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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数据聚合与关联是大数据时代公共信息资源服务的必然趋势。本章在介绍档案记忆观及其实践项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问题，对其理论基础和博弈格局基础进行分析，构建了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机制的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的战略框架模型并探讨了其技术实现的思路。本章的研究结论对于大数据背景下图博档案数字资源融合建设与服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大数据（Big Data）”是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其所具有的“总体代替抽样”、“关联分析处理”和“多维度聚合”等特征已经对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思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数据时代，图书、博物、档案管理工作的范畴将不仅仅局限于馆藏资源，通过信息处理手段进行数字资源的跨机构聚合与虚拟拓展，构建更加完整、细致的数字社会记忆资源库将成为图博档案数字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融合的重要职责。
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是社会学用来表述集体记忆形成、维持和传播现象的专用术语。社会记忆与档案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社会记忆视角来审视档案管理工作是档案学者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学界称之为“档案记忆观”。“档案记忆观”认为，档案是构成社会记忆最重要的载体，档案馆是社会记忆最主要的保存场所，档案工作者肩负着构建社会记忆主体框架的神圣使命，档案工作的理念和方法直接决定了社会记忆的构成和内容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实践，而可以被信任。
“档案记忆观”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档案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近十年以来，以武汉、广州、上海、大连等城市为代表的全国50余个城市相继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项目，抢救性地收集反映城市发展并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字、照片、录像和实物等档案资料，构建起全面反映城市记忆的多媒体档案信息资源系统
。2009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及其课题组提出了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倡议，即构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记录反映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提供全民便捷利用的数字资源库。此后，冯惠玲教授多次以“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为主题发表演讲，在档案学界和档案管理实践部门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强烈共鸣
。
然而，无论是“城市记忆工程”还是“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过程中，档案馆都必须面对和处理与其有类似社会功能的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问题。从档案本身的内涵来看，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属于档案范畴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原始记录性和保存价值，而不是看其收藏和保管的机构。因此，图书馆、博物馆的部分藏品有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属性的，既是知识载体、文化载体，又有可能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例如，古代皇帝的圣旨在档案馆来看是档案，在博物馆来看是文物，在图书馆来看也是特殊类型的知识载体。因此，社会记忆的构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档案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除此之外，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都可能是社会记忆的载体。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属性藏品之间的信息共享存在较大的难度，即使可以用简介、照片、复制件等方式进行信息交换，一般也是局限于较小的范围。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系统各自建设起了自己领域内的信息化项目，例如数字档案馆、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等等。信息技术的介入，在给公共信息服务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为社会记忆资源的数字化整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数字化环境下，藏品实体与藏品信息可以相互分离，从而使同一藏品的信息可以在多个数据库当中重复出现，访问者可以通过单一接口访问到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相关的实体藏品保存在哪一类公共信息机构。对于社会记忆资源共享而言，就是要以档案馆所保存的数字档案为基础，通过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信息机构的数字化协作，将它们保存的具有档案属性的藏品信息也纳入档案馆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实现档案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整合，满足公众对档案信息查全率的需求，这就是数字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聚合问题。大数据的概念正在迅速普及，实现数字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聚合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图书、博物、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性需求。
数字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旨在通过建立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的协作机制，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数字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就学理层面而言，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具有原始记录性和保存价值的藏品也属于档案。但是，这一概念难以得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认可，不利于协作共识的达成。因此，本章将其称为“社会记忆资源（Social Memory Resources）”，是指社会实践当中所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具有原始记录属性和保存价值的所有事物及其相关信息的总和，包括图书、文献、实物、建筑等等。此外，社会记忆资源的整合主要是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实现的，这里所说的社会记忆资源实际上默认的形式是数字化形式，即“数字社会记忆资源（Digital Social Memory Resources）”，是采用计算机等数字化设备进行处理和存储的与社会记忆有关的各类信息资源。社会记忆资源数字化整合体系当中，资源的存储地点和服务方式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整体性公共记忆实际上是由分散于各类信息管理机构的社会记忆资源聚集而成，这些资源在整合过程中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完全丧失。
