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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公平起见，我决定也关注一下朱莉对于细菌的观点。也有很多科学家的观点跟她一样。
他们把他们的理论称为卫生学假说，观点是：现在第一世界国家的孩子们没有机会接触足够多的细菌，这会妨碍免疫系统的发展，免疫细胞就没有机会学会识别和消灭那些传染细菌。我们过分清洁的世界，应该对剧增的哮喘病和过敏症负责。
我给免疫学家玛丽·鲁伊布什（Mary Ruebush）打电话，她是《为什么污垢是好的》（Why Dirt Is Good）的作者，这本书是卫生学假说界的一面旗帜。
“就像钟摆的摆动一样，”她告诉我说，“在人类进化的最初几千年里，根本就没有清洁的意识。但是后来，当我们意识到清洁和疾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跟提尔诺博士一样，她声称自己是高度健康的。“我不记得自己上一次感冒或者头疼是什么时候了，关键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卫生标准。”
有句话我憋着没敢说出来：我很高兴这是电话访问。
“我洗手的标准是：如果我的手看起来很脏或者气味难闻，我就洗手。”她说。
她跟提尔诺博士一样，也有关于坐飞机的“恐怖”故事。
“当时我旁边坐着一个8岁的男孩，他是一个人出来旅行。他开始擦拭座位、扶手和小桌板，然后才在座位上坐下。他的这些举止吓着我了。”
当我把儿子曾经趴在地上舔冰淇淋的事情告诉她之后，她竟然笑着说道：“挺好啊，他长大后一定会很健康。”
我挂上电话后，告诉了朱莉鲁伊布什的观点。
朱莉说：“这个女人真聪明。”
就在那天晚上，朱莉不小心把一片黄瓜掉在了地上，她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然后放在儿子赞恩的盘子里。
“真棒，卫生学假说。”她高兴地说道。这成了她的新口头禅。
再三思考后，我决定用一周的时间在自己身上实行提尔诺博士的细菌作战计划。我向朱莉保证，不把它用在她和孩子们身上。
提尔诺博士在《细菌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Germs）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抗菌生活建议，我把它们记录到我的电脑里了。我选了一个周三的早上开始实施这些建议。比如：
•每周擦拭手机和电视遥控器。（用湿纸巾能把细菌擦掉吗？我甚至希望能把这些电子产品煮一煮。）
•所有的水果蔬菜都要用过氧化氢和醋的水溶液浸泡5～10分钟。（“过氧化氢？”帮忙照顾孩子的保姆问道，“安全吗？我怎么觉得它是用来染头发的。”我告诉她书上是这么说的。）
•内衣要与其他衣物分开洗涤，主要是防止排泄物残渣的污染。
•洗好的衣物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因为紫外线能杀死细菌。（晒衣绳在纽约不管用，我只能把衬衫晾在空调的外挂机上。）
•拆下淋浴花洒，用醋浸泡一会儿，再清洗干净，清除军团菌，那是军团病的致病菌（现在还得这么做）。
•定期用吸尘器清洁室内装饰品和窗帘。
•把湿海绵放进微波炉里照射一两分钟。
•使用低致敏性床单和枕套，防止尘螨引起皮肤过敏。（我买的那些面料有点滑溜，不过它们让我感觉好多了。提尔诺博士说他住旅馆的时候会带着防菌床单，而我也把它列在了清单上。）
忙活了半天，我都还没有完成我的清单，抗菌生活战是一项全天候工作，虽然我的注意点有时有点奇怪。抗菌生活战除了忙碌之外，我还有一种感觉——正当。
我现在特别希望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更有秩序感，朱莉要是回家吃晚饭迟到了，我会觉得烦；儿子加斯帕要是和班里的淘气鬼厮混，我也会烦。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谨小慎微和细菌恐惧症是否有关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大脑本身就是个复杂的东西，可能是细菌恐惧症影响了我的道德观。
我记得曾读过《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是两位科学家写的，大意就是说——你越是跟细菌纠缠，你在政治上就越保守。
他们进行过实验，在实验过程中，询问受试者有关“道德、社会和财务”的态度。文章是这样写的，“只是站在一个有消毒装置的自动售货机前，人们就会说出比较保守的政治信念。显然，细菌出现的最细微的信号都足以使政治态度转向。”
女王学院的皮特·利伯曼（Peter Liberman）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大卫·皮萨罗（David Pizarro）教授给出了相关解释，早期的人们经常与带有传染病菌的其他部落接触，所以，人们逐步进化成“厌恶他者”，而这有助于人们把互动保持在最小范围之内。这种厌恶感与保守的、对外人谨慎的世界观是有关联的。
当我把这种理论告诉一个有代表性的保守派朋友时，他说听起来很荒谬。不过，他补充说，这让他觉得自由派很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