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东京这个樱花烂漫的时节里,对于被中国清政府重点通缉的流亡犯梁启超来说,实在是一个最感舒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妻子李惠仙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但也命运多舛的梁思成。
在梁思成出生之前,梁启超曾有过一个儿子,可那是他深埋心底的一种痛,因为那个儿子仅仅给他带来短短两个月的快乐就不幸夭折了,夭折在他维新变法失败不久那人生最暗淡的日子里,所以一直以来梁启超总是郁郁寡欢,虽然日本友人对他一向十分的敬重和关照,但丧子之痛还是不能让他在短时间内自愈。而今,这个儿子的出生无疑填补了梁家长子的空缺,这怎能不让梁启超心中感觉快慰呢。
然而,全家人沉浸在新生男儿降临梁家喜庆中的同时,也细心地发现这个瘦弱的婴儿竟然是个残疾——他的两条腿夸张地向外撇开,比所谓的内八字还要严重,两腿撇得几乎能使两脚尖相对了。面对这个让全家人喜忧参半的婴儿,梁启超请来外科医生对他进行治疗,希望能矫正婴儿的畸形双脚,以便今后担当起梁家长子的重任。外科医生经过仔细检查之后,遂建议说将婴儿双脚扳正后用绷带缠紧,再放进特制的木盒里进行矫正即可痊愈。果然,一个月后,这个婴儿的脚板基本恢复正常,虽然仍不像正常孩子双脚那样平整,但不会影响他今后的正常行走。对于这样的结果,梁启超已经很满足了。
不料,这个生就残疾的婴儿竟体弱多病,吃药打针简直成了他小时候的家常便饭,这不由让家人都很担心,害怕他像前一个男婴那样难以成活。也许是天佑梁家,据说有一天母亲李惠仙在梦中见到一个婴儿拼命地向她啼哭不止,于是第二天请来一位圆梦先生进行解梦,圆梦先生说那是先前夭折男儿要求梁家承认他的长子地位。对于这样的解梦结果,崇尚科学的梁启超竟然没有怀疑,于是一贯被世人认为是梁启超长子的梁思成,从此被弟妹们改称为二哥了。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多病多灾的梁思成,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双涛园顽童(左一梁思成)
出生在日本东京的梁思成,对东京并没有什么特别记忆,他的记忆从迁居到横滨时才开始。不仅横滨,就连整个日本这个岛屿国家,向来就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地区。那时,父亲梁启超担任《新民丛报》主编,梁家就安置在报社的二楼。后来,梁思成回忆亲历横滨遭受地震时,曾这样说:“日本地震很多,记忆中,居住的房子可怕地摇晃就有好多次。缠足的母亲上下楼梯很困难,每次地震总是女佣人把我背下楼。有一天晚上,邻居家着火,通红的火焰烤灼了天空,映红了窗子的玻璃,一瞬间抱起熟睡的我跑下楼梯的,还是女佣人。”对于女佣人在地震导致邻居家发生火灾中抱他匆忙跑下楼的脚步声,梁思成在六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当然,与地震、火灾那恐惧记忆所不同的,还有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和爱护他的幼稚园女老师。对于这样的美好记忆,老年梁思成同样念念不忘。公元1964年,他在《追忆中的日本》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上的是华侨经营的大同学校附属幼稚园,虽是华侨经营,老师却都是日本的女教师。她们就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对我们循循善诱,关爱备至。当淘气摔倒把膝盖蹭破时,老师就过来一边哄着不要哭,一边为我涂药包扎。伤口疼痛不能行走时,老师就抱着把我送回家。”
在横滨的日子里,幼年梁思成除了对日本女佣和女教师记忆美好深刻之外,还经常跟着姐姐思顺到有着长长石台阶的小山上去玩耍。从那不高的小山上,梁思成和姐姐远远地就能眺望到美丽的富士山,那种美妙景致是他们只在图画和照片中见过的,以至于这种偶尔从远处眺望的美丽,竟一直印在梁思成心中达数十年之久也不曾模糊或淡忘。
离开横滨搬迁到神户郊外的须磨,是因为除了梁启超几个子女的相继出生外,还有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也都寄住在梁家,《新民丛报》二楼那几间房屋早已不堪其居。而仅仅依靠办报所得微薄且不稳定的薪水报酬,也只能勉强维持梁家最基本的简朴生活,有时甚至连最简单的饭食也不能保证,更别说有什么经济能力来改善拥挤的居住状况了。而这时,一位向来倾心梁启超改良政治主张、非凡学识和人格魅力的华侨,主动提出将自己在神户郊外须磨的一栋别墅借给梁家居住。
这座名为“怡和山庄”的别墅,也难怪成年后的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对它一直情有独钟,那实在是一处绝佳的民居所在。坐落在山脚下的怡和山庄,拥有朝向大海的一处宽敞庭院,背后连接着一片茂密松林,坐在别墅窗前就能看到汹涌海浪远远地追逐而来,那院落前排空的海啸声和着别墅后面的阵阵松涛,时时演奏着一曲曲美妙的交响乐,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面对如此优美静雅的海滨景致,满怀艺术情趣的梁启超便形象地将这栋别墅更名为“双涛园”。
