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今年是恩师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明年是先生逝世35周年，这个时候出版《梁思成传》，很有纪念意义。
在中国建筑史上，囿于自古以来“道器分途，重士轻匠”之固习，“见物不见人”的诟病沿袭至今，今得知青年作家窦忠如同志为“建筑哲匠”梁思成先生写了一部传记，这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忠如同志应邀在作《梁思成传》之前，曾特意征求我的意见并多次访问我，没想到仅仅时隔几个月，他便将长达三十多万字的书稿送到我面前，嘱我为之作序。世面上关于恩师梁思成先生的书刊文字有很多，但作为全面记述他一生的传记还不曾见到，翻阅忠如同志的《梁思成传》，没想到忠如同志不仅笔墨流畅朴实，文采飞扬，而且对梁先生的性格和情怀把握得极为到位、准确，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从事军事新闻出身的忠如同志，竟然将梁先生深邃泓大的建筑思想阐述得浅显明白，而又不乏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可见忠如同志为了这部传记所耗费的心血。而写思成师自然不能与徽因师相分开，阅读忠如同志的《梁思成传》，思成师与徽因师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眼前，这不由使我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往事，于是写了下面的这些文字，权当是序言了。
一、古建启蒙初学艺。1940年冬，我考入了因抗日战争迁到我的家乡四川宜宾李庄（当时属南溪县）的中国营造学社，先是为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先生抄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文稿和练习为报告画一些插图。不久，思成师和徽因师见我绘图的技术有培养前途，便征得敦桢师的同意，把我调到法式组主任思成师手下，进一步学习画古建筑的平、立、剖图，并教我学习古建筑的知识。当时，学社招考的只录取了我一人，所以思成师和徽因师对我特别关心，叫我用心学习。他们说，宗江（莫宗江先生）、明达（陈明达先生）进学社时比你还小，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了。你只要认真学习，一定会赶上他们的。徽因师还告诉我说，致平（刘致平先生）协助梁先生做的《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台基、斗拱、栏杆等10册）有图有文字，图文双解，容易懂，你可以边学边画，梁先生事情多，他是梁先生的得力助手，你要多向他请教，向他学。她又说宗江和你一样从小到学社，他的图画得很好，他正在帮梁先生画建筑史的图，你要向他好好学画图。她边说边拿出一册思成师所著的《清式营造则例》，说这是学习中国建筑的入门书，是梁先生根据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其他资料，并采访请教了许多老工匠师傅们整理出来的。六十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在翻阅、查询这本书。据我所知，这本《清式营造则例》自出版七十多年来，一直是大专院校、设计施工和相关科研单位从事中国建筑（指古代建筑史、文物古建筑）教学、科研、设计施工的教材和重要参考工具书。在此书中，徽因师写有一个长篇《绪论》，她把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建筑形制、结构原理和艺术特色等等都做了简明扼要的叙说，并对中国古代建筑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中国建筑始终没有失掉它的原始面貌，形成一个极特殊，很长寿，极体面的建筑系统。”她根据建筑学的理论原则，着重分析了中国木结构的形成发展和它“在科学美学两层条件下最成功的”木结构法，并且由之而产生的“最庄严美丽的”各种形式的屋顶。
我至今难忘的还有思成师和徽因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们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乃至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并注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恩师的启蒙授教的惠泽，特别是关于继承传统，发展创新，让中国古建筑产生新生命的观点，在我对古建筑保护工作，对中国建筑史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中一直在遵循着，永远不忘。
二、不畏艰苦出“汇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十多年来，对古建筑调查研究学术工作的积累总汇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文物建筑科学研究奠立基础过程的重要档案资料，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自抗战开始，辗转流亡，调查研究工作十分困难，出版刊物更是艰巨。但是学社同仁特别是思成师和徽因师深知学术刊物是一个研究机构的命脉。自1940年迁到李庄稍安定居之后，立即考虑到开展调查研究成果的发表问题（其时刘敦桢师不久离开学社去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在纪念思成师85周年诞辰时，我曾经谈到当时克服许多困难，自编，自抄写，自己在石印药纸上绘图，自己印刷、装订，连徽因师的老母亲都被她动员参加了折页子的“战斗”。当然，思成师的决策很重要，而实际的主持和推动则是徽因师，她的功劳不可不记。
