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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又称英语教学词典（pedagogical dictionary），是根据英语教师和学习者的实际需求而设计，专门为非母语英语学习者编纂的词典。Hartmann和James（1998:82）曾对“学习词典”做出如下定义：“学习词典主要是针对非母语的外语学习者编纂，而其介入语言学习过程的程度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 [1] 因此，学习词典作为“最受外语学习者欢迎的自主学习工具之一”（Chan, 2013:25），其编纂应以非母语学习者的语言认知需求为编纂出发点，重在通过为学习者提供相关语言及文化习得的重要知识及主要规范，实现其“辅助英语学习（特别是英语词汇学习）的功能，而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词汇检索功能”（魏向清，2008:114）。显然，“学习词典”这一术语中的“学习”概念有别于泛指的“学习”概念，特指非母语学习者词典用户的特定语言学习。相应地，学习词典的研编理念与实践也要不断适应学习者语言文化认知水平的动态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语教育的大发展，英语教学以及英语学习者的整体习得水平均有很大幅度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以外语教学为中心的应用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深化。其中，双语学习词典作为重要的教学与习得辅助工具，其研编实践和理论探索与应用语言学以及语言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也有着密切关联。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英语学习词典编纂者大胆引进并利用语言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等理论，将相关前沿理论成果融入词典研编实践探索过程，实现了学习词典编纂从“编纂者中心”向“使用者中心”的重要转变。同样，双语学习词典研编实践与理论研究也发生了用户视角的转向。学习词典的研编从词典使用出发，以教学功能为本，采取更为科学的编纂技术手段，在词典微观与宏观结构中有效复制外语教学与习得的特点和规律，从限制释义用词的数量，到增加介绍用法说明、语用信息乃至文化背景信息等各方面，不断对词典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改进与完善，旨在真正实现词典作为语言教学桥梁的价值。
与此同时，词典学研究中的“词典使用与用户研究”也更加活跃，涉及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多学科领域。众多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各类学习词典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词典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与重视。比如，Allen（1983:82）探讨了非母语英语课程中词汇教学的技巧问题。他认为，“高级词汇教学阶段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词汇的能力，而（学校课程结束后学生如果仍需继续学习，则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与学习习惯。词典因此变得尤为重要”。 [2] Grabe和Stoller（1997，见陈伟，2009:65）研究指出，系统、得当地使用双语词典对词汇学习有着积极意义，大量使用词典能够使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和掌握新单词。Tono（2014:2）强调，“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如果能对词典的作用予以相当关注的话，学习者便能够了解和认识到英语学习中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宝贵的学习方法” [3] 。吴霞和王蔷（1998:55）对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词汇学习策略的调查结果显示：查词典对掌握词汇知识的质有较大帮助。词典可以对一个单词提供全面的信息，如发音、用法、多种意义，而且所提供的例句一般都能表示该词的典型用法，因此，学生可以从词典中得到对某个单词精准的理解。此外，学生查询词典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主学习与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他们查检词典解决问题并发现问题的同时，也增强了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了学习的自我意识。因此，词典编纂日益强调词典范式教学功能的凸显，不断强化词典与外语教学的链接，这迎合并切中了当前的后现代教育理念（陈伟，2008:120）。学习词典的研编实践与理论研究对外语教育形成了积极的反哺作用。
学习词典在非母语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辅助价值源自其研编创新实践，而这样的创新实践依托于相关理论的创新思考，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由于词典目标用户群体的母语语言文化背景有别，外语或第二语言的习得水平存在差异，如何使得学习词典真正契合学习者的学习特点与需求，这是学习词典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国别化的双语类学习词典研编更是如此。英汉学习词典与英语单语学习词典的编纂目标存在差异，主要是词典不同目标用户群体自身语言学习特点与需求差异所致，前者主要面向中国英语学习者，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殊性；而后者则为广大的非母语英语学习者服务，其用户人群的国别化特征往往不是编纂者关注的重点。对此，国内外词典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关注与探讨（语言文化视角的差异化，如Zgusta, 1971；Al-Kasimi, 1977；Salerno, 1999；Sweep, 2012；黄建华、陈楚祥，2001；章宜华、雍和明，2007等；用户类型视角的差异化，如Hartmann, 1983；Tono, 1992；Rundell, 1999；Laufer，2011；Nesi & Tan, 2011；Tono, 2011；陆谷孙、王馥芳，2011等）。
