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是一个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概念。和神学一样，哲学包含了对目前为止无法通过明确知识加以确认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和科学一样，诉诸理性，而非诉诸权威，无论这权威是承袭自传统，还是来源于天启。因此我认为，所有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所有超乎确切知识范围的信条都属于神学。但是，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暴露在两方炮火下的无人区；这片无人区就是哲学。思辨的头脑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都是科学无法解答的；神学家们深信不疑的答案，也已经不能再像过去千百年来那样令人信服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从实验室中找到。神学家宣称能给出答案，所有人都是把握十足的样子；正是他们的言之凿凿，让有现代思维的人心中存疑。就算不能解答，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就已经属于哲学的范畴了。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要在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以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以一个独自面对无垠孤寂之恐怖的个人身份作答。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书中会给出历史学角度的答案。自从人类有能力进行思考推理以来，他们的行为，在无数重要方面，都仰仗着关于世界和人生，以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各种理论。和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一样，在今天也是如此。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必须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哲学思想，反过来，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这种跨越许多世纪的相互影响就是这本书的主题。

与神学不同，哲学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走完古代时期的进程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的灭亡，哲学再次被神学淹没。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继承下来的希腊思想经历了逐渐转化的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富有宗教色彩的观念，获得了相对重要的地位；而另外那些更理性的观念，则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被抛弃了。后来的异教徒们以这种方式对希腊的传统进行了修剪，直到它们适合并入基督教的教义。

在黑暗时代，自五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中叶，西罗马世界经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基督教引发了对上帝有义务还是对国家有义务的冲突，具体表现形式是教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一场神职人员和世俗大众之间的冲突，地中海世界与北方蒙昧之人之间的冲突也因此重新上演。教会既代表了对过去的延续，又代表了当时最文明的事物。

与此相反，世俗权力则掌握在条顿人的国王和贵族们的手中，他们想要尽力保留从日耳曼森林中带出来的种种制度。绝对的权力与这些制度格格不入，在这些朝气蓬勃的征服者看来，它的合法性也已经日落西山。国王必须和封建贵族分享他的权力，但是所有人都希望不时地通过战争、谋杀、掠夺或者奸淫释放激情。如果情绪激动的时候，不能喝酒、杀人、热恋，那征服全世界又有什么用？而且他们有引以为傲的骑士军团，为什么要听命于发誓独身又不能调动任何武装力量的书呆子？

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国王这边，然而教会却取得了胜利。教会一方的胜利，部分原因是教会几乎垄断了教育，部分原因是国王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息过，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除了极少数例外，统治者和人民都深信教会手里掌握着关键权力。教会可以决定一位国王在其死后的永恒时间中是应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教会可以免除臣民效忠的义务，从而鼓动叛乱；此外，教会可以作为秩序的代表替代无秩序，因而赢得了新兴商人阶级的支持。

但是宗教大分裂、宗教大公会议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统治，导致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以教皇为中心的政体执行的经院理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以及对地表的新认识，使人们厌倦了让人感觉精神受到监禁的各种体系。与沉浸在托勒密理论中的自鸣得意相比，哥白尼的天文学给地球和人类指定了一个更卑微的位置。在聪明人之间，新发现的真相带来的乐趣，取代了推理、分析、系统化带来的乐趣；虽然在艺术方面，文艺复兴仍然有序发展，但在思想方面，文艺复兴却在向庞大而丰硕、混乱又无序的方向发展。

到了十五世纪，教皇和皇帝都丧失了原来的重要地位。教皇变成了意大利贵族中的一员，参与到了复杂无耻的意大利强权政治游戏中。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这些实行君主制的新国家，无论是教皇还是君主都无权干涉他们领土上的事务。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火药，开始前所未有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逐渐摧毁了对统一的罗马文明的残存信念。

从十六世纪开始，宗教改革主导了欧洲思想发展史。各国君主很快意识到，如果本国领土上的教会变成本民族的，他们就能控制教会，因而他们在本国，就能掌握比之前和教皇共治时更大的权力。出于这些原因，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路德的神学改革受到了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

在天主教的教义中，神圣的启示并没有在《圣经》中完结，而是以教会为媒介，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因此，个人意见服从于教会，就成了每个人的义务。与之相反，新教教徒否认教会是传达启示的工具；真理只能从《圣经》中探寻，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读。如果解读出现分歧，也没有由神明指定的权威可以解决这种分歧。实际上，国家夺走了之前属于教会的权利，但这是一种篡夺。在新教的理论中，灵魂与上帝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尘世的媒介。

这种变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真理无须通过咨询权威加以确认，而是要向内心探求，通过思考获得。一种在政治上趋向无政府主义，在宗教上趋向神秘主义的趋势，很快发展起来。结果，和在文学上一样，思想层面的主观主义不断加深，一开始是要全面解放精神奴役，结果却朝着不利于社会理智发展的自我孤立的方向稳步前进了。

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能确定的只有他自己以及他思想的存在，由此向外扩展出的外部世界都是推断。这一哲学思想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经由贝克莱、康德，演变到费希特那里，便认为一切都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一种荒唐的想法，从这个极端开始，哲学一直试图进入常识的领域。

主观主义，一旦放任，就无法再进行约束，只能任它走完整个发展流程。但习惯与风俗拥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伦理道德方面，个人主义的信徒们仍然依照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事，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这种平衡。

在艺术、文学以及在政治上，浪漫主义运动都和用主观的方式评断人有关，也就是不把人视作集体中的成员，而是作为一种在美学上令人愉快的凝视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但是我们更愿意把它关在笼子里。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会把笼子打开来，欣赏猛虎杀死绵羊时腾空跃起的雄姿。他劝说人们把自己想象成猛虎，但是即便他成功说服他人，结果也不会是皆大欢喜。

针对近代主观主义的疯狂表现，哲学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首先是一种折中妥协的哲学，即自由主义原则，它企图给政府和个人指定各自的领域。自由主义原则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另一种更彻底的反抗则催生了国家崇拜主义，由此把天主教给教会，甚至有时可以说是给上帝的特殊地位，给了国家。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不同阶段。

从公元前七世纪一直到今天，在这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哲学家们可以被分成两派，一派希望加强社会约束，一派希望放松社会约束。早在我们认为哲学尚未兴起的希腊时期，这种冲突就已经存在，而且在最早的希腊思潮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在不断变换形式的过程中，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在接下来的时代，无疑会继续存在。

显然，和那些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所有争论一样，这次的争论双方，也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一般来讲，重要的社会文明都是从一种顽固、迷信的体系开始，在发展中日渐松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会迎来一个天才爆发的时期，旧时传统中的精华得以保留，糟粕则在没有得到发展时自行消解了。但是在邪恶的糟粕显露的时候，无序就会出现，从而不可避免地发展出新的暴行，由此孕育出一种由新原则体系作保的新综合体。自由主义就是想从这种无休止的震荡中逃脱出来。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试图保障一种建立在合理原则基础上的社会秩序；除了维护一个共同体必需的约束之外，不用更多地约束保障群体的稳定。这样的尝试能否成功，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