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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神圣家族”“黄金家族”，“血腥家族”一词，听起来未免有恐怖之感。无奈，这却是真实的，西晋王朝白痴皇帝当政时期的司马氏家族，确是这样。
登上洛阳的北邙山，人们会发现，山上山下，前后左右，陵冢累累，星罗棋布。无怪唐人王建有这样的诗句：“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看来，“邙山无卧牛之地”的说法，虽属形容，却并不为过。
原来，这里紧邻着恢宏壮观的帝京，前邻伊洛，后傍黄河，土层深厚，风水绝佳。俗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直至五代，历代帝王陵墓比邻而依。就连“乐不思蜀”的刘禅、被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终朝以眼泪洗面”的李煜，这三个沦为亡国贱俘的后主，也都混到这里来凑热闹。
司马氏祖孙死后大都葬在这里，可是无论是司马懿的高原陵、司马师的峻平陵、司马昭的崇阳陵，还是司马炎的峻阳陵，却连个踪影也不见。据说，因为大野心家司马懿担心死后被人掘墓，临终前便嘱咐子孙，不起坟堆，不植树木，不立墓碑，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这种形制的确立，影响了整个西晋王朝。所以司马懿父子三人连同四代帝王，以及统统死于非命的“八王”的陵寝所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团。为了一顶王冠，生前决眦裂目，拼死相争，直杀得风云惨淡，草木腥膻，死后却连一个黄土堆堆也没有挣到自己名下，说来也够可怜的了。隋炀帝死得很惨，可是也还有一座孤冢留在扬州。“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当然，包括“八王”与杨广之流在内，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毫无价值可言，死后那些臭皮囊更是与草木同腐，甚至“骨朽人间骂未销”，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知不知道他们的埋骨地，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紧。
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生前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都在这里碰头了。诚如《列子》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后世词曲中也说：“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
恺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峻、痛切。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
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拼死挣扎的浮世绘：
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
……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
他分明在说，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虚无。败叶飘飞、泥沙俱下之后，总会有精金美玉存留下来。体现着生命自由与人文觉醒的“魏晋风度”，就正是这么生成的。
按说，一个刚由分裂达到统一的朝代，总该面貌一新、有所建树吧？那也未必。西晋王朝结束了魏、蜀、吴三国割据政权的统治，实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可是“合”了以后，比“分”的时候更乱、更糟，昏天黑地，一塌糊涂。而且为时很短，整个王朝传了四帝，满打满算，仅仅五十二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短命王朝；如果从它出兵灭吴，到最后一代皇帝被俘、都城沦陷，实际上，统治中国不过三十年。
一般来说，一个新兴的政权，总会比垮掉了的旧政权具有活力，具有较强的施政能力。西晋王朝却是例外。司马氏为了夺得政权，处心积虑几十年，把一切精力都放到如何谋国、如何篡位上，而当真正成为九五之尊时，已经到了第三代，此时恰恰进入了危患重重的瓶颈期。当政者从根本上就不具备那种挽狂澜于既倒的决策能力，到头来，就只有灭亡了。对此，宰相何曾早有预感。一次，他对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者皇帝的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大局有关的话，只是说一些日常琐事，这可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可以幸免，到了孙儿那一辈，恐怕就逃不脱灾难了。