学社汇刊七卷两期虽然是土纸手写手绘石印，手装手订，印刷质量甚差，但其中发表的文章确是很有价值的，如思成师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和《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文》，徽因师的《现代住宅设计参考》，刘致平先生的《云南一颗印》民居和《成都清真寺》，莫宗江先生的《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王世襄先生翻译的《嘉祥武梁祠研究》等都是中国古建筑史上不朽之作。这两期上的不少文章的抄写、插图都是我的习作，为我以后的古建文物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卷汇刊中发表了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所设的桂辛（社长朱启钤字桂辛）奖学金获得者朱畅中的“农场”的论文。这是为了适应抗战胜利以后，以现代科学的农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鼓励建筑系学生关心我国广大农村建筑的现代化。据我所知，思成师和徽因师一直把城市与农村的建设视为一体。朱畅中这篇获桂辛奖的论文，思成师和徽因师给我为之绘图抄写时特别说了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徽因师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市镇规划不能只顾大城市，还要考虑广大农村的发展。在清华营建系早期专门开设了“市镇计划概论”和“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以适应乡村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三、关爱青年重培养。抗战时期的李庄，虽然只是一个小镇，但集中了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著名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被称之为大后方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其他三处为重庆、成都、昆明），学术和学习风气很浓厚。思成师和徽因师都是出身名门，学养深厚，学贯中西，徽因师还是20世纪初著名的诗人，她不仅新诗著名，而且在古典诗文上也很有造诣。另外，徽因师的英语非常之好，在当时的专家学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济等人之中，她的英语是最出众的。我常听他们在休息期间用英语畅谈，她都独领风韵。在当时学社的工作人员中年轻者居多，思成师和徽因师鼓励我们要学外语和文学艺术，并说建筑与文学艺术是共通的。徽因师还主动教我们英语，为我和莫宗江先生讲过英语课，由于她身体的原因，只是开了个头，但对我们的鼓励很大。最使我难忘的是徽因师鼓励我们学古典诗词文学，她知道刚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来学社的卢绳先生古典诗文很好，就让他为我们讲古典诗词文学。在学社中学习古典文学诗词，蔚然成风，连她和思成师都尊称卢绳为“卢老师”。我当时也十分重视和爱好古典文学诗词，经过学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在文物古建筑工作中凭靠英语和古典诗词文学基础受益匪浅。
中国营造学社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古建筑的实地考察，测量绘图，并对其年代鉴定，结构分析和有关艺术（雕塑、绘画、彩画、碑刻）等的研究。学社同仁就是在辗转流亡中，也要抓紧时间进行研究。在李庄期间，思成师因徽因师卧病，主要从事佛光寺报告的整理和《营造法式》的注释以及学社的生存事务。刘敦桢先生主要整理了西南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其他先生们如刘致平先生开展了民居、清真寺和会馆的调查，莫宗江先生参加了成都王建墓发掘，进行了宜宾旧州坝宋塔、宋墓的调查，陈明达先生参加了彭山崖墓的发掘等等。1942年我已初步学了一些绘图的知识，卢绳先生也来到了学社，他除了为中央博物院绘清工部工程做法绘图之外，也需要进行野外古建筑的实测工作。于是，思成师和徽因师便安排我们两人去测绘李庄附近的一座明代建筑——旋螺殿，这是我和卢绳先生的第一次古建筑实测习作和合作。后来由他撰文由我绘图，发表在汇刊七卷二期上。这篇报告给思成师和徽因师审阅时，他们称赞卢绳的文章和我的图都不错，并鼓励我以后要学着写文章。这充分体现了思成师和徽因师对年轻人的认真培养。
