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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在西方进行栽培的绣球是北美品种乔木绣球。它于1736年被引入英国，后来由著名的生物分类学家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命名。虽然乔木绣球本身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但它却从美国严酷的植物生长环境中脱颖而出。
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是殖民地时期的一个农场主和居家男人，在艰苦的拓荒环境中努力工作，并因此获得成功。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对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将自己农场的一小块土地用来研究稀奇古怪、有医用价值的植物品种，并尽其所能地观察了解。
年轻时的约翰并不热衷于旅行：他的父亲脾气不好，在被驱逐出贵格派教会后，遇到了美洲印第安人被夺去了生命。但植物学的诱惑太大了，多年来约翰在东部殖民地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曾前往俄亥俄州、安大略省和佛罗里达州等地。
当约翰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会员、商人、贵格派教友彼得·克林逊（Peter Collinson）取得联系时，情况出现了大转机。彼得委托约翰将成箱的植物和种子寄到伦敦，两人建立起了长达30年的友谊。众所周知，“巴特拉姆之盒”（Bartram Boxes）在将各种北美植物引入欧洲的过程中意义非凡，而约翰本人也被林奈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然植物学家”。
对植物的热爱通常是家族传承的，约翰·巴特拉姆的第三个儿子威廉很快也成了植物学家和自然历史学家，他们共同发现了栎叶绣球，这种植物至今仍然是美国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西方植物搜寻者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挑战。亚洲是个物种丰富而令人兴奋的植物学宝库，拥有大量亟待发掘的植物群，但国家开放程度严重不足。尤其是日本，这个国家坚信他们的社会不应受到西方不良影响的侵蚀。
那么，只有一个合法的途径：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当时日本政府的许可下建立了一个有限的基地——毕竟，大多数国家都对可能变得更加富有持开放态度——但仅限于长崎港一个名为出岛（Deshima）的人工小岛上。
由于容纳人员的空间狭小，贸易船和基地上的人通常拥有多重技能。因此，医生往往身兼植物学家、探险家以及其他许多职责，体现了“科学人”（men of science）这一历史上的宏伟构想。但不幸的是，当医生、医用植物搜寻者恩格尔贝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随荷兰东印度公司被派往长崎时，他发现自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不过，积极进取的坎普法全力抓住了难得的机会，在一年一度长达1200公里对日本天皇的朝拜途中，他发现了许多植物。他的收获包括亚洲绣球，大概是由于花边形绣球的平顶伞房花序与接骨木属的花在某个时期有短暂的相似性，所以亚洲绣球最初被描述为接骨木（Sambucus）家族的一部分。他的观察报告《日本植物志》作为其个人旅途纪行的一部分内容出版，他的书《日本历史》也紧随其后，于1727年出版。
下一位满怀希望到达亚洲海岸的博物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他是瑞典人，于18世纪70年代对巴黎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医学考察之旅，这次考察最终变成了一场偏离初衷的壮举。通贝里从法国去南非，在那里待了3年，然后去了日本。和坎普法一样，通贝里也住在长崎，虽然不被允许离开小岛，但是以“日本的林奈”闻名于世的他，还是想出了一个狡猾而优雅的计策来获取植物素材。这个办法既简单又有效：他饲养了一只宠物山羊。为了养活吃草的动物，只好让通贝里的日本仆人理所当然地去日本大陆收集饲料。
山羊的食物被证明是人类和动物都感兴趣的丰富资源，经过筛选，除去其他东西，他发现了两种植物，并描述为大叶荚蒾（Viburnum macrophyllum）和锯齿荚蒾（V. serratum）——后来被重新划分到绣球属。
之后的1823年，德国出生的菲利普·弗朗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来到当时已经很完善的贸易站点，并很快爱上了日本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多才多艺的人，眼科专家的技能使他获准访问日本大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充满植物学魅力的宝库的地方。他大力收集，在家里建了一个温室花园，并在日本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包括紫藤、玉簪、木兰和茶这种当时受到严密限制商品在内的植物和种子送回德国。西博尔德被认为是发现和引进了圆锥绣球（H. paniculata）和珠绣球（H. involucrata）的人，并且还引进了日本的蓼科植物——日本虎杖（Fallopia japonica），这种植物具有侵入性威胁，并未受到普遍欢迎。
但事实证明，西博尔德的热情、胆量和机遇都太过充沛。当他的船搁浅时，他被发现非法携带日本地图，于是被当作间谍监禁起来。1829年，西博尔德被逐出日本。30年后，在被不甚满意的前雇主荷兰东印度公司用外交手段骗离之前，他曾短暂地回到日本，作为日本政府的西方顾问，度过了沉醉欣喜的3年时光。遗憾的是，后来他还是回到了欧洲。
到了19世纪中叶，绣球的栽培势不可挡。紧接着登上舞台的人物是听起来有点倒霉的查尔斯·马里斯（Charles Maries）。1876年，查尔斯加入了著名的维奇苗圃（Veitch nursery，19世纪欧洲最大的家庭式私营苗圃），事实证明他很称职，还应邀参加了远东考察。他在远东的命运十分曲折。一方面，他收集了许多重要的植物，寄给英国的雇主；另一方面，他在中暑后的一次航船事故中失去了种子，不得不重新收集。虽然他很有音乐天赋，很受当地人喜欢，但似乎缺乏个人魅力。他拒绝理解，也不曾尝试与当地同事交流，结果导致自己被威胁、抢劫，藏品也被毁坏。
最后，查尔斯去了印度，成了杧果专家。但在那之前，他带回了一种粗齿绣球和一种沿海的花边绣球，后者现在又称大叶绣球“Mariesii”（音：玛丽西）。
不幸的是，维奇苗圃的工作人员对查尔斯得来不易的绣球并不感兴趣，不过他们至少将这些绣球提供给了明显更加热情的欧洲同事。特别是法国人，他们很快就迷上了绣球。1901年，绣球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园艺学会展览后，成了法国许多传奇育种家的宠儿。
勒莫因（Lemoine）兄弟尤其喜欢绣球，他们在近球状绣球中发现了可育花，并将其培育成功。紧随其后的是穆勒（Mouillère）和卡约（Cayeux）先生，他们的任务是培育最精美的室内装饰绣球（并赋予绣球一些华丽而冗长的法国名字，如“维布拉耶子爵”和“普卢梅柯夫人”）。
从那以后，比利时、瑞士、荷兰和德国的植物育种家也加入了这场竞赛，美国和亚洲的育种家也推出了一些出色的新品种。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历史逸闻，欧洲早期对绣球的极度欣赏以及英国对绣球的毫无兴趣都影响了现代人的观念。由于大多数绣球最初是为了盆栽市场而培育的大叶绣球栽培种，它们被移植到花园时的表现并不出色（详见177页关于种植绣球的建议），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们不耐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