对于这个王朝腐败的成因，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与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本来，两个异质集团结合在一起，其优点、劣点的“存活率”是各占一半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优点未能得到发扬，劣点却充分显示出来。这令人想起英国大作家萧伯纳讲的笑话。一个女演员对萧伯纳说：“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以你的聪明和我的漂亮，生出来的孩子肯定非常理想。”萧伯纳说：“如果反过来，以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生出的孩子又将如何？”西晋就正是这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往古来今，哪一个王朝的开基创业，不是经过数十载的浴血奋战，惨淡经营，才获取成功，臻于郅治！因此，那些开国皇帝和创业元勋，都是大有作为的一代精英。唯独西晋王朝，以禅让的名义，未曾动用一兵一卒，就从曹魏手中接管了天下。而第一代当政的司马炎，原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又兼他登上帝座之后，整个朝廷已经没有可用之人，凡是有才能的都被他的父、祖辈赶尽杀绝，侥幸存活下来的，也都选择逃避、忘却，转移伤恸，遁入清谈，懒于问事了。
说到这里，需要就“禅让”一词解释几句。这是魏晋时期一种特别显眼而且层出不穷的政治现象。当时，有个美好的说法，称为“上袭尧舜”。实际上，所谓“异姓禅代”就是曲线谋国。
公元 219 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被曹操打败，上表称臣，并奉劝曹操称帝。本来，篡汉自立，位登九五，这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孙权的劝进，对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实上，汉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操手握一切权力，献帝不过是任其随意摆布的玩偶。只是慑于舆论的压力，曹操始终未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当作内衣穿了二十多年。
当下，他就找来老谋深算的权臣司马懿试探一番，说：“孙权这小子劝我称帝，这简直是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受烤啊！”司马懿心里是透彻明白的，立即迎合说：“这是天命所归，天随人愿。”曹操听了，心中自是狂喜不止。可是还没有等到动手操作，他便呜呼哀哉，抛下的篡夺大业只能靠他的儿子来完成了。曹丕继位之后，经过一番“假戏真做”的三推四让，终于在公元 220 年登上了受禅台，是为魏文帝。
此后，司马氏祖孙三代，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心里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仍然还是皇位。魏文帝死后，司马懿又辅佐了明帝曹睿、幼帝曹芳。最后，这个四朝重臣终于按捺不住了，趁着曹芳外出祭祀机会，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城内指挥政变，铲除了政敌，独揽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曹芳名义上还是皇帝，实际上成了傀儡。曹氏宗室被迫迁居于洛阳城内，不准相互往来、自由进出。
司马懿死后，由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他们竟然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公元 254 年，司马师废黜曹芳，立曹髦为魏帝；六年后，司马昭又杀了曹髦，立曹奂为魏帝。公元 265 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完全按照“汉魏故事”进行禅代，从曹奂手中夺得了皇权，是为晋武帝。一百五十五年以后，宋主刘裕“依样画葫芦”，接受了东晋恭帝的“禅让”，即皇帝位。一切处置“皆仿晋初故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刘裕杀掉了。
从公元 220 年曹魏代汉，到公元 420 年刘宋代晋，二百年“风水轮流转”，历史在原地划了一个魔圈。三次朝代递嬗，名曰“禅让”，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而且伴随着残酷、激烈的流血斗争。
晋武帝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后，接受曹魏没有分封诸侯王，致使皇室孤立，失去应有的屏藩的教训，封皇族二十七人为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大都是野心家，他们有封地，有武装，有的还掌管着中央或者地方的军政大权，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结果，不但不能屏藩帝室，反而成为皇族内乱的根源。
待到司马炎一死，统治集团内便发生了争权夺位的斗争，太后与皇后、皇后与太子、中央与诸侯王、诸侯王与诸侯王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军事混战与政治残杀。从公元 291 年开始，先后有八个诸侯王参加夺权，互相攻伐，如群兽狂斗。他们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史称“八王之乱”。