四、北归清华蒙惠泽。1945年8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日本侵略者终于投降了。八年全面抗战结束，被迫流亡内迁到四川的所有机构都在准备迁回原地，中国营造学社也要迁回北平。在学社同仁中，原来从北平迁来的，除刘敦桢、陈明达先生已经离开之外，在李庄参加学社工作的尚有卢绳、王世襄等先生也都属于要正规复员之列。还有一部分在四川报考招聘的专业和服务人员，面临随机关复员或就地辞退的情况。正当我在依依不舍五六年来已经学会了一些基础知识热爱古建筑的时候，徽因师突然叫我到她那里，说是学社已经决定你一同复员去北平，梁先生让我告诉你和致平、宗江先生一起押运学社图书资料，随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的图书资料、仪器等先到南京，再转道北平。徽因师还告诉我说，学社全体人员回北平后就到清华大学去开办建筑系，梁先生已先期到重庆去安排复员工作和筹办建筑系的事情去了。最后她说她和老太太（她母亲）也要先走，你们押运图书资料不能空运，只能乘船水运，并再三叮嘱说，你们三人中致平有家小，你和宗江年轻，不仅要照顾图书资料，还要照顾一下他们一家。
于是中国营造学社抗战八年辗转流亡生活宣告结束，在李庄稍安的五六年也要依依不舍告别了。学社一部分同仁随中央博物院复员到南京（后来随国民政府去中国台湾并中国台北入故宫博物院），一部分同济大学临时绘图打工的同学随同济大学复员到上海，一部分本地同仁自行另谋了工作。我和刘致平、莫宗江三人十分谨慎地将图书资料、测绘图纸、照片底片和文稿等等一一清点，包装打箱，经过了半年多的等候时间，自1946年夏、秋、冬，随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到重庆、到南京。因为我们曾是南京中央博物院的编制人员，承他们关怀在南京又住了数月。但其时我们已属清华大学的编制了，必须找到清华的复员队伍集体，于是又到上海住了几个月，拜望了寓居上海的朱启钤社长，由他想办法通过朱光沐搭上海轮从上海经过五天五夜（遇大风浪）才抵达天津港口，转火车到北平，其时已是1946年底了。到达北平后，我们还在天安门西朝房学社旧址内住了几日，虽然十分寒冷，但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兴奋了，尤其是我回到了盼望多年的“老家”，兴奋之情，难以名状。
然而，由于我们已归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正式编制，且学社经费尚无着落，与清华大学取得联系之后，我们立即又到清华大学报了到，我们便立即到新林院思成师家拜望了徽因师，其时思成师尚在美考察未返。她见到我们时，其高兴之情难以名状，因她仍在病中，不敢多谈，她说你们以后多来，让我们去水利馆二楼向系代主任吴柳生教授报了到。
五、创造条件再深造。中国营造学社复员北平，全体工作人员都转入清华大学开办建筑系的事情有诸多的原因。据我所知，抗战胜利之前，思成师就作了多方考虑，他和徽因师对他们苦心调查研究的中国建筑很难割舍，但是根据八年流亡的经验没有固定的国家编制很难安心。当时也知朱桂辛社长经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抢掠，实业财力已空，无力再支持学社了。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徽因师在十年前为思成师《清式营造则例》一书绪论中指出的，中国古老建筑的新生命要靠新的建筑师和建筑学生，只靠过去学社吸收少数建筑系毕业生和招考吸收一些青年学徒（也称之为研究生）是不行的。于是，思成师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了建议信，这也正符合了清华大学这一著名理工大学缺少建筑系的需要，于是立即被采纳了，建筑系于1946年开始招生，由吴良镛先生先期与新生们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然而，思成师和徽因师潜心钻研实地勘察测绘多年，卓有成果，与在抗战八年费尽心力支持的学社，感情十分深厚，不能割舍。于是，思成师和徽因师建议既要培养学生，又要不断古建筑的勘察研究，由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学社的人都是这个研究所的当然研究人员，也可吸收建筑系的师生们参加，我是“声闻”弟子。后来，由思成师与朱桂辛社长和梅贻琦校长商谈同意之后，就算与建筑系一起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编制都在建筑系。但是由于内战开始，加之建筑系的教学任务繁重，无法抽出时间进行野外实地勘测研究工作。
来到清华之后，我在建筑系的名义正式编制是系办公室也就是系主任的助理（行政事务工作）。其时思成师在美考察未回，系代主任是吴柳生先生，他也是一个忠厚长者。有一天我去看徽因师的时候，谈起了古建筑的学习和调查研究的事情，她主动提出说你在学社五六年学到了不少东西，古建筑可算有了初步知识，但范围还很窄。建筑是一门综合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的门类，知识必须广泛。你现在来到清华，有很好的条件，清华的名教授很多，你可以去听他们的课，过去宗江、明达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你是幸运者。我太高兴了，但是系里的办公室的事不少，还要为刘致平先生的建筑构造（Building Construction）课程绘教材图。这些工作我都可晚上做，但不知系里是否同意。她马上说，我给吴柳生先生说一下就可以了。果然，过两天吴柳生先生马上找我谈，说是林徽因先生向他说了我的事情，他非常支持我去听课。为了支持我听课，吴柳生先生还找来一位李毓俊先生在系办公室帮助工作，于是我便放心去听课，除了系里的课之外，土木系的如吴柳生先生的木结构、其他教授的测量学、工程力学等课程都去听。徽因师还特别要我多学外语，于是我选了英、俄、德、法、日五门外语，其中曹靖华先生讲的俄语我下了较大的功夫，解放以后真用上了。