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几年后，我开始在哈弗福德学校工作，这所学校位于费城郊外，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男校。但是现在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开始反思其核心使命，因为如今很多家庭开始质疑男孩女孩分离的教育模式，认为男校违背了男女平等的精神。随着这种担忧日益加剧，一时间人们对于男孩教育的讨论席卷了整个美国。
在正式入职学校之前，我接受委派去给父母们开办了一场讲座，主要是关于毒品依赖和其他一些危险行为。后来我和学校的管理人员谈话，提到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男孩，他一直在和药物滥用作斗争，最终不得不借助外力，住院治疗。最后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当众给了校长一个拥抱，感谢有他的支持，让自己拥有了第二次生命。
在此之前，我帮助了很多男孩和他们的家庭，他们都经历着类似的挑战，这是源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那段经历带给我巨大的痛苦。那是我24岁那一年的春末，我的弟弟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尽管，他的少年时代确实麻烦重重，酗酒、“嗑药”，时不时就和学校、家庭失联，但那时我弟弟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他步入18岁时，开始作出很多有益健康的选择。那天晚上，弟弟和朋友出去玩，他们喝了酒，估计很可能也“嗑药”了。我弟弟完全不顾潜在的危险，还是坐进了朋友的车里。他的朋友开着车加速下坡，这时车失控了，冲进了邻居家的前院，撞在了一棵很大的古树上。我永远都记得，那天凌晨两点的时候门铃响了，警察询问这里是不是我弟弟的住所，他们描述了弟弟和他朋友被困在那辆烧焦的车里的场景，汽车残骸散落在硬挺的古树周围，我恐怕一辈子都忘不掉。
同年早些时候，我开始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家事法庭
担任顾问，当时我被分配到青少年部门。法庭的旋转门里进进出出的，有许多青春期的男孩，他们深陷各种违法行为，比如：偷盗、打架、逃学、离家出走、抢劫，他们偷汽车，甚至还过失杀人。我的工作就是综合考虑他们的成长轨迹，衡量他们的努力和优势，然后再给出恰当的建议供法官量刑参考。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通读来自警方和学校的报告，这些报告往往令人心痛。此外，我还会和这些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监护人见面，努力设想如何让他们避免未来的一些麻烦。
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弟弟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依然挣扎在生命线上，家人们也在病床边守夜，我久久不能忘记发生的这一切。在这不言而喻的悲剧里，我发现无论是我的弟弟还是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来访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男性。 每个案例中都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模糊，一定程度的麻木和无知，精神上的断联和隔离，背后所作出的选择，从自暴自弃到自毁行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社会活动家兼学者迈克尔·考夫曼明确地将男性的发展过程描述为“力量与无力的奇怪交织，特权与痛苦的奇妙组合”，言论一出，很少有人能理解这种表述。当时，对于男孩最根本的人际关系属性很少有人表示赞赏，然而事实是，人的发展离不开所处人际关系中的人们所提供的照料。
受到女权运动所取得的种种成功的鼓舞，一些男权运动开始萌芽。尽管运动处在早期阶段，发展也断断续续，但他们坚定地认为男孩和男人正面临巨大的损失。一些照料者，例如父母、老师和社区，给男孩传达的是传统的男子汉理念，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呢？在哈佛医学院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看来，最后会导致“男孩抱持性环境
的创伤性废除”。有太多的男孩在他们早年的生活中，错失了建立亲密关系和表达情感的练习。随着他们与亲密关系日行渐远，男孩会很容易被当下的诱惑困扰，自我认知也越来越模糊。
这就是我在家事法庭的见闻，是我在自己弟弟身上看到的，也是后来在我的帮助下接受康复治疗的男孩们身上所看到的。每个人都被达尔文主义所宣称的“男性密码”所影响，侵蚀了他们的发展、美德和幸福。
我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我和一些父母谈过话，当时内心深处对弟弟的离去依旧难以释怀，这个时候学校希望我能担任心理咨询师，我便接受了，我相信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能够专注于新角色的机会，像一个儿子的父亲一样的角色。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再步入21世纪，我的儿子逐渐长大成人，我也在理解父母角色的路上逐渐成长，学校也有所发展。随着一个“搜索策略计划”的开展，人们对男孩有了一些新的严苛标准，并创建了一个名为“代表男孩”（On Behalf of Boys）的项目。1995年，我们同美国顾问委员会一起实施了这个项目，同时启动的还有针对父母而设置的全新教育项目和广泛的研究项目。