继承武帝的是惠帝，即“白痴太子”司马衷。他只知道寻欢作乐，坐享其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十多岁了，还认不上几个字，经常是，上午教会，下午又忘了。宫人们背后说他“蠢钝如猪”。有一次，随从们说，老百姓灾年日子难过，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却奇怪地问：“这些人怎么这么呆？他们怎么不吃肉粥呢？”由这样一个痴苶呆傻的人来做皇帝，必然沦为“聋子的耳朵——配搭”。
他登极之后，一切实权便由他的骄横跋扈的外祖父杨骏把持着。而他的皇后贾南风，却是个野心勃勃、阴险凶悍的角色。她拉拢其他几个皇室成员，兴风作浪，也要争夺最高权力。从此，西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就拉开了大幕。
杨骏一旦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树立个人威信，极尽拉拢之能事，他把全国官吏全部提升一级，参加了皇帝丧事的提升两级；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又都加封为关中侯。这引起了群臣的非议。有的说，三皇五帝到如今，还没见皇帝尸骨未寒就给臣子论功加封的。于是贾后便出面联络了几个忌恨杨骏的藩王和大臣，通过制造杨骏“阴谋谋反篡位”的舆论，逼令惠帝颁下讨伐诏书，命令楚王司马玮和东安公司马繇一起发兵，杀进相府，将躲藏在马厩中的杨骏刺死，同时捕杀了他的亲属、死党，诛灭三族，达几千人。这是“八王之乱”中的首次祸乱。
紧接着，贾后又阴谋制造了第二次祸乱：她假惠帝之诏，召令汝南王司马亮入京，与开国元老卫瓘共同辅政，借以掩饰后党掌权的真相。不料，司马亮上台之后，便学习杨骏的做法，大封党羽，光封侯的武官就有一千零八十一人，有的竟连升三级。司马亮专横跋扈，作威作福，许多人都气愤不过。尤其是贾后，认为她的权力被架空，便再次逼迫惠帝颁发诏令，命令楚王司马玮火速进京，发兵讨伐司马亮和卫瓘。司马玮对于司马亮和卫瓘早已恨之入骨，巴不得立即把大权夺过来，于是很快就把两个人杀了。面对这种滥杀的场面，文武百官都仓皇失措，莫知所以。为了防止重新出现藩王专权的局面，贾后听信了太傅张华的进言，又以“专权擅杀”的罪名，处死了剽悍嗜杀的司马玮，连同他的亲信，夷灭三族，送掉性命的多达数百人。就这样，卸磨杀驴，获兔烹狗，贾后一个个地铲除了元老、强藩，终于达到了独揽朝纲的目的。
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谁来继位接班。贾后虽然骄横妒悍，却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才气与胆识，她不敢亲自临朝问政，但又绝不甘心由已定的东宫太子继承皇位。经过一番周密策划，终于把太子椎杀了。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只好对外声称太子自裁，还扮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闹剧，哀恸逾常，并以王礼下葬。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结果又发生了第三次祸乱。贾后谋杀太子的阴谋败露后，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兴师问罪，当即捉住贾后，逼着她喝下一杯金屑酒。临死前，贾后恨恨地说：“拴狗要拴狗脖子，我却拴了狗尾巴；杀狗要杀老恶狗，我却只杀了几只狗崽子。老娘今天死了，算是活该！”
司马伦不学无术，庸碌无能，却野心勃勃，凶残毒狠。他一面大开杀戒，乘机把所有的冤家对头一一送上刑场，一面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封为王侯，自己出任相国，接着从惠帝手中夺取了御玺，称帝自立。尔后，又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官雨”，不仅遍封徒党，而且连拥戴他的奴隶、士卒也都赏赐爵号，一时受封者达数千人。
赵王司马伦称帝才一个多月，齐王司马冏便首先发难。司马冏是参加过废除贾后的政变，立有大功的人。为了笼络住他，赵王伦又连续加封他为平东将军、镇东大将军。但司马冏哪肯就此罢休，便又联络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共同起兵，掀起了第四次祸乱。六路大军直逼洛阳，战火燃遍了黄河南北。司马伦兵败被杀，白痴皇帝司马衷重新登上皇位。这场“三王内讧”，历经六十五天时间，死亡达十万人之众。
在齐王司马冏执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司马氏诸王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更加激烈，继续相互混战，爆发了长沙王司马乂对司马冏的战争，这是第五次祸乱。结果是洛阳城内飞矢如雨，火光冲天，经过三天的混战，司马冏连同其党羽两千多人被杀。
长沙王司马乂掌握中央大权之后，又爆发了第六次祸乱。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合兵力讨伐司马乂。连续作战三个多月，死伤八九万人，最后，司马乂被烧得红红的炭火活活地烤死。
长沙王司马乂死后，河间王司马颙在长安任王朝的太宰、大都督；成都王司马颖却在邺城被立为皇太弟，成为皇帝接班人，担任丞相并都督中外诸军事，骄奢日甚，“有无君之心”，于是又引发了第七次祸乱。东海王司马越组织了十多万兵力进军安阳，结果被司马颖战败，亲征的晋惠帝也成为俘虏。
第八次祸乱是由东海王司马越发起的。他在山东被一些司马氏诸王推戴为盟主，聚众起兵，西向进攻关中。司马颙与司马颖兵败后，相继被司马越杀害，惠帝被劫持到洛阳，不久即被毒死，皇太弟司马炽被立为怀帝，从此，司马越独擅威权。八王之乱宣告结束。
