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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LAM）的业务协同与合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问题。本章分析我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目标、原则和利益格局，提出了达到一体化整合目标的同时可以兼顾三方利益的D-LAM战略框架，并分析实施该框架的若干策略，研究结论为“中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工程（D-LAM工程）”奠定了理论基础
。
欧美国家在LAM整合领域的实践和研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潮流，对我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协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协作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资源整合问题，三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否可以有效协作，实际上反映的是相关国家公共文化管理体制的差异性，切不可简单照搬。
武汉大学的刘家真教授认为，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体系是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资源整合的第一大障碍；尽管从理论上说，“中国数字图书馆”应该成为整合各类资源的中心平台，但是在实践中该项目却很难整合来自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数字资源。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我国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当中，图书馆隶属于文化行政机构（部、厅、局）；档案馆隶属于各级档案行政机构（局），博物馆中部分隶属于各级文物行政机构（局），部分隶属于科技行政机构（部、厅、局），而军事博物馆隶属于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如此复杂的隶属关系是欧美国家LAM资源整合很少遇到的情况，因而其研究所关注的大多是技术问题，然而体制障碍的协调恰恰是我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资源整合的关键所在。因此，从战略层面上全面审视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协作过程中各类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在顺应LAM整合领域国际潮流的同时，探索出一条可以为相关各方所共同接受同时又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的体系架构，保障图书、博物、档案数字资源建设和数字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当务之急，D-LAM框架正是围绕上述战略目标所提出的。D-LAM框架的建立将有助于改变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协作领域重视技术、轻管理的缺陷，为各类相关研究确立统一的战略参照体系，为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数字化协作工程”奠定理论基础。
D-LAM框架的构建是将LAM领域的前沿理念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分为目标设定、原则确定、需求分析、框架构建等步骤。
图博档数字化协作（Digital Collaboration）是指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各自现有资源为基础，按照“1＋1＋1＞3”的集成管理思想，借助互联网等现代通信技术对各类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拓展各自的业务空间，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实现合作共赢的过程。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总体目标就是打破机构和地域带来的信息共享障碍，为用户提供完整的、一体化、深层次的信息服务，使用户可以通过单一入口访问到与需求相匹配的各类数字资源。
图博档数字化协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集成为主，再造为辅。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多头管理格局是按照职能层级设置公共组织的结果，具有权责明确和专业化管理的优点，短期内改变这种格局实现三类机构合并的可能性并不大。因而，图博档数字化协作问题不能借助流程再造（Process Engineering）的方法实现，更多还要依靠集成的方法，将分散在不同结构内部的资源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当然，在一些局部问题上也可以使用再造的方法对组织的整体架构和流程进行重组。
第二，顺应领域发展趋势。数字资源的整合分为数据整合、信息整合和知识整合三个层次，不同的层次实现的难度和需要投入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按照领域的发展趋势，知识整合是数字资源整合的最终归宿，因而框架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到知识整合问题。
第三，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协作共赢。框架设计应该考虑到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在实现体系整体价值实现的同时，要保证所有参与协作的各方都能够从协作当中受益，从而使相关各方都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协作，完成协作要求的各类任务。
