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电话铃响了，我顿时心跳加速。

在我开殡仪馆的头几个月，每一通电话都让我激动不已，因为打电话过来的人并不多。“要是……要是有人死了呢？”一想到这儿，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当然会有人死了，亲爱的，你这里可是殡仪馆——要的就是死人呀）。

电话是一名临终关怀护理员打来的。10分钟前，她宣布乔瑟芬死亡，遗体还是温热的。现在，她就在病榻旁与死者的女儿争执。死者的女儿决定联系我的殡仪馆，因为她不想让妈妈刚一断气就被抬走，而是想把母亲的遗体留在家里一段时间。

“她可以这样做吗？”

“当然可以了。”我回答道，“事实上，我们鼓励她这样做。”

“这难道不是违法的吗？”护理员怀疑地问道。

“不，这不违法。”

“按照以前的做法，我们通知殡仪馆后，他们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过来收殓遗体。”

“死者的女儿对遗体有绝对处理权。护理人员、医院和养老院都没有这个资格，殡仪馆就更没有了。”

“好吧，如果你确定。”

“我确定。”我说道，“请转告乔瑟芬的女儿，欢迎她再与我们联系，今晚或者明天上午都行！只要她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在晚上8点的时候去收殓乔瑟芬的遗体，此时距离她过世已经六个小时了。第二天，她的女儿给我们发来一段手机视频。在这段30秒的视频中，死去的乔瑟芬躺在床上，穿戴着她生前最喜爱的外套和围巾。床边的梳妆台上闪烁着烛光，一层花瓣撒在她身上。

虽然影像模糊，但你能看到，乔瑟芬以容光焕发的姿态度过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夜。她的女儿为此颇为自豪——母亲生前一直在照顾她，现在换她来照顾母亲了。

我运作殡仪馆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所有业界人士的认同。有些人认为遗体必须经过防腐处理才安全（错的），而且只有获得执照的从业人员才可以处理与遗体相关的事宜（这也是错的）。他们觉得年轻、激进的殡葬人“开始让我们这一行看起来像个笑话”，并认为“用‘马戏’来形容如今的葬礼服务是最恰当不过的”。一位绅士承诺道：“如果有一天殡葬业变成了去死者亲属的家里参观未防腐尸体的三日游，我就辞职不干了！”

在美国，也就是我生活的地方，死亡从20世纪开始就变成了个大买卖。21世纪证明了，美国人仅用100年的时间就忘记了殡葬曾经的模样：殡葬其实属于家庭和社区事务。19世纪，没有人会质疑乔瑟芬的女儿亲自给亡母穿衣打扮——她要是不这么做才奇怪呢，没有人会质疑妻子清洁、打扮自己丈夫的遗体，也没有人会质疑一个父亲亲手把亡子的遗体安放在自家做的棺材里。只用了如此短暂的时间，美国就拥有了地球上最昂贵、最资本化、最官僚的殡葬业。如果说我们美国人最擅长什么，那就是把正在经受丧亲之痛的人们与亲人的遗体分开。

五年前，当我筹划自己的殡仪馆（和这本书）的时候，我在伯利兹一处偏远的环礁湖附近租了间木屋。那时候，我正享受着作为火化工和尸体运送司机的“光辉”生活，所以可想而知，木屋的租金绝对低廉。木屋里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无线网络。环礁湖距离最近的小镇有9英里远，只能靠四个轮子的汽车前往。我的司机是木屋的拥有者，名叫卢西亚诺，30岁，伯利兹本地人。

让我来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卢西亚诺。他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一群忠实但稍显瘦弱的狗跟着。当木屋没有客人住时，他就穿着人字拖，带着大砍刀和这些狗钻进伯利兹的树林里，一待就是好几天。林子里的鹿、貘、犰狳都是他的猎物。他会把猎到手的动物杀死、剥皮，然后直接剖开胸腔吃掉心脏。

卢西亚诺问我靠什么为生，我告诉他我在火葬场从事与死人有关的工作。他一下子从吊床上坐起来：“你把他们烧掉？”他问道，“那你就是用人做烧烤咯？”