“八王之乱”始于宫廷内部，由王室与后党之争扩大为诸王之间的厮杀；尔后，又由诸王间的厮杀扩展成各部族间的混战。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性、腐朽性在这场泯灭人性的恶斗中表露无遗，展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这场狂杀乱斗延续了十六年，西晋政权像走马灯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后夺得权柄的汝南王、赵王、齐王、成都王、东海王，以及先为贾后所利用、随后又被贾后杀掉的楚王等，无一不是凶残暴戾的野心家、刽子手。
在这场战乱中，当权者晋惠帝及其八个兄弟，除一人存活外，八人死于非命。在他们来说，原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可是却殃及几十万军民，京都洛阳和中原大地的广大劳动人民被推进了苦难的深渊，“苍生殄灭，百不遗一”，真是造孽无穷，祸莫大焉。更为严重的是，最后导致了十六国各族之间的大混战和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造成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曲折、大倒退，其祸患与罪恶真是无比深重！
毫无疑问，在中国两千多年间的封建王朝中，西晋司马氏家族是最贪婪、最腐败、最黑暗、最混乱的统治集团，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所有的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荒淫、颓废等龌龊行为。
由于西晋的立国得益于宗亲与大臣的拥戴，因而司马炎登基后，便大封诸王，把他的一个叔祖父、六个亲叔叔、三个亲兄弟、十七个同族的叔伯和兄弟都封了王，加上原有的，诸王达到五十七个；同时，遍封功臣和世家大族为公侯，一次就封了五百多人。并且安排一些亲信、随从，担任附近郡县的太守或者县令。
这里有一个趣闻。那天，正当晋武帝满心欢喜地“大下官雨”时，忽然发现宫殿台阶下站着一个老翁，原来是会说笑话、又爱饮酒，给他喂马多年的姚馥。他一时高兴，便脱口而出：“任命你为朝歌县令。”可是老人却说：“我从远方来到京城，已经是很幸运了。县令，我不想当了，还是给陛下喂马吧！只要陛下常赐美酒，以乐余年，我就心满意足了。”武帝听了，说：“喜欢喝酒，这倒好办，那就改任酒泉太守吧。”
即位之初，晋武帝还装模作样地以勤俭立国、力戒奢华为榜样，曾当众把一件别人进奉的锦彩斑斓、装饰有野雉毛的“雉头裘”烧掉，赢得了朝臣的喝彩。可是到了后来，就渐渐地露出了骄奢淫侈的本相。他对魏明帝留下来的豪华宫殿大加修整，凡是当时最时髦的器物，他都要在宫内用上。
一天，晋武帝上朝时见大臣满奋身上发抖，便问他是不是病了。满奋说：“不是，小臣怕冷。”说着，指了指北面的窗户。意思是：满是缝隙，冷风不断地吹进来。武帝哈哈大笑道：“那是国外进贡的透明的玻璃。你不信，可以去摸一下。”满奋一摸，顿时觉得周围暖和了起来。
晋武帝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登极后，即选征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里的大批处女入宫；并极其荒唐地下令：选美之事尚未完毕时，禁止天下嫁娶。次年，又从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中选征了五千名处女；灭吴后，又从吴宫宫女中选取了五千人。这一万多名宫女，如何照顾得到？于是他每天便坐着由羊拉着的车在宫里转悠，羊走到哪里停了下来，他便下车进屋。见此情景，一些宫女便把羊特别爱吃的竹叶插满门户，并把盐汁泼洒在地上。羊一见到竹叶，便径直赶来，皇帝也就下车住下。他就这样，日夜纵情淫乐，秽乱春宫。没料到，最后竟生下一个白痴的嫡长子，后来做了太子。
皇帝淫乱在上，士族和官吏自然也是竞相效尤。又兼由于朝廷的狂杀与滥赏，使得周围的官员感到得失急骤、祸福无常，经常处于紧张、虚无的状态，助长了纵情声色，颓废、放荡的风气。晋武帝率先倡导奢侈享受，夸靡斗富，他的亲信和大臣很多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奢侈无度的人。开国元老何曾，一天花在三顿饭上的钱在一万以上，他的儿子何劭日食两万钱，比老子翻上一番。可是这还赶不上尚书任恺。免官之后，任恺每顿饭要花费万钱，举凡山林里的野味，河海里的珍鲜，在他的饭桌上应有尽有，但他还说“没有可以下箸的东西”。
而王济、王恺比任恺更为穷奢极侈。一次，武帝来到王济家，只见一百多个美女，身着绫罗，手擎琉璃杯盏，盛满珍馐美味，最后上了一个大琉璃盘，里面盛放一条乳白色的仔猪，异香扑鼻，入口即化，而且余味无穷。在武帝追问下，王济只好把秘方摊开，原来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蒸出来的。王济偷偷地告诉武帝：人乃万物之灵，而人乳极富营养，妙不可言，就是人的体温也神奇无比。听说，中护军羊琇家里，冬天用人轮流用体温暖着酒瓮，这样酿出来的酒，色、香、味举世无比。
大官僚石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妻妾）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当时，贵族间讲排场，时兴一种步障，像屏风一样，摆在道路两旁，用以遮尘灰、御风寒。武帝的舅父王恺，用绿色的绫罗裹着紫色的丝布做成步障，长达四十里；而石崇为了压过他，则用五彩缤纷的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步障。王恺请客，叫美女吹笛子侑酒助兴，如果一不小心吹错了节拍，就叫人把美女打死；而石崇在酒宴上叫百把个美女轮流在席间歌舞、劝酒，遇有哪个客人没有干杯，那个劝酒的美女便要被杀头。武帝看到舅父王恺输给了石崇，便常常出面相助，在后面为王恺撑腰。这也是旷代奇观。翻遍了史书，哪曾见过皇帝帮助臣下夸侈斗富的？即此，足以想见当日奢风之盛行，朝政之腐败。
