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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2年新年伊始，弥留之际的梁思成完全沉浸在“双涛园”美妙的童年回忆之中。对于晚年落寞孤寂的老人这种难得而美妙的梦境，我们还是不去搅扰为善。借此机会，不妨来看一看以梁启超为支柱的这个近代中国无比显赫家族的深厚家学背景，以及这种家学背景对梁思成后来人生走向的巨大影响吧。
据《梁氏世系图谱》中记载，祖籍广东新会的梁家，居住在县城以南二十多公里处的熊子乡茶坑村，始祖是宋代进士出身的梁绍。梁绍虽在广东地界为官，最先居住地却在南雄的珠玑里，直到第三代梁南溪时才搬迁到新会县的大石桥，而最终定居茶坑村的则是第十二代梁谷隐时代的事了。再后来，梁谷隐传至其第十二世孙梁维清时，茶坑村梁家已十世为农，变得没落衰败了。
梁维清兄弟八人，每人靠分家时所得几亩薄田养活，老二梁维清不甘就此沉寂，立志通过科举重振家门。然而，梁维清苦读诗书多年，最终只考中小小的秀才，后以府学挂名生员身份出任新会县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长），还是依靠时任广东提督的岳父黎第光的关照。即便如此，梁维清在茶坑村也算是头面人物了。
梁维清仕途不济，遂把希望转嫁到儿子身上，特别是自幼聪慧的三子梁宝瑛身上，而梁宝瑛在考场上却接连败北，最终只是个乡村的私塾教员，还不如父亲梁维清。不过，梁宝瑛有一个聪慧好学的好儿子——梁启超，自幼就显露出非同寻常的过人才华。于是，梁氏家族又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身上，两三岁时就由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教授其识文断字，四五岁时改由祖父梁维清亲自为他讲解《四书》《五经》等科举书目，并在课余时间手把手教习临摹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法帖。白天教授完课文和临帖后，晚上祖父梁维清则倚靠在床上听孙子梁启超复习背诵白天之所学，就好像当年欧阳修和苏东坡那样倚床听儿诵读诗书一样，多年来从不间断。这种晚辈高声诵读古典经籍，老人含颌捻须而听的情景，向来被中国人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如今，祖父梁维清每天晚上享受这一大乐事时，还有选择地为爱孙梁启超讲授一些传统经典的励志故事。
后来，梁启超如法炮制，也经常给梁思成等传讲祖父当年讲述过的这类故事。对此，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也许是听梁思成讲述过，故此她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就曾这样写道：“梁启超爱喝酒，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们讲故事。他讲的多半都是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在祖父、父母和私塾先生的精心教授下，梁启超八九岁时就熟读诗书，且能一气呵成写出洋洋洒洒的千字文章，遂在乡间有“神童”之誉。
“神童”梁启超不负众望，在公元1884年初冬年仅11岁前往广州应试时考中秀才。公元1889年9月，16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再一次震惊世人，以全省第八名的斐然成绩高中举人，并因此受到主考大人李端棻的特别垂青，遂决定将其堂妹李惠仙嫁给这位少年举子。就此，梁启超将踏入仕途，实现其祖父等梁氏族人多年梦寐难求的夙愿。
不过，祖父梁维清在严格教授孙子梁启超苦读诗书时，无形中也扼杀了幼年梁启超应有的孩童玩兴和某些乐趣。对此，梁启超在回忆文章中多次这样记述他的童年生活：“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比命还重要。”与父辈梁启超“苦命”童年相比，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的童年就幸运多了，乃至于在慈父梁启超和严母李惠仙的教养及“娘”王桂荃的“纵容”下，他们在“双涛园”的童年时代简直是充满了顽皮和欢乐。
前文中曾提到梁思成等“双涛园”顽童们，从须磨到神户上学在鹰取车站乘车如果迟到时，检票员会提醒说今后要早起床的叮嘱。其实，“双涛园”顽童如果哪次乘车迟到的话，那实在是另有原因。关于这个“另有原因”，妹妹梁思庄后来曾这样解释说：那完全是因为二哥梁思成在上学途中一个极为滑稽的习惯所致。原来，“双涛园”顽童们每天早上上学赶火车时，少年梁思成总要在途中大便一次，然后才能如释重负继续前行，且几乎每天如此，鲜少忽却。有时候，孩子们眼看着小火车就要开走，虽然急得直跳脚，但可爱的梁思成则必须完成他的这项“功课”，然后才能与大伙一同仓促地向车站奔去。
在众多记述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在“双涛园”生活的文字中，一般都满含爱意地冠名为“双涛园群童”，而我则更愿意以“顽童”名之。如果不信，读者不妨从他们自己及其亲人的下面几段回忆文字中感受一番。
林洙曾这样记述梁思成在“双涛园”的顽皮：作为长子的梁思成虽然比一般孩子懂事和聪慧，但仍难脱孩子的顽皮。他们兄弟姐妹十人年龄相差很远，梁思成和姐姐思顺相差8岁，和最小的弟弟思礼相差23岁，他和思永、思庄的年龄最为接近，感情也最好。他和思永尽管很疼爱妹妹，但总是忍不住要捉弄她。他们常常装扮成很怪的样子把妹妹思庄吓哭，然后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哄妹妹破涕为笑，否则被母亲知道后是要挨训的。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对妹妹搞一些恶作剧，例如在妹妹的饭盒里放上毛毛虫，他们则偷偷躲在一旁看妹妹被吓哭的模样。同样，这样的事若被娘知道了，他们也是要乖乖地给妹妹道歉的。
