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哲学体系的混乱是产生怀疑论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哲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体系。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体系又都声称自己掌握了普遍真理。于是，便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比任何系统的论证都更为有效地支持了怀疑论的观点。过去，哲学体系林林总总，如今，更是纷繁芜杂。从古至今，各种体系相互排斥，争论不休。
哲学体系、宗教观点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对怀疑论的产生及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哲学史的印证。在希腊启蒙时期，古希腊哲学家在宇宙问题上的争论推动了怀疑论的发展。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以及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更大政体使希腊人意识到世界上同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道德观、宗教观和世界观。怀疑主义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影响不仅波及神学问题，即罪恶与神学、神性与其无限性和完美性之间的冲突，而且，还涉及人类道德目标的基本定论。数百年来，人们想方设法，或寻找科学依据，或通过艺术描绘，或借助宗教来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如今，有系统的批判性历史研究对我们长期工作中的每一个片段和每一处痕迹都进行了梳理。所有体系都排斥异己，反驳异己，然而，却没有一个能自圆其说。在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到像拉斐尔在其《雅典学院》中所描绘的那种心平气和的讨论画面。事实上，这是那个时代折中主义倾向的表现。自那时起，普通大众日益增长的历史意识与哲学家对知识和真理普遍性主张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朗了，人们对新的哲学体系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他们想知道，一种新的体系到底能吸引多少拥护者，究竟能持续多久。
然而，在由各种矛盾观点产生的怀疑论断之外，还存在着某些怀疑，而这些怀疑源自人类历史意识的不断增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思维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天性。类似的概念同样也植根于基督教有关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以及人子的教义之中，就连16世纪的自然哲学也保留了同样的前提。那些发展了这一体系的人从基督教中找到了一个抽象恒久的宗教范例，将其称为自然神学。同一学派的其他人则从罗马法律中提取了一个自然法学说，从希腊艺术家的作品中提取了一个典雅的审美模式。根据这种自然体系，在所有历史变异中都存在着某些亘古不变的普遍模式，涉及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宗教信仰和道德水准的方方面面。这种从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一个共同特征，从道德、法学和神学中得出自然法以及从最高模式的概念中提取自然神学和理性道德的方法（这也是希腊智者学派希皮亚斯、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和罗马思想家全都采用的方法）在17世纪的公理性和建设性哲学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自然体系在18世纪思想家的分析精神的影响下开始瓦解。这种分析精神的首批代表是英国哲学家，他们把对野蛮异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大胆见解与经验主义理论和分析方法在知识、道德和美学中的运用结合起来。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把这种精神移植到了法国。休谟、达朗贝尔、孔狄亚克和德斯图特把人看作冲动和联想的集合体，他们认为，气候、道德和教育的差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形态。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在休谟的《自然宗教史》和《自然宗教对话》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达。这些18世纪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中出现了进化论的思想，这种思想注定要统治下一个世纪。布冯、康德、拉马克已经掌握了地球进化以及不同生物形式不同进化阶段的概念和知识。其他作家对高级文明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从温克尔曼、莱辛和赫德尔开始，进化论的概念已经运用到了研究的方方面面。最后，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在自然科学的进化理论和新近获得的与各国政治、宗教、法律、语言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历史知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只有这样，进化论才能始终如一地应用于对人的整个自然和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去。也只有这样，有关“典型人”的陈旧概念才能被抛弃，才能纳入进化的过程之中。
由上述方式形成的进化论必然与承认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历史相对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一种包含整个地球和人类历史的观点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生活、宪法、宗教或哲学做出准确的诠释。因此，历史意识的出现比对矛盾体系的全面考察更能彻底打破企图依靠某种哲学或通过各种概念的相互联系来武断解释世界的观念。哲学应该从人类自身（而不是外部世界）去寻求宇宙内部运动的奥秘。现代人的愿望就是去把握人类生活的意义。历史上所有试图揭秘宇宙秩序的哲学体系显然都是同当时的生活相联系的，而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恰恰是生活最重要、最有益的创造之一。因此，尽管历史意识的逐渐出现对伟大的哲学体系及其影响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然而，它仍将有助于我们去调和各个体系对普遍真理的主张与哲学体系混乱这一历史事实之间的固有矛盾。
