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服务是连接三馆数字资源与用户的桥梁,所以对于三馆的合作来说,信息服务质量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LAM数字资源价值的发挥,另一方面还决定着用户的最终满意度。信息服务作为一种服务方式是以特定的信息资源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信息服务需要充分考虑到其拥有资源的基本特征。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模式研究正是针对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所拥有的这一类特殊资源集展开的,另外研究工作还需要充分考虑到用户的需求,贯彻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间的充分合作为LAM数字资源的服务融合带来了新的契机。以三馆数字资源为基础的服务并不是原有三馆服务的简单相加,三馆的合作会催生出新的服务方式,这意味着服务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上的双重进化。目前,学界多关注三馆数字资源层面的整合以及共享,而对服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篇尝试构建与LAM数字资源相符合的服务,以充分挖掘资源的价值,带给用户更为个性化的、多样的、便捷的信息或知识服务。不过,在构建具体的LAM数字化服务融合之前需要明确以下几点,主要包括: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模式的内涵、目标以及影响因素等,本章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后续具体构建LAM数字化服务融合做好理论准备。
从国内的相关实践来看,单一系统内的信息资源共享实践也带动了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共享,跨系统的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服务还相对较少。图书馆界,以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为主的馆藏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共享较多,博物馆界和档案馆界的资源共享合作相对较少,因此馆际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共享不如图书馆界。剖析影响三馆资源共享的障碍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能进一步推动图博档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服务融合。
在文献调查的同时,作者也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天津泰达图书馆档案馆、南京图书馆、江苏省档案馆(局)、南京市博物馆、河南省文字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不列颠哥伦比亚博物馆、温哥华图书馆等十多个图博档单位、机构进行了走访,了解上述机构的文化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开展情况,同时获取三类机构在文化信息资源数字化服务融合中所关注的因素。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后发现,就机构性质、馆藏资源特点,上述机构主要关注图博档数字化服务融合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
目前很多国家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些文化机构间的合作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以充分发挥它们的文化及教育等功能。美国博物馆和资金资助会(IMLS)为了更好地促进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之间的合作,积极制定相关的LAM合作政策并为相关的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英国2000年4月成立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LA)是促进英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开展合作的重要机构,该机构旨在从战略层面为LAM三馆合作提供指导和支持,以为英国公民提供更好的文化和教育环境,最终提升社会的公正 。加拿大制定了《加拿大图书馆档案馆法令》,以法律的形式支持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并开展了成功的实践,成功地合并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等 。在资金方面,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组织为LAM的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例如NLG(美国国家领导补助)和英国的PRISM补助基金等。从世界范围内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政府政策和投资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相比学术研究和技术研究领域更为关心的内容是管理决策。
由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机构差异,三馆之间的合作交流还不够紧密,因此,三类机构的合作首先需要解决馆际协调问题。例如,南京图书馆规划以馆内资源为基础、结合馆外数字资源采集,实施“江苏记忆”,但是实现规模化、系统化、标准化的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需要多机构间的长期协作协调,需要调动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其中离不开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必要的经费支持。档案馆的机构性质,决定了其对档案使用的严格管理,因此,有图书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加工数字资源时需要到档案馆查访档案,档案馆严格的使用管理往往会使他们在利用档案资料开发信息资源时心存顾虑。另外,由于人力、物力、技术限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在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中也部分地采取了外包模式,因此,访谈中也有机构表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主要具有资源建设与管理优势,而百度、Google等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在贴近用户、了解用户需求方面也存在优势,企业与文化服务机构优势互补,在保障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由三馆提供资源、企业面向用户提供服务,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做法。