按照“经济人”的观点来分析，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是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三类行为主体，分别隶属不同的行政机关，在参与数字化协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是不是要参与协作时存在“趋利避害”的倾向。具体而言，大致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协作是不是有利于强化各自的专业优势。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业务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本质上还是存在较大差别。图书馆主要是知识资源集中保存和传播的场所，其特色体现在资源的丰富性和服务的综合性；档案馆是档案材料集中保存和利用的场所，其特色主要体现在资源的证据价值和社会记忆的建构功能；博物馆是各类文化资源实体集中保存和展示的场所，其特色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实体性，其服务强调直观性和视觉冲击。如果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结果导致某一类机构专业优势的削弱和丧失，则这类机构就可能拒绝参与协作。
第二，协作是不是意味着对前期项目的否定。近年来大量的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和数字博物馆项目建设都已经启动，各类机构在其中都已经投入了大量成本，如果数字化协作会削弱甚至取代这些项目，则相关机构也有可能拒绝参与协作。
第三，是不是已经做好应对协作风险的准备。例如，知识产权问题是目前困扰图书、档案、博物数字化协作的问题之一，如果在协作之前没有就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达成一致，则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此外，数字档案馆对信息的安全性要求较高，如果数字化协作的信息安全程度达不到要求，则档案馆可能放弃参与协作。
总而言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需求，尽最大的可能探索可以满足各方需求的协作模式。
综合以上分析，本篇构建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框架D-LAM如图3-1所示：
图3-1 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D-LAM框架
图3-1所示的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整体框架由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D-LAM框架由数字图书馆DL、数字档案馆DA、数字博物馆DM和图博档数字化协作中心DLAM四部分组成。DL、DA、DM是图书、档案、博物近年来已经启动建设的数字化工程项目，为简化问题，三类机构内部的数字资源整合问题只做示意。DLAM是通过图博档数字化协作中心对DL、DA、DM的元数据进行收割和加工处理所形成的虚拟数字资源服务体系，采用OAI-PMH（The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协议使“数据提供者”与“服务提供者”相分离，DL、DA、DM向DLAM注册各自数字资源的元数据，DLAM对元数据的进一步加工后向用户发布，使信息服务的范围和深度更加符合用户需求，但是数字资源的访问还是要通过链接方式在资源提供者的服务器上进行。在该模式下，用户只需要关注数字资源的内容而不用关心这些资源物理上存储地点和存储方式，如图3-2所示：
图3-2 基于OAI-PMH的服务模式
整体而言，DLAM是包括DL、DA和DM在内的，没有DL、DA和DM提供元数据和数字资源，DLAM无法单独实现任何服务。同时，DLAM并不是对DL、DA和DM的简单组合，而是通过对元数据深度加工组合，为用户提供综合性、深层次、智能化的信息服务。因此，D-LAM框架并不仅仅强调数字资源整合DLAM，而是在注重整合的同时也关注DL、DA和DM的发展。
由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各自业务的专业性，在各自的数字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对数字化信息收集和保存的目标也有所侧重，DL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公共知识资源库；DA的主要目标是构建数字化社会记忆资源库；DM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公共文化资源可视化展示平台。由于业务领域的交叉性，三类机构所收集和保存的信息资源也存在着相互交叉现象。例如，档案馆所收藏的某古代文书同时属于图书馆古籍管理的范围，也属于博物馆系列对应主题文物藏品范围。从提升资源完整性和强化专业优势的角度出发，三类机构都有扩展其收藏范围的需求。在藏品实体管理当中，这种矛盾通常难以协调，而数字化环境下，由于数据和服务相互分离，只要对属于交叉领域的数字资源进行交叉著录（Intersect Description）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图3-3所示：
图3-3 图博档数字资源交叉著录原理
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资源的交叉著录就是从维护三类机构藏品完整性的需求出发，按照各自领域数字资源著录的标准和规范，对同时属于多个主体业务范畴的数字资源进行多次著录，使同一数字资源与多个元数据相对应，通过任何一个元数据的链接都可以访问到该资源。交叉著录是保证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和数字博物馆等信息化项目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数字化协作，三类机构所能够提供的数字资源的规模得到了扩充，相当于在原有资源库的基础上又附加了一个虚拟的资源库。因此，图书、档案、博物的数字化协作并不是对三类机构各自领域数字化工程的否定，而是通过协作强化了各自的专业优势，因而是对三类机构都有利的共赢方案。