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以公共信息机构的数字化协作为基础，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与整个社会的公共信息服务体制紧密联系，需要考虑和应对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最终找到可以实现合作共赢的解决方案。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三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它们在历史上有着相同的渊源，是古代的“守藏机构”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和人类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而出现分化并各自发展起来的三个独立的文化服务体系。由于业务模式的相似性和业务领域的交叉性，尽管在我国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体系，推动档案、图书、博物业务的协作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通常被合称为LAM，多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类国际组织在推动LAM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英国于2000年成立了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LA-Resource）以推动和指导三类机构之间的合作；美国于2003年修改了《博物馆图书馆服务法》（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Act，MLSA），从法律层面上确保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持续合作；西班牙成立了名为FESABID（西班牙档案学、图书馆学、文献学和博物馆学协会联盟）的组织，目的是推动图书馆、文化管理中心、档案馆、博物馆的协作；德国于2001年成了名为EUBAM的专业组织，目标是推动在德国国内和欧盟各国两个层面推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在文化科学信息领域的合作；加拿大于2004年颁布了《加拿大图书档案馆法令（Library and Archive of Canada，LAC）》，实现了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正式合并；欧盟于2005年宣布实施“欧洲文化和科学内容数字化协作行动计划”，推动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数字化服务的协作。在研究领域，基于开放关联数据（Linked Open Data）的图书、博物、档案数字资源整合模式成为近年来LAM合作领域研究的焦点和潮流。2011年6月，第一届“国际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开放关联数据峰会（The International Linked Open Data in Libraries，Archives ＆ Museums Summit，简称LOD-LAM）”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旨在促进开放关联数据在LAM整合方面的研究和应用。第二届LOD-LAM峰会于2013年6月19～20日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举行。
欧美国家在LAM整合领域的实践和研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潮流，对我国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尤其是基于三馆资源进行社会记忆资源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协作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资源整合问题，三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否可以有效协作，实际上反映的是相关国家公共文化管理体制的差异性，切不可简单照搬。武汉大学的刘家真教授认为，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体系是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资源整合的第一大障碍；尽管从理论上说，“中国数字图书馆”应该成为整合各类资源的中心平台，但是在实践中该项目却很难整合来自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数字资源。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我国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当中，图书馆隶属于文化行政机构（部、厅、局）；档案馆隶属于各级档案行政机构（局），历史博物馆隶属于各级文物行政机构（局），自然科技类博物馆隶属于科技行政机构（部、厅、局），军事博物馆隶属于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如此复杂的隶属关系是欧美国家LAM资源整合很少遇到的情况，因而其研究所关注的大多是技术问题，然而体制障碍的协调恰恰是我国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资源整合的关键所在。
因此，从战略层面上全面审视我国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协作过程中各类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在顺应LAM整合领域国际潮流的同时，探索出可以为相关各方所共同接受同时又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的体系架构，保障图书、博物、档案数字资源建设和数字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问题的当务之急。
由于业务领域的交叉性，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所收集和保存的信息资源存在着相互交叉现象。例如，档案馆所收藏的某古代文书同时属于图书馆古籍管理的范围，也属于博物馆系列对应主题文物藏品范围。从提升资源完整性和强化专业优势的角度出发，三类机构都有扩展其收藏范围的需求。由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藏品当中都有助于强化其他两类机构专业化优势的信息资源，推动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优势互补是三类机构的共同需求，符合相关各方的长远利益，是公共信息资源服务领域的必然趋势。