一次，王恺拿出皇帝给他的一株二尺高的枝条茂盛、璀璨夺目的珊瑚树，借以夸富。他以为，世上再也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不料，石崇看后，操起一根铁如意来敲个粉碎，王恺气得要他赔偿，不然就拼掉这条老命。石崇却慢腾腾地说：“区区小物，也值得你这样大喊大叫！”说着便招呼手下的人把他收藏的珊瑚树全都搬出来，任王恺随意挑选。其中有六七棵三尺、四尺高的，枝条层层重叠，美艳无双，光彩夺目。王恺看了，顿时眼花缭乱，两颊飞红，惘然自失。
退休后，石崇在洛城的金谷涧，顺着山谷的高低起伏，修筑了一座占地十顷的豪华别墅，取名梓泽，又称金谷园。飞阁凌空，歌楼连苑，清清的流水傍着茂密的林木，风景绝佳，华丽无比。人们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话来称赞其高超的建园艺术。
其时，炙手可热的赵王司马伦当政，石崇由于把持爱妾绿珠不放，得罪了权臣孙秀，被诬唆使人谋杀赵王司马伦，遭到拘捕，绿珠坠楼而死；石崇及其兄长和妻子、儿女等十五人一齐在东市就戮；钱财、珠宝、田宅、奴仆无数，悉被籍没。就刑前，石崇慨然叹道：“想当年我老母去世时，洛阳仕宦倾城前来送葬，摩肩接踵，荣耀无比。今天却落到这满门遭斩的下场！其实，我没有什么罪。这些奴辈要我死，无非是为了侵吞我的全部资财！”他的话音一落，看押他的兵士就问道：“既然你知道万贯家财是祸根，为什么不早日散尽呢？”石崇哑然无语。
金谷园千古传扬，在洛阳可说是妇孺皆知。可是要考察它的遗址所在，却是个个摇头。真个是“豪华人去尽，寂寞水东流”。念及此，我曾以四首七绝抒写感慨：
圮尽楼台落尽花，
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
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
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
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
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
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
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
徒供诗人说梦华！
这是一个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万方多难、世路维艰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突破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时代，是一个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最拥有智慧、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时代。
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社会呈现出多元、紊乱、无序、开放的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日益衰弛，汉代经学五光十色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读书士子在经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的同时，得以解脱“名教”的束缚，而获得相对独立的自由，个体的智慧、才情有机会被承认与重视。
西晋一朝的士族阶层，物质生活比较优裕，而由于礼法的疏弛，精神生活则是闲适而宽松的。那些思想家和学者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视野大大地扩展了。他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士人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象的自主性。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在玄想与清谈之中寻求内在超越之路。
魏晋文化，上接两汉，直逼老庄，在相似的精神向度中，隔着岁月的长河遥相顾望，从而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活跃起来，自觉地把追寻心性自由作为精神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生命的飞扬。体现着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许多戛戛独造之处。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会在一种难以排拒的诱惑下，感受到审美人生的愉悦，自由心灵的驰骋。
魏晋名士大都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他们思想活跃，机智通达，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出言清通简要、玄澹高渺。后人常以奇松、峭石、琼枝、玉树喻之，反映出他们行为举止的超拔特异。这在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中，有最充分的展现。