具体而言，一方面，近年来，随着词典使用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词典的终端使用者主要是语言学习者，他们的需求是决定一部词典价值的根本因素，这种用户友好的编纂思想对学习词典的编纂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目前市场上有六大品牌英语学习词典，即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 OALD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简称《牛津高阶》）、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 LDOCE ）（《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简称《朗文当代》）、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 CALD ）（《剑桥高阶英语词典》，简称《剑桥高阶》）、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 （ CCALD ）（《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简称《柯林斯COBUILD》）、 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 （ MED ）（《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简称《麦克米伦高阶》）和 Merriam - Webster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 （MWALD）（《韦氏高阶英语词典》，简称《韦氏高阶》）。以这六大品牌词典为代表的单语学习词典，在编纂理据研究和实践方法上都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体现出词典文本信息认知表征手段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尽管《牛津高阶》《朗文当代》等西方词典品牌具有英语母语辞书编纂的优势基础，往往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所青睐，但其面向广大非母语学习者的普适性设计理念往往使其对中国用户而言有先天不足，无法满足学习者对词典的实际需求（章宜华，2013:47）。鉴于此，中国英语学习者需要设计特征更具适切性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对此应有积极的创新探索。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思考，具体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即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学习现状、英语学习词典研编的发展趋势以及英汉学习词典功能研究现状。
解码和编码（即输入和产出）是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语言解码是指理解语言所表达的语义，是输入信息的过程；而语言编码则是一种意义建构和输出的过程。虽然语言解码和编码的功能和目标不同，但它们是二语习得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二语学习者同等重要，只是在不同学习阶段有所侧重。为了掌握高水平的语言技能，学习者不仅需要接收大量可理解性语言输入，而且也需要积极进行语言编码的输出实践，两者相互促进。
就外语教学的一般规律而言，由解码向编码的教学重心转变是适应学习者水平不断提升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19世纪末期，外语教学的重心开始逐渐从只是理解语言向产出一门外语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这种趋势带来决定性的推动，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外语教学和学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ivers, 1975，见Humbls, 2001:33—34）。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交际语言教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一种为世界语言教学界所普遍认同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向，其核心是教学生怎样使用语言，用语言达到交际的目的，即语言学习的重点在于编码产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语言编码教学的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重心。文秋芳（2013:14）指出，“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我国高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大学新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已达到应用输出驱动假设
的基本要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英语教育从全面普及走向不断深化的特点，但中国英语学习者水平的普遍提升必然面临编码能力培养的现实问题。2015年，文秋芳提出“产出导向法”（简称POA），强调“输出驱动”教学，正是学界对该问题的积极响应。文秋芳（2015:551）认为，“产出既是语言学习的驱动力，又是语言学习的目标。产出比输入性学习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学习热情，更能够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目前，正在推行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编码水平。《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送审稿）》（2017）明确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2018年6月起，由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开始实施，在该等级量表中，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能力描述框架得到进一步拓展，包括语言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语用能力、语言知识、翻译能力和语言使用策略等几个方面。其中，除了语言理解能力和语言知识两方面侧重语言解码能力外，其他几个方面都与语言编码能力直接相关。