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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选自《上海翻译》2008年第4期，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作者从应用翻译研究应为实践研究的论证中，推断出旅游翻译研究同样应为实践研究。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旅游文本多样性的诸多表征。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作者通过案例的对比分析，从中文文本类型和功能、双语（平行）文本、实际调研、专业评价能力和翻译能力几个角度论证并指出了旅游翻译的实践失误和理论失误，最后总结了旅游翻译实践、研究与（大学）教学中长期以来存在的10个典型问题或误区。第五部分为结语，作者认为许多旅游文本翻译出现的错误或问题，其根源在于研究者或实践者忽视了实践研究的重要性。
学者们试图从理论的角度规划出应用翻译理论的体系建构，希望对应用翻译实践产生积极的意义。然而杨振宁先生指出：研究要从“现象出发，不是自原理出发”（1998：223）。笔者以为应用翻译研究主要是基于实践的研究。根据近年来人文学科的新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正在把实践作为他们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类实践研究是把实践的元素融入方法论或研究产出中去的一种学术研究，而并非传统上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对立的关系。有关英文表达可以勾勒出这种研究的概貌：practice－ based research，practice－ as －research，practice－ led research或者practice through research（底线为作者所加）。尽管这种研究现象并不令人惊奇，但是我们在进行应用翻译研究时，往往出现本应主动避免的两大倾向或者两大问题：其一，注重理论研究，而忽视实践研究，比如单纯从理论（假设）出发进行理论构建，试图解释、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其二，研究者是non－practice－led researcher，或者是non－professional translator，因为他们在处理源语文本信息时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评价能力和专业翻译能力。这些问题在目前国内翻译界比较严重，例子俯拾即是，比如表现在旅游（文本）翻译方面（陈刚，2004：195－209）。本文以《上海翻译》2008年第3期刊登的《从翻译理论建构看应用翻译理论范畴化拓展——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之四（以旅游文本翻译为例）》（以下简称《旅游文本》）作为案例研究，就教于方家。
《旅游文本》指出：“旅游文本翻译理论主要是研究文本的‘信息’传达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相关理论问题……”（仅引“主题句”观点，详见曾利沙，2008），该文在做了一番大费周章的“理论阐述”后，举例介绍广东肇庆著名景区“鼎湖山”及其“飞水潭”旅游双语文本的个案，并对有关文本进行了分析、批判和改译。笔者认为，《旅游文本》中的上述观点，对“鼎湖山”和“飞水潭”双语文本的点评和英文改译漏洞较多，不符合旅游（翻译）实践之真实性，难以hold water（站得住脚）。
首先，旅游翻译研究隶属于应用翻译研究这个大范畴，理应也属于实践研究。
其次，旅游翻译的实践性证明：实践乃先决条件。辩证唯物论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翻译实践与（应用）翻译理论之关系，前者乃先决条件。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中指出：翻译理论是一种依赖于实践的学术研究，其地位显然次于实践（Newmark，2001a：ix）。他在另一部著作中进一步指出：“如果翻译理论不是来自翻译实践的问题，不是出于从‘局外’角度需要来反思、考虑文本内外的所有因素，然后做出决策，那这样的理论就变得毫无意义、毫无效果了。”（Newmark，2001b：9）德国学者威尔斯也引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翻译中涉及足够的创造，所提供的难以预料的成分足以让理论家上当受骗。”（Wilss，2001：136）换言之，翻译（实践）中变数之多、变数之妙，简直令“理论研究者”难以招架。更何况，“翻译理论是不可能归纳出经验法则来的”（同上）。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如果对“实践”（practice）从英文角度进行词义解读（semantic interpretation），我们还会得到新的启示（定义中的底线为笔者所加）：
（1）the act of doing something systematically ，as an exercise，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it well （ Random House Webster ’ s Dictionary ofAmerican English ，1997）；
（2）a condition arrived at by experience or exercise （ Random House Webster ’ s Dictionary ofAmerican English ，1997）；
（3）the continuous exercise of a profession（ MerriamWebster ’ s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ition）；
（4）If you say“ practice makes perfect ”，you mean that it is possible to learn something or develop a skill if you practise enough（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1999）.