然而，按照“经济人”的观点来分析，档案馆、图书馆与博物馆是数字化协作的三类行为主体，分别隶属不同的行政机关管辖，在参与数字化协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例如，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在各自的数字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对数字化信息收集和保存的目标各有侧重：数字档案馆的目标是构建数字化社会记忆资源库；数字图书馆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公共知识资源库；数字博物馆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公共文化资源可视化展示平台。因此，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聚合核心矛盾是要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协作共赢，应该考虑到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在实现体系整体价值实现的同时，要保证所有参与协作的各方都能够从协作当中受益，从而使相关各方都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协作，完成协作要求的各类任务。
在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博弈格局当中，大致需要权衡以下因素：第一，协作是不是有利于强化各自的专业优势。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业务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本质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别。图书馆主要是知识资源集中保存和传播的场所，其特色体现在资源的丰富性和服务的综合性；档案馆是档案材料集中保存和利用的场所，其特色主要体现在资源的证据价值和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博物馆是各类文化资源实体集中保存和展示的场所，其特色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实体性，其服务强调直观性和视觉冲击。如果数字化协作导致某一类机构专业优势的削弱和丧失，则这类机构就可能拒绝参与协作。第二，协作是不是意味着对前期项目的否定。近年来大量的数字档案馆、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项目建设都已经启动，各类机构在其中都已经投入了大量成本，如果数字化协作会削弱甚至取代这些项目，则相关机构也有可能拒绝参与协作。第三，是不是已经做好应对协作风险的准备。例如，知识产权问题是目前困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数字化协作的问题之一，如果在协作之前没有就知识产权保护以等问题达成一致，则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此外，数字档案馆对信息的安全性要求较高，如果数字化协作的信息安全程度达不到要求，则档案馆可能放弃参与协作。总之，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的社会记忆资源聚合机制的构建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需求，尽最大的可能探索满足各方需求的协作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意味着档案馆要通过和图书馆、博物馆的相互协作实现资源交换，将图书馆、博物馆所保存的具有档案属性的信息资源纳入数字化资源体系，提高社会记忆资源的完整程度。作为回报，档案馆需要在协作体系当中，按照法律规定将图书馆、博物馆所需档案资源数字化成果提供给它们。这样就构成了由三个主体两两连接的数据交换网络。这种数据交换结构的优点是组织起来比较简单，只要其中两个主体达成数据交换协议就可以进行。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首先，由于对其他机构收藏的信息资源缺乏详细了解，往往不能明确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数据需求，主体间沟通和协调的任务较重。其次，这种交换模式的数据交换采用的是资源数据的直接交换方式，如果是多媒体数据则速度较慢，且交换后的知识产权维护难度较大。再次，其中的一方如果需要向另外两方提供同一馆藏的数字化信息，则至少需要进行两次数据交换，存在重复劳动现象。针对以上问题，对这种结构进行改良后，在体系当中增加一个协作中心，三个主体都只需要向中心发布自己所保存资源的元数据，由其余两方通过元数据来进行服务链接，增加服务的覆盖面，而资源本身存储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此外，考虑到目前数据资源的聚合以知识层面的聚合为趋势，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知识整合需求，采用具有语义映射和知识标注功能的元数据结构。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的社会记忆资源聚合机制的战略框架如图5-1所示。
图5-1 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的战略框架
图5-1中，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之间通过协作中心联系在一起，以协作中心为中介实现数据交换。三类机构共同向协作中心发布自己的元数据，协作中心将元数据转换成为RDF格式以便进行多用途利用。档案馆从协作中心当中寻找具有档案属性资源的元数据，将其再度转换成为档案元数据的存储格式，例如EAD、OAIS模型数据格式等等。按照知识管理需求，可以由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建立联合知识本体，由相关各方对保存的元数据进行语义映射，从而为知识检索和智能服务奠定基础。目前图书馆的FRBR模型、档案馆的CIDOC CRM模型都是比较成熟的语义元数据模型。档案管理领域EAD、OAIS模型虽然比较成熟，但是属于二维结构的元数据模型，还不能表现数据项之间的复杂语义关系，迫切需要以现有二维元数据模型为基础，结合本体思想设计能兼容二维元数据档案语义元数据。为了满足社会记忆资源的跨机构整合的需要，可以将其定义为社会记忆资源语义描述框架模型。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关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重视，相关的研究项目已经启动，但是比较成熟的社会记忆资源语义描述元数据框架模型还没有出现。
此外，基于本体的数字资源整合是知识整合的主流技术，建立相关专业领域的本体模型是进行知识整合的前提和基础。本体模型的建立是个系统工程，可以参考现有的通用本体模型，也可以在三类公共信息机构现有的叙词词表的基础上实现本体模型的开发，经过在使用过程中进行学习和进化最终作为语义标注的基础。
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的关键是实现社会记忆资源保存和社会记忆资源服务分离，实现档案馆社会记忆资源的虚拟拓展。资源与服务相分离可以借助目前广泛使用的关联数据（Linked Data）技术来实现。关联数据是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提出的一种万维网发布数据方式，可以看成语义Web的一种实现方式。关联数据一般要求采用RDF数据模型，利用URI（统一资源标识符）命名数据实体，发布和部署实例数据和类数据，从而可以通过HTTP协议揭示并获取这些数据。关联数据采用开放档案元数据收割协议使“数据提供者”与“服务提供者”相分离
，见图5-2。
图5-2 基于OAI-PMH社会记忆资源服务
如图5-2所示，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通过协同中心进行元数据注册，同时通过协同中心获取自己需要的元数据，经过整合之后通过各自的网站向用户进行服务发布。对社会记忆资源集成服务而言，用户通过数字档案馆DA的服务界面进行档案信息检索，如该信息是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所提供的，则从对应机构的服务器上调取数据。按照OAI-PMH协议，所有的资源都是用HTTP协议网址来标识的，即使通过其他机构的服务器提供了信息服务，用户也不一定能够感知到其差异性。以数字化协作机制为基础，用户只需要通过数字档案馆的服务门户就可以访问到三类机构当中保存的所有具有档案属性的所有社会记忆资源。在上述结构当中，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并不是对三类机构各自领域数字化工程的否定，而是通过协作资源进行了虚拟拓展，可以提供给用户的资源更加全面，强化各自的专业优势，因而是对三类机构都有利的共赢方案。
