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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本经济阶段，尽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形成了社会性物本经济发展观，但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形成了自然性人本主义经济发展观。因此，自然性人本主义经济发展观指导簿记理论，自然是人本经济发展观指导人本资本会计理论渊源的一部分，因为人本经济发展观包括以自然性人本主义经济发展观为基础的社会性人本经济发展观。具体企业人本资本会计渊源于簿记理论自身的演化。在12—13世纪期间，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民间借贷行为十分普遍，“借主贷主说”随之产生（郭道扬，2008；易庭源，1986） [1][45] 。这种记账法流传到意大利其他城市，并出现了叙述式演变为符号数码简明式、上借下贷演变为左借右贷等一系列记账法的变化和发展。
为突出增设商品账户的重要性，英国的劳伦斯·罗伯特·狄克西（Lawrence Robert Dicksee）将财产物资“人格化”，致使“借主贷主说”在商品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经济活动依赖于信用借贷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债权与债务的情况下，统一在人名账户上的“人格化”账簿中而逐渐形成“拟人说”（郭道扬，2008；易庭源，2001；许家林，2010） [46]~[48] 。此时，账户只是为了记载商品进出的数量，尚未根据商品账户计算损益。其历史阶段为经济发展注重产品使用价值的物本经济阶段，作为物本经济主体的“小作坊”、合伙性质工厂或农场等以“师徒”传承关系建立“熟人”社会关系。虽然它们的经营范围有限，但经济体内部处于信息对称状态。
在意大利威尼斯的货币业务和借贷行为进一步扩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工业也得到了发展。此时，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将“借主贷主说”和“拟人说”合为一体，增设了资产、资本、费用、损益等账户，产生了“一个人所有财务=其人财产所有权总值”的会计等式（易庭源，2001；许家林，2010） [47][48] 。显然，拟人化账户与复式簿记的产生迎合了商品经济环境，并在人格化账户设置过程中，形成了卢卡·帕乔利（1494）的“人的一科目说”。郭道扬（2008） [46] 的研究结果显示，卢卡·帕乔利特别强调人名账户，而“对于实物账户，尚未顾及也”（陆善炽，1934） [49] 。易庭源（2001） [47] 也认为：“借方和贷方所记之账目，应包含对人项目及无生之实物项目，一切记账均以人之立场处理之。”
到了19世纪，“人的一科目说”经德国、意大利与法国学者的研究而发展完善，形成了无论人名或实物，凡为收者计入借方，凡为授者计入贷方的“五科目论”（Les Cinquecontistes）的人格化账户体系。到了19世纪下半期，这种“五科目论”遭到“三记式簿记学派”的批评。吉米赛佩·切尔博尼（Giueseppe Cerborci）认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至少存在四种人格，即所有者、管理者、代理人和雇主，簿记上的所有账户都是为管理者以外的三种人所设。许家林教授（2010） [48] 就其账务处理法则研究认为，代表通常企业者为“代理人和顾主”两种人格。无论哪一种人格，均视为债权人计入账户借方，而债务人计入账户贷方，这种反映企业主与企业之对立统一关系被称为“人的二科目说”。而“人的二科目说”中反映的各个人格关系所产生的借贷关系是否直接，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奥地利学者伍利曼（Ulimann）的“直接说”和英国学者劳伦斯·罗伯特·狄克西（Lawrance Robert Dicksee）的“间接说”以及意大利吉米赛佩·切尔博尼的“法权理论”（易庭源，1986） [45] 。易庭源（1987） [50] 认为，此类的“拟人说”是唯心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倡导反科学主义的人本主义产物之一，强调对人的价值保护和对人的尊严维护。因为该学说把毫无生机的事物和绝对不会有人格存在的地方也武断地假定其有人格，以定借贷，其处于拟人制度而违背事实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许家林，2010） [48] 。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叶，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经营形式迅速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公司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被物掩盖着，许多经济业务已不能用简单的借贷关系反映，这样“拟人化”账户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基于“资本雇佣劳动观”的企业理论盛行之际，提出用“正财产”（positive property）和“负资产”（negative property）来解释贷借记账原理的《簿记新论》（F.W.Cronhelm，1818）被推广运用，最终使“拟人说”发展到“物的理论”。至此，由反映人与人之间直接关系的账户转移到人与人之间隐含关系的账户，再转移到物与物之间直接关系的产权账户中，产权范式的产权会计开始得到发展，而形而上学式的人权范式的企业人本资本会计逐渐被“雪藏”。这也表明人类社会由财产权转移到产权，使用价值转移到交易价值的物本经济发展阶段。