在清华时和程应铨先生合作翻译的《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一书（他翻译的文字，我绘的图）的“苏联城市建设问题”杂志（1947年出版），对该书的评介，就是我从该杂志俄文本译出的。1950年我调到文物局后，又翻译了不少苏联的文物古建筑和历史名城的保护的文章与著作，对建国初期的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六、调查长城结渊源。思成师和徽因师非常关心中国建筑研究所的工作，一次徽因师特意把我叫去说，现在和谈破裂，内战已起，要出去到外地考察测绘甚是困难，你能不能想办法到北平附近的地方去看看。她说过去学社在北平距长城很近，但总因为随时都可以去而搁置，殊知一搁就是十多年了。长城是古建筑中很重要的一项，不能不去调查测绘一下，工作量相当大，你年轻先去打个头阵，探一下路，有可能再叫致平、宗江他们去。于是，我查找了资料和地图，决定去八达岭和古北口两处，因这两处都是长城重要之处，而且距北平也不远。这时正值1947年与1948年之交，这两处长城也正是国共两军对峙之地，我打听了一下，还未打起来。于是我选择了好天气，带上简单用品，一个旧相机，只身前往。两处的交通都十分困难，坐车、骑驴、步行交替使用，费了几天的时间才算完成了“初探”。所幸我在沿途并未遇到什么阻拦，听说两方都在做打仗准备。这是我首次到达长城，那种苍凉、雄伟、壮阔、关山难越的情景，尤其是长城如巨龙般飞驰的动人景色，至今如在眼前。由于当时人烟稀少，地处荒凉，我不敢久留，照了几张相，赶快返回了。后来战况越来越紧，考察测绘计划就不得进行了。可喜的是，我在五十多年前所拍的古北口和八达岭的照片，今天已成为历史老照片，因为现在已经改观，有的已经不存了。
到了1952年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提出要修缮长城的建议，我接受了文物局郑振铎局长交代考察长城的任务，先作勘查，再搞出规划设计来。于是，我对北京居庸关、八达岭进行了初步勘查之后，画出了一个草图，并去清华大学向思成师请教，请他审定。他当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图纸上签了审定的名字，这张图纸我还保存着。他所提的这些意见，以后一直作为我维修文物的指导性准则。我印象最深的三点是：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也就是后来我们写入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文物法的“保持原状”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换成了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洋灰。有些残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部修齐全了，“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二、休息座位的布置，他说这也是艺术，在长城故垒之下不能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点野趣。后来我就照他的意见搞了些略加整理的自然石桌凳，随意安排，不求规则，效果甚好。三、关于种树问题，他提出在长城脚下千万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雄姿，树太近了高了，对长城的保护也不利。
五十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次长城的维修讨论，思成师这三条意见我都一直坚持，已经成了我自己的指导思想。
七、编写简目献厚礼。1948年冬，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逼近北平，思成师和徽因师毅然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他们到台湾的邀请，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的到来。不久，清华大学解放了，思成师和徽因师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学习，并接受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其中，编写《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就是他们和中国建筑研究所献给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份“厚礼”。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深知思成师是对古建筑文物素有研究的专家，对全国古建筑的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访思成师，请他提意见、想办法。他慨然应允了，并组织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一起动手，以飞快的速度，编出了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折纸页、装订、包裱封面，如出学社七卷汇刊那样，自力更生用手工劳动完成，一共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我还担任了全书的钢版蜡纸刻印工作。封面设计和书中版式的排列是在思成师的指导下，朱畅中同志（原清华大学教授）的手笔。
