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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男性发展的核心，存在一个悖论，令人困惑。一方面，父母和学校决心教育男孩成为男子汉，诚心诚意地想帮助他们。但即使出于一片好心，当父母满心想着教给孩子成为男子汉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时，却会让自己的儿子沦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往往会强迫孩子受制于传统的条条框框，因而忽略他们的个性。
男孩能够想象出完全由自己设计的生活。 有人努力把男孩变成他们不该有的样子。在梦想的激励下，男孩会抵抗，抵抗所有这样的做法。发展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将这种抵抗理解为青少年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本能，而不是自我放纵或故意回避。 当孩子为“我是谁”而抗争，并想成为那种人时，他就在践行正直和勇敢的基本价值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些关于女孩抵抗性别歧视社会化产生的限制和牺牲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努力表达他们真实的内心。
但有时会面临遵从社会规范的压力，甚至是有害的社会规范，这种压力让人疲于应对，若是抵抗还会遭受惩罚。男孩应该屈服于这些压力，还是可以抵抗呢？这个问题确实令人困惑。要支持男孩健康地进行抵抗，又需要什么内在条件和环境条件呢？
性别社会化对男孩的影响尤其明显。在男孩的所有人际关系中，包括与同龄人、父母和教师的关系，都有一个奖惩机制在起作用，压制男孩身上女性化的特点，强制他们变成理想型的男子形象。玩耍的方式、玩具、家务、纪律以及大人与孩子互动的模式无一不在加强这些规范。因为这种社会化会违反基本的天性，所以男性身份被认为“很脆弱”，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积极地实施这种社会化。关于生物差异的说法得到了伪科学的支持。然而“基因决定命运”（Biology is destiny）这句“咒语”已不再适用于现在的女孩子。对于男孩，基于荷尔蒙和大脑的研究非常普遍，现在人们极少注意到这种不一致。
即使是专家也在与男性的刻板观念做斗争。在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中，心理学家赵美心第一次见到六个学龄前的小男孩，当时她感到非常惊讶。就像她在著作《当男孩变成“男孩”：成长、人际关系和男子气概》（When Boys Become “Boys”：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and Masculinity）中写的，首先，她“不知道该如何看待男孩吵闹、满不在乎甚至咄咄逼人的行为”。有一次，她和一个男孩的关系有了重大突破。事情是这样的：那个男孩热情地和她打完招呼后，拿起玩具枪，朝她开了一枪。她转过头去，不知道该作何反应。那天晚些时候，当男孩再次这样做时，赵美心博士笑了，并且还假装也朝男孩开了一枪。小男孩便开始耐心地解释说，赵美心应该像死了那样倒下去，并且还让赵美心再演示一次。当赵美心按照男孩吩咐的那样做时，他很高兴。后来，他们关系变好之后，每次到讲故事时间男孩还会要求坐在她的腿上。
赵美心越来越意识到她的偏见限制了她对事情的理解，她开始试着不仅仅去了解“男孩的身体素质和‘侵略行为’（或者说是他们喜欢攻击别人的行为）”，也试着去体察他们体贴和安静的一面。在和男孩相处过程中，她观察到他们之间“亲密、互助、相互响应”，打破了男性都是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不喜欢人际关系的这种错误观念。
但是在和赵美心一起度过的这两年里，男孩变了，变得不那么真实，更喜欢故作姿态和假装。她的研究表明，男孩第一个脱离的对象是他们自己，这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成长损失和隔阂。逃避一个可能会被谴责或遭受惩罚的童年，是男孩作的唯一一个真正安全的选择。这虽然只是短期的行为，但是却具有长期的影响。
赵美心的导师，女权主义先驱卡罗尔·吉利根详细介绍了孩子保持自身完整性的不同方式。有时候，他们反抗情绪的表现方式从心理学上讲是健康的，特别是当他们找到可以倾诉自己经历的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反抗方式更倾向于内化，包括退缩以及对外界采取不真实的姿态。 面对迫使他无法做自己的力量时，抗拒是男孩的本能反应，但当他无法再坚持自己的立场时，强烈的压力会迫使他与自己分离。
在赵美心的研究中，有很多男孩抗拒的例子，“打个比方说，主要是抗拒让他们保持沉默，以及放弃他们的控制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发现各种类型的男孩都抵抗文化压力。但这一基本发现适用于所有人：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们如何保持自己身上的人性和真实性，取决于他们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人际关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