知识产权是基于个人的智力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产生的权利,具有排他性、专有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对LAM数字资源之间的组织共享有很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属于一种私权,对信息资源的社会公共传播与使用有所制约,因此要在知识产权与LAM数字资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确保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又要合理地扩大LAM数字资源共享的范围,以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价值。本质上讲,知识产权与信息共享在目标上是一致的,知识产权的终极目标是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以及维护公共利益。因此,LAM数字资源的组织与共享,要正确对待知识产权和LAM数字资源共享之间的关系,以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数字信息易于复制、修改、传输和重新发布。因此,版权的保护是困难的。网站及其网站内的所有内容和其他常见的数字数据(即信息)是机构的财产,受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大量LAM的文件,特别是在一些专业领域的文件内容是科学与科技成果和技术,许多涉及版权问题,如照片、电影、摄影、录音录像、地图、产品设计、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等。 知识产权可以确保LAM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数字环境下,便捷的信息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三馆在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传播、服务中的知识产权风险。本篇所访谈的机构都谈到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图书馆更多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但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它们所购买的图书期刊数据库以及其他自建的数据库,有些仅向本馆用户开放,有些是提供低分辨率资源供网络用户浏览,获取和使用高分辨率数字资源需要联系服务部门获得相关资源的授权使用。博物馆文物来源复杂,有些文物博物馆拥有财产所有权但未必拥有相应的版权,使得其信息资源在数字化和网络传播中受到限制。同时,文物和档案作为历史遗留物都具有稀缺性,出于保存和保护的需要,博物馆根据文物的稀缺性价值进行分级管理,档案馆根据保密级别对档案资源有限度公开,两类机构的资源特点加上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使得博物馆和档案馆更多的是实现行业内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共享,而在社会服务中仅提供有限的目录检索和专题展览服务。
图书文献、档案、文物都是文化遗产信息的记录载体。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统一按照载体的形式特点实现馆藏资源管理,因此这些信息资源也散落在不同载体的资源中,按照图书、档案、文物的分类组织体系进行管理。图书馆以学科知识内容体系为依据,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国分类主题词表》进行馆藏资源管理与描述,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和MARC是主要的资源描述标准,针对文化遗产信息资源也建立了组织规范,如古籍著录规范、金石拓片著录规范等。档案馆依据档案形成和运动规律,以职能分类为基础,基于全宗思想采用《中国档案分类法》、《中国档案主题词表》对档案资源分类组织管理,在检索中实现全宗级、案卷级、文件级和全文检索,也囊括了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等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庞杂,目前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分类法,各馆都根据馆藏资源建立了分类管理体系,使用较多的有时代分类法、质地分类法、功用分类法。另外博物馆内部对资源的著录描述也不统一,尤其在实物类型的文化信息资源著录描述中更为明显。所以在数字化服务融合中,图书馆、档案馆的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统一组织管理更易于实现,而博物馆内部因缺乏统一的分类组织标准,客观上影响了博物馆界内部以及博物界与其他文化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虽然国家文物局已经在推动博物馆内部的资源共享,但分类组织体系与描述规范仍是实现资源共享的一大障碍。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同为文化服务机构,但是馆藏资源的特点决定了三馆在服务开展中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图书馆更偏重于服务,博物馆和档案馆不仅是服务还要做好馆藏资源的保护,更为关注数字资源迁移和载体转换中的安全问题。在馆藏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图书馆界已经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基于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对手稿、图像与视频资料、古籍、甲骨、拓片等专门资源的元数据进行了规范和应用推广,能够借助OAI-PMH协议等实现馆际文化信息资源的跨系统交互。档案馆界建立了《中国档案机读目录格式》、《信息与文献——文件管理——文件元数据》国家标准,对明清档案和全国革命历史档案的采集、分类标引和著录形成了行业标准。各地也纷纷建立了地方性档案数据规范,如《江苏省文书档案文件级目录数据库结构与数据交换格式》、《四川省档案资料数字化标准》、《福建省文书档案目录数据交互格式与著录标准》等,因此专题类文化信息资源和区域内的档案资源数据交换易于实现,而跨区域的档案数据共享还有一定的难度。博物馆界与档案馆界类似,各馆基于馆藏资源建立文物管理信息系统,馆际的跨系统数据交互和资源共享还不易实现,但是博物界已经重视并在推动文物数据资源共享,目前国务院统一组织实施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在进行,目的是全面掌握和科学评价各馆文物资源和价值,促进馆际文物资源的整合利用。
LAM数字资源是含有极高的文化属性,LAM数字资源具有极强的国家、地区、政治以及民族等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是环境背景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政治环境对LAM数字资源共享的影响起到决定作用,良好的政治环境能够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信任,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只有在坦诚互信的氛围内才能够开展更好的合作。另外,文化背景经常涉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以应该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树立正确的合作意识才能促进LAM数字资源的共享。