我思考了一下这个形容：“这个嘛，火化的温度比烧烤的温度要高，差不多超过1800华氏度，可以说直接跳过了‘烧烤’这个阶段。但两者差不多，嗯。”

每当卢西亚诺所在的社区有人离世，死者家属就会在家中进行一整天的守灵。伯利兹的人口构成呈多样化，文化方面受到来自加勒比海和拉美地区的双面夹击，国家官方语言为英语。卢西亚诺认为自己是一名混血儿——玛雅原住民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

卢西亚诺的祖父是他们社区的殡葬人，人们会请他来家中为遗体做守灵前的准备。有几次，当他抵达死者家中后，发现遗体僵硬得厉害，硬邦邦的肌肉让他难以给遗体进行清洗和穿衣。根据卢西亚诺的说法，每当碰上这种情况，他的祖父都会和遗体交谈一番：“瞧，你想美美地上天堂对不对？但你要是让自己一直这么僵硬下去，我就没法给你穿衣服了。”

“也就是说，你爷爷用‘谈话’缓和尸僵？”我问道。

“你还得在上面涂一点儿朗姆酒，通过按摩来放松肌肉。但他愿意跟遗体交谈。”卢西亚诺回答道。

在说服死者放松自己之后，他爷爷会把手放在死者的胃部上方，挤压出粪便和腐化产生的气体——就跟帮婴儿拍嗝儿一样，在他们往你脸上打嗝儿之前先把它拍出来。

“你在美国时也是干这个的吗？”他问道，双眼注视着湖面。

当然，伯利兹的大城市不乏采用美国殡葬模式的殡仪馆，他们也高价售卖红木棺材和大理石墓碑。伯利兹的医院也受到了类似的现代化冲击：不管死者亲属同意与否，都要对遗体进行尸检。卢西亚诺的奶奶在临终前，强烈反对自己被开膛破肚。“这就是我们把她的遗体从医院偷出来的原因。”卢西亚诺告诉我。

“抱歉，你说什么？”

是的，我没听错，他奶奶的遗体被他们从医院偷出来了。他们给奶奶的遗体裹了条床单，然后就偷出来了。“医院能把我们怎么样？”他说道。

他又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有关他的一个朋友。这个人就溺死在小木屋门前的湖里，但卢西亚诺没有报警。“他已经死了，警察来了又有什么用？”

卢西亚诺说，他希望自己死后能被埋在一个简单的土坑里，用动物的毛皮当裹尸布，坟坑的边缘要用落叶围起来。他已经决定亲自设计裹尸布的样式。

他解释说，他和朋友们经常讨论死亡，彼此互相询问：“嘿，你想要什么样的葬礼？”

“你家乡的人不讨论这些吗？”他问我。

这可不好解释。就我家乡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确实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为何我们的文化总是惧怕死亡，为何我们总是拒绝与家人、朋友讨论他们想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体。这种逃避无异于自掘坟墓——我们对命运的终点避而不谈，我们的财富和哀悼的本能因此而被置于风险之中。

我相信，如果我能目睹其他文化是如何看待死亡的，我也许能够证明世界上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处理或理解死亡的方式的。最近几年，为了观察世界各地的葬礼仪式，我游历了澳大利亚、英国的英格兰、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玻利维亚和日本，并走遍美国本土。从印度的火葬柴堆到造型奇特的加纳棺材，能让我学习的习俗不在少数。我选择走访的这些国家，都拥有令人惊叹却鲜被人提及的民俗风情。我希望我的发现能有助于寻回我们自身文化的意义和传统。这对身为殡葬人的我来说很重要，对作为女儿和友人的我来说更加重要。

*　*　*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写过两种文化对彼此的丧葬传统感到震惊的情形，可谓历史上对此现象最早的记录之一。在他的描述中，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召集了一些希腊人到他面前。希腊人有火化遗体的传统，国王便问道：“什么样的奖赏能让你们吃掉父亲的遗体？”这个问题让希腊人惊慌不已，连连解释无论多么丰厚的赏赐都不足以把自己变成食人族。第二天，国王召集了因食用遗体而闻名的卡拉提亚人。国王问他们：“什么样的奖赏能让你们焚烧父亲的遗体？”卡拉提亚人表示这种行径“太可怕了”，请求国王不要再提及此事。