当然，技术方案仅仅是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系列问题之一。要实现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机制的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必须依靠三类机构之间的战略整合让三类机构各自的行政管理机构就数字化协作各类问题达成共识。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解决好标准规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才能最终实现“1＋1＋1＞3”的效果。
智慧城市（Smarter City）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对城市构成要素相关信息的全面感测和高度整合，支持社会成员的科学决策和协同运作，推动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持续创新的城市发展形态
。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以信息为中介提高社会活动的科学化、理性化和精准化程度，实现城市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的实现必须以尽可能完备的社会记忆信息为基础，使得城市社会生活中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实时掌握城市各类要素的状态，了解某领域社会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上述需求对以抢救城市历史记忆为主题的“城市记忆工程”提出了诸多挑战，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传统城市记忆工程的拓展和升级，构建广覆盖、多维度、多层次的现代城市社会记忆体系，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记忆观在城市文化管理领域的实践形式，在城市文化记忆留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将这种以抢救城市历史记忆为主题的城市记忆工程称为“城市记忆工程1.0”。
20世纪末期以来，从社会记忆视角审视档案管理工作逐渐成为全球档案事业发展的新潮流。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著名的“世界记忆工程（The Memory of World）”，主要任务是保护和保管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手稿、档案、古籍等珍贵文献遗产。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各地城市建设进程的加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历史记忆留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受到“世界记忆工程”的启发和影响，我国多座城市的政府部门启动和实施了旨在抢救和留存城市历史记忆“城市记忆工程”（Urban Memory Project）。据上海大学丁华东教授研究，我国的城市记忆工程缘起于当代著名作家和画家冯骥才先生1999年发起的以“抢救天津老街”为主题的系列文化保护活动。2002年，青岛市政府率先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通过摄像、照相等技术手段，全面记录21世纪初期青岛的城市面貌，在国内率先形成了规模化的城市面貌档案库，为档案管理部门参与城市记忆构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03年，武汉市档案局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收集和拍摄了大量反映城市原貌、旧城改造、历史建筑和街区等主题的档案资料。2004年，广州市城建档案馆启动了“广州城市记忆工程”，以数据库、电视专题片、照片、画册展览等多种形式记录广州城市历史面貌的变化。2005年，上海市档案局将“城市记忆工程”列入《上海市档案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建设包括“世博会档案”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档案资源保存体系，完整记录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同年，长沙市政府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构筑全面反映长沙城市风貌的档案信息资源系统。2006年，济南市档案馆启动“城市记忆工程”，通过照片、录像等方式集中展示老街巷、古建筑、特色民居、泉水、商铺等历史原貌。2008年，重庆市档案局启动“重庆市城市数字记忆”工程，建设覆盖全市的分布式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同年，辽宁省丹东市启动“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全面系统反映丹东历史发展进程的档案资源体系。根据2007年在上海举办的“档案与城市记忆”研讨会公布的数据和近年来相关新闻报道，目前我国已经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大连、青岛、柳州、南通、苏州、威海等50余座城市，在构建城市历史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提升档案部门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城市记忆工程”反映了我国各地政府部门社会记忆构建和保存意识的觉醒，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但是，受到行政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各类城市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在运行模式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普遍存在“先实践、后总结”的问题，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对一些基础性的问题理解还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例如，尽管各地的“城市记忆工程”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城市记忆”，“城市记忆”通过什么形式来体现，“城市记忆”应该如何构建和留存等基础性问题仍然缺乏较为清晰的理解。（2）绝大多数由所在城市的档案行政机构推动，由市级综合档案馆或城建档案馆负责实施，与其他城市记忆相关机构的合作较少。尽管不同城市的“城市记忆工程”推进机制实现形式上有所差别，其共同特征是档案管理部门承担着核心功能，推动“城市记忆工程”的机构类型较为单一，例如与城市记忆紧密相关的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很少参与这项工程。（3）绝大多数“城市记忆工程”采用的是技术主义视角，缺乏对城市记忆构建和留存过程中深层次管理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例如，“城市记忆工程”大多重视城市记忆信息资源的单次采集和保存，将“城市记忆工程”等同于城市记忆主题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建设，却忽视城市记忆资源采集和保存过程中各类复杂关系的协调和梳理，而后者才是真正理解和构建“城市记忆”的关键所在。（4）“城市记忆工程”的工作重点是采集和保存反映城市面貌的各类图片、视频、文字材料等档案信息资源，保留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对其余类型的城市记忆资源关注不够，城市记忆工程在城市生活当中渗透程度不够。“城市记忆”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术语，除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之外，还有大量属于城市记忆的信息资源没有被纳入“城市记忆工程”的范畴之内。例如，对市民生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交通历史数据、气象历史数据、物价历史数据等档案信息普遍不在“城市记忆工程”关注的范围之内，因而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服务社会的能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