LAM数字资源中的文献资源部分一般是由多种语言构成的,语言上的不同不仅影响到LAM数字资源的共享,还影响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最终使用。LAM数字资源来源于不同的国家及民族文化,由于不同的文化采用的语言文字不同,所以在共享LAM数字资源时需要对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随着Web3.0技术的到来,一些新型门户网站都在试图为不同国度用户解决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旨在通过机器翻译等手段使互联网真正成为跨国家、民族和语种的沟通平台。LAM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可以借鉴相关领域成果,以形成跨语言的LAM数字资源文化和知识平台。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源和服务宗旨,因此三馆形成了不同的服务。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文献资源的流通服务、信息服务、读者教育服务以及技术服务等。文献资料的流通服务是指图书馆直接为读者提供印刷型载体的馆藏一次及二次文献等。信息服务主要包括:文献报道、定题服务以及参考咨询等。技术服务主要帮助读者进行文献服务以及视听服务等,而教育服务主要是帮助用户提高资料的获取能力等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出现了一些新的服务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国家数字图书馆开展了很多特色服务方式,例如:掌上国图、盲人数字图书馆服务、数字电视服务、数字资源触摸体验系统、数字共享空间服务、虚拟现实以及智能价位服务等 。在服务上档案馆与图书馆颇为类似,比如两馆都提供检索、浏览、参考咨询以及培训等服务,但是受档案馆传统服务思维的影响,我国档案馆服务相对单一,重保密保管,轻开放服务,因此在考虑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时应该推进档案馆服务思维的转变,以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价值。从信息源的角度上来看,图书馆、档案馆所拥有的资源主要是文献型资源而博物馆拥有的资源大部分为实物型信息资源,因此在服务上造成了很大差异,比如博物馆、档案馆提供外借服务而博物馆并不提供外借服务,不过博物馆间也会经常交流馆藏,比如开办主题展览、藏品巡展等。博物馆传统服务形式包括参观游览服务、讲解服务、教育服务、科研服务、设施服务等。数字博物馆服务则主要包括资源检索、在线浏览、展览信息、教育培训、信息服务等。
在资源的共建共享过程中,定能发现LAM数字资源内部的深层联系,这些联系必定能够催生出新的服务形式。
技术因素深刻地影响着LAM数字资源组织与服务融合模式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为信息组织和LAM数字资源融合服务提供最基本的支撑,与LAM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类似技术因素也影响着数字资源组织和服务的各个层面。总体而言,技术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技术标准问题。虽然资源元数据在获取、交互、检索、传送、链接等环节中都有相应的标准可循,但在LAM数字资源的统一描述以及使用过程的不同环节中标准上的差异仍然是数字资源共享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就是相关技术如何应用于LAM数字资源的组织及使用之中,对LAM数字资源组织的不同层次进行划分,不同层次的数字资源共享涉及不同的技术,不同技术的引入需要考虑到其与具体资源间的匹配问题。LAM数字资源不同层次的共享对应着不同的理论和技术,例如LAM数字资源描述、交互、传递等标准对应的是元数据层共享的技术问题,基于知识文化的共享对应的是本体技术等。
另外,LAM数字化服务融合还包括其他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法律等因素。
在探讨LAM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影响因素时曾经提到其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内因和外因。从内外因两个方面对事物的影响因素进行划分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分类方法。内因来源于事物发展的内部,构成了事物产生、发展以及变化的根本动力,因而内部矛盾决定了事物发展的主要方向。本节主要讨论影响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模式的内部因素,在前文探讨LAM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影响因素时曾经对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这里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深化。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模式的内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LAM数字资源本身的性质以及其组织策略上的要求,如图3-1所示。
图3-1 LAM数字化服务融合的内部影响因素
图3-1揭示了LAM数字资源的特征以及组织策略对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模式的影响,由于空间限制,该图无法详细展示这些影响因素如何作用于LAM数字资源服务的融合。不过在具体探讨其包含的服务方式时应该给予这些因素以充分重视,从而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LAM数字化服务融合。这些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LAM数字资源的记录方式。前文已经对世界上著名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一些三馆合作项目拥有的资源情况进行了简单统计,在整个LAM数字资源中,文字、图片、视频以及音频等资源都占有很高的比重,因而不能忽视任何一种类型的信息资源。记录形式上的差异必然深刻影响到LAM数字资源的组织策略以及其服务方式,比如对于LAM数字资源检索来说,需要考虑信息资源存储格式以及元数据上的差异,另外对于LAM数字资源的展示服务来说,也应该重视不同类型资源的展示方法,如何将不同类型的资源统一展示将是LAM数字化服务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面。
第二,LAM数字资源组织体系上的差异。以图书、论文为代表的文献类数字资源与图形图像型数字资源在信息的组织体系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异同样影响到LAM数字资源的检索服务以及展示服务。对于LAM数字资源的检索来说,一方面要将图书以及论文作为一个基本的信息组织单位进行检索操作,另一方面也要深入其包含的具体内容层面。对于LAM数字资源的展示服务来说,既需要将图书以及论文作为信息资源的基本单位进行展示,也需要展示其内部的知识元。另外,这种资源组织体系上的差异还会对其他的服务方式有所影响。
第三,LAM数字资源生命周期上的差异。LAM数字资源生命周期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新资源的引入和旧资源的剔除,显然资源的引入以及退出都可以产生出一些与之对应的服务,比如当新资源引入时系统应该提供相关的信息推送服务,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订阅相关的信息。同样当某一资源被其他资源所替代时也可以通过RSS向相关用户发出提醒。
第四,LAM数字资源分类体系上的差异。LAM数字资源分类体系上的差异主要影响用户基于主题的资源浏览。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所采用的资源分类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对三者统一分类存在很大的困难。目前出现了一些新的比较灵活的资源分类浏览方案,比如谷歌艺术计划允许每个用户收藏自己所喜爱的资源,其他用户可以根据其所收藏的资源进行浏览,用户彼此可以分享各自的收藏。
第五,LAM数字资源结构化描述上的差异。在研究基于元数据的LAM数字资源组织时本篇曾经提出了一种组织与共享策略,其中图书、藏品以及档案被更好地区分,图书、藏品以及档案最好的描述方式仍然是采用各自独立的描述元数据,那么这种元数据标准上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LAM数字资源的检索服务。
