些不差。
贼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贼好比司马氏搅乱中华。
只骂得贼昏王装聋作哑，只骂得贼昏王扭转身躯。
闭目合睛，羞羞惭惭，一语不发。
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对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
结局是，赵光义殿前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赵德芳为八贤王。看戏时，除了为低回沉郁、悲凉慷慨、优美动听的二黄唱腔所陶醉之外，也觉得贺后骂得实在痛快，算是呼出了一口闷气。
这出程派的名剧，是根据北宋神宗时僧人文莹《续湘山野录》“烛影斧声”之说演义而来的。关于宋太祖之死，《宋史》上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九个字。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续湘山野录》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说太祖夜召晋王光义入内，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后来太祖以柱斧戳地，大声对光义说“好为之”。次晨太祖就死了。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太监王继恩召唤德芳，而王继恩却直接跑到晋王赵光义那里。晋王犹豫，不肯前行；继恩催促说：“拖延久了，就会落到别人手里。”于是，晋王跟随他一起来到寝殿。宋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后愕然，慌遽地对晋王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靠给官家了。”晋王哭着回答：“我们会共保富贵的，无须忧虑。”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如宋末遗民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载，太宗多次在太祖面前，盛称蜀花蕊夫人费氏的才干。没过上一个月，蜀主就暴卒了。太祖感到诧异，当即找来花蕊夫人了解蜀主猝死的情况；发现这位费氏确实才情敏慧，便把她留在掖庭中陪侍，宠幸无比。这天，赶上太祖患病，光义于夜间入宫问候，适值太祖熟睡，呼之不应，遂乘机对费氏动手动脚，加以调戏。不料，太祖此时突然醒来，正巧目睹了这一场面，当即愤怒地以柱斧砍地，斥责光义说：“好为之！”第二天晚上，太祖就死了。
从现存史料中得知，太祖死前两个月，每月都有御驾出行的记载，甚至远到洛阳，可见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死得实在是非常突然。最大的可能是死于他的胞弟赵光义的谋害——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如是说。
也正是由于赵光义以篡弑手段夺取了皇位，唯恐后世非议，于是，便又伙同赵普编造出了一个“金匮之盟”，即杜太后临终前曾有太祖传位于光义的遗嘱。其真实性同样令人怀疑。尽管其时光义已做了开封府尹，实际上居于接班人的地位，但要继承大统，既无太祖的临终顾命，也没有正式储君的名分，而且，以弟继兄，毕竟有乖常例。为了寻求合法继位的依据，只好抬出一个太后临终遗命来加以缘饰。
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对此，官修的《宋史》同样是多所讳避，所记仍是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封建王朝的史书向来是为尊者讳的。但在宋太宗统治权力干预不到的辽国，史官却记为“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名）自立”。一个“自”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有些敏感的史学家到底还是提出了问题：《宋史》中“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可见，在后世的史学界，多数都是否定“金匮之盟”的真实性的。
《贺后骂殿》这出戏，正是针对赵光义这样一些龌龊的行径来编排的。作为一种舆情的真实而曲折的反映，它像《击鼓骂曹》《审潘洪》《斩黄袍》等剧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后来读了史书，才知道它与史实出入甚大。赵光义即位于公元 976 年，而贺后早在公元 958 年就已下世。人已云亡，何来骂殿？赵德昭也并非死于赵光义窃位时，而是在四年之后。尽管其事属于子虚乌有，但是，由于那激越慨慷、低回悲壮的唱词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底，再加上赵光义篡位后确实又“多行不义”，所以，即使知道戏文失真，感情上也还是转不过来，所谓“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也。
