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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选自《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选文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框架，简述了文本功能及目的论。第二部分具体介绍了新疆旅游翻译现状及问题，包括拼写及语法错误，死译、硬译问题，以及表意不明三个方面。第三部分运用目的论探讨了新疆旅游文本的翻译策略，范围涵盖景点名称翻译、公示语翻译、宣传文案翻译、食品菜肴翻译和博物馆文化翻译五个方面，充分显示了各种翻译策略在不同功能旅游文本中的灵活应用。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近年来受到了境外游的热捧。根据中国旅游局官网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入境旅游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而国际旅游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更是增加了5.6％。新疆旅游官网显示，仅在2017年9月，新疆的入境游客数量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11％。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新疆发展的重要力量，旅游翻译也就成了促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然而，旅游文本独特的目的性和其中包含的文化翻译，使得旅游翻译面临着重重困难，加之新疆地区英语翻译研究的相对落后，拼写和语法等语言错误也相对较多。本文把握旅游翻译的目的性，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对旅游文本进行了系统分类，根据各类文本的特点和翻译要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求找到更为合适和准确的旅游翻译策略。
目的论打破了原有以“等值”为标准的翻译思路，将实际交际功能作为重点，给翻译研究者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德国翻译学家卡特琳娜·赖斯首次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根据文本功能，将文本分为信息功能文本（information text）、表情功能文本（expressive text）和操作性功能文本（operative text）。弗米尔目的论认为：决定整个翻译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翻译活动应遵循3条总体原则，即目的原则（skopos rule）、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原则（fidelity rule）。诺德结合赖斯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理论，他指出，“忠实”和“忠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忠实”侧重于翻译的技术层面，指译文与原文应保持等值；“忠诚”指译者的道德层面，表明译文应该以原文为基础依据（刘军平，2009）。
新疆是一个充满少数民族风情和异域文化的旅游胜地，目前有47个民族聚居于此，并拥有其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新疆是中国接壤国家最多的地区，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都与新疆接壤。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民族环境和地理位置，新疆成了多语言、多文化的混合地，大大增加了新疆旅游翻译的难度。其首要问题是民族语言音译的不确定性，如吐鲁番来源于维吾尔族语言，喀纳斯来源于哈萨克族语言，他们的英文翻译“Turpan”和“Kanas”则由其民族语言音译而来。然而，音译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误差性，造成了翻译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地方和景点同时拥有多种英文名称的翻译。另外，新疆旅游翻译的管理和研究都相对落后，很多词汇和语法等基本语言错误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个别偏远地区甚至没有相应的旅游翻译。除此之外，缺少跨文化翻译研究的专业人士也是新疆旅游翻译面临的一大难题，导致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现象十分严重（贺继宗，2006）。如今，随着新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翻译也在不断地进步。然而，目前新疆旅游翻译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可忽视。