如果单单是在“双涛园”顽童们之间的顽皮倒也罢了，他们有时竟然把玩笑开到了“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头上，甚至将康老夫子捉弄得无可奈何。有一年夏天，康有为到须磨“双涛园”看望梁启超及其家人，虽然俩人情感依然很深厚，但这对昔日师徒兼维新战友同在日本流亡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思想观念及政治主张都发生了很大分歧，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默契和融洽，他们一个积极吸收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另一个则依然裹足不前固守着旧日的保皇观念。于是，俩人一见面便会展开激烈辩论，而辩论双方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则演变成了俩人之间的一场高声争吵。而这种争吵无疑导致了“双涛园”顽童们对康老夫子的“仇视”，他们总认为是康老夫子不好而惹父亲生气，同时也搅扰了父亲和他们之间的玩乐。于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双涛园”顽童们，决定在康老夫子下海游泳时对他进行自认为是最有效的“报复”行动。那就是趁康老夫子不防备时，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二人仗着娴熟的游泳技术偷偷潜入水中，悄悄地游到康老夫子身边，然后使劲地揪他下颌上那不长的胡须，每次都疼得康老夫子唏嘘不已，可又无可奈何。
公元1958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应康有为女儿要求为其父亲举办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而向梁思成征求意见时，梁思成表示他虽然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对康梁并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只在“双涛园”幼年时对他有一些印象，并风趣地向周总理讲述了一则关于康有为剪辫子的故事。对此，林洙也曾撰文回忆说：“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仍留着他那大清帝国的大辫子，所以出出进进招来不少看热闹的人。梁启超和许多华侨都劝他把辫子剪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自己也感到太被日本人取笑了，只好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天，好像举行什么盛大典礼一般，他朝北京方向摆了香案，还宣读了一篇奏文。奏明圣上自己着满服在日本的种种苦衷，乞求圣上恩准削发。接着，又读了一篇给祖宗和生身父母的祭文，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每念完一篇就行一次三跪九叩礼，行礼完毕才坐下来。请来的日本理发师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已经问了好几次是不是要理发。等理发师刚拿起剪子，忽然十几串鞭炮齐鸣，理发师大吃一惊，把手上的剪子都吓掉了。”还没等梁思成说明那是他们“双涛园”顽童搞的恶作剧时，周总理已经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双涛园”顽童们的顽皮并非他们幼年时“专利”，长大成人后也不曾泯灭了他们那难得的童心。林洙记得第一次拜访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时，林徽因就愉快地向她回忆起和梁思成逛太庙的趣事：“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说到这里，林徽因和林洙都回头看了看梁思成，而梁思成则挑了挑眉毛，调皮地说：“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这就是顽皮而又可爱的梁思成。
不过，顽皮归顽皮，“双涛园”顽童们还是可以调教的。调教“双涛园”顽童的除了父亲梁启超外，还有母亲李惠仙和娘王桂荃，特别是心地善良而又脾气温和的娘对梁思成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对此，梁思成后来回忆说：“我小的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急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我妈正在火头上，一下子收不住，一鞭一鞭地抽在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
学习从此不敢马马虎虎的梁思成，后来不仅成长为中国建筑学界和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先驱者，而且是中国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不仅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而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这位被世界学界誉为“研究中国建筑的宗师”，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首选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技术科学部委员；他不仅开设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建筑系，而且首倡在清华大学开设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长达二十多年，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人才。当然，他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唯一敢于直面对抗中央领导人新城市建设思想的“死硬分子”，更是中国“文革”期间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和“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如此看来，关于梁思成传奇的一生，既有神采飞扬的一面，也有孤寂落寞的一面，实在是精彩之至。
那么，我们首先就从他在北京清华园里的青春飞扬开始记述和解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