时代的飙风吹动了亘古的一池死水。一些作家、诗人，生当战事连绵、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之际，得以丰富阅历，深化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自由、美学自由、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身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的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文辞，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这为西晋时期文学事业的飙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文学“家族化”十分明显。许多家族一门多秀，文人辈出。他们一方面以家学渊源和文人化的创作形态为时代增光添彩；另一方面，又以世代相传的相近或相似的创作风格、创作经验使文学链条得以延续发展。
单以西晋而论，如傅玄父子、潘岳叔侄、陆机兄弟、张载三兄弟、左思兄妹等，都是相竞而生，相并发展的。正如南朝诗学大家钟嵘所说：“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相继活跃在文坛诗苑中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概括汉魏至唐宋的主要诗家以及流派，一一加以论列。其中，至少五分之一说的是西晋诗人。
邺下风流在晋多，
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
温李新声奈尔何？
这里说的是建安文学的流风余韵多存留于晋朝，也就是说，晋诗传承着、赓续着建安遗风。你看那大将军王敦，酒酣耳热之际，拿铁如意敲击着唾壶以为节拍，歌唱曹操所作的乐府诗，以至壶口尽缺，足见晋人之风流倜傥。至于钟嵘对晋人张华的诗的评论，“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就未免过于褊狭、苛刻了。如果他所说的是真，那么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又将奈何！他们的“新声”里的缠绵悱恻之情，可是远远超过张华呢！
西晋一朝，动乱不宁，为时短促，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竹林七贤”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就中尤以辞赋的成就为最大。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书法艺术方面，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步书坛，盛名久擅。
魏晋时期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一直流传至今的许多最重要的儒家、道家经典的传疏，如何晏的《论语集解》、郭象的《庄子注》、王弼等的《周易注疏》、杜预的《春秋经传解》，均成书于此时。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西晋玄学、黄老之学对后世都有颇深的影响。
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曾经指出：“如果说，安世高所传佛教小乘学说，投合了当时某种厌弃社会人生、超脱现实的悲观主义需要，那么，支娄迦谶（支谶）所传佛教大乘学说，则是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去顺应急剧变化着的社会条件的混世主义需要。”就是说，当日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在中原大地上的出现，正是以汉末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为背景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舒根展叶，同样也借助于当时有利的内部、外部环境。其时，儒学统治渐近废弛，崇玄、“贵无”、不执一端的思想普遍蔓延，这都予佛学广泛传播以可乘之机；而社会动乱、政治腐败、人心浮荡，“名士少有存者”的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为复兴先秦老庄诸子之学和接纳异质的佛教文明提供了条件。
魏晋时期，自然科学成就也颇有可观。数学家刘徽的《九章算术注》，运用了验证、类比、演绎推理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对晦涩难懂的原著加以明白晓畅的阐扬，并进一步提出许多意义深远的新理论。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而且先后于公元 6 世纪、11 世纪、17 世纪传到东亚、中东和欧洲，对世界医学做出了贡献。
就在那些帝子王孙、公侯贵胄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如此显赫的学术成果、诗文杰作积淀下来，并流传广远，辉耀后世。这种“存在”与“虚无”的背反，是历史的吊诡，更反映出一种文明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