在拼写错误层面，大小写、单复数以及词性问题最为突出。有的宾馆将“焖羊肉”翻译为“Seet Mutton”；有的宾馆手册中将“电视节目表”翻译为“TV Listings”，而“酒水及送餐表”则翻译为“Drinks and Room Service List”，前后表述不一致。除此之外，还存在“一词多音译”的不准确问题，如喀纳斯景区的官方翻译为“Kanas”，而部分宾馆和景点则将其翻译为“Hanas”，这给外国游客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语法层面的错误也会造成语意模糊，如喀纳斯山庄示意图的翻译为“Sketch map plan of Kanas Villa”，而“示意图”的常用翻译多为“Sketch map”或“Sketch plan”因此，此处可以省去map或plan中的任意一词，或者翻译为“Sketch map and plan of Kanas Villa”。
由于新疆某些偏远地区的英语水平有限，因此死译、硬译的问题尤其突出。从语句层面来看，某水塘警示牌将“水深危险，注意安全”翻译为“Water depth risk safety”。在词语翻译上，简单音译同样让翻译变得生硬并难以理解。例如，新疆的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由于不常见，则被直接翻译成“Jiji grass”。喀纳斯景区“一道弯”景点被赫然翻译成“Yi DaoWan”，在外国游客的理解中完全失去了其蜿蜒静谧的美感。
译者对英文单词运用不准确，从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外国游客的理解障碍。阿勒泰地区的禾木村是一处景色迷人的原始景区，当地的“禾木山庄”是一家以禾木木屋建筑为主题的旅游酒店，其翻译为“HemuVilla”，然而很多指示牌上则翻译为“Hemu village”。在英文中，Villa为别墅，更符合山庄酒店的意义，而village为村庄，虽然在字面上符合“山庄”的翻译，但很容易让外国游客将其误解为“禾木村”本身。正确性是提高翻译质量，进行翻译研究的前提（肖俊一，2014），因此，解决以上旅游翻译现存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旅游文本具有较强目的性，以吸引游客和服务游客为主，同时伴随文化传播与文学艺术等目的。为探究更为具体有效的翻译方式，在赖斯文本类型理论的指导下，现将新疆旅游文本根据翻译目的分为以下类别：景点名称类、旅游公示语类、宣传文案类、食品菜肴名称类以及博物馆文化类。重要交际目的及相应文本类型对应见表1。
表1 新疆旅游文本分类及主要交际目的、文本类型
景点名称，追其根本属于地名范畴，是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特殊地名，需满足两种主要的文本功能——表情功能与信息功能。表情功能指景点名称要具备文学审美和人文文化的文本特点；信息功能要求译文具有身份识别及指向功能，突出特定的旅游地理信息。目前，对于景点名称的翻译，主流意见多为“专名音译，通名意译”，这一点对于新疆旅游翻译也十分适合。例如，“新疆博物馆”译为“Xinjiang Museum”。此处主要分析新疆旅游翻译中的“音译法”。
新疆景点名称的翻译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音译现象突出，其主要原因是旅游景点中存在大量的少数民族词汇以及人名地名。通常而言，由少数民族词汇音译而来的地名可采取简单音译的翻译方法，但需要注意上一章节提出的统一性问题。对景点名称来说，简单的音译并不能体现其旅游信息，因此，源于少数民族词汇的景点名采取“音译＋增译”的翻译方式更为合适。例如“喀纳斯”可译为“Kanas Scenic Spots”，“禾木”可译为“Hemu Villa”。“专名音译＋通名意译＋补充增译”的译法可以更好地体现新疆旅游的异域风情，保留文本的表情功能。例如“细君公主墓”翻译为“Princess Han Dynasty Xijun Cemetery”。
景区及宾馆内的公示语属于信息功能文本，其主要目的是用文本信息服务游客，在翻译时需要将信息外显化，通过归化法让译文直白易懂，以达到其信息表达的作用。除此之外，此类公示语也属于操作性功能文本，具有警示、提示以及解释等重要功能，呼吁、引导游客按照指示要求开展旅游活动。此类旅游文本的翻译大多“有据可查”，可按照目的语语言习惯进行“模拟式”翻译，即按照西方相应公示语进行翻译。
新疆的旅游翻译起步较晚，在此类旅游文本的翻译上依旧存在过多“字面死译”问题，如将“木路湿滑注意安全”译为“Mu Lu wet Caution”，没有达到信息传递的功能，不符合西方读者的表达方式。因此，提示语翻译应着重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尊重目的语表达习惯，采用“互文”的思想进行适当的“改译”。英文表达中常使用祈使句以增强文本呼吁性，如“NO＋名词/动名词”与“名词＋ONLY”两大句型应用非常广泛，如“Caution：wet floor.”“Mind your step.”“No littering.”。二是通过范例可以看出，由于此类文本表情功能相对较弱，实际翻译时，在信息标准化、规范化的前提下可适当简练文本，突出主要信息，增强其信息功能与操作性功能。
旅游手册、景点介绍等旅游宣传文案可同时归于信息功能文本、操作性功能文本和表情功能文本。作为信息功能文本，宣传文案一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目的——吸引游客，译文应让游客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反应，因此可以使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另一方面，宣传文案的原文通常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为达到审美效果，翻译过程中也应从作者视角出发尽量保持其艺术效果（赵树雯，2009）。