“城市记忆工程”在推进城市管理智慧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其历史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承认和肯定。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大规模数据智能分析的需要，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传统“城市记忆工程”的拓展和升级成为大势所趋。
“智慧城市”是为了满足大数据时代城市系统数据大规模智能分析的需要，在“数字城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概念，是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高度成熟和深度融合的产物。自2008年IBM公司发布《智慧城市白皮书》以来，全球有超过200个城市先后加入探索和实践“智慧城市”的行列当中。2009年至今，我国有多座城市先后启动了与“智慧城市”相关的城市信息化项目，掀起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潮。例如，北京市启动了“感知北京”示范工程；上海市以世博园为契机，推进智慧城市样板工程建设；深圳市启动了“智慧深圳”的建设任务；无锡市提出了打造“传感网示范城市”的目标；武汉市启动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据统计，我国所有的一线城市，50％的二线城市的信息化建设规划当中都包含有“智慧城市”的相关内容。可以预见，智慧城市建设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信息化建设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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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BM公司的研究，“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在于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可以对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城市服务、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工商业活动等领域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一般而言，“智慧城市”必须符合四个基本特征：（1）全面感测，由分布在各处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进行测量、监控和分析；（2）深度整合，实现物联网、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能源网等多种类型网络的融合，实现各种来源、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充分、便捷共享；（3）协同运作，城市系统各类参与者围绕公共信息平台进行高效协作；（4）激励创新，依托智慧基础设施进行业务领域和生活领域的持续创新。因此，构建智慧城市社会记忆基础设施平台，全面采集、记录城市运行过程中各种类型要素的状态信息，妥善保存各类要素运行发展的历史数据，就成为智慧城市建设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上述任务与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目标和任务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里将其称为“城市记忆工程2.0”。由于“城市记忆工程2.0”是“城市记忆工程”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拓展和升级，为了便于表述，本节将以记录城市面貌、留存城市历史记忆为主题的传统城市记忆工程简称为UMP1.0（Urban Memory Project 1.0），而将面向智慧城市建设需求的新型城市记忆工程简称为UMP 2.0（Urban Memory Project 2.0），即“智慧城市记忆工程”。
综上所述，“城市记忆工程2.0”是为了满足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城市生活中的智能决策需求，对城市社会系统各类构成要素的状态信息和历史信息进行全面感知、记录、采集和保存的所有技术和管理活动的总称。根据软件工程原理，输入端的数据质量决定了信息系统的整体质量（Garbage in，Garbage out）。“城市记忆工程2.0”处在智慧城市建设任务的底层，是智慧城市大规模数据流的源头，其核心功能是为城市系统各类应用提供大规模基础数据，是各类智能分析软件和决策支持系统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因而是智慧城市建设成败的关键环节。
“城市记忆工程2.0”是“城市记忆工程”的升级版，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承接和延续关系，主要体现在：（1）“城市记忆工程2.0”与“城市记忆工程”的核心目标都是真实记录和保存城市系统的状态和变化，满足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对此类信息的利用需求。（2）“城市记忆工程2.0”与“城市记忆工程”都与档案学、档案工作者具有密切的联系。“档案记忆观”认为，档案是构成社会记忆最重要的载体，档案馆是社会记忆最主要的保存场所，档案工作者肩负着构建社会记忆主体框架的神圣使命，档案工作的理念和方法直接决定了社会记忆的构成和内容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实践而可以被信任。因此，尽管工作范畴和工作方法有所不同，“城市记忆工程2.0”与“城市记忆工程”都离不开档案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离不开档案工作者的参与和努力。（3）“城市记忆工程2.0”与“城市记忆工程”对构成社会记忆的信息资源所采用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即记忆信息凭证效力的保障程度，要对信息资源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原始性（Originality）.可靠性（Reliability）.完整性（integrity）、可用性（accessibility）、安全性（Security）等属性做出判断。
“城市记忆工程2.0”是为了适应智慧城市建设需求而对“城市记忆工程”进行的改进，在诸多方面与“城市记忆工程”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1）“城市记忆工程”是对城市面貌、城市特色等相关主题社会记忆信息的选择性采集和保存，而“城市记忆工程2.0”着眼于对城市系统运行状态信息的全面记录和保存。“城市记忆工程2.0”的工作目标是构建城市系统各类要素状态和变化信息的采集和保存体系，为智慧城市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其范畴比“城市记忆工程”更加广泛，“城市记忆工程”所关注的城市面貌、城市文化等信息只是“城市记忆工程2.0”社会记忆信息资源体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与“城市记忆工程”由档案管理机构单独推动不同，“城市记忆工程2.0”是在档案管理机构的规划和引导下由城市系统当中的多类机构和个人协同推进的，其目标是实现城市社会记忆系统的多主体共建共享，因而更加复杂和困难。（3）“城市记忆工程”主要的成果是以一次集中采集的信息资源为基础构建的城市记忆资源库，而“城市记忆工程2.0”的工作成果除了城市记忆基础设施平台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各类机构和个人在社会记忆采集和利用过程当中的长期、稳定的协作机制。（4）“城市记忆工程”是按照主题进行相关信息资源的采集和组织，对社会记忆信息完整性关注相对较少；而“城市记忆工程”要为智慧决策提供支撑，因而要细化到按照城市系统要素本体进行信息采集和组织，最终目标是要构建对应事物的知识本体。（5）“城市记忆工程”重在城市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的留存，其服务社会的功能相对较弱，而“城市记忆工程2.0”着眼于支持城市系统的智能分析和智慧决策，与大众生活联系较为紧密，“城市记忆工程”所忽视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类业务记录信息都在“城市记忆工程2.0”所关注和采集的范畴之内。
