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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有方法能够解决少年时代的问题。如果我们鼓起勇气，就能够对男孩的一些真实经历敞开心扉，努力营造一个允许我们的儿子成为他们真实自己的孩童时代。20世纪90年代末，大量关于男孩的书籍都提供了重要见解，但这些书倾向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生理结构上看，男孩就是难以控制地爱捣乱，无理由地攻击别人，不断地进行冒险；另一种观点是，他们天真无辜，反而是社会压迫的受害者，承受着无声的痛苦。在这两种观点中，男孩都是受害者，要么由基因所致，要么因为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态的影响，其中缺少的是一个由男孩自己想象的生活中的可爱又鼓舞人心的角色。
但是，我还是保持乐观，目前有可能正在取得历史性突破。 尽管一些根植于过去的谬见和偏见依然影响着男孩，一个全新、健康的男性生活方式还没有取代旧模式，但是经济现状、家庭动态和传统规范之间的矛盾促使少年时代的重塑不可避免。 随着新的社会需求揭露出旧时代的刻板局限性，新的思想将会流行起来。
这里有几个示例能够暗示一些可能性：当一所历史悠久的寄宿制男校，在开办150年后实行男女同校，这将导致学校要面对从未遇到过的学生流失问题。在女孩入学几年后，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男孩开始辍学。我被派去与男生、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见面，为男孩新增的不快找原因。这其实并不难，症结是存在的一种霸凌体系。这种体系公然鼓励年龄大的男孩欺负比他小的男孩，虽然这种体系是无形的，但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女孩群体中不全然似这种情况。男孩进入了这样一所充斥着“成人仪式”的学校，遭受着很多虐待，也得到了一个“承诺”，那就是他们同样可以利用、欺负在他们之后入校的男孩。这是这所学校一个“令人自豪”的传统，美其名曰“性格建设”，并得到了父母、老师、教练和学校管理者们的默许和赞同。女孩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使得年龄小一些的男孩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传统。这种男孩的成长模式——学校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方式，最终被打破了。
我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了霸凌和学生流失问题之间存在的联系，学校领导随即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他们重构了针对低年龄段男孩的项目，强调安全和辅导，并稳步推进，消除朋辈霸凌劣习——“老鼠”体系。尽管改变受到顽固的抵制，但男孩关系中的霸凌逐渐消失了，学生流失率也降低了。如今，这所学校成为一个拥有牢固根基的现代机构。
第二个例子出现在问答环节，我当时给家长做了一个报告。父母们能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工作日夜晚赶来，很明显，他们希望让自己担心的儿子能够获得一些帮助。爸爸妈妈们分享了让他们焦虑、失落、沮丧的故事。一位母亲举起了手。她说自己和孩子的爸爸分开了，是一位单亲妈妈，儿子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不但性格孤僻、脾气乖戾，而且拒绝接受妈妈有对他施加限制的权力。
她问：“孩子这样正常吗？考虑到他已经长成少年，我是不是应该让他爸爸来照料他呢？”听众席里有人点头对此表示认同。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听到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期待解答这个问题。我甚至参加过一些专家讲座，他们自信地宣称，要让一个男孩成长为男子汉，其中当然需要一位男性。事实上，一位专家曾表示，母亲的角色是为儿子“搭建一座走向父亲的桥梁”。
这种观点在几个层面上都存在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男孩只有在另一个男人的指导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事实上，这种教导通常是为了确保传统思想得以延续。这也并不是说，男孩不能从与男性长辈的交往中获取重要内容，他们也会学习该如何着装、怎样刮胡子、如何同伴侣相处，以及怎样处理个人事务。男孩喜欢参考其他男性的观点。事实上，在没有现实接触时，他们更易夸大一些观点。但是，过于强调学习男子气概可能会弱化对于男孩来说更重要的人性发展，忽视能够帮助他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
我对这位母亲说：“我承认男孩和爸爸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但是如果一位母亲由于担心自己过于溺爱儿子而把他宠成‘妈宝男’，就从与儿子的这段亲子关系中疏离出来，按照发展学家的观点来看，这样做会破坏孩子对于安全和可靠的依恋。就像女孩子一样，男孩也有基本的人类需求，而忽视这些需求会让他们陷入危险。如果父母或是其他人不能无条件地接纳和爱一个男孩，那这个男孩就会不那么勇敢自信，更容易陷入众多的负面影响中。”
“请把儿子留在身边吧。”我劝导她，“ 当他在外闯荡世界时，知道有你一直在背后支持，他会变得与众不同。 ”在座的父亲们点了点头，而母亲们则露出惊讶、感激和重拾信心的表情。让我震惊的是，这位母亲是如何被这种不明智的观点俘获的呢？这几乎会让她违背所有育儿本能，她怎么能准备好去相信那些直觉呢？
第三个例子是为费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青春期男孩定制的暴力预防项目。由于出现暴力倾向和目睹或经历暴力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我的研究团队首先评估了男孩接触暴力的情况，包括打架斗殴、目睹枪击或听到枪声、直接经历过犯罪和受到过个人威胁。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真实数据为基础的项目，这些数据显示了由于急性应激反应引起战斗或逃跑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我们发现暴力程度令人不寒而栗。尽管有证据表明存在异常的环境压力因素，但我们依然受到了来自资助者和顾问委员会的质疑，我们希望利用一些干预措施，保护和帮助男孩从不良的压力中恢复过来，而他们则怀疑男孩是否能从这些干预措施中获益。一些人认为，男孩的压力过大，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而资源又如此贫乏，社区的暴力氛围已经很严重了。他们还提出了旧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偏见，总之，他们还是想让事态维持原状。
但是，防止高危男孩成为二次受害者的压力这一点还是有说服力的。我们成立了课后小组，很快就发现，很多男孩都喜欢和其他男孩或是成年领袖见面，讨论他们对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感受。事实上，很多男孩多年以来都会来这里聊天、玩游戏，总之就是解决他们在家庭中、学校里、邻里间面临的压力。公开的讨论能让他们诚实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他们就不会盲目地，或者轻易地受到重演暴力场景的伤害。
很多男孩在接受询问时表达了和特伦斯一样的观点，虽然有时候不得不通过武力手段来保护自己，但是他们“确实不喜欢打架”。一个名叫胡安的小男孩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通常来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打架。好像，我是一个有点像女孩的男孩。通常，怎么说呢，我更像是一个‘恋人’而不是一名‘战士’，也能这样讲吧？我还会写诗。我做的事情都挺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