新疆自然景观的旅游翻译与其他地区大同小异。与普通文学类文本相比，旅游宣传文案需要吸引游客，在描述时多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因而在翻译时也应适当改写，运用西方修辞手法，增加文章的阅读性。例如，新疆旅游官网中“新疆自古还享有瓜果之乡、天马之乡、金玉之邦和地毯丝绸王国的美誉”，译文为“Xinjiang is famous for being‘the land of song and dance’，‘the land of fruits’，‘the land of precious stones’.”此处翻译改写了瓜果之乡、金玉之邦，3次使用“land”，用重复的修辞手法加强了渲染。
相比之下，由于新疆特有的民族性，其人文景观的翻译更为复杂。不同于名称或是文物翻译，旅游宣传文案对篇幅的要求没有过多限制，因此为了达到宣传文本的信息功能，翻译时应选择性地进行补充解释，如新疆旅游网国际版对哈萨克毡房的翻译，增加了补充介绍：A yurt is a portable dwelling structure traditionally used by nomads in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
食品菜肴的命名是当地饮食文化的高度浓缩，其英文翻译和景点名称的翻译在文本的信息功能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景点名称需要适当体现其地理信息，而食品菜肴的名称则需要交代其原材料和烹饪方法。因此，此类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应更为侧重其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而名称中蕴含的饮食文化，可以采用备注的形式进行表达（陈亚杰、王新，2011）。
部分新疆菜肴的命名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即在名称中揭示了菜品的原材料和烹饪方式，因此可以采取“主要烹饪方式＋主要材料”的直译方法进行翻译。例如，禾木山庄菜单：“烤全羊”译名为“Roast Whole Lamb”；“干锅土豆条”译名为“Griddle Cooked Potato Chips”；“烤包子”译名为“Baked Buns”。若主要食材在西方并不常见，则需要在直译后添加注释，让游客明白自己吃了什么，如“三色椒蒿”的译名为“Three－Color Pepper Artemisia（a kind of wild vegetable）”；“农家小炒肉”的译名为“Sautéed Diced Lamb with Green Pepper”；“胡尔达克”译名为“Seethed Mutton with Potato and Carrot”。
新疆拥有很多独具特色的民族美食，其独特的制作过程、烹饪作料以及食用方法很难在西方餐饮中找到完美的对应，此时可以采用“音译＋食谱构成”的意译方式进行翻译，既可以传递菜品信息，又可以保留民族特色，便于发音与记忆。新疆著名面食“馕”便可采用此种翻译方式译为“Nang（a kind of staple food）”。“拉条子”可译为“La Tiaozi（a kind of pulled noodle with rich spicy food）”。
文化翻译往往是旅游文本翻译中最难的部分。我国新疆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极其浓厚，多数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外国游客，都会选择博物馆作为其重要的旅游点。因此，本文以博物馆文物翻译为例进行旅游文化翻译的研究。博物馆文物介绍属于信息功能文本，同时兼具文化传播的目的（刘汝荣，2014）。
多数文物翻译可以采取异化的翻译方式以保留其中的民族特色。因此，“直译＋解释”的方法可以更准确地再现原文内容，传递文化信息。而补充解释是博物馆文化中常用的翻译手法，但不同于旅游宣传文案，博物馆中展板和标签对文本的篇幅有客观限制，因此，适当的“省略翻译”也可以起到化繁为简的作用。例如，“三嘴白玉吊灯”的译文为“White Jade Lamp”，此处“三嘴”是描述性词汇，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可以通过直接观察获取信息，因此省略后对信息的传递没有影响。
以上提到的5类旅游文本都属于信息功能文本，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翻译实践中应遵从“目的论”的指导，根据主要目的，选择“忠诚”于原文，且能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同目的的翻译策略。
近年来，逐渐升温的入境游带动了新疆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本文以“文本类型理论”“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框架，根据交际目的对新疆的旅游文本进行分类、比较研究。景点名称是自然与人文融合下的地名，“专名音译＋通名意译＋补充增译”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其信息功能与表情功能；公示语拥有较强操作性，为达到其信息传递的目的，应尊重并借鉴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宣传文案是其中最具表情功能的文本类型，可充分利用文学修辞进行美化翻译；食品菜肴的翻译要侧重其主要交际目的——让游客知道自己吃了什么；文化翻译在确保信息传递准确无误的同时应保留一定文化特色，以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根据实际交际目的选择适用性最强的翻译方法可以最大限度提高入境游客的旅游品质，传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新疆旅游业的发展（摆贵勤、兰杰，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