总而言之，会计“拟人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隐含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会计的“物的理论”强调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隐含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也就是人类价值归于物类价值的物本经济发展观，强调社会中“物”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但无论是会计“拟人说”，还是会计的“物的理论”，它们在描述自然世界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时，仍然采用自然性人本主义哲学。也就是一切自然之物是为人之用的，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从16世纪起，随着意大利经济的衰落，复式簿记发展中心由意大利北部城邦“漂移”到欧洲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最终趋同于19世纪下半期德国的复式簿记理论。此时德国会计学家对会计理论的研究进入创新阶段。弗里德里希·霍格利（Friedrich Hugli）认为“簿记目的不是记录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而是记录企业财产的构成部分和变动状态”。乔安·弗里德里希·雪尔（Johann Friedrich Schar）充分认可霍格利的观点，并将账户分为财产（资产与负债）记录与损益（资本）记录两个系统，利用“资产-负债=资本”的会计代数方程构造会计核算体系，逐渐形成了“二账系说”（又称为“物的二科目说”），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拟人说”。德国著名会计学家曼弗雷德·伯利纳（Manfred Berliner）从把握财产变化出发，仅需设置一个账系而无须再设另一账系，尽管将会计科目分成积极与消极两大类，但借贷法则仍然是一元的，即无论任何账户，借记“正”的项目，贷记“负”的项目，形成了“一账系说”（又称为“物的一科目说”）。
基于对“二账系说”与“一账系说”中负债与资本地位对立以及损益账借贷原理解释的矛盾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以德国柏林大学会计学者海因里希·尼克秀（Heinrich Nicklisch）等为代表提出了“贷借对照表说”。在企业资本运营过程中，很难区分来源不同，与资本相对立的就是一切实际财产，总财产与总资本价值随时相等，即总财产（各种资产）=总资本（负债+资本），构成“贷借对照表”的方程式。“贷借对照表”传入美国后，在企业与业主人格分离的基础上，威廉·安德鲁·佩顿（William Andrew Paton，1922） [51] 主张负债与资本概念不分，统称为“产权”。资产与产权实为同一物的两个方面，即“资产=产权”。而罗伊·伯纳德·凯斯特（Roy Bernard Kester，1933） [52] 将产权明确划分为负债与资本，即“资产=负债+资本”。至于发生的损益，势必影响资本数额，即“资产=负债+（资本+收益-损失）”。
无论哪一种等式方程，无非说明各种使用价值的资产为企业所需的来自各种业主或债权人的经济资源，即“资产的来源=资产的形态”，形成了相对注重损益的双重计算，并对给后来动态会计学思想重要启示的德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莱特（Friedrich Leitner）所提倡的与“贷借对照表说”并无多大差别的“三账系说”的“等式说”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等式说”的基础上，德国律师赫尔曼·菲特·西蒙（Herman vei Simon）和赫尔曼·雷姆（Herman Relm）高度重视等式中资产内涵的界定，并以资产计价作为会计的重心，运用“收益资本化价值”概念来阐述资产的确认问题。他们在发表被誉为“资产负债表说”的权威专著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大陆式会计体系。
因此无论是“一账系说”“二账系说”“三账系说”，还是“贷借对照表说”“资产负债表说”，都是从静态角度看待借贷复式簿记的理论与实务，而对资本及其影响认识不足（易庭源，2001；郭道扬，2008；许家林，2010） [47][46][48] 。笔者认为，“静态会计说”适应于工业经济时代“资本雇佣劳动观”的企业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并逐渐形成相对成熟的“资产负债观”来反映“只见物不见人”的会计簿记体系，其本身就是体现企业物本资本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但随着信息非对称的人本经济阶段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普及以及电子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静态会计说”逐渐不适应的企业资本呈“泛化”趋势的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开始关注企业动态战略发展的人本经济活动需要。也就是说，作为“静态会计说”的会计主体适应于卖方市场的生产导向型企业物本经济管理需要，但它不适应于买方市场的顾客导向企业人本经济管理需要。
受“三科目说”注重损益计算的启示，在《折旧》一文中，强烈反对当时的“静态会计说”的科隆大学企业经济学教授奥根·施玛伦罗赫（Eugen Schmalenbach）在发表《动态资产负债表理论基础》（ Grundlagen dynamischer Bilanztheorie ）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会计的“静态论”与“动态论”。施玛伦罗赫的动态理论认为，会计并非只用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应当与会计立法的要求相适应。它的会计目标由资产负债表中心观转到损益中心观，资产成为确定收益而预提待摊的成本。当时损益表内的各个项目均是这一时期累积量，这些汇总的数字并不能直接揭示动态的过程，只能说他们试图通过损益表乃至资产负债表的信息分析出经营活动的动态特征（徐国君，2004；徐国君、马广林，2004） [53][54] 。
巴比从认识企业资本循环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借贷原理”，进而提出了承袭施玛伦罗赫动态会计理论的“资本循环说”——企业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相关会计要素项目的变化，如何从其物质流动的背后找出其资金流动的规律，并通过设置相应的账户体系来反映其变化的过程和结果，从而形成相应的理论来解释会计记录的原理之所在（许家林，2010） [48] 。其学说经我国著名会计学者陆善炽发表著名论文《复式簿记源流考》（1934） [49] 以及李觉鸣出版专著《理论簿记学》（1944） [55] 介绍引进我国。在沿袭巴比的“资本循环说”基础上的研究，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易庭源教授创立“水槽式”复式记账原理的“新动态论”（1940—1948），并发展为“资金运动论”（1949—1986），最终形成“资本运动论”。至此，以“产权为本”的传统财务会计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日趋成熟。
