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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厘清我国传媒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研究范式，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学科构建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沃勒斯坦的学科制度化视角，将中国的传媒经济学划分为四个阶段：传媒经济在我国的初现阶段（1978—1990年）；早期研究的“前学科”时期（1991—2002年）；学科制度化建构与“常规学科”时期（2003—2012年）；“常规学科”的持续构建与“科学革命”时期（2013—2021年）。同时总结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分为微观—中观范式、理论—应用—批判范式、市场—企业—社会范式以及传播—管理—经济范式四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并未形成一致认同的研究范式，面临着旧范式退场与新范式缺失的双重危机。
关键词 中国传媒经济学 学科制度化建构 研究范式建构
作者简介 刘楚君，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经济与伦理。电子邮箱：654090659@qq.com。
在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入传媒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传媒经济产业发展迅猛，传媒经济学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回顾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国时期
。我国对该领域的探讨始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戈公振、徐宝璜等人对于报业经营活动的探讨被视为我国对这一领域的最早尝试，但学者们并未对该议题展开实质性的研究。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政策的变化以及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传媒经济学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与其他传统学科相比较，传媒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知识体
。一般认为，传媒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知识应用于传播学领域，主要研究与传媒产业相关的经济行为而形成的交叉学科
。周鸿铎将传媒经济学视为应用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认为其研究主要涉及传媒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
。也有学者将传媒经济学看作研究传播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学科。由于传媒经济学所拥有的跨学科性质，传媒经济研究的边界模糊，其学科属性、研究范式仍可商榷。现在，传媒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不可忽视的独立学科，其定义及归属众说纷纭，该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也亟须梳理。
本文主要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我国传媒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学科研究的范式建构，阐述我国传媒经济学因何而来及向何处发展，以期更好地建设本土特色的传媒经济学科。
因为我国传媒机构具有事业性、产业性的双重属性，所以，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发展有别于西方，早期发展直接导入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模式，后期依靠自身发展
。曾有诸多学者将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研究放置在美国学者库恩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框架下进行讨论。库恩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在处于学科发展的“前科学”时期时，没有形成科学共同体，更没有形成一个被共同接受的科学研究范式，只有进入“常规科学”时期之后，这一学科才形成科学共同体
。
根据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视角，陈玥将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为初始阶段，相关议题开始引发关注；1993—2000年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处于发展的“前科学”时期，国家政策、业界和学界共同推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发展；2001年至今是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迅速成长期，传媒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中国传媒经济学取得巨大的进步，并逐步向“常规科学”的发展阶段迈进
。
卜彦芳等探讨了中国传媒经济学科研究发展近40年的历史，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1978—1992年），传媒经济学的学科属性还没有明确；初始期（1993—2002年），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识开始觉醒；成型期（2003—2012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不断完善，研究体系逐渐形成；发展期（2013—2018年），学科构建彰显中国特色
。
李洁等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初步开拓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报业经营问题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二，积累成长期（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传媒经济的研究也逐渐由对实践的探索转向重视理论研究；第三，快速推进期（2000—2008年），传媒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此阶段取得显著成绩；第四，深化繁荣期（2008年至今），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开始走向自觉进行学科构建阶段
。
黄可则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全面地总结回望了1949年至2019年70年间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发展，并将其分为五个阶段：“破冰”阶段（1949—1978年），经济属性认知萌芽，传媒经济实践以广告为主，报纸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的两重性成为破冰式学术观点；“重启”阶段（1978—1990年），传媒经济及相关研究注重厘清理念、建构概念，探讨我国传媒发展的经济属性；“活跃”阶段（1990—2000年）：传媒产业化发展加速，传媒经济研究日渐活跃，学者队伍不断扩大，不同维度的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系统化”发展阶段（2000—2010年）：一系列重要著作集中问世，标志着传媒经济研究走向系统化，开始以更综合、更系统、更理论的视角思考传媒经济问题；传媒研究的“下半场”阶段（2010—2019年）：互联网、新媒体等新信息平台和技术日渐深入，传媒经济研究的主题和热点也随之改变，研究中逐渐建立起对传媒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理解
。
综合以上文献不难发现，虽然各位学者基于不同的标准对于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进行的划分略有不同，但大体相似。从最初零散的片面求解，到由点及面的发散探索，再到研究成果的涌现和研究体系的初步成型，中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及建立与我国传媒经济实践、传媒产业化发展同步，与社会历史环境、国家政策、社会转型以及新兴技术的推动等密切相关
。因此，在梳理我国传媒经济学科发展史时，不仅要考虑到学科建设的过程，也要综合考量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国家政策、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曾琼在研究西方传媒经济学科的历史进路时，综合了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沃勒斯坦的学科制度化分析框架，为探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沃勒斯坦的学科制度化视角，结合我国学者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本文将中国的传媒经济划分为四个阶段：传媒经济在我国的初现阶段（1978—1990年）；早期研究的“前学科”时期（1991—2002年）；学科制度化建构与“常规学科”时期（2003—2012年）；“常规学科”的持续构建与“科学革命”时期（2013—2021年）。
（1）传媒经济在我国的初现阶段（1978—1990年）。我国的传媒经济学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初露端倪，以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以及1936年刘觉民的《报业管理概论》为代表，提出了传媒经济相关议题
，此外在北平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与其他新闻学校普遍开设传媒经济学课程