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饱含着思成师、徽因师和中国建筑研究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
八、国旗国徽凝深情。北平解放后，迎来了思成师和徽因师热情奔放的春天，他们积极地投入到伟大祖国的建设之中。虽然他们都是病魔缠身，但好像忘了病痛，决心共同为首都和祖国建设而奋不顾身。其中，为新中国设计国旗国徽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
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报上登出了国旗、国徽图案征选的启事。思成师和徽因师都十分的高兴，要积极参加投稿，尤其是徽因师不仅熟谙建筑而且独具艺术和文学的才华，在美时曾专攻艺术。于是她发动全系同仁都参加投稿竞选，特别要我参加。我当时国旗、国徽设计都投了稿，国旗设计还得了第二名，我的图案是五星红旗一个大星，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前进。听说几乎当选，因有评委提出还是围绕共产党好，才选了现在的国旗。国徽设计比较复杂，图案很多，是由清华和中央工艺美院两家中确定以清华来最后完成的。确定之后，在思成师的带领下，全系教师全力以赴，从许许多多图案中进行综合修改。大的修改原则都由思成师和徽因师决策，高庄、李宗津、莫宗江、朱畅中、胡允敬、汪国瑜等先生做的工作较多，我只做了小小的绘描工作。在方案设计和绘制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徽因师把我们找去亲自教了我们如何绘画五星、天安门、稻麦穗、齿轮等的技法，特别是五星如何能画得又快又准。可惜最后国徽通过后，他们二人都卧病床上未能参加集体照。
九、新都方案遭厄运。新中国成立以后，思成师除了进行建筑教学、古建保护之外，还大力致力于都市规划工作。他有一个设想，是想把北京这座世界罕见的古城全部保护下来。这一想法在《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一书中已有反映。他构想了一个在西郊建“新北京”的方案，并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1950年，我被调到文物局前，曾为思成师画过新北京的简图，抄写过报告，所以他的意图我完全理解。我也是完全赞同这一方案的。一些剩下的图纸副本和材料我一直保存着，不幸在十年浩劫中丢失了。思成师对我说，北京城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实物杰作，如果将包括城墙、城门、街巷、牌楼、宫殿、王府、坛庙、寺观、园林等的城市完整地保护下来，这将是一个世界奇迹，但如果在城内建设，新旧两者必相矛盾，古建筑就必然要受到破坏，因此，必须把中央各部和机关学校建在城外，这样便能两全其美。他特别提出过保存、利用城墙并把它建成环城公园的方案，而且还详细计算了拆除城墙的费用，发表在当时的《新建设》杂志上。遗憾的是他这一意见未被采纳，反而招致了一些非议，并被加上了“复古主义”的罪名。在今天看来，思成师当时的意见如果被采纳了，那么今天北京城的文物古建筑定会多保存下来，新的建设也会更能发挥创造性的力量。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
自从这一方案被否定之后，大量的新建筑就在北京古城内出现了，矛盾日益发展，古建筑处处要给新建筑让路。到处是控诉城墙、控诉牌楼、控诉故宫、控诉团城之声。另一方面，新建筑也不是那样顺利，处处受到约束。我曾听到一位新建筑的负责人说：早知如此，我也不赞成在城内搞了。
十、“声闻”诤言记终生。不久前我从旧资料中找到了一次会议的记录摘要，仿佛又回到了会议当时的场景。
1953年，正当“三反”“五反”之后，全面大规模基本建设正在开展，首都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由于没有采纳思成师关于古城整体保护另建新区的建议，古城内的文物古建筑与道路交通和新建筑产生了矛盾。中央和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于是由北京市政府出面召开了一个“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时间是1953年8月20日，地点是市府第一会议室，主持人是吴晗副市长。中央和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一些专家郑振铎、马衡、朱欣陶、华南圭、朱兆雪以及社会名人叶恭绰等参加了会议。思成师和徽因师均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特别是徽因师的发言内容最为丰富，当然也代表了思成师的观点。由于这个座谈会的记录不详，又是摘要，徽因师的长篇发言记录摘要非常简单，但几个问题都已提到了。现根据我的记忆，简述如下：
（一）关于保护文物与新建设的关系及新建筑创作的问题。
