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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愈加细化，对承办人的专业化、精准化要求越来越高，由此导致案件承办人分配到个案具体办理环节的实际有效时间相对缩短，承办人也看似越来越“懒”。为“懒人”们“量体裁衣”地编写一本收录全面、高效易用的刑法规范汇编，是编者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本书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结果。
为确保本书紧贴实务，编者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编写中反复研究读者日常工作学习中查阅使用的各种需求和心态，身份不断在读者和编者之间切换，视角不断在司法实务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之间转换。最终确立了以刑法典为主干，在每一具体罪名下以刑法学（教材）本身的“犯罪论—刑罚论”这种基础逻辑顺序为框架，紧紧围绕每一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对相关有效司法解释等做模块化归纳，以问答形式将相关内容串联起来的编写思路。这种思路是对目前市面上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其他刑法法律汇编工具书编写思路的进一步细化。它将刑法教科书的编写思路挪移到刑法法条工具书的编写中，使得本书更加符合接受过刑法学系统训练的读者的“口味”。由于体系清晰、主题突出、纲举目张，模块化、问答式的汇编成果也更能够满足司法实践和系统学习的各种需要。尤其是，如果读者带着特定问题查阅本书，则更能深切体会到本书的便捷性。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全面性、时效性。本书收录了建国后至今所有有效的刑法条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案例、会议纪要等，包括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202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本书完全忠于法律规范原文，在“问答式”编写体例中，除小标题为编者总结的外，不对法律规范本身进行任何人为归纳。
2.主题性、体系性。在刑法典每个法条之下，本书首先将相关司法解释等做纵向拆分，然后再以小标题为引领，对主题相同的司法解释等做横向组合，实现了司法解释的主题化、模块化，极大提高了法条查阅速度，有效拉近了刑事规范与刑事司法实践的距离。此外，本书体系清晰，尤其是分则部分紧扣“立案追诉标准—定罪—量刑”的总框架。在各部分之下，根据刑法典本身的语词表述顺序对小标题进行排序，确保本书各部分的内部逻辑清晰紧密。
3.专业性、务实性。本书编写人员均为刑事司法和纪检监察工作一线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均接受过刑事法学研究生或以上阶段的严格学术训练，多为在所在单位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在标题拟定等方面，本书始终面向司法实务，以实务的口吻对小标题进行归纳，确保本书与实务的“兼容性”。本书对法条本身不做人为归纳，读者在司法实务中可以直接引用小标题下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个别学友提出，刑法学中存在“体系解释”的解释方法，本书这种拆分、组合的编写思路容易使得单个司法解释的完整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从而限制读者对个别词句完整含义的准确探寻。实际上，“体系解释”的作用主要是使刑法条文之间、此罪与彼罪之间保持协调，“体系解释”更多发生在不同罪名的刑法典条文之间，或者是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本书并不会破坏司法解释的体系性，不会妨碍“体系解释”方法在本书中的使用。此外，“加重量刑数额（情节）”的认定本应属于“量刑”范畴，但囿于部分法条往往将本罪的加重量刑情节与入罪门槛［即基本量刑数额（情节）］同时表述，不宜机械拆分，故而将部分“加重量刑数额（情节）”的问题纳入“定罪”部分，这当然也是尊重读者思维习惯的结果。
本书首先由主编谋划思路、拟定大纲，然后分配给具体人员编写，最后再由主编统稿，副主编协助主编完成了部分编务工作。本书的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编第一章、第二章：孙强、陈丽莎；
第二编第三章：张蕾；
第二编第四章、第五章：孔崴；
第二编第六章：许晓冰、高雪洁；
第二编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附则：刘磊。
感谢本书编辑胡艺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她数年的支持鼓励是本书能够成稿的重要原因。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对本书编者给予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让编者的理论素养不断积淀。更要感谢纷繁芜杂的刑事司法实践，本书肇始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对这种需要的努力回应，也必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囿于时间和编者水平，本书难免出现疏漏或不妥之处，肯盼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强
2021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