第六,基于信息的LAM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基于信息内容的LAM数字资源的共享增强了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不将这些关系展示出来对于用户来说则毫无用处。因而需要研究与之对应的LAM数字资源展示服务以更好地向用户展示这些资源,另外资源间新增的关系可能会促进新服务方式的产生,因而可以尝试构建新的服务方式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七,基于知识的共建共享。其主要影响的是如何将不同的知识节点进行存储、标识、检索以及展示等操作,比如如何通过本体实现资源的检索等操作,如何实现基于本体的推理以及展示等。知识网络不断变化,如何将这些变化信息提供给所需用户,都是LAM数字化服务融合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八,LAM数字资源与用户头脑中隐性资源的共建共享。前文提到的基于用户协同编辑关联表的LAM数字资源组织并不是孤立的,它应该与LAM数字化服务融合相辅相成,如果没有相应的服务作为支撑协同编辑关联表将无法实现。LAM数字资源组织策略应该具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服务方式,能够使用户轻松地检索和浏览资源并能够十分方便地对检索结果进行连接,简易地编辑资源的关联表。另外关联表也为资源展示提供了一个工具,它不仅仅能够应用于知识元之间关系的存储和管理,还能够应用于资源的浏览服务,浏览窗口通过资源的关联表可以自动调出相关资源,带给用户多样化的资源体验。
以上几点将是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构建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包含的具体服务方式,另外也影响着服务方式的创新。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是承接着资源与用户的桥梁,因而要立足于数字资源自身特征及其组织策略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合作的巨大优势。
“效益”在经济学上的含义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比值越大,则效益越高。追求效益的本质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 ,而对于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而言,其所追求的除了经济效益外,更重要的是其对用户服务的效果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因此对于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概念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理解。
从图博档自身层面而言,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是指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融合之后所产生的服务效果和社会影响与产生这些效果所投入的各类资源成本总和之比。两者比值越大,则表示效益越好。对于图博档而言,其进行数字信息资源服务融合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资源共性投入和重复建设,节省人力物力等。因此,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到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概念涉及的是经济效益。
从社会层面而言,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是指全社会在进行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过程中所取得的服务效果和社会影响与产生这些效果所投入的各类社会资源总和之比。社会层面的概念更加注重数字资源服务融合对于用户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中长期的影响,因此,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到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概念涉及的是社会效益。
从信息生态层面而言,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是指在进行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所产生的信息环境的改善与为产生这些改善所投入的资源之比。这一概念更加注重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对于信息环境和信息系统生态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到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概念同样涉及信息系统生态效益。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都属于公共文化服务性机构,三者都非常注重其社会服务性,因此,其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一般也都将社会效益作为其服务效益的主要关注点。然而社会效益又是一种隐性效益,一般无法用直接的数据进行量化和统计,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数据指标来反映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的程度,但是这种反映也是非常模糊的,无法精确地展示数字信息融合后所产生的服务效益数值。近年来,以武汉大学邱均平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已经在国内的图书情报领域开展了实证分析研究,并为图书情报研究提供了很多测度指标。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其对于服务效益的量化并不容易实现。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其实证分析因素是确定且唯一的,因此,其量化结果也是准确的,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分析因素是不确定的,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只能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定性分析本身就存在矛盾性和双面性,因此,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模糊性。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所产生的效益并不像物质生产所产生的效益那么明显和直接,它并不容易被用户直接感知。特质生产的最直接结果是物质质量的提升或物质产生数量的增加,这些增多或增加可以直接由货币进行衡量,但是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成果主要是服务形式的改变、服务内容的增加、服务体验的改善、服务效率的提升、服务需求的更大满足、服务形象的改变、服务人员素质的提升等,而以上所有的内容几乎都无法直接用数字或某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虽然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无法直接衡量,但是它可以从多个角度被用户间接感知,这就是图博档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间接性。另外,图博档数字信息融合之后所产生的效益可能会逐渐释放,并且可以持续发酵。其除了对自身的服务产生效益外,还可能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图博档信息服务融合间接性的另外一种表现。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社会性是指图博档进行信息服务融合以后,其受益者是全社会,即为整个国民经济和全民服务的各个领域带来好处。图博档内的信息资源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任何人都有利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而在图博档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其信息数字信息的融合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容易产生效益。这些数字信息进行服务融合之前,有很多信息资源,普通民众是无法获取或查阅的,这些信息资源所产生的社会性效益自然会被削减。