当然，剧情也不是一无依傍，凭空虚构，多多少少还是存在一些影像的。德昭之死，确与宋太宗有直接关系。据《涑水纪闻》和《续资治通鉴》记载，太平兴国四年六月，武功郡王赵德昭随从宋太宗出征幽州。幽州当时是辽朝的南京，防守甚严。宋军连续攻打了十一天也没能破城。嗣后，辽军的援兵赶到，大败宋军于幽州城西的高梁河。太宗连夜挥师后撤，辽兵紧追不舍。宋军陷入了混乱，丢盔弃甲而逃。太宗急忙搭上一辆驴车，乘夜逃遁，才免于被俘。军中找不到皇上，以为他已经被辽兵俘获或死在乱军之中，有人便提议拥立德昭，但很快就知道了太宗的下落，也就把这个事压下了。可是太宗听到了一点风声，心中非常忌恨，只是嘴上不讲。班师回朝之后，上上下下都议论，这次北征失利，同未能及时赏赐扫平北汉的将士有直接关系。于是德昭就提醒太宗，应该对平定北汉的将士论功行赏。这本来是正常的建言，没想到却引发了太宗的宿火，太宗当即怒气冲冲地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听了，惶恐万分，觉察到太宗怀疑他想要篡夺皇位，话中已经露出了杀机；回宫以后，就寻觅刀剪。侍从不知他用意所在，便说：“宫中哪敢带这类东西呢？”德昭又跑到茶酒阁去，用切果刀自刎了。此时离太祖驾崩不过三年时间。
又过了一年半，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德芳（即戏曲中的“八贤王”）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二十三岁。人们怀疑他的暴死也与赵光义有关，只是史书失载，无从悬揣。史书上讲，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又相继夭绝，太祖的胞弟廷美感到了形势的严重，觉得太宗的屠刀该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果然，在赵普的策划下，他屡受诬告，连遭贬逐，三年之后死于房州。当得知廷美的死讯后，太宗淡淡地对朝臣说，廷美之母并不是杜太后，而是太宗的乳母耿氏。这就彻底否认了廷美与他是同胞兄弟。后来的修史者，就把太宗的说法记入了《宋史·赵廷美传》，却忘记了同时修改杜太后的传记，在那里分明记载着太祖母昭宪杜太后“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结果，终于露了马脚。
赵光义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欲置廷美于死地，乃至不惜造谣言，否认与廷美的同胞关系，是因为“金匮之盟”中有兄终弟及和“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话。论年龄，廷美长于太宗之子，要立“长君”，他该是首选。因此只有除掉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才能达到日后“传子”的目的，才能实现终北宋之世继承皇统的全归太宗一系。但是一除了之，又太容易暴露他的用心，于是便又打出“廷美本为庶出”这张王牌。言外之意是，即使他健在，也没有继统的资格。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太宗握着这张王牌，尽管亮出来就是了，何必非得煞费苦心害死廷美呢？答曰：害死廷美乃是前提条件。只要廷美一息尚存，就会搬出铁证为自己辩护。这样，太宗造谣言总还有一些顾忌。而今，杜太后已死，当事人又不在了，自然就可以随意编排了。
有宋一代，对于太宗蓄意传子，不惜骨肉相残的卑鄙行径，一直是啧有烦言；而对太祖一支的惨遭杀戮深表同情。只是慑于太宗的威势，不敢公开、正面地议论，于是便通过笔记、杂说等道里传闻形式寄感、抒怀。这一思想倾向，到了南宋初年渐趋激化。当时，许多人士把北宋灭亡，太宗子孙被掳劫殆尽，归因于赵光义虐待太祖子孙而招致报应。南宋之后问世的《古事比》和《七修类稿》等记载，统兵灭掉北宋、大肆屠戮太宗子孙的金朝大将斡离不，相貌极似宋太祖。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因果报应。上述诸说均属迷信，荒诞不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显然都反映了当时的舆情。
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关于宋太宗一朝政事的记载，有两个显著的反差：一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却异常繁富，这在历朝历代也是比较突出的；二是在一些私家著述或所谓野史、传闻中，披露了宋太宗的许多并不光彩的甚至损名败德的事，有一些涉及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可是在正史中不仅全部隐去，而且还反话正说，曲尽美化之能事，这在《宋史·太宗本纪》和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最明显。
本来，在中国的史官中存在着对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像先秦时代的史官董狐、南史，汉代的司马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或隐或显地留下一些“直笔”的余脉。比如，苻坚的寡母曾引将军李威为男宠这样的家丑竟记载在起居注里，苻坚看到后当然要“既惭且怒”了。北魏最高统治者拓跋氏的先世翁媳婚配之类的旧俗，史官撰国史时也曾据实直书。当然，这在封建时代已属凤毛麟角了，迨至宋代之后，史官的这种优良传统已经完全断绝了。