基于以上分析，“城市记忆工程2.0”是在档案管理部门规划和引导下，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构建的城市系统运行变化状态信息全面采集和集成保存体系，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反映城市系统运行发展的真实过程和规律，为智慧城市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城市记忆工程2.0”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全员参与（Totally Participation）。在档案管理部门规划和引导下，建立城市记忆相关机构和个人的协同配合机制，实现城市记忆资源的共建共享。（2）全面采集（Comprehensive Collection）。基于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的综合应用，对城市生活中涉及各类事物的状态信息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采集和保存。（3）集中存储（Centralized Storage）。构建统一的城市记忆基础设施平台，对从各类来源采集到的多种类型的社会记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与集成。（4）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对各类社会记忆信息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使其可以反映对应事物本体的现实状态和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5）持续扩展（Continued Expansion）。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性积累城市系统运行的历史数据，扩大城市社会记忆信息资源保存体系的规模，改进社会记忆信息资源保存的方式，为智能分析功能的实现奠定基础。总而言之，“城市记忆工程2.0”是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使城市系统当中的各类重要事物的状态都可以通过信息的形式记录和反映出来，从而为城市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当中的科学决策提供数据保障。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记忆工程2.0”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对涉及的各类要素进行整体规划，构建工程建设各项任务的体系框架。
“城市记忆工程2.0”是要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城市系统的状态信息，从而使决策行为可以基于较为全面准确的信息，降低决策的风险。近年来在系统工程学当中发展起来的“平行管理（ParallelManagement）”理论可以对“城市记忆工程2.0”的战略规划提供理论指导
。“平行管理”由系统工程学当中的“平行控制”理论发展而来，其基本思想是：以计算机建模方式构建实体系统的“虚拟模型”，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关联使两者的状态保持一致，通过观察和分析“虚拟模型”的参数来实现对实体系统的掌控，也可以基于“虚拟模型”进行管理政策的计算机实验。基于“平行管理”思想的“城市记忆工程2.0”的整体思路如图5-3所示。
图5-3 城市记忆工程（UMP2.0）示意图
图5-3中智慧城市体系框架被分为“城市记忆系统”、“智能分析系统”和“智慧城市应用体系”三个子系统。其中，“城市记忆系统”是智慧城市建设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记忆工程2.0”的主要内容。“城市记忆工程2.0”建设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城市系统各类要素的记录和感知，获得反映城市系统状态的各类信息资源，然后对其进行集成组织和深度整合后构建起基于本体的虚拟城市系统，为智慧城市其他功能的实现奠定基础。这里的“记录”是指通过人工方式完成对城市系统要素状态的描述过程，例如撰写文档、修改数据库记录等等，本质上都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描述和记忆过程。与此对应，“感知”主要是通过传感设备完成对城市系统状态的采集过程，例如通过遥感技术获得城市地理信息、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完成对街道交通情况的视频信息采集等等。
“城市记忆工程2.0”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人类对城市的感知和认识由分散走向集中、由浅层数据走向深度融合的过程，参与“城市记忆工程2.0”的相关各方所产生的文档、数据库、网页、遥感信息、业务数据等社会记忆信息，实际上代表了这些机构和个人对城市系统当中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段的记录和认识，相当于是城市记忆的“碎片”，当这些信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序化集中组织的时候，就可以大体上还原城市系统运行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和面貌。因此，“城市记忆工程2.0”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代表了大数据时代信息管理的基本特征，即关注数据的总体而不是用抽样，关注数据的广泛性而不是精确性，关注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可以说，“城市记忆工程2.0”正是为大数据在城市管理当中应用的典型案例。
结合图5-3所示的基本思路，对“城市记忆工程2.0”建设的体系框架梳理如图5-4所示。
图5-4中的“城市记忆工程2.0”的整体架构可以分为11大模块，分别为：城市系统建模、城市记忆信息资源规划、智慧城市记忆基础设施（云计算）平台建设、城市记忆信息资源通信网络整合、城市记忆工程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城市记忆工程战略协作机制构建、记录型城市记忆信息资源归档管理体系建设、感知型城市记忆信息资源采集体系建设、城市记忆信息历史数据导入体系建设、城市记忆信息资源深度整合系统建设、智慧城市应用系统接口，各模块主要建设任务如下：
（1）城市系统本体建模。城市系统本体建模就是对城市运行过程中的各类子系统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全面梳理和归纳，明确各子系统的构成要素和组合方式，以此为基础建立城市系统的本体模型。城市模型的构建是非常复杂的任务，需要多方参与，反复修改和完善才能投入使用，作为城市记忆系统构建和城市记忆信息资源整合的重要依据。
（2）城市记忆信息资源规划。对城市系统各相关主体的信息资源进行整体梳理，根据不同类型社会组织或个人设计多个层次的城市记忆信息资源管理级别，确定纳入“城市记忆工程2.0”的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明确各类城市记忆信息资源的数据质量要求。
图5-4 “城市记忆工程2.0”的体系框架
（3）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智慧城市社会记忆基础设施平台建设。鉴于信息资源分散保存带来的信息孤岛问题，尤其是对数据大规模关联分析所带来的制约，“城市记忆工程2.0”必须高起点规划，基于云计算技术建设城市记忆基础设施平台，为各类机构和个人提供硬件和软件服务，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尽可能多的社会组织利用云平台开展数字化业务。
（4）城市记忆信息资源通信网络整合。为了实现各类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整合，需要实现物联网、互联网、电信网、电视网等多种信息网络的融合，为基于城市社会记忆基础设施平台的信息资源采集和保存提供通畅的信息通道。
