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盛宴

和之前的《西方哲学史》相比，罗素的这部《哲学简史》涉及的历史维度更广，内容也更为全面。其更突出的特点在于，罗素在这本书中不仅对每一位哲学家和每一场哲学运动都做了简明扼要的描述，而且这些描述都十分准确且富于启发性。和罗素的其他作品一样，本书也表现出一种非常清晰又统一的风格，这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时地意识到罗素自己的观点。这或许会让那些严肃的哲学学习者感到不安，但在那些对哲学感兴趣的大众读者看来，这无疑是一场思想上的奢华盛宴。

——柯克斯书评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1872.5.18—1970.2.2），第三代罗素伯爵，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曾在三一学院、剑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经典著作《西方哲学史》。罗素在数学哲学上采取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立场，认为数学可以化约到逻辑，哲学可以像逻辑一样形式系统化，主张逻辑原子论。1920年7月，罗素申请了一年假期，前往中国和日本讲学，对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西欧思想界维护言论自由最勇敢的斗士，卓越的活力、勇气、智慧与感受性，代表了诺贝尔奖的原意和精神”。

对于西方哲学而言，苏格拉底虽不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但肯定是西方哲学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位。传说德尔菲神庙曾传出神谕，称苏格拉底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但苏格拉底对此感到怀疑，便四处寻访那些据说是有智慧的人，结果发现这些人并不真的具有智慧。最终苏格拉底只能承认自己唯一胜过别人的智慧，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在这一过程中，苏格拉底得罪了许多人，最终雅典人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在饮下毒芹汁前，苏格拉底还镇静自若地与他的学生和友人探讨灵魂与不朽，其高尚的品格一直是哲学家的榜样。

古代西方哲学有一种很独特的传播方式，那就是通过战争。随着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即位，原本城邦国家林立的希腊地区被统合为一个整体。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过程中，希腊文明被传播到埃及、叙利亚、巴比伦乃至印度，这就是著名的希腊化时期。希腊哲学也是在这一时期与其他地区的思想相遇，并碰撞出新的火花，为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养分。

继希腊化时代之后，欧洲迎来了罗马治世。总体而言，西方哲学在罗马时期的原创性并不比希腊时期高，并且其研究方向更明显地侧重于伦理道德，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五贤帝”时期的马可·奥勒留皇帝既是一位仁君，也是一位斯多葛主义哲学家，他的一生可说是完美地践行了他的哲学思想，缔造了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他撰写的《沉思录》在近两千年后仍被全世界读者喜爱。

罗马帝国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确立了基督教作为罗马国教。然而作为一种新宗教，基督教在教义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比如人们熟知的“三位一体”，其实是皇帝与各地主教经过很长时间讨论才最终确定的教义。不过，这种讨论并不如大家想的那般和平，其中充斥着很多政治较量与教派迫害。许多被判为异端的教徒，若不改信正统教义，就会面临悲惨的命运。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由文明水平较低的外族部落统治着。基督教作为帝国“遗产”，逐渐成为欧洲精神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但这一千年的绝对统治最终变成了一种绝对堕落，这让欧洲人慢慢将目光从神转向人，从来世转向此生，文艺复兴便在这种转向中应运而生。不论是文学、绘画、雕塑还是建筑，当然也包括哲学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伟大创作都彰显了人自身的力量。

就在世俗文化抗议教会堕落的同时，教会内部一些坚守着宗教朴素道德的教士也想要发起改革。以马丁·路德反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为导火索，宗教改革运动迅速爆发。宗教改革之后，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教派被称为新教，其最大的特点是认为人与神之间可以直接沟通，人可以直接阅读、理解《圣经》，而不必通过教会。宗教改革一方面打击了天主教力量，一方面也让各国国王逐渐将神权转化为君权，同时还推动了欧洲各新教国家的思想解放。

在经验主义哲学家看来，人生来并不具有任何天生的知识或禀赋，一切都是后天环境塑造的。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话说，人出生时的心灵就是一块白板，上面空无一物，是个体在后天环境中的经验在这块白板上画上了种种图案，而这些图案就是人类种种知识的根本来源。在这幅绘画中，德尔菲的女祭司手指一块白板，宣说着神谕，这种知识具有某种先天性的象征在经验主义哲学家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有一些哲学家则持相反的观点。

如果人的所有知识皆源自经验，而每个人的经验都各不相同，那么我们如何能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呢？这是经验主义哲学家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还是要求某种先天性的知识至少是框架存在。沿着这个思路对该问题给予解答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认为，作为经验材料的现象，必须通过人的先天感受形式才能被人感知、理解，这种先天感受形式的客观性保证了感知、理解的客观性，继而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

英国是最先发起工业革命的国家，凭借蒸汽机的改进与推广，近代早期的家庭手工作坊逐渐被大规模机械工厂替代，工业产品愈发多样，社会财富也愈发丰厚；与此同时，过往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工业化，遭到了许多浪漫主义者的谴责和抵制。这些浪漫主义者认为工业生产让人与人、人与自然间原本友爱和谐的关系，变成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并认为这种改变最终会导致人类社会变得冷漠甚至衰亡。

浪漫主义者的这种担忧并非无端妄想，随着西方工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西方社会出现了某种分裂：社会财富因大规模工业生产确实在不断提高，但这些财富在使一些人变得更富有的同时，也让另一些人变得更贫穷。前者是资本家与工厂主，后者则是在工厂工作的工人阶层。如果牺牲工人阶层的利益便能换得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牺牲是正义的吗？功利主义与社会主义就此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

当科学在探索世界本原的问题上节节进步，留给哲学的思考领域变得越来越少。哲学还能做些什么？这是当时西方不少哲学家对哲学本身的疑惑。形式逻辑的发展让一些哲学家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问题有一句名言：“凡能说清楚的，必须说清楚；凡不能说清楚的，必须保持沉默。” EbxJVIUs7iB4/ay6Y1CE43oYyi6j4SnLTx6hnLMC5MhPdy/yEekckQq0am+mJz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