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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弄清一个人是如何思考的，就必须考察他与别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因而是发展变化的；另一方面，它是由一定的、不易的制度决定的，如社区或国家的政治传统等。如果不同时了解上述这些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心理活动。
人的心理活动不是绝对自由的。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需要及时解决，这就决定了它的活动路线。这些问题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影响着个体，而社会生活却很少受到个体的影响。即便有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然而，不能因此就断言，社会生活的现存条件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些条件纷繁复杂，且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无法彻底解开和全面诠释精神生活的奥秘，因为我们本身就深陷形形色色的关系之中，难以自拔。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社会生活的逻辑为地球上的终极真理。要想接近这一真理，就要不断完善社会组织，不断克服种种错误，不断提高人的能力。
上述设想的一个重要支柱在于社会分层。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基础，即人们赖以生存的技术形式，决定了“理想的、符合逻辑的上层建筑”，即个体的思想与行为。我们对“人类社会生活逻辑”和“终极真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概念是一致的。然而，历史以及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洞察（个性心理学）告诉我们，有时，个体对经济形势的要求很容易采取错误的反应。在试图逃避经济形势的过程中，他可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错误反应的罗网。在走向终极真理的道路上，这样的错误会接连不断，层出不穷。
群体生活（或社会生活）的规则，与气候规律一样，不言自明。气候规律迫使人们采取防寒措施，建造房屋等。群体或社会生活的种种制度要求我们必须遵守，然而，其形式则不必完全理解，例如，在宗教中，神圣的公共仪式充当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纽带。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条件首先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那么，它们也受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群体生活的限制，受到群体生活自发产生的法律规则的制约。
群体需要调整人际关系。群体生活先于个体生活。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不是以群体生活为基础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以群体成员的身份出现的。这种现象不难解释。整个动物王国证明了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任何一个物种，如果个体无力保护自己，就必然集结成群，从而获得新的力量。
群居本能在人类身上表现如下：为了对抗严酷的环境，人类发展出了最显著的工具—灵魂，其本质渗透着对群体生活的需求。很久以前，达尔文就提醒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即弱小的动物从不单独生活。事实上，人类也属于弱小动物，因为人类同样不能单独生存。人类抗御自然的能力很差。为了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下去，不得不发明各种机器以弥补身体的不足。试想一下，一个人独自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没有文明提供的任何工具，结果会是怎样？他会比任何一种生物都难以生存下去。无论是速度还是体力，人类都无法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既没有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又没有它们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如何能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胜出？所以，人类需要各种设备来保护自己。人的营养、特征和生活方式都需要得到精心的呵护。
至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非得处于有利的环境之中才能生存，而这些有利条件都是源自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为必需，是因为群体生活和劳动分工使得个体从属于群体。只有这样，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才能延续下去。劳动分工（从本质上讲，就是文明）本身能为人类提供进攻和防御的工具，从而保护人类的财富。只有学会了劳动分工，人类才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想想妇女分娩的痛苦！想想婴儿落地之后护理的艰难！没有劳动分工，一切都不存在。想想世界上的顽疾，想想人类肉体的虚弱（尤其是幼儿时期），就会知道人生需要何等的呵护，就能理解社会生活是多么必不可少。群体生活无疑是人类生存最可靠的保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属于低等生物。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一直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永远激励着人们去寻找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使自己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从而减少乃至消除自身的劣势。于是，便催生了心理器官，这种器官能帮助人们很好地适应环境，获得安全感，这比给原始生物装上可以抵御自然的角、爪和利齿使其进化成为一种新的生物要简单得多。心理器官自身便可以提供急救措施，从而弥补人类的器官缺陷。先天不足的感觉，作为一种永恒的刺激，培养了人类的预见能力和预防能力，使其心灵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成为一种能思考、能感知、能行动的器官。由于社会在适应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心理器官从一开始就要考虑群体生活的条件。心理器官的全部功能都是在同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群体生活的逻辑。
在逻辑学的起源及其普遍适用性的内在必然性中，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人类心灵发展的下一个步骤。具有普遍有用的东西才是符合逻辑的。群体生活的另一个工具是表达清晰的言语，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奇妙之处。言语的形成充分表明其社会起源，同样也不能背离普遍有用的原则。言语，对于独立生活的生物来说，毫无用处，它只有在群体生活中才有存在的价值。言语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是个体之间的纽带，而这一点在那些难于或根本无法与人接触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身上可以找到佐证。有些人常常出于个人原因回避一切社会关系，另一些人则是环境的受害者。无论如何，他们都为语言障碍所困，无法获得学习外语的能力，而语言能力的获得似乎只有在与人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言语对人类灵魂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言语是逻辑思维的前提。有了言语，才有可能创立概念，理解价值上的差异。创立概念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只有在具备普遍效用时，才有意义。我们对美的喜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对美的认识、理解和感受是普遍存在的。由此可见，推理、理解、逻辑、伦理、美学等思想和概念统统源于人的社会生活，它们同时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起着防止文明瓦解的作用。
欲望和意志也可以视为个体境遇的一些方面。意志不过是克服先天不足的一种倾向，一种获得满足感和适应感的工具。“意志”意味着对这种倾向的感知，并与其相向而动。每一个自愿的行为都是从不足之感开始的，慢慢地向一种满足的状态迈进。
至此，可以理解，任何有助于确保人类生存的规则，如法令、图腾、禁忌、迷信或教育等，都必须受到群体观念的支配，并与之相适应。这一点已经在宗教案例中得到了检验。研究发现，适应社会是心理器官最重要的功能。个体如此，社会也不例外。我们将其称为正义和正直，并认为，人格中最宝贵的东西，从本质上讲，无非是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诸多条件。这些条件塑造了人的灵魂，并指导其活动。责任、忠诚、坦率、对真理的追求等美德都是在群体生活普遍有效的原则上建立和保持的。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角度来评价人格的好坏。人格，如同科学、政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只有证明了其普遍价值才有意义。衡量个体的标准是由他对整个人类价值的大小所决定的。我们把个体与理想个体进行比较。所谓“理想个体”，指的是他能够克服面前的重重困难，完成各种任务，是一个对全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一个社会情感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人。在我们的论证过程中，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任何人，如果不培养深厚的社会情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译自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理解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