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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翻译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该理论肇始于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于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书中赖斯根据卡尔·布勒（Karl Bühler）的“工具论模式”（Organon Model）将文本归为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操作型（operative）文本。她提出不同的文本类型具有不同的语言功能，而语言功能又会影响译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在此之后，赖斯的学生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摆脱了赖斯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理论派的中心理论“目的论”（Skopos Theory），认为任何形式的翻译，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被视作一种行为，而任何行为都有其目的和目标。目的翻译论以语用为起点，将翻译受众的接受程度作为翻译目的的重要准绳，并提供翻译三大原则：目的原则（Skopos Rule）、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原则（Fidelity Rule）。霍尔兹·曼塔利（Holz Manttari）提出“翻译行为论”，进一步发展“目的论”，强调翻译过程行为、参与者角色、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部分。90年代初，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综合了其他学者对功能派的批判，在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提出“功能＋忠诚”（functionality＋loyalty）的原则，并强调，在有必要时，译入语可根据预期译文的目的进行一定程度的变化，甚至“改写”。
汉英旅游文本差异较大，且文化负载的内容较多，若译者忽略译本的功能，脱离原文，很有可能会影响信息传达，影响旅游推介效果。其次，由赖斯划分的文本类型来看，旅游文本主要属于信息型和操作型。旅游文本既要传达如景点简介或是景区宣传之类的信息，又渴望与读者产生共鸣，激发游客的反应。译文也应如此，而这也构成了使用功能翻译理论探讨翻译策略的必要性。再次，旅游翻译大部分属于商业范畴，而非自发行为，故译者、发起者、接受者的关系也属于研究范围，而曼塔利的“翻译行为论”为这个维度的讨论提供了理论支撑。综上所述，旅游文本翻译与功能理论息息相关，该理论框架是讨论旅游翻译策略的基础。鉴于此，旅游翻译与功能理论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