上述加下划线的词笔者以为是关键词，结合旅游翻译，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下几点：
（1）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旅游翻译实践，尤其是导译实践，是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专业实践活动。
（2）实践是认识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如果缺乏旅游翻译实践和旅游工作实践，对旅游翻译容易产生一些非正确的认识，从而影响旅游翻译的质量，有时甚至还不自知。
（3）由于生产活动是 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此外还有多种形式），所以没有旅游行业工作经历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译者可能会缺乏（最）起码的直觉或感性认识，那就更谈不上doing something systematically...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it well。
（4）如果译者有较多的“具有客观性、能动性”的实践和经历，甚至是the continuous exercise of a profession，他就会经常或始终达到或处于the condition of being proficient（ MerriamWebster ’ 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ition）。
（5）既然翻译是一门技能，任何翻译首先需要的是实践，而且是足够量的实践（practise enough/adequate practice）。过去，我们将practice makes perfect单一地等同于中文的“熟能生巧”，其实这还是第二阶段的“任务”，即systematic exercise for proficiency（ Merriam Webster ’ 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ition）。第一阶段的“任务”则是learn something。
（6）人类的全部历史由人们的实践活动构成。同理，涉外旅游的非常主要的部分由旅游工作实践和翻译实践活动所构成。这些实践会对旅游翻译产生积极作用，有时甚至产生决定性作用。（参见陈刚，2004：193－195）
最后，旅游翻译包括笔译（如各类文本翻译）、口译和导译（变数最大的一种特殊专业翻译）等，其特点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涉及几乎各种翻译方式和手段，是一门特别强调行业实践的翻译。由于旅游翻译以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其“综合性”“特殊性”“多变性”“应变性”和“客观描述性”使有关实践研究通常必须以“案例分析”（case study）为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难以简单划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旅游翻译（特别是口译和导译）是专/职业翻译，强调实践性，所以旅游翻译的研究，包括旅游文本翻译研究，应是基于实践的研究。
顺便提一下，若《旅游文本》拟对应用翻译研究（含旅游翻译研究）展开基于理论的研究（［pure］theoretical research），最好是改变思路，采用“纯翻译学”（pure translation studies）的分支“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之视角，便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旅游（翻译）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旅游文本写作及其翻译是多样性的，所以对旅游文本（ST）的处理必须是多样性的，不宜“一刀切”。
考虑到读者们已对纽马克和诺德的有关“文本分类法”“功能分类法”“目的论”“发起人/委托人”原则、“翻译纲要”“功能加忠诚”原则、“功能翻译单位”（即垂直型翻译单位）等知之甚多（参见Newmark，2001a，2001b；Nord，2001等），那我们不妨直接进入讨论。
在讨论旅游文本多样性这个主题前，先得了解一下这种文本的特点。
旅游文本的涉及面很广。若从翻译角度出发，中译英的中文旅游文本和英译中的英文旅游文本均称为旅游翻译的源语文本（source text，ST）。根据国家旅游信息化建设技术规范，将旅游信息的内容进行分类，其一级类目就包括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统计、旅游文娱、旅游科研、旅游交通、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教育等。这一级类目所包含的各种文本就称为中文的旅游ST，将其译成目的语（如英语）的文本，是译入语或目的语文本（target text，TT）。
“旅游文本”在本文中的概念可以涉及旅游（接待）一线人员（尤其是导游翻译或涉外导游）在工作中经常碰到的、约定俗成的那些应用型文本，包括旅游指南、旅游行程、旅游委托书、旅游意向书、旅游合同、旅游广告、旅游表格、导游解说词、景点介绍、参观点介绍、博物馆解说词、旅游推销手册、旅游宣传册、旅游地图、旅游宣传标语、文艺演出节目单、餐厅菜单、宾馆指示牌/标志、公园指示牌、参观点标语、各类通知、路标、地名、各种（旅游）会展/文本、各种（旅游）会议文本等。它们使用面广、应用频率高、实用性强、文体活泼，是旅游翻译应首先、重点掌握的。
本文特别针对的“旅游文本”指旅游指南（tour guidebook）中常涉及的文本，包括各种“吃、住、行、游、购、娱”的介绍。
