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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农村的时候，三姨从不会给我庆生，回到文城后，每年生日都是姐姐给我张罗。她喜欢给我戴生日帽，给我买生日礼物，还喜欢往我脸上抹奶油蛋糕，逼着我许下生日愿望。
那时候我许的愿望不多，也确实没有什么想得到的，可如今，我竟然连生日都忘记了，更别提要许什么愿望了。
我能理解姐姐的崩溃，她无非是不想让母亲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说那些扫兴的话。
我甚至还能想象到，她该是期待了好几天，反复叮嘱着自己不要错过日子，下班后第一时间兴奋地冲去蛋糕房，到了后犹豫再三，看着玻璃橱窗反复纠结，最后选中这一块甜香软糯，价格不太贵的草莓奶油蛋糕。
那天夜里，姐姐拉着我的手，带我出去补了一顿生日大餐。
我们来到家附近的一间烧烤店，姐姐拿着笔，在点菜单子上勾勾画画了好多菜。满满一大桌子菜上来后，她没忍住，又没出息地哭得像个小孩。
“对不起，没能给你幸福的生活。”她说。
那顿生日晚餐，是我吃得最开心的一餐了，我和姐姐还喝起了啤酒。醉醺醺的，看天上的月亮都有重影，星星像做广播体操一样，一会儿散开来，一会儿又集合。
我们旁边的一桌，有两个看上去像高中生的男孩，一个虎头虎脑，留着寸头，另一个像是有钱人家的男孩。他们相互碰杯，没一会儿脸就红了，彼此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很羡慕他们的友谊，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朋友，不论是在蓟村，在文城，还是来到南京后。
可如今，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我有姐姐，姐姐没能给我富足的生活，可我们相互陪伴，便足以抵抗那巨大的孤独。
路边的人看我们像笑话，我和姐姐东倒西歪地抱在一起，又蹦又跳，尽情宣泄着心里的郁闷。
好像生活总是这样，在某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都需要一场彻底的放空，虽然接下来的路还是泥泞不堪，但至少在这一刻，我们能卸下包袱，一身轻松，只剩下无忧无虑的快乐。
第二天醒来，我完全不记得前一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家的。
姐姐已经去上班了，我看到她留在我桌子上的一杯温水。
这只杯子的边缘，被磕碰过一次，母亲说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要用这只杯子，显然匆忙的姐姐没注意到这点。
她每天早上都是这样，来不及吃早餐，就拎着大包小包去机场了，因为工作要求，她会在公车上简单地化个妆，顺便啃个面包填饱肚子。
沈主任破格任命她为小组组长，她工作得比以往更加辛苦了，每天最早到工位，最晚离开。虽说升职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可她的薪水并没有提高多少，跟她的辛苦实在不成正比。
我暗暗发誓，要赶快出去找份工作，不让姐姐这么辛苦。
但我并不知道，其实沈主任早就对姐姐虎视眈眈，从招她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打玩弄姐姐的主意。在工作场合，不断地给姐姐施压，用尽了威胁、逼迫、利用等手段。
一个晚上，趁着大家都下班了，他在办公区强吻了姐姐，还想把她拖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姐姐拼命叫喊，可沈主任却掐着她的喉咙说，如果她胆敢告诉其他人，这份工作就别想保住。
“你爹是个贪污犯，你只有高中学历，除了长得漂亮以外，一无是处，你妈能给你找到这份工作，就该谢天谢地了。”
他这样羞辱姐姐，无非就是想让姐姐屈服，完全听命于他，可悲的是，姐姐确实没有太多办法。
而正是那天晚上回家，姐姐到厨房煮了一碗泡面做夜宵，暴饮暴食了一通，连汤都喝得精光。吃完后，她抹了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示意我替她洗碗。
安安静静洗碗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被泡面烫到嘴巴的她，喝光了整锅汤的她，在白天竟然忍受了那样的欺辱。
之所以能得知这些事，是因为我偷看了姐姐的日记本。
姐姐在日记本里写道：“不管老天给我们发了什么样的牌，我们都得开始打，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遇到晦气的牌，自己能做的不是抱怨，而是尽可能地慢一点，等待时机，直至把手里的坏牌都打出去，再换回一手好牌。”
所以她从没放弃过。那些遭遇的委屈、受的罪、吃的苦和忍的累，都终会成为成长所需要的动力，推着我们变成更坚韧的自己。
当然了，姐姐日记本里不只有这些鼓舞她自己的话，还有一些，让我看后痛心不已。
她写着：“沈主任是这个世界上的恶魔，他的手像魔爪一样肮脏、卑贱、恶臭。”
沈主任长着一张老实人的面孔，却用最咄咄逼人的语气，反复鞭挞姐姐的灵魂，用最难以忍受的凌驾感，一遍遍践踏姐姐的自尊，让她觉得，她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可救药的女人。
关于这点，我了解得不多，因为姐姐写下的内容，似乎断断续续，能看得出，那页纸上，有皱缩的痕迹，我猜是她写着写着，泪花打湿了纸张。
透过姐姐的日记，我能想象出沈主任令人作呕的样子，他像极了恶心的、遭人唾弃的黄鼠狼。
我恨不得拿起锅，砸烂他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