（5）城市记忆工程标准规范体系建设。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参照智慧城市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关技术和管理标准，制定“城市记忆工程2.0”实施过程中的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编码、元数据、描述方法、存储格式、安全管理等标准规范，为城市系统互联互通提供重要保障。
（6）城市记忆工程战略协作机制构建。“城市记忆工程2.0”是全员工程，几乎涉及城市系统中所有的机构和个人，需要按照合作共赢的思路构建起多元主体战略协作机制。在城市档案管理主管机构的规划和引导下，兼顾各类机构和个人的信息权利保护与社会记忆资源整合的双重需求，采用有条件的管理权限让渡等方式实现社会记忆信息资源采集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配合。
（7）记录型城市记忆信息资源归档管理体系建设。记录型城市记忆信息资源是通过人工方式产生的，是处在各类场合的人对外部世界进行理解后通过文字、图表、数据记录等形式表达出来的记忆信息，是人的生物记忆外化为文献信息资源的过程，是社会记忆工程的重中之重。记录型社会记忆信息分为电子文档、数据库记录和网络信息资源等类型，其中，电子文档是档案管理部门最典型的工作领域，已经积累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数据库记录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记忆信息资源，尤其是公共机构建立的业务数据库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某类事物属性和状态的记录和描述，对来自多个数据库的数据资源进行联合分析是智慧城市运行的主要方式，因而对数据库记录的采集和保存也是城市记忆工程的重点任务。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和保存是档案工作范围的拓展，可以通过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深度发掘，发现社会舆论的动向和传播规律，为政府了解舆情民意奠定基础。
（8）感知型城市记忆信息资源采集体系建设。感知型城市记忆信息资源采集必须以传感网或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为基础，是通过传感设备自动采集到的城市系统的相关信息，例如通过遥感设备记录城市空间地理概况、通过视频监控设备记录城市运行动态、通过射频识别（RFID）技术记录城市物流情况、通过气象仪器记录城市天气状态等等。
（9）城市记忆信息历史数据导入体系建设。“城市记忆工程2.0”不仅仅是要记录城市当前的运行状态，同时需要根据历史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因此各行各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历史数据也是城市记忆信息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中以纸质文档、微缩胶片、录像磁带、录音磁带等载体的非数字化方式保存的信息资源需要按照科学的流程进行数字化加工，将其转换为数字化信息资源后再导入“城市记忆工程2.0”的公共信息平台。
（10）城市记忆信息资源深度整合系统建设。以城市系统本体模型为框架，对城市记忆基础设施平台集中保存的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和整合，构建城市系统各类实体的虚拟信息本体模型，为实现城市系统的“平行管理”和“平行控制”奠定基础。
（11）智慧城市应用系统接口。“城市记忆工程2.0”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城市系统运行的现实状态信息进行采集和保存之后，将信息资源体系结构和参数等信息提供给应用支撑系统的开发人员，供进行大规模关联分析编程使用。
“城市记忆工程2.0”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最前沿。“城市记忆工程2.0”要对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社区信息化、家庭信息化、个人信息管理等领域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与集成，实现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理论和技术的集中应用，其范围和规模超过以往的任何信息化项目，其建设任务的综合性、复杂性和难度也前所未有
。基于我国城市信息化的现实状况，对实施“城市记忆工程2.0”有如下政策建议：
“城市记忆工程2.0”的内容与近年来社会信息化建设领域的部分项目存在重合交叉现象，需要进行梳理，明确各类项目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按照一体化思想进行重新布局。“城市记忆工程2.0”与社会信息化项目的关系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对原有信息化项目的继承和扩展，例如对作为“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概念组成部分的“数字城市”项目的继承，在原有的城市空间地理信息的基础上，继续整合来自其他来源的信息，逐步构建起虚拟城市的模型。（2）对行业或领域信息化项目的整合集成，例如对电子政务（Digital Government）、电子商务（E-Commerce）、数字社区（Digital Community）、数字家庭（Digital Home）、企业信息化（Enterprises Informatization）等领域产生的电子文档、数据库记录和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3）对信息化领域前沿技术的应用，例如应用物联网技术进行城市系统地理和空间信息的采集，应用云计算技术促进城市跨行业、跨机构信息资源的共享。总之，需要协调诸如“数字城市”、“感知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的城市信息化项目，尽可能通过统一的规划，使城市信息化建设具有相对固定的思路和架构。
智慧城市是个系统工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城市系统信息记忆”、“城市系统智能分析”和“城市系统智慧应用”三个模块。“城市系统信息记忆”模块是对城市现实系统状态的大规模采集，工作原则是“面向城市系统本体”，最高目标是建立与现实城市系统相对应的“虚拟城市系统”；“城市系统智慧应用”模块是以城市记忆信息为基础对社会大众的决策需求提供智能化支持服务，工作原则是“面向用户需求”，最高目标是通过满足公众智能决策需求带动城市系统持续创新；“呈现系统智能分析”模块则是介于两者，通过对城市社会记忆信息的多维度智能分析满足社会的动态需求。可以看出，“城市记忆工程2.0”与“智慧城市应用系统”的建设思路具有很大的差异，也面临着比“智慧城市应用系统”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最终的成败。因此，建议各地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将“城市记忆工程2.0”作为重点项目制定专项规划。
“城市记忆工程2.0”要实现多种来源、多种格式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整合，为基于大规模数据的关联分析提供基础条件。数字信息资源整合的难点在于数据结构的不统一，尤其是实现信息资源管理的元数据结构的不兼容。目前，元数据结构互操作性的解决主要是使用通用元数据框架，例如资源描述框架RDF（Resources Description Framework）就是应用最为广泛的通用元数据框架之一。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组成部分的“城市记忆工程2.0”对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智能化利用的需求，要求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元数据能够支持基于语义推理的智能检索，因而需要建立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语义元数据框架标准。目前图书馆的FRBR模型
、档案馆的CIDOC CRM模型
都是比较成熟的语义元数据模型。档案管理领域EAD、OAIS模型
虽然比较成熟，但是属于二维结构的元数据模型，还不能表现数据项之间的复杂语义关系，迫切需要以现有二维元数据模型为基础，结合本体思想设计能兼容二维元数据的社会记忆信息资源语义描述框架模型。在通用语义描述框架标准制定以后，档案管理部门就可以通过推行标准的方式参与到城市各行各业的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使得各类机构和个人在开发各自的业务系统时尽可能考虑到社会记忆信息采集的需求，按照规范的格式和方法进行相关信息资源的著录，从而减少在后期进行格式转换方面的工作量。