坦白讲，我确实担心儿子，担忧他将来会过怎样的生活。越来越多的警钟已经为男孩敲响了——他们在校成绩欠佳，生活中无法找到动力，陷入“纷争”和“危机”。我的决心在第二个儿子降生后变得更加坚定了。 那时候，我已经清晰地意识到，我和他们的妈妈没有办法把他们牢牢地拴紧，并让他们避开很多男孩面对的各种诱惑。我认为，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男孩能看到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价值观、纯真和可能性的态度立场。
日常伤亡事件是少年时代难以忽视的一个真相。在男孩步入成年的路上，并不是每一步都那么成功，尤其是，当他们的男子气概受到来自种族偏见和贫穷的压力。2009年有一篇期刊文章，题为《美国男孩少年的现状》（The State of American Boyhood），来自阿拉斯加大学的心理学家朱迪斯·克莱因菲尔德尤其担心“失联”青少年，这一群体中，男孩的数量差不多是女孩的2倍，有色人种的数量比白人的2倍还要多。通过一些具体可衡量的方式可以发现，这些男孩在学校教育、就业和公民参与方面处在性别劣势的一端。此外，随着他们逐渐成熟，很多人会把这种失联带入成年男性的生活轨迹中。尤其，当他们面对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经济全球化和性别趋于平等的新世界，男孩必须精心准备。 几代人以来，针对男孩成长的历史模型从未发生改变，但这种模型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 来自非营利性研究组织——美国公共政策和高等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的人口统计学家汤姆·莫藤森曾经写道：“男性很难适应这个新世界。越来越多的男性根本无法适应，因此他们的生活也一团糟。”
怎样做才能减轻男性少年时代的损失呢？我们该如何关心他们，才能保护他们免受少年时代的隐患威胁？如何能确保我们的儿子已做好步入成年的准备？在我作为心理医生的职业生涯中，自从我弟弟遭遇了车祸，我和上千名男孩或是少年谈话、做研究、开展工作。在我的研究中，世界上众多年轻男性分享了他们的很多愿望和伤痛，成功和挫败。这些故事也透露出，生活赋予男孩的经历，到底带给他们怎样的切实感受——有限的机会是如何冲击他们的本性；他们如何感受孤独和被忽视，或者发现自己被误解和误诊。
由于所记录的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据，我开始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卡洛琳·纽的观点，她提出，在男孩的童年潜藏着一种“系统性虐待”。对于这一系统的设计和维持，是我们应为其负责，而不是孩子自己，同样也应是我们来纠正其中的不足之处。我们会发现，男孩当中做好准备的人对自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们必须佩戴的各种面具之下是一颗剧烈跳动的心。但是，要想补救男孩的孩童时代，我们首先要承认问题的存在，并且对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达成一种共识。
然而这一切比我们看起来的要困难多了。我期待“代表男孩”这个项目会大受欢迎并且激起更多的思考——男孩到底需要什么。但从一开始，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一些学校社区对于传统的认定习以为常，因此鄙视单独将男性这个性别提出来的做法，而另一些女权拥护者开始担心，是不是会因此大肆鼓吹男子气概。当地报纸的一位专栏作家嗅到了其中充满争议的气味，他发文嘲笑这种项目的动机并激起了深层次的恐慌：“男孩本就不应该勇敢的。他们也没必要努力工作生产。男孩可能更像……怎么说呢，我觉得更应该像女孩那样吧。”
事实是，偏见和刻板观念在男孩的人生之中很早就出现了，塑造和扭曲了大众对他们的看法，即使是最善意的人也会这样想。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赵美心
曾经针对四五岁的男孩展开深入研究，通过观察父母和老师，看他们如何限制“男孩就该什么样子”。赵美心发现有些男孩的身份被固化，毫无选择，还有的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文化形态和压力“过度妥协”。她沉浸在男孩的“教室”里观察了两年多时间，她发现，原本开放和真实可靠的男孩表现得越来越谨慎，也不那么天真率直。赵美心写道：“我们经常看到或者描述的男孩的天性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本来的天性，那只是他们为了适应文化对他们的要求进行的调整，才展现出情绪的隐忍、好斗和竞争性，好像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男孩’。”
从我的自身经历来看，我发现对男性的刻板观念是普遍存在且不易被察觉的，但这却影响着我们对男孩概念的界定。我有一位朋友在高中担任生物老师，几年前她怀了一对双胞胎，在孕期的时候她告诉我：“我知道哪个是男孩。”我很好奇地问她是如何辨别的。她解释道：“踢我肚子的那个就是男孩。”纽约大学的发展研究员尼俄伯·韦从自己的研究中总结道：那些关于男孩的流行观点缺少基础性的依据，更不符合他们的现实需要。传统观点里认为男孩更喜欢自由，对亲密关系不感兴趣，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通过研究，赵美心发现如果男孩没有朋友，他们会很痛苦，会发疯。 她提出警告，家庭和教育经历的欠缺，或因为表现欠佳、孤僻和行为不端带来的厌倦和失败，都导致了文化上对于男孩的刻板观念。