上述这种对其他文化的丧葬习俗感到极度厌恶的态度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哪怕你距离一家现代殡仪馆有10公里远，你都能发现那里的员工格外热爱19世纪时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的一段名言：“让我看看一个国家照料死者的方式，我就能用数学的方法精确地衡量该国人民的慈悲胸怀、对国家法律的尊重和对崇高理想的忠诚水平。”

他们把这段话雕刻在墙饰板上，还放在官网的显著位置，与美国国旗的动态图片和背景音乐《奇异恩典》搭配在一起。可惜，格莱斯顿从未像他承诺的那样，给我们一个可以“精确衡量”殡葬水平的数学等式。比如，这种习俗包含79.9%的野蛮，那种习俗拥有62.4%的体面。

（事实上，格莱斯顿很可能根本没说过这些话。这段文字首先出现在杂志《美国公墓》1938年3月刊中一篇名为《成功的墓地营销》的文章里。我没法证明格莱斯顿没说过这些，但一位研究格莱斯顿的知名学者告诉我，至少他自己从未见到过类似的文字。他所能给出的结论最多就是“听起来倒像是格莱斯顿的风格”。）

不过，就算能够识别出其他殡葬传统的优点所在，我们也会因为偏见而降低对其接受的程度。1636年，2000多名温达特人聚集在一处公共墓穴周围，即现在的加拿大休伦湖畔附近。墓穴6英尺深、24英尺宽，能够装下700具尸骨。

公共墓穴并不是这些尸骨的第一站。当还是新鲜尸体时，它们身穿河狸皮制成的袍子，被放置在10英尺高的木架上。差不多每隔10年，分散在各处的休伦-温达特部落就把遗体聚集在一起，统一安葬在公共墓穴中。这种习俗被称为“亡者盛会”。温达特人首先会进行准备活动，即先将尸骨从木架上取下，然后由死者的家人——通常是女性亲属——把残留在骨头上的肌肉和组织剔干净。

清理尸骨的难易程度取决于死者死了多久。有些遗体已经完全腐化，只有一层薄薄的、早已风干的皮肤挂在白骨上。有些遗体经过处理，成了木乃伊，人们只好把干掉的肉一条条撕下来，然后烧掉。而最难清理的当数那些刚死不久、满身都是蛆虫的尸体了。

法国传教士让·德·布雷伯夫观察并记录下这一习俗。他不仅不害怕，还非常赞许这种亲密照料家人遗体的方式，字里行间充满了敬佩之情。有一次，他看到一家人正在从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上取下裹尸布。这家人没有被黏黏糊糊的腐肉吓到，他们动作麻利地清除掉腐肉，然后给遗体换上一块新裹尸布。于是，他问自己：这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能够给予基督徒启示的高尚做法”？布雷伯夫对公共葬礼仪式表示了同样的钦佩。当温达特人用沙土和树皮埋葬死者时，他发现这种“仁慈的举动”让自己“备受鼓舞”。

我敢肯定，当布雷伯夫站在公共墓穴旁边的那一刻，他确实被温达特人的葬礼习俗打动了。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他那热切的最终目标：温达特人所有的习俗和仪式都应该被基督教礼仪所取代，完成从“愚昧、无用”到“圣洁”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加拿大原住民对布雷伯夫传教士的提议持保守态度。历史学家埃里克·西曼指出，北美原住民和欧洲殖民者都会在彼此身上发现“恐怖的变态行为”。法国基督徒大言不惭地宣传自己在一个名为“圣餐”的仪式中食用神明的“血和肉”（对，吃的正是自己崇拜的神明），这种食人行为怎么能让温达特人认同他们的礼仪是高尚的呢？