由此不难看出国内大学英语教学偏重编码能力培养的新导向，这是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与时俱进，面向学习者语言文化认知水平发展以及能力培养新需求的重要调整。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18）的研制与发布是基于对中国学习者英语能力发展现有水平的充分调研，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未来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引领性指导作用。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编码能力现状总体不是非常理想。比如，吴旭东和陈晓庆（2000:357）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能力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试的同义词、派生词和搭配的产出性能力与词义的产出性能力相差甚远；就运用同义词、派生词和搭配两种能力而言，产出性能力显然比接受性能力要弱许多。该研究受试一直到高级水平阶段都还未真正发展起测试词的语义网络，当产出性任务要求他们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产出相关知识时，由于未能建立起语义网络，他们无法激活长期记忆中的相关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已经存在。这表明，中国学习者的英语编码能力尚未达到理想水平，这就需要英语教师从教学方法及教学辅助手段方面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英汉双语学习词典作为中国英语学习者自主学习的重要辅助工具，其研编创新也应结合这方面的现实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具体来说，面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编码需求的增加，作为二语习得重要辅助工具的学习词典，仅提供词汇语音、语形和语义的一般性知识显然无法满足学习者进一步提高说、写、译二语输出能力的新需求。此外，从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不难看出，文化意识和交际功能在教学中也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中，“提高综合文化素养”表明提升学习者跨语编码交际能力势在必行，这对相关语言文化知识的深度习得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语言交流在交际过程中扮演着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角色，而词语/单词则是言语的基础要素；另一方面，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的组成要素，所以文化的民族特定性决定了语言的文化特定性。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只有了解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得体地使用其语言进行编码交际。现阶段，中国的中高级英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已经从最初以解码为主走向解码和编码并重，并且编码需求日益凸显，学习者需要更为充分有效的编码知识。编码比解码所需要的信息更多（Humblé,2001:39），不仅需要语言知识，而且需要文化知识。简言之，跨语编码交际要求学习者更为全面地掌握词汇知识，其中既涉及编码工具性信息的语言知识，也包括编码内容得体性信息的文化知识，两者不可偏废，互为补充。英汉学习词典要为学习者提供有效的编码辅助支持，同样应重视上述两类知识的表征，并基于编码需求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辅助学习功能。
英语学习词典自问世以来，其研编过程中的条目描写就不断推陈出新。词典编纂者一直依托语言学理论以及非母语英语教学的新成果积极尝试新的编纂模式与方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词典研编实践和理论化体系。这其中，英语学习词典编纂者采用了很多种方法来表征词典文本，以减少词典使用者在查检过程中的认知障碍（Kamiński, 2013:172），充分体现出学习词典研编的认知化和教学功能化理念与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本身也是学习词典辅助编码功能的相应体现。
就英语学习词典研编而言，其认知化理念在早期的编纂过程中就有所体现，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词汇控制研究、短语研究及教学语法研究。迈克尔·威斯特（Michael West）于1935年出版的 The New Method English Dictionary （以下简称NMED）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部英语学习词典，是专门为外国中级英语水平的学生编纂的学习词典。威斯特以词汇研究理论为基础，充分考虑英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采用词汇控制方法，突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编就了英国第一本学习词典，并对以后的英语学习词典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利伟，1996:59）。随后，帕尔默（Palmer）在1938年出版了 A Grammar of English Words （以下简称GEW）。霍恩比（Hornby）于1942年出版了 Idiomatic and Syntactic English Dictionary （以下简称ISED），这是一部专门为日本高级英语学习者编纂的一般用途词典，在设计上侧重语法和短语，突出了词典的表达功能。这三部词典的出版标志着第一代英语学习词典的形成，虽然没有引起当时词典学界的重视，却奠定了英语学习词典的基础，开启了学习词典辅助二语或外语习得的篇章，其编码功能相关的实践方法多为后来的英语学习词典所沿袭和效仿，比如面向言语产出而提供英语动词句型信息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语学习词典研编又一次经历了理论革新和关注焦点的转移。受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新一代英语学习词典尤其注重词典用户的语法习得。《朗文当代》（第1版）的面世及迅猛发展引领词典编纂和研究渐入用户主义的认知佳境，实现了词典编纂与语言研究、认知科学、电子技术等的完美结合。该词典采用一套庞大的代码符号体系来标示单词的语法特征，其目的在于强化学习者对语法的习得，辅助有效的言语输出，符合当时语言学发展及语言学习的的状况。