在我初为人父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内心涌现出的文化偏见，有时自己都觉得尴尬。我们所居住的位置是费城很有名的一个社区，沿着马路向下走就有一个操场，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们，每天都在这里玩儿童棒球或者打篮球。我的儿子是个活力满满的小运动员，也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耍。但是，随着这群十多岁的男孩逐渐长大成人，儿子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尽管，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玩了很多年，玩得也很开心，还一起骑着自行车在各个街区转悠，但其中有些孩子开始变得愤怒、小气，似乎忘记了曾经的朋友。最后，受到这群孩子的鼓动，整个群体开始针对我儿子，把他驱逐出集体也赶出了操场。每次回来的时候，儿子都是步履沉重，垂头丧气。
最开始，我并没有让他自己看电视或者玩游戏，我会和他一起玩，努力提振他的士气，帮他增强自信心，期待他有一天重返操场。然而直到一个周六的早上，那时我刚从紧张的一周中恢复过来，只看到儿子又一次从操场败兴而归，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拦住他，告诉他不能进家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说道，“只要你需要我，我会一直站在这里，但是我不会就这样看着你放弃的。”他试图推开我进门，丢脸和挫败感迅速地转变成了狂躁和爆发，他嘶喊着，说他再也不想去街道上玩了，再也不要融入他们之间了。就这样一遍一遍地咆哮嘶喊着，一边还试图从我身边窜进屋子里。我也一遍遍重复：“你可以的，千万不能放弃。”这时一个邻居走出来，他一定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太像虐待儿童了。
我这样做是在帮助他吗？或者说，我是不是按照刻板观念，认为男孩就不能在争斗面前羞涩？我是不是给儿子上了糟糕的一课，告诉他不管自己如何害怕和恐惧都必须迎面解决问题？当我在思考如何解决儿子未来在街道上面临的危机时，我也在回应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我的恐惧又在何种程度刺激着我？我的儿子会被伙伴赶出操场，无法获得童年的快乐，蜷缩进更小的生活圈。
我是幸运的。我找到了解答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的方式。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加入了一个朋辈咨询网络，而这恰恰成为改变我生活的转折点，也最终决定了我的职业选择。我学会了倾听他人，反过来，他们也会深度、耐心、真诚地倾听我的诉说。我和网络里的这些普通人一起工作，解决一些压力和偏见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健康状态。可以说这是一场人们开展的运动，旨在恢复人们在人际关系中的存在感和创造力，而不是囿于老旧的关系模式。当轮到我发言的时候，话语的套路没有了，长时间以来的紧张感消失了，真诚面对自己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总体来说，通过倾听别人的练习，我变得更加体贴有礼貌。多年来，这些机会帮助我整理我的感受、情绪和想法，积极面对弟弟去世的噩耗，也让我看清了从我孩童时期就存在的对偏见的理解，它们大大限制了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我甚至认识到，我当时对儿子作出的反应其实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进一步的反省，我意识到，我想努力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平衡的两端，一边是告诉儿子对于他朋友的小气态度我表示很遗憾，另一端是告诉他，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一种人定胜天的态度。我多希望自己能在行动之前就理解到这些，无论儿子感到多绝望或者陷入什么样的困境，他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我也很想把这些重要的信息传授给儿子。后来，在一个比较平静的氛围里，我们坐在一起。我试图给儿子传递这种信息，让他在没有愤怒、恐惧和失望的时候认真听我讲话。但是我确信有一些担忧还是要经历的。他有他自己的烦恼，而对于我来说，充斥了烦恼的情绪也在增多。
家有男孩的父母会感觉更加焦急。 他们的儿子经常出现下面这些行为——在学校里面无精打采，在家里以自我为中心，很容易被朋辈群体比下去，对待妹妹或弟弟很不友好，运动场上又没有足够的对抗力，焦虑愤怒又羞赧。 孩子的父母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开始带着忧虑和愤怒进行干预了。父母会给出一些建议，但当孩子听不进去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失望和惊慌。
幸运的是，我和儿子都已度过了我们的青涩时期，当然我们也清楚未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克服。我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且富有耐心的老师，也蜕变为儿子暖心的父亲。我不知道儿子是否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但是，就像很多其他的男孩，他会有很多自我反省的时候，也会找到自己的勇气。我们的关系经受了很多挑战，我相信，儿子已经明白了，我永远都乐意帮助他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虽然有时候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略显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