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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提出empathy的概念实际上源于他对一组少年犯的研究范本的洞察。1942年，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依然占据美国心理学的统治地位。当时，比尔凯尔决定用成分因素分析法运用于其导师的研究，用该工具预测少年犯的未来行为。他选择155个少年犯作为样本。其中，只有75个具有后续研究的资料。
本次研究给当时的罗杰斯带来了一些设想。他本来认为，家庭环境很有可能成为人们预测未来行为发展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但是这项调查的相关数据和分析结果却出乎了比尔凯尔的意料，也使罗杰斯吃了一惊。结果显示，关于自我洞察的等级评定最能预测未来行为，相关度达到0.84，居第一位，而家庭环境只占0.64相关度，居第四位。
同年，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海伦·麦克内尔决定重复比尔凯尔的这项研究，她分别挑选了不同的个案对其研究，结论中的相关因素结果也都相似，自我洞察仍然占第一位。1948年，佛吉尼亚·埃克斯兰公司又全新重复了这项研究，结果也与之相同。
罗杰斯在其后续研究中补充并重新细化了其他有关的因素，比如个人气质、情感评估、自我理解、认同评估、关系评估、自我接受、自尊评估等。随着这次调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自我理解占据了最为显著的治疗因素位置。
此时，自我理解已经变成了罗杰斯心理学治疗的头号最具治愈力的因素。他曾经感叹：“有些时候，结果比我自己知道的更清楚。”
后续又有很多组织和研究者的结果也充分表明了，在我们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动性因素占据整个治疗效果的40%，治疗关系因素占据30%，安慰剂效应因素占15%，治疗者所持技术流派作用因素占15%。
而另一份德国的科学家对他们所进行的长期跟随性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那些曾经参与过心理治疗的当事人，即便在几十年后，已经完全忘记了治疗者最初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但却对于治疗者当时的态度和共情方式印象深刻。
罗杰斯之所以成为罗杰斯，就是因为他更多的是考虑被治疗者本身的感受，希望他们在接受治疗后生活得更好，希望他们的人生更有意义。因此，他依据这项科学研究最终成功地发明了一种类似人本主义式的科学治疗方法，其中操作起来十分简单但是又难以掌握的本领就是“共情”。罗杰斯将其描述为同感，或者说这就是感同身受。
“我理解的是你……是这样吗？”这句话是典型的罗杰斯共情的表达方式中开天辟地的第一句，其主要目的就是强化被治疗者内心的自我理解。
罗杰斯认为，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了解是很困难的，哪怕他是一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工作者。在我们想要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因为眼前的那个人无论是对谁而言，都是相当陌生的。
因此，对于眼前这个陌生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这个个体要充满尊重，这么做至少对当事者本人而言是有意义的。罗杰斯说，“一个人是很难把自己非常脆弱的一面表露给你的，只要人家觉得你有一点点误解、拒绝或评判什么的，都会对你关闭心灵的窗口”。
正是因为罗杰斯的那句“我理解的是你……是这样吗？”打开了共情方式的心理治疗之门，他于1956年被授予美国心理学会第一届杰出科学贡献奖。评委会给他的评价是：“他发展出一种使心理治疗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客观化的富有创意的方法，形成了一种心理治疗技能对人格和行为治疗效果的可验证性的理论，并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展示其对科学方法的灵活应用，使心理学的这一领域进入了科学心理学的范围。”
这种共情的方式已经影响了同一个时代的大多数医生和治疗人员，如果我们再回到过去，就一定会发现很多罗杰斯共情方式的例子，它们都是对罗杰斯共情方式的延伸和实践，大多数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比如，认知治疗的领袖人物贝克医生。在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治疗过程中，当事人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临床女心理学家，在自杀干预模式结束后，贝克立即选取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模式，由对方自己去澄清问题，计划解决问题。
再如，美国两位长期从事心理认知学和心理治疗的著名学者海斯和戈德佛里德，运用治疗焦点编码系统（CSTF），对罗杰斯1982年南非的马克案例展开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双方采取的策略相对一致，但贝克医生说话明显就多了，干预也更多，强调了治疗师的主动性。在以罗杰斯为中心的疗法中，罗杰斯充分地强调当事人的主动性，更加深入地关注当事人自身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对罗杰斯共情方式的又一次深入和发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共情方式对心理治疗都那么有效。比如来自美国旧金山大学医学院的迈克尔霍伊特认为自己的一次治疗失败恰恰是因为共情过头，他解释说，“我认为在我试图通过共情从其他人眼睛里获得信息与完全沉浸于他们世界两者中间需要画一条界线，所以，我必须在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和远离他们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客观、微妙的平衡。我也可以使自己变得更敏感和共情，但是我觉得和他们拥有不同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学术领域内，以罗杰斯为首的人本主义与以科胡特为主要成员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后，罗杰斯运用了各种解释性技术，科胡特则完全放弃了将共情视为资料收集的技术性取向观点。
争论的最终结果就是，罗杰斯或科胡特都不愿把共情看成是一种技术手段。
实际上，在罗杰斯之前，和共情相似的概念就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在西方，共情概念经过将近百年的历史发展，包括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等多个主要分支学科在内的相关学科都已经针对共情进行了很多次的研究。罗杰斯之后，依然有很多学者对共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在共情之前，学者们首先对同感作出了不同的研究和解释。
1759年，经济学家和道德伦理学家H．Smith就提出，当个体观察到他人处于某种强烈情感状态时，天生具有体验到与所观察到的情感状态大体一致的同感（fellow-feeling）的能力。
1870年，Spencer在《心理学原则》中也首次提出了有影响力的关于同感的观点。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包含人类在内的各个物种中，与其他同类联合都具有相互适应的功能，因为数量多会增加安全感。同感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同类型的反应者能够向他们提供重要的、有关环境条件的信息。同感现象能够促使群体中所有的成员迅速地体验和感受到同种的情绪状态，从而可能作出统一的行动。
1908年，Mcdougall在《社会心理学导论》中则明确地提出同感是“硬件”对于身体知觉和心理机制的自动反应，是人类激发情感的方式之一。
以上三位科学家对于同感的解释虽然从形成上看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使用了“同感”来描述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共享。
在1909年的“关于思维过程的实验心理学的讲稿”中，Titchener第一次提及英文empathy，认为人的共情是一种通过内在的模拟而产生心理意象的过程。当时Titchener已经发现肌肉模拟的现象，因此他认为共情包含的不是对他人活动的直接的直觉，而是想象地重建他人的感觉体验。
后来还有学者将共情中的认知成分作为研究的核心。直到罗杰斯和卡尔凯尔进行临床研究才使得共情方法得以广泛流传。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有学者开始关注起共情的情感成分。总体而言，对共情的研究呈现出多种取向，即情感取向、认知取向和二者兼有的多维取向。
也就是说，对于共情这个概念，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结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理学、社会学层面，对于共情的解释都不相同。从总体来讲，共情可以划分在临床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这两条途径下。而这些年伴随着影像科学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与应用，科学家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共情及其相关结构。
但是，毕竟共情仍然是一种发生于人际交往和互动过程中的一种复杂现象，因此，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将更有助于探讨共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
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讲，共情并不应该是什么高深的某个学科的理论，而是一条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的纽带。我们在本书中理解的共情更倾向于在理论的外表下追求心灵相通的感性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