当然,让梁思成兄弟姐妹几人魂牵梦萦的“双涛园”,不仅因为有依山傍海的优美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童年记忆。关于发生在“双涛园”里的往事,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在‘双涛园’的四年间,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期。每天与兄弟一起沿田间小道步行到鹰取车站,然后乘火车到神户的同文学校上学。野花、野草、蚂蚱、青蛙之类,都令我兴趣盎然。”其实,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农村孩童幼时都非常感兴趣的。当然,给幼年梁思成留下幸福记忆的,还有车站检票员和小火车上的乘务员,每次他们都亲热地向“双涛园”这些顽童们打招呼,有时竟连车票也不检查就顺利地对他们放行。如果他们乘车迟到而小火车已经缓缓开动时,乘务员就会及时把梁思成等顽童从舷梯处抱上火车,并板起面孔假装严肃地说,今后可要早点起床,火车是不会等人的呦。其实,为了等候“双涛园”这些顽童,鹰取车站的小火车曾不止一次故意延迟几分钟才开车。而假使有一天这些顽童中有谁没有到学校去,第二天乘务员准会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这样美好的幼时往事,梁思成自然不会忘记。
不过,孩提时代真正的乐趣,并不是上学路上得到车站人员的关照或是学习过程,而是课余或假期里玩伴们的集体活动。对此,梁思成曾饶有兴味地回忆说:“暑假尤其令人愉快,因为可以尽情地游泳。气温不上升到80华氏度(27℃),母亲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去游泳。可是,温度计怎么也升不上来。于是,我就偷偷地又是吹气,又是用手摩擦温度计,好不容易把温度升到了80度(27℃)的刻度上,想如此骗过母亲,雀跃地奔向大海。然而,这种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母亲识破。母亲说,那就把温度计放下来看看,无奈,只好放下来,可悲的是,还没有过一分钟,就下降到了80度(27℃)以下。这只手不再有效,当只差一两度时,就去死乞白赖地央求严厉的母亲。这时,母亲便无可奈何地许可放行。”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多种兴趣,也顺便照管“双涛园”的这些顽童,梁启超在暑假期间专门为他们聘请了游泳教练,这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日本海军退役军官。梁思成回忆说:“教练在海滨浴场开有卖柠檬汽水的小店,留着小胡子,30岁上下,游泳很棒,教练方法也特别对头。”不过,“双涛园”顽童们在学习游泳之前,必须按照教练要求先帮助他把小卖店里的杂活干完,然后才能在海边沙滩上或大海里尽情地嬉戏玩耍。这样独具特色的“海滨夏令营”活动持续了好几年,给“双涛园”顽童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童年记忆,也使他们每人都练就了高超的游泳绝活。
除了游泳之外,“双涛园”顽童们还对骑自行车极为感兴趣。对此,梁思成回忆说:“七岁时,我看到长我三岁的堂兄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得意地骑着兜圈,我也很想骑,可没有办法,再加上脚也够不到,只好放弃。就这样忍受了近一年,1907年,总算能够踏到脚蹬了,于是也得到了骑自行车的权利。”就这样,在“双涛园”前面那平坦的草地上,经常能看到梁思成等顽童们骑着小自行车相互追逐嬉戏的身影,以至于对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即便是成年之后的梁思成也非常喜欢,这种兴趣大概就是在那时培养的吧。
在日本东京须磨读小学时的梁思成
在“双涛园”的日子里,梁启超除了繁忙的日常工作外,最大乐趣就是沉浸在孩子们的游乐中,有时候他也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对于亲切和蔼而又幽默风趣的父亲的参与,孩子们都十分欢迎和兴奋,因为这时他们不仅能够到远处去郊游,玩得更加尽兴而有趣,还可以吃到味道鲜美的野餐。对于这样的游乐,“双涛园”顽童们都不会忘记,梁思成也是记忆如昨:“节假日,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去箱根、奈良游玩。奈良的鹿、各地的樱花、箱根的红叶让年幼的我欣喜若狂,颇具风味的红叶油炸食品很好吃。……特别是在须磨附近取访山松林中采集松蘑,刚采下的松蘑用枯树枝烧烤后吃下去的绝妙味道无法用语言描述。”
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不仅有美味的野餐,还有“双涛园”儿时诸多美好玩事,这是梁思成一生都不曾忘记的。至于后来梁思成极力保护日本京都与大阪的古建筑一事,是否与他幼年时在心底积攒起的这些美好异域情怀有关,想来不难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