。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体制的更迭，传媒经济的实质性研究一直未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媒体被定位为党的“喉舌”，强调政治宣传工作，而忽视经济属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媒业经济特征逐渐显现并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关注，传媒经营问题、广告问题在以业界为主的研究者中才被提及。1981年，安岗提出我们能不能建立一门新闻经济学，研究报纸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的经济活动
。之后，也有学者陆续提出“报业经济”“出版经济”等细分领域，开展专业化的持续性研究。但此时传媒经济学研究还只涉及报业的研究，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传媒经济学虽然开始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但这一时期还不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2）早期研究的“前学科”时期（1991—2002年）。这一时期，传媒经济教科书出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开始形成。此外，1994年，《新闻大学》开设“报业经营管理”专栏，为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的平台
。1997年我国第一部以“传媒经济”命名的专著出版，即周鸿铎的《传媒经济》。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催生出了“网络经济”等新的议题。依托于传媒制度与网络技术，学者们对传媒经济的认识逐渐深化，相关议题的专著不断涌现，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是传媒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力量，相关研究是随着国家政策指引以及传媒业的实际情况展开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状况的回应，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开展传媒经济研究，但这段时期的研究没有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虽然我国传媒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研究范式的缺失使得学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
（3）学科制度化建构与“常规学科”时期（2003—2012年）。进入21世纪后，我国传媒机构开始走上产业化、集团化的发展道路。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西方媒体进入我国，加上新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向西方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传媒经济理论成为我国传媒经济学建构性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国家“继续深化文化产业改革”及“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传媒经济的发展一片光明，传媒资本经营、传媒市场结构、传媒产业化、国际贸易与政府规制等成为这个时期传媒经济研究的热点。我国研究者也开始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体系的建设。学界和业界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于2003年设立传媒经济学二级学科，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正式存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内。2008年，中国传媒经济学会成立。自此，传媒经济学作为一大学科门类正式确立，该学科进入“常规学科时期”。由于我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始于新闻学领域，在运用西方研究范式时并不能很好地融合，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混乱使得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面临双重范式危机。
（4）“常规学科”的持续构建与“科学革命”时期（2013—2021年）。这一时期，我国的传媒也进入“常规学科”建构与“科学革命”并存的阶段。新的经济环境和传播环境不断重构着媒介生态，各种日新月异的新媒介技术不断拓宽传媒经济研究的领域，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实践的深入，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面临着结构性困境，传媒经济的研究也面临着巨大的研究范式危机。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的日益成熟，新媒体、社会化媒体、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带领媒介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研究者也聚焦新问题发表一系列成果，例如张宏波的《技术驱动下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朱天、张诚的《互联网的“下半场”中传媒经济的人类“尺度”：一种基于互联网圈子的推演》，丁敏玲的《数字化时代传媒经济的新转向》，等等。在新问题的推动下，传媒经济研究者对传媒规律的发展有了新认识，在传统的经济学、传播学以及管理学范式之外，引入大数据挖掘、网络分析等新的研究技术与分析工具，例如喻国明及其团队运用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地图进行总结，发表了《中国传媒经济学发展的学科图谱——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2003—2014）》等一系列成果。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变革以及数字化引发的传媒生态的重构，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也面临新的挑战，亟须新的传媒研究范式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受限于该学科发展的规模和时间，成熟的传媒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体系还未形成，未来的传媒经济学科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回顾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以及演进路径可以发现，研究范式的建构、学科性质的归属以及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其研究的核心以及难点。学界对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传媒经济学始于经济学领域，其本质依旧是经济问题，经济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另一部分则认为虽然传媒经济学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发展而来，但是也不能忽视传媒产业与一般企业之间的根本性差距
。学科属性争论的背后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混乱。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反映出我国传媒经济学在进入学科建设阶段后仍未确立起共同认知的研究范式。我国的传媒经济研究面临范式认同甚至无范式的困惑和争执
。对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析是归纳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的重要途径。
“范式”(paradigm）是由库恩提出的，指科学共同体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在观念、目标、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性，是从理论到方法，是集信念、价值与认知工具于一体的综合体
。在库恩科学发展观中，具有明确的科学“范式”，是一门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同时它还是科学研究者探索未知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坐标
。
西方的传媒经济学历经数百年已经发展成熟，我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是由西方直接导入，因此系统梳理西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中国的传媒经济学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西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在形成初期以经济学者和工商学者为主，其研究主要采用经济学取向。罗伯特·皮卡特在探讨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时，提出了“公司研究”和“行为市场研究”这两个重要概念。“公司研究”主要指传媒企业研究，也是早期西方传媒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而“行为市场研究”则主要包括传媒市场和传媒产业等方面的研究，属于中观层面的研究
。根据皮卡特的这一研究框架，西方传媒经济学逐步形成以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为主导的理论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在西方研究中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传媒经济学开始探讨更为宏观的传媒全球化等问题，以发展经济学的范式为主。西方传媒经济学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已经逐步建立起微观、中观以及宏观三个层面的研究框架，并形成完整、系统的研究体系。