尽管是在不同的经济时代并且是在不一样的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但是资本始终代表着产权的有效配置形式。因为通过人类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来对原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进而形成稀缺程度更高的组合资源，提高了资源使用价值。同时因人类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创造了交易价值的同时，也凝聚了人的价值。因此，产权有效配置过程也是资本保值、增值的过程。这集中体现了以资本增值为本或以财富增值为本的物本经济发展观，但在信息非对称的环境中，它在肯定本人价值的基础上推论出他人价值，而并非否定他人价值，在哲学层面上表现为以自我价值为本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它与信息对称的环境中强调以人人（人类）价值为本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并非完全对立。
如果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以自我价值为本，合理推论出他人价值，则这两种价值观所产生的价值效果是等同的。其中“物”是哲学意义上的“物”，即人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存在，就本质而言，产权等于人权（巴泽尔，2006；姜素红，2006；丁胜红、盛明泉，2011） [56][57][26] 。而法律制度是界定产权关系的，它是保护所有者财产权益的主要手段之一，它的发展也促进了会计法律制度和会计理论的发展，因此才有了德国大陆法系的形成与德国会计理论发展的重要关系之说（郭道扬，2008） [46] 。这也促进了“以产权为本”的现代会计理论逐渐成熟。就物本经济阶段以“物”为中心而言，成熟的产权会计理论（物本资本会计理论）为发展以“物”转移到以“人”为中心的人权会计理论（企业人本资本会计理论）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物本经济发展观是不彻底的人本经济发展观，导致它不彻底的主要根源是信息非对称所造成的人们对世界认知产生偏差。这种偏差并不能够泯灭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本能。这种观点与“物本经济发展观与人本经济发展观是自然性人本主义哲学观的孪生兄弟”的世界哲学家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究其人与物的关系，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显然，这些观点对于丰富发展当时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会计理论”，且以现值计价原则为核心的施密特的组织会计原理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这种对人本主义价值观传承的会计理论体系也成为形成人本经济阶段的企业人本资本会计理论体系的源泉之一。施密特在强调“资产负债表系统”的前提下，主张“二元论”，认为损益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符合当时工业革命完成后由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股东收益分配的要求以及对经营者经营业绩考核的客观需要（陈信元，1993） [58] 。
在资本市场发育比较成熟的今天，它对构建信息非对称的人本经济阶段的企业人本资本会计损益表仍具有借鉴意义。但物本经济阶段企业或组织物本资本会计中的损益表注重对业主权益的维护和保护，只求对资本运动的全过程进行反映和监督，体现“资本雇佣劳动观”。只考虑以股票持有者的财富增加来衡量收益，并没有考虑到会计收益信息对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作用的问题。这一点在人本经济阶段作为会计主体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只有收益表才能反映企业经营活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所有利益集团在大部分情况下最需要的重要信息只能由系列的收益表提供（Littleton A C，1953） [59] 。
当人们经过了长期的会计思想发展与簿记理论准备之后，到了人本经济阶段，在知识分工的条件下，分散知识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合作，才能为大众所共享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刘红红，2008） [60] 。同时在追求人权的人本经济阶段，信息非对称的买方市场驱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和提高了人力资本主导地位，而人力资本主导作用的发挥正逐渐促进多元化资本凝合与资本泛化趋势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传统组织结构逐渐衰竭，新的组织结构在悄然孕育（丁胜红、吴应宇，2012） [61] 。
因此，不仅巴比“资本循环说”中的“资本内涵与结构”“资本的运动形式”以及“资本运动的记录规则”精髓思想为反映“以人类价值为本”的人本经济阶段企业人本资本会计理论产物之一的企业人本资本会计要素和账户的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已扬弃传统的“平衡表—账户—平衡表”会计理论体系，建立反映“资本运动论”的“对象—账户—报表”会计理论体系（易庭源，2001；周定奎、邱泽新，1985；施先旺，2004） [47][62][63] ，也成为构建“资本—价值管理——报表库”的企业人本资本会计理论体系的理论源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