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图博档数字化协作还要达到整体性目标，要对从DL、DA和DM收集到的元数据进行深度加工以满足用户的综合需求。知识整合已经成为数字资源整合领域的主流趋势，通过知识领域本体模型揭示数字资源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是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最终归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应用网络本体语言OWL构建领域本体模型并建立多领域本体的逻辑关联，通过本体模型库对数字资源进行语义映射和语义标引后，就可以使用SPARQL（Simple Protocol and RDF Query Language）进行集成检索，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多领域本体模型库的构建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图博档数字化协作走向智能化阶段的必由之路。同时，由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业务领域的交叉性和相似性，三类机构收藏的数字资源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旨在揭示资源之间复杂关系的关联数据技术被认为是解决图博档资源整合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将语义信息处理技术和关联数据技术相结合，实现数字资源复杂关联的语义标引是实现图博档数字化协作整体目标的关键。
D-LAM框架是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过程中各类关系所做的战略性安排，要真正落实D-LAM框架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
我国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数字化协作需要各自隶属行政机构在战略层面上达成一致，具体可以由国家文化部牵头，联合国家档案局、国家文物局、国家科技部等机构就图博档数字化协作问题进行协商，就实施“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工程（简称“D-LAM工程”）”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进行。
与D-LAM框架相对应，要确保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协作，需要建立“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联盟工作委员会”、“D-LAM工程国家中心”、D-LAM工程图书馆分中心、D-LAM工程档案馆分中心和D-LAM工程博物馆分中心等机构，如图3-4所示。
其中，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工作领导小组由各相关隶属行政机构的主管领导组成，对图博档数字化协作工作的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把握“D-LAM工程”的发展方向；“国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联盟工作委员会”由各相关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负责D-LAM工程的具体实施，委员会可以按照工作职能设立技术、标准、人事、财务等部门；D-LAM工程国家中心主要负责接收三类机构注册提交的元数据并进行语义和关联标引，提供综合性检索服务；D-LAM工程图书馆分中心、D-LAM工程档案馆分中心和D-LAM工程博物馆分中心是原有的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和数字博物馆等管理机构当中的一个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是向D-LAM工程国家中心提交元数据。同类型机构之间的数字资源整合是原有的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和数字博物馆的工作范畴，由相应的管理机制负责推动。博物馆行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较为复杂，可以由国家文化局牵头组织国家博物馆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并向D-LAM工程国家中心提交元数据。
图3-4 D-LAM组织架构示意
D-LAM框架的实施涉及一系列管理问题，必须在启动D-LAM工程之初就予以考虑：第一，标准规范问题，数字化协作需要打破机构的限制进行信息共享，对于各类数字资源异构元数据如何进行转换、如何保证所有资源具有全局唯一标识、如何进行元数据交叉著录、如何参考本体模型进行元数据语义著录、如何进行关联数据标引等问题都需要制定标准规范供各方遵守；第二，知识产权问题，相关各方应当就元数据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共识，防止数据提供者的元数据被滥用，鼓励更多的机构参与到数字化协作当中来。第三，信息安全问题，需要建立完整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通过技术、管理、法律等手段的综合应用，保障图博档数字化协作的安全性；第四，服务质量管理，由于资源提供和服务提供相分离，如果资源提供者提供的数字资源出现读取问题或者链接地址发生改变，则可以使服务出现“断链”现象，应当建立相应的监测机制来发现和处理此类问题。
随着社会信息化建设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跨系统、跨机构、跨行业的数字资源整合与共享成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热点问题。在公益性信息服务领域，整合来自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数字档案馆（Digital Archive）、数字博物馆（Digital Museum）等信息化项目的数字资源，构建一体化的信息服务体系，实现图书、博物、档案数字化服务的融合，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由于业务模式的相似性和业务领域的交叉性，推动图书、档案、博物的资源共享和服务融合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当中，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隶属于不同的各级行政机构，复杂的隶属关系是我国图书、档案和博物资源整合必须考虑的问题。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推动图书、档案、博物数字资源共享和服务模式整合的思路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合并模式，即以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类机构当中的一个作为整合主体，吸收另外两类机构的数字资源，提供一体化的数字信息服务，例如我国学者刘家真认为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应当成为整合中华文化资源的平台；第二种，集成模式，即保持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类机构数字资源的相对独立性，通过建设公共整合平台实现元数据的转换与共享，以统一的服务门户对外提供一体化的数字信息服务。