20世纪80年代是学习词典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新一代英语学习词典编纂实现了从“编者主体”向“用户主体”的转变，开始注重从词典用户视角处理词典信息。随着词典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者对词典使用者及其使用的深入研究，词典编纂进入了一个以使用者为导向的发展阶段（霍庆文，2002），词典信息的处理已从编者本位转向用户本位的多角度考量。1987年出版的《柯林斯COBUILD》首创“整句释义”，这种语境化释义方式使学习者仿佛置身课堂聆听老师的讲解辅导；同时，整句释义中包含了目标语词编码相关的用法与语法信息，实现了一定的编码认知辅助功能。
1995年是英语学习词典编纂史上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也是学习词典辅助语言教与学功能得到明显提升的一年。久负盛名的《牛津高阶》和《朗文当代》均修订新版，分别推出第5版和第3版。剑桥大学出版社也加入了英语教学词典市场的竞争，于同年推出了《剑桥高阶》，这也是该出版社的第一本EFL详解语文教学词典。新版的这几本词典最明显的共同点在于：一、它们都以大型语料库为依据；二、以词汇控制理论为依据，利用最常用的2000、2500或3000词的控制词汇进行释义与例证编写，释义清楚易懂，有助于词典使用者更精准地理解词义，提高编码的准确性。此外，《剑桥高阶》首创在词条中设置“引导词”（Guide Word），为多义词的每个义项提供一个引导词，这样读者不但检索便捷，而且能够准确找到词义，该举措成功突破了“传统词典文本动态引导能力低下”（陈伟、张柏然，2007:37）这一瓶颈。《朗文当代》（第3版）则使用了“语义界标”（Sign Post），即能够概括或标示某义项释义的一个单词或短语，将其醒目地放置于相应义项之前作为该义项的识别标志，以指导学习者检索。这些新的设计特征在进一步强化学习词典辅助语言教学功能的同时，也有利于学习者精准理解语义，提高编码的精确性。
进入21世纪后，现代学习词典的编纂更加凸显其符合用户认知习惯、辅助语言编码的功能。《牛津高阶》（第8版）收录了“写作指南”（Writing Tutor），讲解多种常用文体的写作技巧，并设置范文，提供各种文体常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配套光碟中还收录英语写作互动学习软件iWriter。此外，该版还新增了词语搭配（Collocations）和学术词汇表（Academic Word List），词典辅助编码的功能日益凸显。《麦克米伦高阶》（第1版）则把多义词每个义项的意义都概括地罗列在词条开头，便于学习者全面了解词条语义，一方面使学习者对于查检的内容一目了然，便于查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习者精准选择所需语义进行编码。
近年来，各大英语学习词典纷纷推出新版，词典辅助认知和编码的功能进一步提升。《剑桥高阶》（第4版）（2013）中新增“聚焦写作”（Focus on Writing）部分，介绍所有与学术写作、正式及非正式写作相关的基本内容；同时，还有“常见错误”（Common Mistake）框，提醒学习者注意典型编码错误，以提高编码准确性。《朗文当代》（第6版）（2014）新增“朗文交际3000词”（Longman Communication 3000），列出了书面和口语中最常用的3000个词，并对学习者学习词汇的顺序提供建议；还有“语法指南”（Grammar Guide）为学习者提供主要语法点的信息和“语法提醒”（Grammar Notes）提醒学习者注意常见的语法错误。《牛津高阶》（第9版）（2016）封底页上对词典的简介中赫然写着：“Build your vocabulary and know how to use it”，词典辅助语言编码的功能非常突出；此外，还新增了“词语联想”（Wordfinder）版块，列出与词条相关的一组词，帮助学习者构建语义网络。
综上所述，80多年来，英语单语学习词典编者一直都致力于探索词典文本信息认知表征手段的多样化，力求通过词典文本的创新设计“有效复制语言教学与习得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学习者利用词典进行语言学习的认知效果”（陈伟，2012:62），进而不断凸显其编码辅助功能。传统词典观将语文词典视为纯粹的查询工具，更多关注其词汇信息查检的单一或基本功能，因而传统语文词典文本所构建的教学功能较为局限，不但无法满足词典使用者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也不利于他们的语言认知习得；而现代学习词典则更为重视其基于词汇信息查检基本功能的语言文化认知辅助功能，是查检和认知双重辅助功能的有机融合（魏向清，2010b:182）。现代学习词典充分利用语言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等理论，一改传统词典静态的教学机制，积极模拟外语教学语境，努力复制外语教学机制，编纂的认知化特征和教学辅助功能化趋势进一步彰显。英语单语学习词典从用户需求出发，在符合认知习惯、促进语言编码方面不断创新，为英汉学习词典不断提高其辅助语言学习的功能提供了极好的研编借鉴思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语学习词典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其普适性的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局限性所在。Ginzburg等（1979:228）认为，霍恩比的学习词典最根本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词典用户的语言背景，因此，它不能有效地预见和预防某一特定国家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语言问题” [4] 。McArthur（1998:24）和Dziemianko（2011:54）指出，单语学习词典是为所有学习英语的外国人设计的，无论其母语是什么。因此，单语学习词典都带有国际化的特点。Zgusta（1989:4）认为，把学习词典的使用者看作“一大群没有区分的人”是不合适的。因为即使对于同一母语的人来说，他们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更不用说母语不同的用户了，对于词典用户来说没有通用的或普遍适用的需求。此外，词典用户的文化和语言异质性（cultural and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必然会影响词典的有用性，所以事实上不可能编出一本适用于所有国家的英语单语学习词典。要想使学习词典真正有用，必须要考虑不同目标用户在语言方面的独特性（linguistic specificity），需要补充一些信息满足来自某一特定语言背景的用户的具体需求（Piotrowski, 1994:137—138，见Dziemianko, 2011:54）。Kernerman（2000:828—829）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建议将学习词典本土化（localization），或者使单语学习词典能够针对某一特定人群。