应该承认，宋太宗的功业还是很显著的。继位之后，他大体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同时，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牢笼读书士子也好，炫耀文治之功也好，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这些方面，官修史书做了客观的较为详尽的记述，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不应加以隐讳与缘饰。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这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野史、杂记多所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出面干预有直接关系。他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而且，本人亦自诩：“朕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我已经告诉宫中，把那些进来年头多的统统放出去。”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他的鬼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南宋初年的王铚在《默记》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青州人携一十许岁小女，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是通过手下的安习给强买下来。太祖听说后，十分气愤，不便直接追究光义的罪责，便下令追捕安习归案。光义只好把他藏匿在府中。连个十几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内却声色之娱”，又从何谈起？当然，这是他登基之前的事。
太宗殚精竭虑十几年，才得遂位登九五之愿。因为来之不易，所以防范心理极强，处处心怀戒虑，猜忌多疑。这种个性品质决定了他的领导方式，必然大权独揽，任人唯亲。为了钳制将帅，“将从中御”，剥夺了前方将帅的指挥权。出发前，皇帝预授锦囊妙计，大至战略方针，行军布阵，小至进退行止，全部事先做出安排，不得改动，并派出亲信赴阵监军。由于太宗猜忌多疑，战功卓著、有“宋代第一良将”之誉的曹彬，只因秉政日久，深得民心，便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务。名臣寇准在罢朝归第途中，因为有人迎着马首欢呼“万岁”，也被免除职务。参知政事赵昌言已经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可是，当太宗听说他前额上的皱纹特殊，呈现反叛之相，立即收回成命，改派宦官卫绍钦前往四川，同领招安捉贼事。最可笑的是，册立元侃为太子后，京师之人欢喜雀跃，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说以后，异常恼火，立即找来参与策立太子的寇准问道：“五洲四海都归心于太子，那要把我置于何地？”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吴越王钱叔和南唐后主李煜等降王都未得善终。关于他们的死，《宋史》的记载都极为简略，前者记为“是夕暴卒，年六十”；后者记为“（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但褚人获的《坚瓠广集》却揭露了事实真相：他们都是宋太宗通过暗下毒药害死的。钱叔出生于后唐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死于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巧还巧在他的父亲也死在这个日子。李后主七月七出生，也死在七月七这一天。在他们庆生辰时，宋太宗都曾派人送去祝寿的酒。
史书上说，钱叔作为一个属国之君，每逢朝廷使至，他都接礼勤厚，一贯谦和、俭素，自奉尤薄。宋兴以来，贡奉不绝。而在太祖、太宗对南唐用兵之际，所贡资财增至数十倍。特别是，据《续资治通鉴·考异》引述《默记》，在高梁河之战中，宋师惨败，太宗乘驴车夜遁，其时掌管后军的钱叔发现后，怕走漏消息，连续斩了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人，并按压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较大距离，免得目标过大，引起辽军注意，那样就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了。从这点看，钱叔之于太宗，就不仅是恭谨有礼，简直称得上救命恩人了。但是，由于“衔忌未消”（褚人获语），最后竟也未能逃出毒手。至于南唐后主李煜的下场，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我知道李后主，是由于他虚灵在骨、神秀绝伦的词。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背诵他那含思凄婉的名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为他在不惑之年即命归泉壤而感到惋惜。尔后读书渐多，知道正是这首被后人目为神品的《虞美人》词，使他罪遭不赦。治罪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太宗赵光义，而且，手段之残忍毒辣，令人发指。原来，李煜沦为亡国贱俘之后，痛感往事如烟、人生若梦，造物者残酷无情，使他承受了忒深、忒重的苦痛与愁恨，于是写下了许多伤怀感旧、思念故国的词。不意这些作品很快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京师，也早被朝廷的耳目报告给了宋太宗，特别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这些词句，使宋太宗动了杀机。