无论哪种世界观，其最终根源都是生活本身。生活存在于无数特定的生命之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反反复复地体验着生活。如果只是摄取眼前的某一个瞬间，那么，很难对其进行严格的观察。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历史，考察各种客观表现，就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和诠释生活的真谛，而不受个人学识和生活百态的干扰。据此，可以发现，生活处处都展现出共同的特点和相似的特征。在众多的生活形态中，我们只强调一种。这里，我们不做解释，也不做分类，只是描述一个人人都能观察到的事实。每一次思考及每一个内在和外在的行为都作为高潮出现，构成进步。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平静。无论是一场梦，一出戏，一次消遣，还是一种纯粹的旁观或一次内心的活动，都是生活的基础。在这种平静中，我们把别人和外物不仅看成跟我们相互关联的现实，也看成一种因果关系。我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待人接物方面积极主动；我们有自己的态度立场，帮助别人，也期望回报。有的关系能让人快乐，能开阔视野，能给人力量，有的则使人感到压抑，感到束缚。每当进步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人们就会注意到并感受到关系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朋友是提升个人价值的动力，而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我们在周围的事物中看到了具体的生活和物化的精神。门廊上的一条长凳，一棵遮阴的大树，房屋本身以及花园等，所有这些只有在“物化”之后才有意义。独特的生活构成了独特的个人世界。
对生活的反思积累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它把我们由欲望和感情唤起的种种经历变成了客观的、普遍的知识。因为人性是一样的，所以，对所有人来说，生活经验的基本特征也是一样的。这些特征表明，人间的一切稍纵即逝，最终付诸东流。不过，人有享受当下的能力。性格很强或性格较强的人往往会通过建立宣示其存在的坚实框架来克服人生的短暂，而性格较弱或耽于沉思的人由于空虚则渴望在无形的世界里获得真正的稳定，还有澎湃的激情创造出来的梦幻效应，直到其内在的幻觉渐渐消失。因此，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各有不同。然而，其共性包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即命运的力量，我们所拥有、珍视或者仇恨、害怕的一切的瞬变现象，以及那无时不在、无所不能、决定着生命意义的死亡，等等。
从个体的不同经历中产生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生活体验。当人们与同辈、前辈和后辈生活在一起时，特定经历的定期重复形成了一套自我描述的术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术语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确定。其确定性既取决于从中得出结论的案例数量的不断增加，又取决于将案例概括归类的习惯以及不断地重新审视。在个别情况下，即使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经验准则，它们依然会影响着我们。所有支配我们的习俗、惯例和传统都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生活经验之上的。但是，在所有这些经验中，无论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其确定性的种类及其表述的性质从根本上说都不同于科学获得的普遍真理。科学思维能够检验其确定性所依赖的方法，并能精确地阐述和证明其原理。但是，我们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检验生活知识的起源，也不能为其设计出准确的公式。
这类生活经验中有着一套固定的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把自我、他人及外物区别开来。自我、他人、外物及其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构成了生活经验及其逐步展开的意识的框架。自我及其周围的人和物可以看成经验意识的因素，而这种意识只存在于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之中。无论哲学思考试图从个体因素及其关系中提取出什么东西来，这些因素仍然是生活本身的决定因素和必要条件。它们像生活一样坚不可摧，不会随着思想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无数代人的生活经验之上的。在这种建立了周边世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经验中，以下几点最为重要：世界及其与人类的联系包围了我们，用我们无法克服的方式压迫着我们；它们出乎意料地限制了我们的人生目标，超越了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推论的本质及我们知识的总和都是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的，而这些前提又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意识之上的。
