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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子中，更加真实的男孩们克服了历史的偏见。以对男孩的发展承诺为出发点，家庭、学校和社区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结果成了关注的焦点。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伦理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提出，以“人们实际上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成为什么”为目标，从道德层面衡量一个孩子是否得到了恰当的照料。在她看来，道德社会的定义是它所创造的条件，包括资源和关系，允许孩子们可以把内在的潜能转换为实际的能力。什么样的童年可以让男孩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类所具有的全部能力？
所有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根据心理学家尼俄伯·韦的说法，“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我们具备关系和情感技能，同时，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提升这些关键的生活技能”。然而，她观察到从男孩的青春期早期到青春期晚期，男孩之间的关系质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年幼一点儿的男孩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相互分享彼此的亲密和脆弱，然而等他们逐渐成长为青春期男性，难免会面对文化压力。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男孩疏离了亲密的朋友，也失去了联系和分享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丢失了表达自我感情的意愿，因为他们害怕被视为“同性恋”。虽然他们发现没有朋友的生活是凄凉的，有时是难以忍受的，但很少有男孩能逆流而上。 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情感压抑、社会矛盾和个人伪装的类似境遇。
韦的研究和其他不同领域的研究不谋而合。对大脑发育的最新研究强调了传统的假设非常离谱。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艾米·班克斯认为，独立和个性的形成过程处在少年时代价值体系核心位置，但这却与他们发现的人体结构的设计背道而驰。事实上，她探究得更加深远，同时补充说，新兴的关系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人际关系不仅仅是美好的、偶然的相遇，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基本要素。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 建立在一个互相关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当人们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时，就会产生负面的神经连锁反应，而健康和幸福则起着活跃人际关系的作用。
证据就在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里。班克斯确认了四个独立的神经生物系统，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与他人保持同步：敏捷的迷走神经帮助我们在社会环境中做出恰当的情绪反应；背侧前扣带皮层（dACC）可以缓解我们对社会的排斥和疼痛；镜像系统帮助我们解读他人，并带有情感地回应他们；多巴胺奖励系统掌控着人际关系中的愉悦体验感。从神经解剖学中解读出的见解对于养育子女有重要意义。
丹尼尔·J·西格尔博士和合著者玛丽·哈策尔在他们的著作《由内而外的教养：做好父母从接纳自己开始》（Parenting from the Inside Out：How a deep Self—Understanding Can Help You Raise Children Who Thrive）中，对男孩之所以成为“男孩”，是由于他们的雄性生物遗传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经验就是生物学。”他们争论道，“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会使他们有所改变，也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恰恰是在儿童心智模型基础上形成的“人际神经生物学”，指导着他们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提出：“被激发的神经元都是交汇在一起的。”
西格尔和哈策尔引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儿童发展研究的发现，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对父母实行成人依恋量表管理（衡量亲子关系质量的量表），该测试预测了他们的孩子在日后的关系中的依恋质量，准确率达到85%。对于一贯的“男孩本性难移”观点，其实对立面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西格尔总结道：“与环境的互动，尤其与他人的人际交往，直接塑造了男孩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发展。”
刚步入青春期的男孩很脆弱，他们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那就是对关心照料自己的人非常信任。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失望，要像困在煤矿里的金丝雀一样克服重重困难，成长环境面临氧气不足：人际连接、帮助、安全感与爱。我们没有必要通过施加惩罚让男孩顺从，也不必撒手让他们放任自流。许多父母低估了关系中对善良的滋养。他们对家庭之外的很多影响非常敏感，也会把那些照料他们的人记在脑中，他们能把我们放入心间，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没人能确保自己的儿子永远不会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彼此间连接的力量，这会让他们变强大，并给予他们安全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反对用过度管理孩子的方法来达到预定的结果。回顾有关儿童发展的研究，她认为父母和社会被导向一个错误的隐喻。她注意到，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的工作和消费模式改变了家庭生活，“育儿”的概念才开始流行起来，在这种新观点之下，养育子女类似于木匠的工作：拿出一块木头做成预先确定好的东西，比如做出一张桌子或是一把椅子。