“城市记忆工程2.0”是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复杂工程，推进过程中可以将“城市记忆基础设施平台”作为重点，以带动工程的整体性进展。在硬件基础设施具备以后，先期可以将档案管理部门所收集和保存的电子文档、测绘部门采集的城市空间地理信息、公共安全部门采集的城市监控录像、重要的网络信息资源等导入平台，并按照城市系统本体模型的思路进行组织与整合，构建起城市记忆信息资源的总体框架。此后，可以随着城市记忆信息资源规划、城市记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建立，在与各类社会机构沟通协调的过程中增加新的机构和新的社会记忆信息资源，鼓励各类机构采用云计算架构开发业务系统，从技术角度促进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整合。总之，“社会记忆基础设施平台”是“城市记忆工程2.0”的关键所在，对于全局具有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档案管理部门是当前文档型社会记忆信息资源最主要的管理机构，承担着搭建社会记忆“骨架”的使命。在长期的档案管理实践中，档案管理部门逐步总结出了“前端控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档案需求嵌入”等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基础理论，在推进“城市记忆工程1.0”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城市记忆工程2.0”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记忆信息资源采集和管理的范围，但是总体性框架还是沿用了档案管理的基础模式，档案部门参与城市记忆建构的原理与档案管理原理基本类似。因此，档案管理部门是“城市记忆工程2.0”实施过程中最主要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进行城市社会记忆信息资源体系整体性规划，指导各类机构和个人进行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管理，接收和管理公共机构呈缴的社会记忆信息资源，引导私人机构提交社会记忆信息资源或者进行特定条件下社会记忆资源使用权利的让渡。同时，通过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管理培训和教育，提高全社会的记忆留存意识，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按照规范化的方式管理业务和生活当中的各类记录信息，在保护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等信息权利的前提下，有条件地进行社会记忆信息资源的共享。总之，“城市记忆工程2.0”必须处理好社会记忆信息资源采集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使得参与提交社会记忆信息的机构可以优先享受智慧服务项目，实现城市记忆信息资源的“共建”和“共享”。
“图书、博物、档案数字化服务融合策略”是指机构或个人以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数字资源为基础，通过技术和管理等多种手段的综合应用，对独立提供数字化信息服务所需的各类资源进行优化重组，构建面向用户的融合形态信息服务环境的方案集合。根据对数字资源整合信息空间的结构分析和综合比较，对管理体制依赖程度最低的“仓储策略”可以优先发展；以数字化协作和多维度聚合展示为特征的“联盟策略”需要重点发展；以公共整合平台和服务门户为特征的“集成策略”可以适度发展。鉴于我国公共文化管理体制的复杂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类机构数字资源实现合并的难度较大，应该尽量暂缓发展按照“合并策略”推动的资源整合项目。
D-LAM（Digital-Library ＆ Archive ＆ Museum）是在综合国内外LAM协作问题研究趋势和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数字化协作的战略框架。D-LAM框架由数字图书馆DL、数字档案馆DA、数字博物馆DM和图博档数字化协作中心DLAM四部分组成。DLAM是基于OAI-PMH协议资源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相互分离的原理，通过图博档数字化协作中心对DL、DA、DM的元数据进行收割、语义映射和关联标引，从而形成一体化信息服务体系。同时，DL、DA、DM在数字化协作过程中通过交叉著录各自的专业优势得到了强化。D-LAM框架的实施要考虑战略整合、组织架构、知识产权、信息安全、服务管理等问题。
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IC-LAM）是指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各自的空间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为基础，通过战略协作和技术整合为用户所构建的一站式服务和协同交流环境。IC-LAM的建立主要基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信息服务的关联性、交叉性和用户需求的集成性，遵循面向用户、资源共用、协同交流、多维呈现、服务共同体等发展原则。IC-LAM的理论模型分为实体层、虚拟层、服务层和支持层四个层面，通过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空间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整合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环境。IC-LAM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依托开放式联盟机构，在系统规划之后，按照规范化的流程，逐步发展和完善。
数字人文仓储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定主题领域内，基于研究对象知识本体进行相关数字对象的采集、加工、组织和保存，并为对应用户群体提供集成性、专业性、互动性、精确化、智能化服务的信息系统及相关资源的总和。数字人文仓储是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资源水平整合策略的体现，也是推动“国家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升级和创新的动力源泉，其体系架构主要分为：人文实体界定、领域本体建模、人文实体数字化采集与归档、跨库信息资源搜集和导入、多源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和存储、多维度聚合服务等功能模块。数字人文仓储的实现可以参照国际组织制度的可信任数字仓储认证标准，推动Dspace、Fedora等开源软件的应用和开发。为了适应社会智慧化潮流，我国数字人文仓储建设需要策划实施“国家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整合各方力量，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通过评估和认证保障数字人文仓储可持续发展。
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各地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应该拓展思路，建立由档案管理机构主导，聚合来自图书馆、博物馆甚至家庭和个人的数字记忆资源，更加全面、细致地展现城市发展的面貌。国家层面上的“中国记忆”资源库也应该建立多源数据关联呈现的思路，由档案管理机构联合多家机构来共同完成。
图书、博物、档案数字化服务融合是涉及多个学科、多种因素、多种方法的系统工程和复杂性问题，尽管跨越行业的藩篱，实现公共信息资源顺畅流动和共享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在全球众多机构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天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