进行服务融合之后,更多的信息资源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地展示在社会大众面前。在社会工作中不同岗位、不同角色的大众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提高经济效益或工作效率,同时还可以促进国民素质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些都是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具有社会性的体现。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延展性是指,其除了对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自身产生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及服务效益外,还对于其他很多领域效益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如其对于国民素质提升方面的效益促进了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其对信息资源的融合,节省了读者大量的时间,从而提升了学习效率。数字信息的深入融合也避免了很多资源的重复订购与建设,从而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其对数字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展示,让人们能够从多个视角去掌握相关的信息知识。其对数字资源的服务融合模式,也为其他公共服务及相关领域的融合或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内容。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长期性是指图博档在实现数字信息融合以后所产生的影响是持续的、长期的,而且会一直稳定地发挥作用。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所产生的主要效益分为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两种。对于自身效益而言,一旦完成信息融合并开展相关服务以后,会节省大量的人力、经费、空间等资源,而这些节约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对于社会效益而言,其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人们将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享受服务融合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另外,这种融合模式对于其他领域的示范作用也将是长期的。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因素,如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社会支持力度的大小、用户的意见与参与度等。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后,才能实现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最大化。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的影响因素有:
影响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大小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其自身因素。因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三者的数字信息资源各有特点,其在记录形式、组织体系、结构化描述、分类体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图博档数字信息的服务融合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如何将三馆数字信息资源及其深刻的内涵合理且充分地展示给用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融合的效果、融合的深度等都会对服务效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图博档中的人力因素也会对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图博档三馆领导者的管理能力、决策水平、合作意识等都会对数字信息资源的融合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图博档中工作人员的素质和馆内建筑设备对数字资源融合的支撑服务也是影响服务效益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信息技术在现代社会科技体系中已经成为主导技术和关键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在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服务融合中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字信息资源的搜集、整理、加工、存储、转换、传播等,几乎任何一个环节都有信息技术的参与,而且,信息的所有先进技术都在数字资源融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应用,如数据的传输与处理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仓储技术等,这些技术在数字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应用是否深入与合理,对于图博档的信息资源融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融合后对于网络技术、网页技术、3D技术等信息技术在成果展示方面的应用也对会用户的利用体验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信息技术对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图博档这类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其作用除了保存历史文化遗产、传播文化知识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广大用户服务,让用户的各类需求得到满足。可以说用户既是图博档建设的起点,也是图博档服务的终点。1989年,美国社会学家Ray Oldenburg在《The Great Good Place》一书中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所谓“第三空间”就是指除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以外可供人们放松、消遣、聚会、交流的社会空间,既指物理空间,又是数字空间,满足人们对社交、创意、娱乐的需求。 融合后的图博档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绝对是第三空间的代表,而这一空间的价值是否得以体现,则取决于其对用户的吸引程度和评价的高低。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更加注重数字空间的建设,而这一服务效益的产生较之物理空间的融合更加依赖于用户的参与和评价。
图博档在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其在独立运行期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支持,而三者在进行服务融合的过程中对于多方支持的需求会更加强烈。在国家方面,除了经费的支持外,还需要相应政策法规的支持。在社会方面,除了物资方面的捐赠外,还需要民众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和积极的反馈,同时对于融合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给予理解和支持。在技术方面,还需要相关领域人才能够在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和攻关性问题的突破方面提供支持。因此,可以说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效益也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支持。