既然葬礼仪式起源于宗教，我们难免会有因自己的信仰而诋毁其他文化的习俗。1965年，詹姆斯·W.弗雷泽在《火化：这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我来剧透一下，答案是不符合）一文中写道：遗体火化是“野蛮的行径”，并且“助长了犯罪”；一个体面的基督徒想到“友人的遗体仿佛炉子里的烤牛肉一般，到处都是融化的脂肪和烧焦的组织，肯定会忍不住作呕”。

我认为丧葬习俗的价值与数字无关（例如，某个习俗包含了36.7%的野蛮），而是基于情感，这种情感来自对自身文化独特威严性的信赖。也就是说，当一种丧葬习俗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习惯时，我们就会给这个习俗贴上“野蛮”的标签。

我在伯利兹的最后一天，卢西亚诺带我去了一处公墓，他去世的家人就安葬在那里（包括被偷出来的奶奶）。公墓里到处都是高高的水泥坟冢，有的得到了精心维护，有的则破败不堪。一个十字碑倒在杂草里，上面套着女士内衣。一对并排竖立的墓碑被无情地喷上了黑色漆字，一块写着“加沙之地”，另一块写着“忏悔吧，所有人”。

卢西亚诺祖父母的坟墓坐落在公墓远处的一棵树下，两个人的棺材叠摞着安置在水泥做的墓室里。“我奶奶不喜欢这个水泥墓室，她就想让我们在地上挖个坑，尘归尘嘛。但是……”说着，卢西亚诺用手轻轻拂去墓室上的枯叶，动作里充满了怜爱。

我惊讶于卢西亚诺没有错过祖母离世的每一个环节。他从医院偷走遗体，与家人一同在兰伽拉音乐（祖母的最爱）和朗姆酒的陪伴下守夜，年年都来公墓打理坟冢。

与此相反，西方殡葬业却有意让哀悼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在困惑中游走。大多数人不会告诉你他们向你母亲的遗体里注射了哪些化学品来防腐（答案是福尔马林、甲醇、乙醇和苯酚的混合物），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购买3000美元的不锈钢墓穴（答案是不让工作人员清理杂草时太辛苦）。2017年，国家公共电台前往多家殡仪馆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了“一套令人不解的、无用的体系：当普通消费者试图在悲伤和经济拮据的双重压力下做出花费不菲的购买决策时，这套体系好像就是用来让他们搞不明白似的”。

我们需要掀起一场殡葬业革命。我们需要引入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新实践，更加努力地鼓励家庭参与。但是，如果我们与让·德·布雷伯夫别无二致，错误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习俗才是正统，“其他人”的传统都是不值得尊重的野蛮行径，那我们不仅不能推动变革，连质疑殡葬业体系都无法做到。

上述这种轻蔑“异己”的态度会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全球最大的旅行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在旗下一本关于巴厘岛的书中收录了质朴的特鲁扬村公墓。特鲁扬村的习俗是，村民用竹条编织出一间小棚子，遗体就放在里面自然腐化。等遗体白骨化后，再把骨头拿出来码放在翠草丛生的大地上。孤独星球没有解释这种古老习俗背后的意义，反而建议明智的旅行者“跳过这残忍的一幕”。

也许你永远也不会像卡拉提亚人那样吃掉自己亲爱的老父亲，我也不会，因为我吃素（开玩笑啦，老爸），但因此而宣称西方的殡葬传统比其他文化的更高级，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由于殡葬服务的资本化和商品化，不管是距离上的亲近度、情感上的亲密度，还是丧葬仪式本身，我们都远远落在了其他文化后面。

好消息是：我们没有义务远离死亡，也没有义务对死亡感到羞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现身、出席、参与。在东京和巴塞罗那这样的大都市，我看到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集在一起，与遗体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见证完火化仪式。在墨西哥，我看到人们在逝者的墓前摆放供品，哪怕逝者已经去世很久，这样就不会有人被遗忘。

在本书所提及的丧葬仪式中，大部分都会与你所熟悉的截然不同，但我希望你能看到它们的异色之美。也许你确实害怕死亡，与死亡稍一接近就会惊恐不已，但你已经读到了这里，接下来你会读到更多人的故事。现在的你和他们一样，已经现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