对于善于思考、试图理解整个生命的人来说，不断变化的生活经历揭示了生命的面貌。生活中处处充满了矛盾，既变化多端，又中规中矩；既合情合理，又武断随意，可谓日新月异，常变常新。虽然在细节上清晰可辨，但是，作为整体，却异常神秘。灵魂试图把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和基于其中的经验结合起来，但却始终无法将其组成一个整体，而生殖、分娩、发育和死亡则是诸多事情中最无法理解的。活着的人知道死亡，却无法理解。从第一次目睹死亡之后，便觉得不可思议。最重要的是，这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我们眼里，世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既生疏，又可怕。死亡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便更好地理解死亡，而对永生的信念以及对祖先和逝者的崇拜又催生了宗教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当人类在社会和自然中经历着持久的挣扎，当一种生物不断毁灭另一种生物，换言之，当人类体验到自然进程的残酷无情时，其对生活的陌生感便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奇怪的矛盾现象变得清晰可辨，它们强行闯入我们自觉的生活经验，却永远无法得到解决，比如，事物普遍的短暂性与人们内心渴望稳定之间的矛盾，大自然的力量与人们的独立意志之间的矛盾，以及时空中一切事物的有限性与人们超越一切极限的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些谜在古代曾使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们大伤脑筋。同样，赫拉克勒斯、黑格尔、埃斯库勒斯的普罗米修斯和歌德的浮士德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每一次重大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全新的一面。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新的视角去认识世界。当类似的经历不断重复、不断融合，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便悄然形成。通过对经历的反思，我们的生活染上了一层色彩，获得了一种意义，对于情感丰富、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样一来，便产生了普遍的态度。当生活呈现出新的面孔时，人们的态度又会随之而变。然而，由于个体的性格差异，态度也会纷繁不一。有的人会抓住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及时行乐；有的人会抓住上天赐给的机遇，实现自身稳定的伟大目标；对于性格抑郁的人来说，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其拥有和珍爱的东西稍纵即逝这一事实。所以，在他们眼里，生活仿佛是一件由虚荣和梦想编织而成的彩衣，毫无价值可言。当然，他们或许因此而超凡脱俗，追求永恒。在林林总总的生活态度中，最为全面的当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当然，其内部又存在着诸多细微的差别。概念一旦人格化，便更接近于听众的思想；让概念穿上人类的外衣，更加通俗易懂。或者说，通过类比的方式得出结论，即利用一个广为熟悉的概念去定义一个较为生僻的概念。这种方法已经非常接近科学思维，在解释和理解宗教、神话、诗歌或玄学中极其有效。
通常，当世界观着手破解生活之谜时，都遵循着同样的结构。结构是思想的混合体，而宇宙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就取决于结构内部及其宏观基础，并由此衍生出人生理想、上善及行为的最高准则。结构是由内在的心理秩序决定的。根据这种心理秩序，生活中的现实概念决定了人们对环境和事物的评价，或愉悦，或厌恶，或喜欢，或厌倦，或赞同，或反对。反过来说，这种对生活的评价是意志决定论的基础。在生活中，我们要经历意识的三个阶段，即从宇宙观，到生活评价，再到意志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心理存在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基础认知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即业已存在于人们态度中的各种关系使我们形成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快乐情绪，并指引我们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些关系又决定了不同层次的确立，形成了整个大厦的结构。最终，无孔不入的灵魂在这里找到了施加影响之地。这个混合体以其最为简单、最为抒情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眼前。那是一种境遇，一种情感，一种由此而来的愿望、奋斗和行动。每一种关系都倾向于一种形态，其中，重复出现的态度在结构上结合起来。同样，世界观趋向于心理生活结构表达的一致性。基础认知总是宇宙观，它源于我们感知行为本身遵循的认知阶段的不变法则。首先，观察了自身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变化。然后，借助基本认知的思维，通过对现实基本关系的强调，对这些观察进行阐述说明。一旦这些观察消隐，就在思想的世界里对其进行描绘分类，使其超脱偶然的性质。在最初阶段，精神变得稳定自由。但是，它在判断和概念的区域中完成了对现实的支配。至此，现实的关联性和真实存在最终得到了充分一致的理解。当世界观完全形成时，这个过程就在认知现实的这些阶段中开始了，而且很有规律。在典型认知的基础上，还存在另一种典型行为，它也遵循不变的法则经历类似的阶段。当人们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可以充分享受自我的存在。我们赋予身边的人和物某种有效的价值，因为他们使我们的存在得到了增强和拓展。其价值视各自潜在的影响力而定，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在对他们进行衡量时，我们在寻找一个绝对的标准。因此，条件、人和物对于整个现实而言则变得非常重要，而整个现实本身也随之打上了意义的印记。在我们经历所有这些心理阶段时，世界观结构中的第二个层次也就建立起来了，而宇宙观则成了全面评价生活和理解世界的基础。就像心理生活遵循某些规律一样，对生活的评价和对宇宙的理解将我们引向意识的另一个层次，或者说，更高的层次。在此，我们找到了理想、上善和最高准则。在这些准则中，世界观最终获得了实际能量，它穿透了我们的生活、外部世界和我们的灵魂。在这个阶段，世界观变得富有创造性、塑造性和变革性。但是，即使是世界观的这一最高层次，也会在不同的阶段发生变化，从瞬间的意图、努力和趋势中发展出旨在把概念转化成现实的永久目标。这也决定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目标的选择、实现手段的选择，以及最终将所有目标系统化，所有这些形成了我们行为的最高秩序，即一个全面的生活计划，一个上善和最高的行为准则，一个塑造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理想。