图博档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一下竞争因素,即其竞争者或替代性产品的出现,这个竞争者就是互联网的存在。据美国计算机学家Bergman预测,早在2001年,网络表层可见的个体文献就达到10亿,深层文献达到550亿。 从现在的现实情况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信息来源的重要来源地。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很多人查找信息已经很少有人从图书馆或档案馆开始他们的信息获取行为。而随着谷歌学术和百度学术等学术类专题网站的迅速崛起,也对于图博档的数字信息资源产生了新的威胁。但是好在,图博档的信息性和公益性仍然对用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在进行图博档的数字信息融合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并借鉴竞争者的优点,提升竞争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主要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效益,分别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信息生态效益,在经济学角度看来,效益就是收益与投入之比,比值越大,则效益越大,该项目则越值得投资。但是与普通的生产投资更加注重经济效益不同,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更加注重的是其社会效益和信息生态效益的提升。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社会效益是指进行服务融合后对社会产生的贡献与价值。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社会效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融合以后,在信息资源保护方面会有很大的提升。在融合之前,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是独立运行的,其在信息资源的采订与收集过程中是有各有侧重的,由于三馆各自的使命不同,其收集信息资源的类型和数量也都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在信息资源上的覆盖面上都不会非常全面,而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之后,馆内收藏的信息内容会更加丰富全面。而且由于三馆独立运行时,各自都有一些更加擅长的内容,融合之后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彼此借鉴。图博档三馆在融合之前都有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使命,三馆融合之后,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保存和保障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其发挥的作用也会较三馆独立运行期间更加明显。
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之后,用户的满意度会得到明显提升,除了前文提到的图博档数字信息融合之后,可以使信息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障外,其深度融合后的内容会让用户对于信息资源在获取和利用上也更加方便,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新的信息技术在融合中的应用也会让读者对于融合后的服务有一个良性的感知,其需求也更加容易得到满足,当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其再次寻求信息帮助时,也更加容易再次利用融合后的数字信息系统,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从而使得图博档的利用率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图博档在利用率和满意度方面的提升也抑制了其竞争对手的发展。
信息资源的保障率用户的满意度得到提升的同时,也会促进全社会对图博档形象价值的提升。因为需求得到满足,其在读者心中的地位自然就会提升,从而也就树立了融合后的图博档的良好形象。图博档的吸引力也更大,使得读者更愿意走进和利用融合后的图博档,这样也更容易得到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重视,从而也提高了图博档的社会地位。
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其所提供的信息和知识资源将更加丰富,尤其是图博档融合后赋予了很多信息资源新的知识,这些知识会让社会成员的素质和技能得到提升,也能对社会成员的劳动效率起到一个催化的作用,同时这些知识的应用可能对一些稀缺资源起到替代作用,如利用人工智能去完成很多不能完成的工作等。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经济效益是指利用资金货币来衡量的收入或实施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之后所节省下来的开支以及其他由此融合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资源融合之后,其首先在数字资源采购成本上会有很大的节省空间,由于之前三馆的独立管理,为了丰富本馆的资源结构,很多数字资源会被重复订购,很多项目也会出现重复建设的现象,而三者进行融合之后,这种重复订购和建设的现象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从而避免了资源浪费,节省了开支。同时图博档数字资源融合后,对于服务人员的需求数量会降低,以前在三馆设立的很多重复岗位可以合并,很多相似的岗位也可以进行融合,从而在人员开支方面得到明显的效益,同时在数字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管理方面,也会节省很大一部分开支。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融合后,节省开支方面的效益还是相当明显的。
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三者都属于公益性服务机构,其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支持和社会捐赠。在进行服务融合之前,每个类型的场馆都已经拥有了各自的支持来源,而融合之后,这些支持来源在节省开支的条件下没有减少,而且,由于三馆资源的融合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效益,如资源保障率、资源利用率和用户满意率等方面的提升,这会促使更多的社会支持出现,如政府会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各类企业或个人会提供更多的捐赠,同时也会为融合后图博档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图博档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之前,大多提供一定的有偿信息服务,如信息咨询、情报分析、科技查新、科技档案开发、形象文化产品定制等,这些有偿服务在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融合之后,由于信息资源的丰富与融合,从而使原有的有偿服务产品在内容和质量上都会有所提升,从而使其有偿服务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而且融合后的图博档,还可以开发出更具创新和融合意义的有偿服务类产品,虽然图博档更加注重其公益服务性,但是由于社会的特殊需求,很多服务采取有偿模式是不可避免的,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会使这些有偿服务具有更加深层的价值。