例如德国的BAMP（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门户）项目将三类机构数字资源的元数据集中到整合平台，结构转换为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通过统一的搜索引擎和展示模块向大众提供服务。第三种，联盟模式，即建立图书、博物、档案数字化协作联盟，由公共协作平台为三类机构的资源共享和交换提供融合服务，用户可以通过三类机构的不同的服务界面访问联盟资源。在我国各自为政的体制约束之下，合并模式难以推行，集成模式三类机构的参与动力不足，只有同时兼顾整体和三类机构利益的联盟模式相对可行。图博档数字化协作联盟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技术、管理、服务等多方面的内容，按照科学的理论规划各类因素及其关系，就成为当前图书、博物和档案资源整合的重要任务，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IC）就是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信息共享空间是经过特殊设计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和协同学习环境，为用户提供整合的空间、资源和服务，目前已经在全球数百所高校图书馆得到了成功应用。从“信息共享空间”视角系统思考图书、档案、博物信息服务的深度整合问题，构建“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IC-LAM）”将是拓展信息共享空间的实践领域，推进图书、博物、档案服务融合的又一次重大机遇。
准确界定“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IC-LAM）”的基础概念和内涵特征，是分析和构建IC-LAM的架构模型，推动IC-LAM实践项目建设的前提条件。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信息共享空间的概念最先在美国图书馆学界提出以后，全球多个社会组织和多名学者都曾经对信息共享空间进行概念界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信息共享空间是在线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美国贝尔实验室执行总监罗布特·拉奇（Robert Lucky）和美国学者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tein）等人；第二类认为信息共享空间是指支持信息共享的宏观社会文化环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际图联当选主席阿列克斯·拜恩（Alex Byrne）提出的全球信息共享空间（Global Information Common）的概念；第三类认为信息共享空间就是以整合的空间、资源和服务为基础的一体化服务环境，代表性人物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唐纳德·比格（Donald Beagle），国内任树怀、阳国华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这也是信息共享空间理论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类研究视角
，主要从资源和服务集成角度探讨如何满足读者多样性需求的问题。“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的范畴已经超越计算机网络空间，还没有达到宏观文化空间的层面，因而是从服务环境角度进行论述的，采用第三种视角。
信息共享空间的概念是由图书馆领域的学者最早提出的，也最先在图书馆领域得到了实践，美国爱荷华大学1992年建立的名为“信息拱廊”被认为是全球最早的信息共享空间。此后，信息共享空间作为一种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在北美地区的多所大学得到了成功实施并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目前国内外绝大多数的有关信息共享空间的研究和实践都是以大学图书馆为背景的。在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方兴未艾的同时，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就其本义而言，信息共享空间并不是只针对图书馆信息服务提出的，除了图书馆所能提供的文献信息服务之外，档案馆能够提供的凭证信息服务、博物馆能够提供的藏品参观等直观信息服务等都可以包含在信息共享空间的范畴之内。按照信息服务的“省力原则”和“价值原则”，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获取最符合需求的信息资源成为社会大众的重要诉求。如果能够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整合成为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则可以有效弥补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和数量方面的不足，减轻甚至消除与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和数字博物馆等信息化项目相伴而生的“数字资源孤岛”现象，使得用户通过单一入口获得分散在多个异构系统当中的资源，满足大众对信息服务完整性、多样性等方面的深层次需求。
基于上述理解，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Library，Archive，Museum，IC-LAM）是指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各自的空间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为基础，通过战略协作和技术整合为用户所构建的一站式服务和协同交流环境。IC-LAM可以使用户通过互联网上的单一接口访问三类机构的信息资源，只需要提交相关主题信息就可以检索，而不必考虑信息资源的种类、物理位置和三类机构之间的协作过程。此外，IC-LAM不仅仅局限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三类机构各自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实体空间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连接在一起，使到实体空间寻求服务的用户同时可以同时接受另外两类机构的信息服务，或者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实现文本信息服务所不能达到的传播效果。IC-LAM本质上是在协作制度框架内，通过分布式技术重新组织和配置三类机构的各类资源，在保持各自业务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根据信息一体化共享的需求，建立起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的协同工作模式，实现“1＋1＋1＞3”的服务效果。