高普尼克的观点则恰恰与之相反，她认为父母更像是一位园丁，“当我们护理花园时，一方面，我们为植物创造一个培育和受保护的空间，让它们茁壮成长”。通过神经科学和现实研究的有力支持，她解释说，孩子绝对不是某一种项目，养育孩子更多的是建立、维护一种关系，而并不是追求一种结果。高普尼克写道：“为人父母要照料孩子，成为父母是一种深刻且独特的人际关系中的一部分，需要投入一种特殊的爱。”并不是说父母的爱没有严苛的要求，这种爱有很强的目的性。高普尼克还补充道：“爱没有目标、基准或蓝图，但它有一个意图。”“ 我们的意图不是去改变我们所爱的人，而是给予他们茁壮成长所需要的东西。爱的目的不是塑造我们所爱的人的命运，而是帮助他们塑造自己的命运 ”。
男孩不是机器人，他们会本能地烙上童年印记。他们从有限或是极度匮乏的选项中作选择，然后尝试一下这个或是那个，通常这些选择和自己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会预估和寻找切入口，伺机成为真正的自己。当所处的环境严苛，男性规范又严格和僵化，可能还有一群男孩在监督这个群体规范，其中还有人互相攻击，这时男孩会感到孤独、挫败和绝望。但是在高质量的关系中，充满了平等、真诚和爱意，男孩会对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抱有想象。
很多时候，认识到男孩之间的关系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少年时代。即使是最勇敢、最有创造力的男孩也会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当一个男孩找到足够多的能让他坚持自己的想法的支持，坚守自己的内心，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他也会站在更加健康和易于适应的立场。让男孩为未来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最好方法不是训练他们遵循过时的标准，而是允许他们的人性蓬勃发展。正如高普尼克所强调的：“即使我们人类能够精确地塑造我们孩子的行为，以符合我们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结果也会适得其反。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孩子们将会面临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把他们塑造成我们自己的形象，或者按照当下的理想塑造他们，实际上可能会阻碍他们适应未来的变化。”
我主持了一系列全球性研究，探究哪些教育策略对男孩有效。
通过和上千名老师以及男孩的接触，我和我的同事们马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当男孩在“关系”
中被吸引、被关注、被认识和了解，就像他们自己了解自己那样，他们就会去尝试一下。当男孩能有效地达到目的时，即使那些差劲和表现不佳的男孩也会变得积极、上进和优秀，在课堂上分心和唱反调的男孩也会变得精力集中，尊重老师。
在人际关系中实践男孩的能力，这种承诺的导向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细心和关心的“关系”会改变男孩，尤其是处在挣扎或危险中的男孩。
男孩与他们的父母、老师、教练和导师之间的“关系”的真正魔力，在于他们如何实现内化，真正形成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内心。我们所说的性格优势与其说是遗传或体质的产物，不如说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在具备这些品质养成的发展条件下，孩子更有可能培养出抱负和同情心。美德不是从说教或讲座中学来的。相反，美德和人格力量是孩子们面对挑战、做出决定后，将生活经验融入新生的自我意识中的经验结果。同样，男孩由于对“关系需求”了解不足从而在学业上落后，很多男孩没能形成他们所需要的美德和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关系”能够塑造性格的力量有所困惑。
1993年，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部长威廉·班尼特出版了《美德：伟大道德故事的宝库》（Virtues：A Treasury of Great Moral Stories）一书，回应了全国上下对美国年轻人道德状况的关注。同一时期，其他关于促进性格教学的全国性努力也在推进，最重要的要数“品格至要”（Character Counts）。约瑟夫和埃德娜·约瑟夫森伦理研究所（Joseph and Edna Josephson Institute of Ethics）的一个项目名为“联盟”（Coalition），宣扬的是“品格的六大支柱”：诚信、尊重、责任、公平、关爱和公民意识。正如该联盟在其网站上所解释的那样：“无论在个人关系中，在学校里，在工作场所，甚至在生活中，明白你是谁，这很重要！品格不会遗传得来，也不是自动形成的，它必须通过榜样和需求有意识地培养发展。”
但是随着品格运动的发展，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学者们开始对品格的发展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心理学家马文·伯克维茨总结了“品格教育科学”。在伯克维茨看来， 很明显，对孩子品格发展的主要影响是人们如何对待这个孩子。事实上，孩子品格的形成从很早就开始了，始于他们出生时形成的亲子关系 。他写道：“依赖关系的发展以及婴儿和他（她）最开始的照料者（通常是母亲）之间形成的强有力情感关系，可能是品格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奈尔·诺丁斯是斯坦福大学富有传奇色彩的教育学教授（她是10个孩子的母亲，39个孩子的祖母，20多个孩子的曾祖母），她挑战了品格教育“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提出了一种“关爱伦理”作为替代方法。她解释说儿童的价值观来自自己被照料的经历：“最开始，我们学会如何被别人照料，如何回应那些爱的努力，以便支持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她担心这种关爱伦理在家庭和学校的培养效果如何，并对这项工作的批判性提出了广泛的社会主张。她写道：“一个人在学会关心别人之前，必须学会如何被关心、如何照料自己，可能确实如此。”
也许是第一次，今天我们有真正的机会让童年步入正轨。在童年的漫长历史中，社会的进步来自社会的孕育。对“男人的终结”的担忧可能最终会迫使人们拿出为男孩创造新机会所需的诚实和勇气。如果是这样的话，研究少年时代的学者们可以比以往更好地理解男孩是如何学习、成长和培养美德的。 认真倾听男孩的心声，发现他们成长所面临的威胁，这些研究可以为我们指明一条更有益、更健康、更人性化的童年之路。
在接下来的每一章中，我将追踪具体的案例挑战，并提出策略来指导支持儿子、学生和运动员们。虽然我会分享我工作中接触的男孩的故事，但这些策略更多的是战术而不是具体细化的，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的而不是关于他们的。我所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立场，而不是解决方案。如果说我从自己为人父母、多年的临床护理工作、社区干预和观察研究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应该就是人类发展具有一种强大的、值得信赖的力量。当我们做得正确，满足了孩子们的需求，他们就会非常卓越地成长。男孩会对支持他们的父母、老师、导师和教练产生强烈依恋，他们能够做自己，他们的人性也会得到升华。在《培养男孩》这本书中，我描述了男孩可能正面临一些挑战，让他们远离栖息的港湾，而我要探讨的正是如何与他们建立并保持紧密连接。
当我们培养他们包括勇气和正直在内的这些能力，我相信，男孩将会充分适应这个新世界，重塑他们的少年时代，带给我们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