我国的传媒经济学较西方而言起步比较晚，自觉的学科建设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传媒经济学自产生起就由经济学领域展开，并由诸多主流经济学家建构研究范式。而我国的传媒经济学是由新闻传播领域展开的，并长期以新闻传播学者为主力，这就导致研究者缺乏经济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在“常规学科”建设时期，我国传媒经济领域虽得到长足发展，但是议题宽泛，突出成果有限。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传媒产业面临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2003年被称为中国数字电视元年，这一时期我国传媒产业也开始数字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文化体制开始进行改革，传媒经济研究领域不断有新的议题出现，但由于范式的缺失与困惑，导致我国传媒经济学学科建设遭遇瓶颈。
潘力剑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一文中，首次探讨我国传媒经济学的学科归属以及研究范式的问题
，这也意味着我国传媒经济学在经历20多年的发展后开始走向学科自决和学术自决的道路。通过梳理前人文献发现，我国传媒经济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微观—中观范式。潘力剑认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就是传媒经济学纯正的研究范式。二是理论—应用—批判范式。杭敏和皮卡特的研究认为传媒经济的主导范式主要分为理论型、应用型和批判性三种
。三是市场—企业—社会范式。喻国明等学者结合传媒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提出传媒经济研究三大范式：以微观经济学为视角的市场范式，主要研究传媒经济领域的生产问题；以管理经济学为视角的企业范式，探讨传媒产业中的决策问题；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视角的社会范式，侧重讨论社会需求的问题
。四是传播—管理—经济范式。谭天将我国的传媒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领域，即传媒产业经济学、传播管理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并认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崔保国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范式划分与谭天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将传媒经济学研究划分为传播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三大范式。
我国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探讨并没有形式一致的意见与稳定的范式体系，这也引发了唐绪军对“传媒经济研究有没有自己的基本研究范式”这一问题的思考。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出现困境的原因在于并未像西方一样脱胎于经济学且完成经济学理论及范式的系统导入，而是由新闻领域开展，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此外，相较于西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我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围更加宽泛，有关联政治学的、社会学的，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或有裨益，但并不能帮助建立系统的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体系
。虽然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历程较短，目前尚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以及学科制度，但这也预示着我国传媒经济学未来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促使传媒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媒经济学领域的很多问题仍需要研究者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以及沃勒斯坦的学科制度化视角，将中国的传媒经济划分为四个阶段：传媒经济在我国的初现阶段（1978—1990年）；早期研究的“前学科”时期（1991—2002年）；学科制度化建构与“常规学科”时期（2003—2012年）；“常规学科”的持续构建与“科学革命”时期（2013—2021年）。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不统一导致传媒经济学学科属性的不确定，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发现，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中，主要包含四种研究范式观点，即微观—中观范式、理论—应用—批判范式、市场—企业—社会范式以及传播—管理—经济范式，但目前学界对于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由新闻领域诞生的中国传媒经济学并未完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方法和范式的导入，因而陷入范式困惑。
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存在着先天发展落后、后天成长不足的特点。一般认为，一个学科发展成熟并成为独立学科，需要具备完整的、独立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但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独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纵观我国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传媒经济学还没有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学科交叉成为传媒经济学最重要的特征，研究者具有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学科背景交叉为传媒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但同时因为无法形成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也影响着学科自身的建设。
中国传媒经济学虽然进入高校并具有学科建制，但是独立性不足。不过从长远来看，传媒经济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经济学视角是不可或缺的，甚至从传媒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传媒经济学是应当被置于中流砥柱位置的最前沿的新兴学科
。总体而言，我国传媒经济学经历几十年的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在新的媒介生态下，研究议题更加多角度、多层次和多元化，传媒经济学也应紧跟发展趋势，借鉴西方科学研究范式的经验和成果，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市场条件下的传媒经济研究的方法和范式，破解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困局。
Abstract: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a Economics,which is particu larly important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 ciplin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edia Economics.Based on Kuhn'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Wallerstein's per spective of discipline institutionalization,this paper divides China's Media Economy into four stages:The initial stage of media economy in China(1978-1990);The"pre-discipline"period of early research(1991-2002);The period of disci plin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conventional discipline"(2003-2012);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conventional disci pline"and the period of"scientific revolution"(20132021).At the same time,it summarizes the representative views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Media Economics in China, which is mainly divided into micro-medium paradigm,theo ry-application-critical paradigm,market-enterprise-society para digm,and communication-management-economic paradigm.The research of Media Economics in China has not formed a common research paradigm,and is facing the dual crisis of the lack of the old paradigm and new paradigm to be con structed.
Key words: Chinese Media Economics;Discipline Insti tutionalization;Research Paradigm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