旅游英语，像旅游汉语，都是一种应用语文，其形式灵活多样，内容包罗万象，文体类别丰富多样。英语的旅游TT主要分为两大类文体：书面体和口语体。前者如旅游指南，属 描 写型 ，用词需生动形象、明白畅晓；旅游广告，属 召唤型 ，用词需短小精悍、富有创意，句式需活泼简洁，整体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旅游合同，属 契约型 ，用词正式、规范、准确、程式化；旅游行程，属 信息型 ，用词和句型需明了、简略，具有提示性；等等。后者如现编导游词，属 即兴 型 ；预制导游词，属 复合型 ；现编＋预制导译词，属 即兴精制型 。口语体的旅游文本，其用词特点应符合口语体和口译体的特点及规律。
本文关注的英语旅游文本（TT）还特指口语体的导译文本。对这种类型文本的研究是旅游翻译的重点或核心，与实实在在的导译经历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但在此有必要先对书面体文本中的旅游宣传资料（包括旅游介绍、指南等）以及翻译特点和难点作一要点概述。
这些特点（难点）涉及词汇、知识、文化、措辞、风格、感觉、功能等。《旅游文本》中的TT在这七个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
这些特点（难点）涉及跨文化、跨心理、思维方式差异大、语言表达差异大、常用的转换方法（文化异化，文化归化，语言直译，语言意译，文化替换，文化杂合，交际翻译，词义翻译，文化强化，文化淡化，文化增益，语言增益，文化删节，语言删节，功能改写和约定俗成等）。
《旅游文本》中的TT在文化信息处理、思维方式差异、语言转换和表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总体上，旅游文本（ST和TT）可以分为单一型文本和复合型文本。
它包括①信息文本，如比较单一的饭店介绍、旅行/游览介绍等；②表情文本，如景点介绍（描写段落、散文风格）等；③祈使文本/召唤型文本，如旅游广告、风景名胜推介等。
它更多地涉及书面的旅游指南、景点介绍和口笔语的导游/译文本。这种复合型文本集信息功能、表情/意功能、美学功能、祈使/召唤功能等为一体，既融合，又区分，所以处理复合文本难度颇大，应该在TT中综合、灵活、创造性地再现ST。
综合分析《旅游文本》对ST的分类和对ST＋TT在信息、功能等方面的实际处理，需要做一些实质性的改进。
有鉴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做出一个初步判断（案例分析见后）：旅游文本的特色是多样性的，译者对文本种类的正确判断决定了他对翻译策略/方法的正确选择。通常，对单一型文本的判断和处理比较简单，而对复合型文本的判断和处理就比较困难。我们还必须特别指出：最终确定文本翻译质量的关键，乃是对文本信息的专业评价能力和专业翻译能力。
《旅游文本》中有关肇庆的景点介绍属于什么类型的ST？根据《旅游文本》作者判断和处理的结果，《旅游文本》属于单一型ST，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信息位移、压缩、删节等变化，产生了一个信息量大量缩减的TT。经过认真、细致的实践研究，笔者认为，《旅游文本》的这些处理是一种实践失误和理论失误。以下通过四个表格来进行案例对比分析、论证：
研究者/译者对旅游ST类型的正确判断、对文本中所具有的功能的正确判断决定了他对翻译策略/方法的正确选择。
表1
表1讨论的旅游ST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我们不是简单地从理论（假设）出发，而是从涉外旅游的实际出发来分析、判断。由于旅游ST之丰富、多样，我们仅挑选最近出版的、由英文native speakers撰写的相关英文旅游文本和中文专业人士撰写的相关的中英文旅游文本，作为实践研究的有代表性的论据和论证（见表2）。
表2
（续表）
飞水潭旁是否真的有女子“抚琴追昔”呢？中国（大陆）别的景区（点）是否也有类似的（added）attraction呢？如果有，那结论不证自明。如果是“过去时”，或者是“现在时”的“有时”（sometimes/from time to time/on an irregular basis），那这类信息/内容是否应该保留呢（见表3）？
表3
表1～3的不同视角分析、论证说明：专业（旅游＋翻译）评价能力与专业（旅游＋翻译）翻译能力对（旅游）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使我们认可表1～3论证的观点，然而最终确定文本翻译质量的关键，乃是对文本信息的专业评价能力和专业翻译能力。这实则是对应用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一个整体要求。表4～5更能体现这一重要性。分析中使用的“问题”或“错误”的概念，除了传统的定义以外，主要是建筑在诺德的功能理论中的有关定义、分析和阐述（Nord，2001：64－79）。
＊翻译问题定义：翻译问题（translation problem）与翻译难题（translation difficulty）不同，前者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便从功能角度尽可能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后者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难题，比如词典未收录的词语。（参见Nord，2001：141；笔者译编）
＊翻译错误定义：如果译文目的是要在目标读者中实现特定的功能，那么所有妨碍这一目的实现的任何问题，都被称为翻译错误（translation error）。
＊翻译错误功能分类：翻译错误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即语用翻译错误（PTE），文化翻译错误（CTE），语言翻译错误（LTE）和（特定）文本翻译错误（TTE）。限于篇幅，有关定义和阐述不再展开。（参见Nord，2001：73－76）
表4是对几个ST和TT的专业实践与理论的综合对比分析（所选的特定旅游文本翻译最低目标是从功能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合理保留并且准确、有效地译出ST中的信息）（见表4）：
