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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世界是否呈现三维，精神分成九等还是十二等，诸如此类都等而下之，无异于游戏，首先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若真如尼采所言，一位哲学家要受人敬重，就必须身体力行，那么就能领悟这种回答的重大意义，因为言出必行，要有义无反顾的举动。这完全是心知肚明的事，但是还得深入探讨，才能让人在思想上也明了。
假如我问自己，凭什么判断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要紧迫，我的回答就是要看这个问题所连带的行为。我从未见过有谁为本体论而死。伽利略掌握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生命一旦因此而堪忧，他便轻而易举地舍弃真理。在一定意义上，他做得也对，那个真理不值火刑柴堆的费用。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个围着哪个转，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说穿了，这就是个无聊的问题。反之，我倒看见许多人求死，就是认为生命不值得继续。我还看到另一些人极为反常，为了那些向他们提供生的理由的思想或者幻想（所谓生的理由，同时也是死的绝妙理由），就献出了生命。由此我判定，生命的意义是最为紧迫的问题。何以见得？纵观所有根本问题，我指的是可能导致人走向死亡的问题，或者大大激发生的欲望的问题，大致有两种思维方式：拉帕利斯的方式和堂吉诃德的方式。明显的事实与抒情的表达，只有保持平衡，才能让人同时进入感动和明察的状态。在一个如此平常又如此悲怆的主题中，古典奥博的辩证法，可以想见，必当让位于一种更为谦抑的精神态度，即发自常情常理和善气迎人的态度。
论及自杀，向来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这里则相反，首先要弄清楚个人思想与自杀的关系。这样一种行为，堪比一部伟大作品，是在心灵的幽寂中酝酿的，当事者本人并不知晓。一天晚上，他开了枪，或者扎入水中。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一个房产公司的经理自杀了，丧女之痛折磨了其五年，正是这件事“毁了他”。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思虑，就是开始自毁。这类事情的开端，跟社会没有多大关系。蛀虫自在人心，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这种死亡游戏，从面对生存的清醒，到逃离光明，人应该跟踪并理解它的始末。
一场自杀有许多缘由，一般来说，最明显的不见得是最致命的原因。很少有人三思而后自杀（然而，不能排除这种假定）。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无法确认的。报刊常说“难言之隐”，或者“不治之症”，这种解释倒也成立。但是必须了解出事的当天，绝望自杀者的一个朋友是否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跟他讲过话。如果有，那么此人便有罪过。因为这一助推，就足以让尚在悬浮的所有怨恨、厌弃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如果说很难确定死亡的精确时刻、微妙举措的话，那么从自杀这种行为本身，就容易得出假定的后果了。自杀，在一定意义上，如同在情节剧中那样，就是承认了，承认自己跟不上或者不理解生活了。我们也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生活用语吧，就是仅仅承认这“不值得”。自不待言，生活，从来就不是易事。人总是持续地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种种原因，头一条就是习惯。情愿死亡就意味着确认了——哪怕是本能地确认了这种习惯的可笑性，确认了活在世上缺乏深刻的理由，确认了每天这样躁动的荒谬性，毫无必要受苦受难。
究竟是什么无法估量的情感，剥夺了精神的睡眠，生命不可或缺的睡眠呢？一个甚至能用歪理解释的世界，总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反之，在一个突然被剥夺幻想和光明的天地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世外人了。这种流放无可挽救，只因对丧失的故土的回忆，乃至对乐土的期望，通通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脱离，演员与其舞台的脱离，恰恰就是荒诞感。所有曾想过自杀的身心健全的人，无须更多的解释就可以确认，自杀的情结同向往虚无有一种直接的联系。