正好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天，太宗指派南唐归顺的旧臣徐铉到后主那里打探消息。君臣久不见面，自然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于是，他们便略去了昔日的礼节，促膝深谈。后主这天很动感情，也就忘却了应有的戒备。只见他长叹一声，黯然说道：“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潘、李分别是南唐的内史舍人和户部侍郎，曾上书言事，指陈奸恶。徐铉回去复命，太宗问后主说了些什么，他不敢隐讳，便据实以告。太宗敏感地意识到，李煜活在世上，就是江南旧梦死灰复燃的希望，因此万万留他不得。当即传旨医官，配制烈性毒药，并要设法使李煜的尸体作俯首屈身之状，以示永世臣服。于是，一场惨不忍睹的悲剧发生了。七月七这一天，宋太宗派人来给他祝贺生辰，亲赐御酒，李煜奉旨饮下，登时五脏剧痛，全身痉挛，头足相就，状如牵机，在次日凌晨气绝身亡。
看来，在酒中暗下毒药乃是太宗的惯用手法。根据《续湘山野录》中太祖与光义“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将五鼓……帝已崩矣”的记载，史学界有人推测，太祖死于光义在酒中下的毒。而毒药则可能是医官程德玄提供的。史有明载，德玄颇得太宗信任，众多趋其门；性贪，然太宗亦优容之。钱叔、李煜死后，太宗又极尽奸雄之能事，虚情假意地封王厚葬，分别辍朝七天和三天，以示哀悼，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闹剧。
从李后主的直言贾祸来看，他的机灵劲远远比不上那个叫作阿斗的刘后主。据《汉晋春秋》记载，晋司马昭灭蜀后，蜀后主刘禅被掳至京师洛阳。一日，宫中宴集，一些原来蜀国的艺伎舞乐于前，陪同后主观看的故蜀官吏尽皆落泪，唯独后主嬉笑自若。异日，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答复是：“此间乐，不思蜀也。”左右听了这一番“全无心肝”的话，都忍不住暗笑。但它却蒙骗过了机灵诡诈的司马昭。《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说：刘禅对司马昭的应答，未为失策。思蜀之心，司马昭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清人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说，“此间乐，不思蜀”之言，乃刘禅之巧于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愤思归，奸雄如司马昭，其能容之乎？
可是，这一全身远祸的韬晦之术，“性情中人”李后主却压根儿就不会。一则他不是枭雄之子，没有掌握刘备那套“青梅煮酒，闻雷失箸”的家传；二则，“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及其悲慨，忽忘形骸，全不理会徐铉是否会把他卖掉。当然，由于宋太宗必欲置其于死地，即使李后主安分守拙，隐忍苟全，也于事无补。从钱叔的悲惨下场，完全可以看出来。就这一点来说，李后主的结局较之刘后主的更惨，同所遭逢的对手较之司马昭更阴鸷、更明察有关。
其实，对于李煜来说，死，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亡国被俘以后，他饱谙屈辱之苦。最为难堪的是，与他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小周后经常被宋太宗召去陪宴侍寝。后主痛苦万端，彻夜难眠。一个是“向君歌舞背君啼”，一个是“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都是苦不堪言的。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宋人画《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能胜之状。
小周后每次被召入宫，一留就是几天，回来后便大哭不止，骂李煜无力庇护她，从中可以想见其所受污辱之沉重。《烬余录》甲编谈到，对小周后被胁入侍，后主多有怨言，遂致暴卒，小周后被正式纳入宫中。这又是太宗毒害李煜的一个因由。
宋太宗一生凶残猜忌，恶行甚多。他当然不会料到，一个半世纪之后，他的嫡亲子孙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落到金太宗的手里，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比后主李煜还要惨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