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IC-LAM）的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面向用户”是IC-LAM集成服务的基石。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初衷就在于满足用户信息访问的集成性需求，因而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的需求是LC-LAM建设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2）“资源共用”是IC-LAM建设的核心思想。Common本义是与产权属性相联系，是指不属于任何人专有，可以与他人共同使用的事物，可译为“共有”、“共用”等。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首先就是要克服制度、管理和技术等层面的限制，使用户可以访问三类机构的信息资源。（3）“协同交流”是IC-LAM的重要功能。与一般的一站式服务系统不同，信息共享空间应该提供不同群体间的交流功能，构建协同学习和研究的环境，如用户群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三类机构服务人员之间的交流，用户与服务人员之间的动态交流等功能。（4）“多维呈现”是IC-LAM的特色体现。图书馆、档案馆的主要藏品是文献和知识资源，内容丰富但不直观；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实物，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进行呈现，但是缺乏对背景知识的理解直接影响对实物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就是要发挥各类信息资源的优势，通过背景知识、档案文献和实物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特定主题的信息。（5）“服务共同体”是IC-LAM建设重要基础。Common共用的范围除了三类机构的信息资源之外，还包括各类服务支持人员、物理空间等等，发挥各自的领域的专业性优势，最终将提供服务的各类机构整合成为一个相互协作的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信息共享空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服务体系，国内外多名学者曾经对其结构模型进行过探索。例如，唐纳德·比格的“物理＋虚拟＋文化”层次模型、吉姆·邓肯和拉里·伍兹的“物理＋虚拟＋支持”层次模型、亚力克·库奇曼的“物理＋虚拟＋社会”层次模型、戴维·博利埃的“物理＋逻辑＋内容”层次模型、任树怀的“实体＋虚拟＋支持”层次模型等等。参照上述研究，结合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IC-LAM的定义，本篇对IC-LAM的理论模型的设计如图3-5所示。
图3-5所示的图书、博物、档案信息共享空间IC-LAM模型整体上划分为实体层、虚拟层、服务层和支持层四个层面。
实体层是IC-LAM所依托的物理场所，由设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中的IC-LAM体验室和IC-LAM协同管理中心构成。“图书馆IC-LAM体验室”、“档案馆IC-LAM体验室”、“博物馆IC-LAM体验室”是构成IC-LAM的现实基础，由实体建筑空间、计算机和网络设备、信息存储设备、信息服务设施、相关服务人员等组成。“IC-LAM协同管理中心”是按照协作战略设立在图书馆、档案馆或博物馆当中负责联盟战略规划、数据整合平台建设和综合事务管理的实体机构，由必要的建筑空间、硬件设备、办公设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IC-LAM体验室的核心资源主要有空间（Space）、信息（Information）和人力（Human）三类：空间资源主要是IC-LAM体验室所依赖的实体建筑空间；信息资源是信息共享空间的核心资源，考虑到跨机构共享的需要，一般是指数字化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源及支持其存储和运行各类软硬件资源，包括直接生成的原生数字资源和对纸本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获得的再生数字资源；人力资源是围绕数字资源服务所应该配备的各类服务人员和用户的集合，例如提供咨询服务的馆员、对特定领域有深入了解的专家学者以及可以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的各类用户等。为了便于表达，IC-LAM理论模型当中将图书馆的三类资源简写为S L＿，I L＿和H L＿，将档案馆的三类资源简写为S A＿，I A＿和H A＿，将博物馆的三类资源简写为S M＿，I M＿和H M＿，如图3-5所示。
图3-5 IC-LAM的理论模型
虚拟层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资源整合与信息服务环境，是IC-LAM功能实现的关键部分。虚拟层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将图书馆IC-LAM体验室、档案馆IC-LAM体验室、博物馆IC-LAM体验室的核心资源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向用户提供一体化的在线服务和交流环境。根据信息共享空间核心资源的分类，虚拟层主要解决三类资源的整合问题：S L＿AM解决空间资源的整合问题，主要通过远程会议等技术手段将地理上分布在不同位置的空间整合在一起，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取远程空间的服务资源并参与互动交流；I L＿AM解决信息资源的整合问题，主要是通过资源整合平台采集IC-LAM体验室当中保存的各类数字资源的元数据，实现基于链接的数字资源虚拟扩展，支持基于本体的关联数据深度检索；H L＿AM解决人力资源的整合问题，主要是通过专用的IC-LAM社交软件，来实现图书馆IC-LAM体验室、档案馆IC-LAM体验室、博物馆IC-LAM体验室中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专家团队、用户群体之间的在线沟通交流，开展在线咨询、在线研讨、在线调查、在线讲座、在线培训、休闲娱乐等各类活动。