这就是世界观的结构。生活之谜中的黑暗与困惑，作为一大堆必须完成的任务，将在这里升华为问题与答案之间的一种自觉而必要的关系。这种进步也经历着同样的阶段，而这些阶段自身也受到内在规律的制约。因此，每一种世界观都经历着自身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得到完整构建。所以，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世界观才会获得永恒、坚定和力量。可见，世界观是历史的产物。
世界观是在不同条件、气候、人种、民族等情况下形成的，受历史、时代和政治组织的影响和限制。所有因素结合起来，构成特殊的条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由于条件千差万别，生活本身变化多端，因此，人们的世界观也各不相同。除了类型差异以外，还有个体、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区别。正如地球上的万物为了生存和空间扩张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一样，人类社会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世界观，也千方百计去控制人们的思想。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一致性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灵魂在受到不断变化的印象、命运和外部世界力量困扰的同时，必须努力保持内在的稳定，以便更好地承受一切：远离变化和无常，远离自身结构和人生观的摇摆不定，走向对人生评价和人生目标更加持久的状态。那些能促使人们深入理解生活、实现有用目标的世界观幸存下来，反之，则惨遭淘汰。这个过程称为优胜劣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切实可行的世界观在结构上变得更加完美。正如结构的规则性适用于有机生物的多样化生长一样，世界观的形成也是大同小异。
造成世界观分支的最深奥的秘密是一致性，而一致性则是灵魂生活各阶段中的目的论关系在整个世界观的具体结构上打下的烙印。
在结构的十分明显的偶然性中，存在着一个严格的目的关联性，它源于宇宙观、对生活的判断和人生目标三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普遍的人性与个性化秩序的倾向是协调的，与生活和现实是密切相关的。现实时时处处都是相同的，而生活也总是呈现出一些相似的方面。
然而，在世界观的结构一致性及其向不同形式的分化中，有一个不可估量的因素，即生活的变化、时代的传承、科学的进步以及民族和个人思想的转变。结果，人们对问题的兴趣以及某些源于历史又左右历史的思想的影响力也经历着变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背景下，特定世界观中的生活经历、情感思想也会不断更新。这些因素的组合本身可能没有什么规律，各组成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分量和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深层结构的一致性和逻辑规律性，这些组合并非是松散的集合体，而是具有坚实的结构。
当对这些结构进行比较研究时，就会发现，它们组成了具有一定亲和力的不同类别。正如对语言、宗教和政体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某种类型、发展路线和变化规则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世界观进行分类。所有普遍的类型都必须经历个体结构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发展过程，即它们的发展无一例外都受到发源地特殊情况的制约。但是，如果要从个体条件中得出不同类型，那么，对分类者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有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才能完成归类及其变化、发展、排列置换的任务。就该领域的研究而言，我们必须时刻睁大眼睛，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对象的变化采取审慎发展的态度。每一个断言都不是最终结果，它只是进一步了解历史的工具。然而，与此同时，历史比较的方法永远是同对体系的重视和对历史因素的广义解释结合在一起的。即便是略带历史色彩的立场中立的心理学，在对此进行系统论述时，也难免会暴露其抽象思维的弊端。这种思维往往会把有序形态各领域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仿佛里面有一种积极的构成趋向似的。
可以用一个主要论点来概括前面所说的一切，而这个论点在每一点上都可以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加以证实。世界观本身并不是思想的产物，它们并非源于纯粹的求知意愿。对现实的感知是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世界观源自我们的生活品行和生活经验。简言之，世界观源于我们心理存在的总和。把生活提升到对现实的全面认识和对生活的正确评价，并积极将意志变成行动，这就是整个人类在世界观演变的过程中所承担的缓慢而艰巨的任务。
这就是有关世界观的主要论点。这个论点在审视整个历史进程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通过这样的审视，将进一步证实这一论点的一大成果，而这又要把我们带回到本文的开头。世界观的最终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稳定意愿的影响，即宇宙观、生活评价和意志引导的稳定性，而这又是前面提到的心理发展各个阶段一致性的结果。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都在寻求确定性、真实影响力、主导地位和普遍真理。但是，事实上，人类在这条特殊的道路上并未取得丝毫进展。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彼此对立，相互矛盾，尚未在任何重要观点上达成一致。历史不断地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一些伟大的流派幸存下来，这是一条无法论证、不可毁灭的法则。既然没有什么论据能造就它们，也就没有论据能够摧毁它们。一个类型中的个体阶段和多样化结构可能会遭到排斥或驳斥。然而，由于它们植根于生活，因此，一直向前的生活总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形态。
（译自威廉·克鲁贝克和马丁·温鲍姆的《狄尔泰的存在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