表4
（续表）
4.1中四份对比表（表1～4）以小见大，暴露了长期以来旅游翻译实践、研究与（大学）教学中一直存在的十个典型问题或误区：
（1）以为旅游翻译很简单。事实上，它是相当难的，只是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低端与高端错误没有予以披露，并加以公开讨论而已（笔者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专著和教材中有所涉及），只是人们对旅游翻译的标准、质量、要求等缺乏必要的了解。
（2）旅游翻译论文多得“铺天盖地”，但是存在诸多“隐性”问题没有被揭露。比如重复率高，雷同现象严重，“外行”参与偏多（所以产生错误结论的多），学术价值与实际意义不大。
（3）参加旅游翻译研究的业外人士颇多，但他们缺乏旅游职/专业方面必要的阅历，其中不少人士职/专业翻译的水准也不理想。
（4）参加旅游翻译研究者，在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敏感度等方面尚有待提高，有的甚至连起码的跨文化意识和语言敏感度都还很不够。
（5）撰写以旅游翻译为主题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和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越来越多，相对不足的是，学生和指导教师在相关方面的实践和研究都相当缺乏，尤其表现在实践研究方面，显得很薄弱。
（6）老大难问题——也许是业内“讳莫如深”或“羞于启齿”的（因为学界缺乏批评的传统，造成批评者有罪）——研究旅游翻译的“两张皮”（实践与理论，汉语与英语，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与现、当代文化，一般知识与地方知识等）这个关键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7）比较致命的问题——也许更是业内“讳莫如深”的——研究旅游翻译的，其双语基本功一直没有达到研究人员理应/必须达到的一个高度，更有甚者，他们的英文写作水平还相当/比较有限。由于他们的“底”没有打好，难以承担研究重任。
（8）特别作为一个问题单列，即使具备了双语、双文化和足够与文本内容相关的知识还是很不够的（参见Nida，1993；Newmark，2001），英译水平（基本）取决于一个人的英文写作水平。诚如Scollon＆Scollon所总结的（2000：1－15/194－204），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还在于是否会使用正确的professional discourse（专业话语）和进行interdiscours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跨话语专业交流）。这从另一个重要角度给应用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提出了仍然有待我们大大提高的要求，即如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方面真正做得更为专业/职业。
（9）应用翻译研究还是要基于实践研究，（更多地）基于语言、文化、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基本功之研究，基于西方和我国的应用翻译之基本理论研究等，最终总结出以“简明、清楚、具体、灵活、有效”为特色的理论思想、原则、规程、方法、技巧等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要囿于一些所谓“高深”理论的研究，搞一些烦琐哲学，结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一般缺乏实践经验的翻译工作者，乃至对“懂理论”的高手，也会是一头雾水。
（10）目前高校外语专业（特指英语专业）学生的双语基本功相当成问题（当然这反映了师资、课程设置、学制甚至体制等问题），口笔译教师水平（尤指翻译学科的）参差不齐，比较能够代表学生实践与学术综合水平的TEM8（专八考试）成绩和本科毕业/学位论文水平，前者学生通过率不高（即使通过，分数偏低），后者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较差（暂且撇开科研能力、剽窃现象、“放水现象”不论）。本科教育跟不上，何来高质量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何来相关职业的高质量专业人士？
笔者以为，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翻译界就会后继乏人，应用翻译实践与研究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和可持续发展。
应用翻译实践与研究方兴未艾，但迄今的相关研究一直伴随着三大问题，即“三个过于”：过于（脱离实践的）理论化，过于（“一刀切”的）规范主义，过于经验主义（而轻视理论），从而忽视、无视或者不知道应用英汉互译（尤其是汉译英）更需要我们注重的是“实践研究”（同时还需要从“描述翻译学”角度来加以研究）。若以上述讨论的旅游文本及翻译的多样性案例为例，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少旅游文本翻译的原则性错误或问题，不仅仅是研究者或实践者的一个理论（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使他们“了解”了不少的理论、策略、方法、技巧，最终决定译文质量的关键，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相关专业的素质和能力，专业翻译的学养和能力，以及用目标语言写作的能力。这些也正是对应用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整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