服务层是IC-LAM以各类整合资源为基础向用户提供一体化服务的平台，是IC-LAM价值的最终体现。IC-LAM服务层主要由远程会议系统、统一检索系统和在线交流软件系统等部分构成。考虑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参与协作的动力问题以及三类机构用户的使用习惯，IC-LAM整合服务可以通过数字图书馆（DL）、数字档案馆（DA）、数字博物馆（DM）三种不同的界面来实现，除了虚拟拓展的资源之外，其余的资源以关联数据方式提供。与一般性的资源整合系统不同，基于整合资源的交流互动是IC-LAM的主要特色。因此，IC-LAM服务层工作的重点在于开发基于整合资源、支持各类群体在线交流的软件平台，并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开发多样性的服务功能。这一类型的软件系统与流行的社交软件系统类似，只是功能要体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信息服务的特征，参与交流的群体主要是围绕信息服务当中的角色进行分类。
支持层是驱动IC-LAM建设和运行的核心动力层，属于IC-LAM协同管理中心的工作范畴，由技术支持体系、管理支持体系和文化支持体系三部分构成。技术支持体系主要是对IC-LAM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各类技术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制定总体的技术发展战略，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制定对应领域的技术标准，并对实践当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管理支持体系是IC-LAM运行管理的组织机构，由战略决策层、管理控制层和执行操作层等构成，需要在IC-LAM战略框架之下建立必要的业务流程、服务规范、激励机制、培训机制和评价体系等制度。文化支持体系是从IC-LAM深层整合的视角为全体人员的价值观念和合作意识、服务意识等做出的整体设计，除了要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当中达成共识之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大众做宣传推广，提高大众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和交流的意识。
总之，IC-LAM的实体层、虚拟层、服务层和支持层是一个整体，通过各层次相关因素的互动和融合共同支撑和驱动IC-LAM体系的运行和发展，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用户群体构建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和在线沟通交流环境。
IC-LAM建设是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的综合应用，实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资源虚拟重组的过程，其建设必须立足用户需求，以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为最高目标。
IC-LAM是在图书馆IC建设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共享空间的跨机构拓展，其实现过程比在图书馆这样的单一机构内部实现IC更加复杂，需要从战略层面上进行系统性规划和组织。信息共享空间理论先驱唐纳德·比格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共享空间手册》一书中将信息共享空间的规划分为自我发现、情境构建、勾画未来空间、组织校园访谈、起草与撰写规范文档共五个步骤，即“唐纳德·比格信息共享空间规划模板”。科瑞特·斯图尔特曾经提出调查和评论、学生和教师咨询小组、午餐邀请、实地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结构性访谈、录像访谈、设计实验、校内外专家、沙箱实验、学习空间监督委员会、报告卡和用户评价等12种用来规划信息共享空间的常规技术。唐纳德·罗素·贝利将信息共享空间的实施过程细分为资源配置和部署、保存项目文档、安全与隐私、员工培训、使用预约、营销与宣传等步骤。
参照上述思想，IC-LAM建设过程可以分为以下步骤：（1）联盟战略框架搭建，根据业务范围的相关性原则，由部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就战略协作问题达成共识，签订框架协议；（2）用户需求联合研究，通过大量调研探索三类机构用户需求之间的联系，为实现资源和服务整合提供依据；（3）各馆资源梳理，明确参与协作的成员馆现有的空间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作为信息共享空间资源规划和调配的基础；（4）IC-LAM情境构建，根据用户需求对信息共享空间的理想状态进行界定和描述；（5）IC-LAM总体设计，按照IC-LAM理论模型设计其实现的整体架构；（6）IC-LAM机构设置，建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联盟组织和参与协作的各成员机构；（7）IC-LAM实体层建设，建立联盟协作中心和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IC-LAM体验室，进行各类硬件设施建设；（8）IC-LAM虚拟层建设，在网络环境下实现跨机构信息共享并配置在线交流软件系统；（9）IC-LAM服务层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和服务的多维度呈现并推动各类在线服务项目的开发和运行；（10）IC-LAM整体评价，按照科学的评价体系对IC-LAM实施情况进行整体评估；（11）IC-LAM持续进化，根据用户需求不断完善和升级，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的需求。