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还可以得到一些隐形的经济效益,所谓隐形经济效益,就是暂时无法被明确说明的一些经济效益,但是其确实存在,如图博档数字信息的融合,会促进资源的利用率,利用率的提升会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而国民素质的提升会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益的提升。这种连锁似的反应,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会经常出现,虽然这些经济效益并不直接产生,但是其确实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字信息融合的不断深入,这些隐形经济会越来越多。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信息生态效益是指由于图博档的信息融合,使得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资源这一参数得到了改变,而这一改是会对信息生态系统带来有益影响或有利结果。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信息生态效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促使信息资源的利用率的提升,而信息是信息资源的基本组成要素,因此,信息利用率也必然得到提升,信息利用率的提升促进了信息在信息链中的流动 ,这种流动也为信息链中的信息生产者、信息组织者、信息传递者、信息消费者和信息分解者都提供了新的能量,从而使整个信息生态的效益得到了提升。同时,这种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也加速了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服务进程。
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也促进了信息环境的改善,信息环境由信源、信道和信宿组成 ,前文已经提到,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使数字信息资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这种提升在信息环境中就是信源方面的改善。信道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通过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人们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更加方便快捷,以前需要从多个渠道获取的信息,此时却可以在融合后的系统中“一站式”获取齐全,这无疑是对信道非常有利的改变。而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信宿,是图博档数字服务融合的最直接受益者,他们在服务融合之后获得了更多的良性感知。
图博档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之前,各自独立运行,其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有各自独立的分类体系和资源结构,对于广大用户来说,收集信息时,其信息噪声会非常大,不容易直接获取全部有用的信息,而且资源的重复建设和交叉建设,也让用户在过滤有用信息的过程中负担不断加重。而图博档开展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之后,信息资源会利用统一的标准和结构去组织这些资源,并且直接过滤掉那些重复资源,从而使信息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
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和评估是对图博档进行服务融合后所产生的效益进行衡量、检查、评价和估计,从而判断出服务融合的优劣和利弊。评估在项目管理、工程管理等管理学领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在信息资源共享和融合领域,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评估可以分为融合前的预评估和融合之后的后评估。预评估是指在进行数字信息资源融合前,通过对各方资源进行考察和调研分析,为了评服务效益更大而提出融合方案的过程,预评估有利于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融合能够顺利开展且减少漏洞和缺陷。后评估的目的就是对于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所产生的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或是否达到效益最大化。在融合后的应用过程中,是否存在需要及时地做出调整和改进。当然,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效益评估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他各类因素的变化,需要进行多次反复且形成规律的评估,只有这样,才能让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不断改进,让效益不断增加。
获取更大的利益是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最大动力,但是在数字信息融合过程中,三个参与主体之间所投入的资源、人力、技术、经费等各不相同,因此在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其产生的利益不可能直接平均分配,各主体都需要在其中寻找一些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 如果这种平衡没有实现,就容易产生利益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如果不及时解决,那么随着冲突的加剧会极大影响三个主体间的融合及后续服务健康的发展。
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图博档数字服务融合的主体利益诉求与共创价值分配冲突是指图博档在进行数字服务融合后,各主体所获得的利益在与其所期望获得的利益在数量或类型上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数量上的差距,一种是类型上的差距。数量上的差距是指某个主体认为自己所获得的利益与其期望的利益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出入,认为获得的利益与自己所付出的资源、精力、技术等内容没有在数字信息融合后形成等价交换。类型上的差距是指某个主体认为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类型与自己期望的不相符,如其可能在数字信息融合后得了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效益,但是却很少得到经济效益,或其得到的经济效益比未进行融合之前减少了等。当然在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也要出现,相关主体的体益诉求在数量和类型上都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
图博档数字服务融合的主体间偏利共创利益冲突是指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在进行利益分配时更倾向于其中的一个主体或两个主体,而没有惠及进行服务融合的三个主体,从而出现利益分配失衡现象。主体间偏利共创的利益冲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主观上的主体间偏利共创的利益冲突是指图博档中的一个或几个参与服务融合的主体从主观上认为自己所付出的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或者说投入与产出并不相匹配。而客观上的主体间偏利共创利益冲突是指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管理者在进行利益分配时,更偏向于其中一个或几个主体,这种分配偏差可能是由于某个主体的贡献因为各类原因被管理者忽视,也有可能是由于管理者在主观上更重视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主体。