这部论著的主题，也正是荒诞与自杀之间的这种关联，通过自杀解决荒诞的切实手段。原则上可以肯定，一个不会弄虚作假的人，他信以为真的事就势必决定他的行动。一个人相信人生的荒诞性，这种认识就必定支配他的行为。世界的这种秩序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要求人尽快脱离一种不可理解的生存状况，不必抱着虚假的悲怆情怀，明确地这样扪心自问，这是一种正当的好奇心。我这里所指的，当然是那些表里如一的人。
这个问题被明确地表述出来，就显得既简单又无从解决了。然而，假定简单的问题必引出同样简单的回答，显而易见的事就意味着显而易见，那可就错了。如果把这个问题颠倒来说，不管自杀或不自杀，在哲学上似乎也只有两种解决办法，即“是”或“否”，那真是太美妙了。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另一部分人：他们一直发出疑问，却不下结论。而且，这种人是大多数。我这么讲并非戏言，我也同样看到，还有一些人回答“否”，但在行动上仿佛心里想着“是”。事实上，若是接受尼采的标准，那么不管是哪种方式，他们都想着“是”。反之，那些自杀的人，则往往确信了生命的意义。这类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在反而极渴望逻辑性的这一点上，矛盾却从未显得如此鲜明。拿他们的行为对比他们宣扬的哲学理论，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是也应指出，在拒不认为人生有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人物基里洛夫、传奇人物佩尔格里诺斯，以及善于假说的儒勒·勒基埃之外，谁也不会将自己的逻辑推演到否定人生。提起叔本华在丰盛的宴席上还赞美自杀，大家经常引为笑谈。其实，这毫无可笑之处。这种对待悲剧的方式，算不上多么严肃，不过，这种方式最终对自杀者做出了判断。
面对这种种矛盾和种种费解，难道就可以认为，对人生持什么看法，同轻生之举就毫无关系吗？在这方面，千万不要夸大其词。在人对生命的依恋中，有某种比人世所有苦难更强大的东西。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而在毁灭面前，肉体是要退缩的。我们先养成活在世上的习惯，然后才学会思考的习惯。在人生的旅途中，时间每天都把我们推向死亡一点，肉体则无法挽回地保持领先地位。总而言之，这种矛盾的要点，寓于我称为“闪避”的内容之中。比起帕斯卡尔所说的“移开”，“闪避”既少点什么，又多点什么。闪避死亡成为本文的第三主题，即希望。希望另一种必须“值得”的人生，或者像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他们活着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超越生活，把生活崇高化的伟大思想：这种弄虚作假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同时也背叛了人生。
就这样，什么都插一手，越搅越乱。有人迄今还一直玩弄辞藻，佯装相信否认人生的意义，势必导致宣称人生不值得一过，而且他们的说辞也不无影响。其实，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无任何硬性的尺度。只不过，不要受迷惑，接受这里所指出的混淆视听、离谱和自相矛盾的言论。必须排除这一切，直趋真正的问题。人自杀的原因是活得不值，这无疑是一条真理，但这不言自明，因而很贫乏。这种对人生的侮辱，这种对人生的否认，难道是源于人生根本无意义吗？难道人生荒诞就要求人通过希望或自杀逃避人生吗？这必须澄清，必须排除其余的一切，探究并阐述明白。荒诞就一定会导致轻生吗？必须给这个问题优先权，不去管各种各样的思想方法以及无私精神五花八门的把戏。论及此，“客观”精神总善于引入的差异、矛盾、心理学，在这种探索和激情中就没有位置了。这里只需要一种无来由的思维，即逻辑。这并不容易。讲讲逻辑，倒是不费力气。但是，要把逻辑贯彻到底，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就是这样沿着他们感情的斜坡，一直滑到终点。思考自杀的问题，也就给了我机会，提出我唯一感兴趣的问题：一直到死都合乎逻辑吗？要想弄个水落石出，我只能排除混乱的激情，单凭明显事实之光，在这里进行指明其根源的推理。这便是我所说的荒诞推理。许多人开始这样做了。我还不了解他们是否会坚持做下来。
卡尔·雅斯贝尔斯揭示世界根本不可能组成一个统一体时，这样高呼：“这种局限将我引向自我，而一进入自我，我就不再躲到只为表现的一种客观观点后面了，而且对我而言，无论我本人还是他人的存在，也都不会再成为对象了。”他步许多人后尘，又提起思想已抵达其边缘的那些无水荒凉的地方。步许多人后尘，是啊，毫无疑问，可是有多少人都急于退出来呀！思想摇摆的最后转折点，许多人到达了，甚至最卑微的人。于是，他们舍弃了最为珍视的生命。而另一些人，精神领域的强者们，他们也舍弃了，但是他们是在最纯粹的精神叛逆中，杀死了自己的思想。真正的努力反而在于坚持，竭尽可能地坚持，并且密切注视那些遥远国度的奇花异木。在这场非人的游戏中，荒诞、希望和死亡都彼此批驳，而执着和洞察才是得天独厚的观察者。这场舞蹈既简单又精妙，因此，精神可以先分析舞者的形象，然后再彰显之，并且亲身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