IC-LAM建设需要解决的最为关键的三个问题是：（1）空间资源的整合；（2）信息资源的整合；（3）人力资源的整合。其中，空间资源的整合可以采用远程视频会议系统，通过信息技术缩小空间因素对资源共享的制约；人力资源的整合可以通过专用的社交网络软件，为基于整合资源的沟通和交流提供支持。上述两个问题都是在信息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信息资源的整合是IC-LAM建设的重中之重。IC-LAM建设的核心是实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据资源的整合，建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之间数字化协作机制，使三类机构在物理上分散，有相对独立的业务范围；同时，通过协同机制使三类机构所保存的信息资源在逻辑上互联互通，形成一个虚拟的“信息池”，可以被集成访问和应用。IC-LAM数据基础原理由“图书馆IC-LAM体验室”、“档案馆IC-LAM体验室”、“博物馆IC-LAM体验室”和“IC-LAM协同平台”四部分组成。IC-LAM体验室所依托的数字信息资源主要来源于DL（Digital Library）、DA（Digital Archive）、DM（Digital Museum）等近年来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已经启动建设的数字化工程项目，为简化问题，三类机构内部的数字资源整合问题只做示意。IC-LAM通过协同平台对DL、DA、DM的元数据进行收割和加工处理所形成的虚拟数字资源服务体系，采用OAI-PMH（The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协议使“数据提供者”与“服务提供者”相分离，DL、DA、DM向IC-LAM协同平台注册各自数字资源的元数据，IC-LAM协同平台对元数据的进一步加工后向用户发布，使信息服务的范围和深度更加符合用户需求，但是数字资源的访问还是要通过链接方式从资源提供者的服务器上进行。在该模式下，用户只需要关注数字资源的内容而不用关心这些资源物理上存储地点和存储方式，从而实现了基于元数据的数字资源一体化检索。此外，为了支持基于本体的信息资源语义关联检索，需要应用网络本体语言OWL构建领域本体模型并建立多领域本体的逻辑关联，通过本体模型库对数字资源进行语义映射和语义标引后，就可以使用SPARQL（Simple Protocol and RDF Query Language）进行集成检索，为用户提供具有知识推理功能的智能信息检索服务。最后，基于IC-LAM协同平台的整合数据资源通过DL、DA、DM三种界面进行多维度呈现，用户可以通过三者当中的任何一种界面访问全局资源。从资源覆盖面而言，三类机构所能够提供的数字资源的规模都得到了扩充，相当于在原有资源库的基础上又附加了一个虚拟的资源库（见图2）。因此，IC-LAM建设并不是对数字图书馆DL、数字档案馆DA、数字博物馆DM等数字化工程的否定，也不是要取代这些数字化工程，而是通过协作强化这些项目的专业优势，是同时对用户、联盟、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有利的多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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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IC-LAM的实施，在实践中可以采用以下策略：（1）开放联盟策略。IC-LAM建设依托隶属于不同行政体系和不同层级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建立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联盟是IC-LAM建设的重要基础。在实践中，可以由某几个核心机构发起，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求同存异、协作多赢”的原则设计联盟战略框架，充实和发展各类成员机构。为此，IC-LAM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考虑开放性的需要，可以在系统整体架构不做根本性调整的前提下将联盟的资源加入系统当中来。（2）逐级发展策略。IC-LAM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以按照功能完善程度划分为基础级IC、发展级IC和完备级IC三个级别，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实现元数据的跨库检索，逐步推进知识整合与在线可视交流等功能建设，由基础级IC逐步发展和完善，最终过渡到完备级IC，实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一体化信息服务和在线交流体系。（3）前瞻规划策略。IC-LAM是为用户提供整合服务的一种构想，其技术架构取决于联盟机构的决策，可以采用基于局域网的内部办公模式，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服务模式，也可以采用基于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高度整合模式。在云计算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可以暂时采用基于互联网的整合模式，在业务完全梳理和定义清晰以后，可以分步骤向云计算平台迁移。
IC-LAM框架的实施涉及一系列管理问题，必须在建设之初通过制度予以规范，主要有：（1）法律遵从问题。IC-LAM建设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畴之内，不能违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现有的相关法律的规定。例如，档案馆所收藏的档案文献有明确的保密期限，如在保密期之内不能向外界公布。因而能够参与IC-LAM的信息资源都是依法予以公开的资源，处于保密期的档案信息资源不在IC-LAM范畴内。（2）标准规范问题。数字化协作需要突破机构的限制进行信息共享，对于各类数字资源异构元数据如何进行转换、如何保证所有资源具有全局唯一标识、如何进行元数据交叉著录、如何参考本体模型进行元数据语义著录、如何进行关联数据标引等问题都需要制定标准规范供各方遵守。（3）知识产权问题。相关各方应当就元数据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共识，防止数据提供者的元数据被滥用，鼓励更多的机构参与到数字化协作当中来。（4）信息安全问题。需要建立完整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通过技术、管理、法律等手段的综合应用，保障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数字化协作的安全性。（5）服务质量管理问题。由于资源提供和服务提供相分离，如果资源提供者提供的数字资源出现读取问题或者链接地址发生改变，则可以使服务出现“断链”现象，应当建立相应的监测机制来发现和处理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