图博档数字服务融合的主体间偏害共创利益冲突是指图博档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中,需要牺牲某些参与主体的利益而出现的利益冲突现象。这种利益冲突现象也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种是图博档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过程中,除了各主体都需要付出的成本之外,还需要某一个或某几个主体付出额外的成本或补偿性投入,从而使主体利益受损。另外一种现象则是“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出现寄生主体。所谓寄生主体是指在进行数字信息融合过程当中,某个主体既没有投入任何成本,也没有在信息服务中提供任何的服务,但是却可以参与共创利益的分配。这种寄生主体的存在必然会对其他做出投入和牺牲的主体造成利益的损害,从而产生利益冲突。
既然在图博档数字信息融合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利益冲突,那么我们有必要在针对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问题事先做出相应的规划,在做出规划前,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利益的保障原则。
图博档的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是由图博档三个主体共同完成的任务,三个主体在进行融合之前都有其各自的地位和使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从属或强弱关系,因此,三个主体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过程中应该遵循互利互惠原则,即在融合过程中三个主体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努力创造最大的价值,同时在利益分配时,让图博档三者都得到相应的利益,而不是牺牲某个主体的利益而使另外的主体获得过多不平等的权益。
图博档三馆本是地位上相互平等且又在信息资源上存在一定交叉的三个主体,其在进行数字信息融合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共有资源提供过剩,而稀缺资源提供不足的情况,而对于提供的过剩的资源,同样希望获得相应的回报,而这种现象又很容易出现利益的上冲突,因此,在图博档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之前,应该先明确各主体的义务以及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根据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去获取相应的利益和权利。
图博档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让用户的体验和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因此,图博档三个主体在进行融合过程中应该首先保障用户的利益得到最大化,而不应该因为考虑主体自身的利益,而损害用户的利益。如一些稀缺资源或容易消耗的资源因其稀缺性,而显得更加珍贵。而拥有这些稀缺资源的主体不能因为融合后,这些资源无法得到相应的利益回报,而将之雪藏,不为用户提供服务或减少被用户提供服务的次数。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应该首先考虑用户的利益,并在用户利益得到最大化后再考虑主体自身利益。
为了保障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后,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在进行数字信息融合之前先找到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法,有了确定的分配方法可以使以后的利益冲突概率大大降低。利益分配主要有:
图博档在进行数字信息融合之前,三个主体都有其各自的使命和服务方向,因此其在进行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过程中,三个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都有着各自的想法。要解决这种利益冲突和差异,我们应该积极推进三个主体之间的融合,形成一种价值的共识,即:树立综合价值理念,正确处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关系,实现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双赢;树立长远价值理念,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实现图博档数字信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整体价值理念,正确处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在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体现个体利益。
在现代社会中提及利益分配方法,一般都把法治作为其最终权益兑现的保障。因此,在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中涉及利益分配时,最好的方法是先制定利益分配协议,数字信息服务融合的参与主体根据自身提供的资源、人力、经费、管理等方面内容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三者经过协商后制定三方认可的利益分配协议,当然这份协议除了利益分配内容外,也应该涉及风险承担方面的内容。因为这种利益分配协议的存在,利益有了保障,参与数字信息融合的主体才会积极参与融合建设,努力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图博档在数字服务融合过程中,仅仅制定利益分配协议是不够的,因为在数字化服务融合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能够考虑到的涉及利益分析的内容外,还会有很多我们忽略的内容或者之前没出现过的状况,即使是在协议中存在的内容,也有可能会因为个体理解角度和理解深度的不同而产生分歧,此时,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所有参与服务融合的主体都认可的权益仲裁机构,当利益分配产生冲突时,冲突主体可以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仲裁机构在经过充分调查和评估之后给出最终判定结果。当然,对于仲裁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也是一个需要预先解决的问题。
由于图博档在独立运行期间各自服务方向的不同,其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进行数字化信息融合共建的过程中,有的主体较之其他主体会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其在相同的投入或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有的主体已经投入了全部精力却在效益上收获甚微,但是这些工作又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此时,就应该考虑建立政府补偿机制,对于那些社会有需要但是回报率很低的工作内容或主体提供专门的补贴或者提供相应的政策倾斜,使其能够获得足够的工作动力,从而保障融合后的数字信息资源产生最大的综合效益。
本章是下一章LAM数字化服务融合模式构建的理论准备,主要对LAM数字化服务融合的影响因素等,影响因素特别是内因部分和图博档数字信息服务融合效益及利益,是LAM数字化服务融合需要考虑的重点,正确全面地认识这些因素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