英语单语学习词典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并不是最适用的，因为这些学习词典没有专门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这一特殊群体，没有提供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所需要的一些特定信息，陈玉珍（2011:147）的调查结果佐证了这一事实。陈玉珍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使用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评价词典的不足之处时学生看法不一：22.5%的被调查者认为英语释义不够详细或清楚，21.6%的人觉得部分信息缺失或不够丰富，20.9%的人认为例证不够多或不够地道，19.5%认为词汇量不够大，还有15.5%觉得汉语翻译不够好。较多学生认为需要补充文化信息、用法辨析或语言提示栏和常见错误分析。
如此看来，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最适用的辅助工具应该是英汉学习词典，其目标就是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这一特殊群体，帮助他们解决英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辅助其语言编码。虽然双语词典与单语词典在结构体系和编纂原则上是相通的，但由于目标读者的不同，双语词典必然需要体现其特殊性，即双语词典应更直接面向特殊或个性化需求。然而，根据章宜华（2010a）的调查，英汉学习词典的研编现状并不是很理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目前，国内的双语词典基本都是以单语学习词典为蓝本，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特定需求，尤其是编码需求的编纂设计远远不够，与英语单语学习词典所提供的信息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同质化，“双语词典的主要任务放在寻找对等词上，不重视外语学习者的实际需求”（2010a:240），难以真正有效帮助中国英语学习者解决其语言文化认知的特殊性问题。正如Kamiński（2013:185）所言，对于母语者来说一些非常自然明白的东西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需要明白的解释。如果词典不加说明，词典用户就很难知道，甚至产生误解，给语言深度习得和交际造成障碍。（2）现有的学习词典把单词作为描述的基本单位，把词条看作自足的单元，忽视了词和义之间的各种联系，无法反映自然语言词汇-语义网络的结构，不利于学习者全面习得语义，阻碍其编码能力的提高。（3）现有的英汉学习词典文本仅仅局限于提供词目词的对应词，尤其是名物词条目，语言知识并没有系统呈现，提供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都非常有限，因此表现出来的认知化特征和辅助语言编码的功能化不充分，这显然无法满足学习者的编码需求。（4）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较为滞后，虽然已有一些双语词典的差异化编纂研究或认知化编纂研究，但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拓展、细化和深化。虽然有关动词或其他词类的研究已有涉及，但名物词在双语学习词典中的描写特殊性研究相对滞后，或者说被忽略，因此，在辅助语言编码方面尚未有所建树。具体例子参见后文文本实践述评。
针对英汉学习词典研编的现状，本书拟选取英语语言的核心词类之一——名物词为研究对象，尝试从生成词库理论视角探索英汉学习词典中名物词条目的描写模式，这是对学习词典研编认知化和编码辅助发展趋向的一种积极呼应，以趋向词汇深度习得的过程，趋向进一步辅助学习者语言编码的标准，旨在为词典编纂者提供可行思路，研究如何进行名物词条目描写，从而更符合学习者对词汇的认知习惯，达到词汇深度习得的需求，并希望从设计特征视角为编写面向中国中高级英语学习者的英汉学习词典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编模式。
[1] “A pedagogical dictionary aimed primarily at non-native learners of a language. The degree to which dictionarie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learning process varies from culture to culture.”Hartmann, R. R. K. & James, G.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82.
[2] “If learning is to continue beyond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advanced'students will have to depend on their own efforts and habits of study. Dictionaries therefore become especially important.”Allen, Virginia French. Techniques in Teaching Vocabul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82.
[3]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dictionarie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s will provide invaluable insights into more enlightened approaches toward learning English.”Tono, Yukio. Lexicography in Asia: its future and challenges. Lexicography ASIALEX ,2014,2.
[4] “...the fact that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users'linguistic background. Consequently, it cannot effectively foresee and prevent possible linguistic problems of a specific national group of English learners.”Ginzburg, R. S., S. S.Khidekel, G. Y. Knyazeva and A. A. Sankin. ACourse in Modern Lexicology .Moscow: Vyssaja Skola, 1979,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