徽因师首先谈了保护文物古建筑与新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是统一的，不应该把它当成必然的矛盾来看，就算是出现了矛盾也能够很好的解决。有人把它看成是必然的矛盾，甚至是不可解决的矛盾，因此首先考虑拆。如果把保护与新建设发展首先考虑是统一的，出现了矛盾也可以解决，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应首先考虑如何想办法去保，想办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首先考虑拆。在谈到保护文物与新建设是统一的问题时，她特别举了欧洲国家希腊、罗马、巴黎大都市中，古文物建筑与新建设相互交辉的情况，并且说中国建筑就科学和美学上的价值都不比欧美的建筑差。中国建筑最成功的木构架和最庄严美丽的各式各样的屋顶，比欧美建筑更具美的价值。把它们保护下来将来有钱了好好修整一下，给全体市民、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来参观欣赏有多好，如果把它拆掉了，一切都没有了。在谈到古建筑的作用时她又强调了她在给《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绪论”的观点，要学习和继承中国建筑的优良传统，“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记录摘要原文）。她还讲了要根据新材料新技术的出现，中国建筑也要发展，创新。但是优良传统也要融入新的创作设计之中，希望建筑师和建筑系学生要学习认识中国建筑的优良传统。
（二）保护文物建筑不只是宫殿、庙宇，还要注意民居住宅和其他各种类型建筑的保护，以及注意民间艺术的保护。
她谈完了“保护文物和新建设是统一”的问题之后，已经显得很疲倦，吴副市长请她喝口水，歇了一会儿，又接着发言，对北京市保护文物建筑提出了批评。她说：“北京市保护旧文物建筑多半属于宫殿、庙宇，对民间建筑便没有注意。艺术从来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记录摘要原文）她谈到的民间建筑内容很多，特别是民居的四合院、作坊、铺面等的价值和重要性，应该很好地调查，选择一些加以保护。她这一意见引起了在座很多专家的重视，特别是郑振铎局长作了很多的补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他所致力的俗文学研究为例，说明民间艺术、民间文学的价值并不小于庙堂的、官家的，文学艺术的根源都来自人民来自民间，他说我很赞成徽因的意见（他们都是同时代的文学家、同乡）。建议从北京市做起，我们文化部也要注意民间文物的保护。
她接着又对北京市的文物调查提出意见。她说北京市的文物古建很丰富，内容很多，有些东西被忽视了，没有很好的调查，家底不清，难以保护。她说：“北京没有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如李笠翁的假山、刘兰塑的故居等都很有名，过去都没有注意。”（记录摘要原文）徽因师这一段谈得很多，记录摘要不可能全记下来，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她的发言重点就是北京没有做深入的调查，家底不清，难以开展保护工作，而且调查的内容也不全面。这一问题对北京市的文物保护，甚至全国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
（三）关于古建筑文物的整体和环境保护问题的意见。
这一时期，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们对北京城墙和天坛等大体量、大面积的古建筑群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思成师已发表了全部保存城墙和合理利用的建议，但有人主张全部拆，也有人主张保存部分城门的意见。天坛有人认为面积太大了，只保存祈年殿、圜丘坛等部分就可以了的意见。徽因师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完整的无与伦比的城市规划杰作，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如果只保存一部分就破坏了原来的基础，破坏了它的整体性，损失了它的价值。至于天坛，更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有内外两重坛墙，内外坛墙都有它的作用，都不能分割。天坛除了建筑之外，古树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天坛如果没有了那片葱郁的古树，整个青葱肃穆的环境就没有了，天坛的整个气氛也就破坏了，是万万不能的。希望中央和市政府要认真考虑。当时她说得很动感情，很是激动。记录摘要的原文比较缓和，但大意尚存。
这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是她最后一次对文物古建筑保护理论、保护原则、保护范围、保护作用的全面性阐述，我认为实在太重要了。由于记录摘要不可能全，我当时的笔记也已遗失，回忆的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就这一简短的摘要和回忆，也可窥见恩师对中国建筑和文物保护卓识之一斑。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北京文物建筑保护史上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声闻”了恩师的卓识诤言，并相继参加了城墙、牌楼等的联合调查。但是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自1954年以后北京的文物古建筑保护形势逆转，城墙决定拆除，牌楼决定拆迁。徽因师的病情急剧恶化，1955年初与思成师均住入医院，4月1日，一代文坛、艺坛、匠坛巨星过早陨落。
时光飞逝，弹指一挥，转瞬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思成师和徽因师的音容笑貌、关爱深情，特别是他们那种侃侃而谈、妙语风生、博学多闻、古今中外、才情洋溢的风度，尤其是对我这个当时来自山村孩子的循循善导、热心教诲的恩情，使我时刻不能忘记。
2006年11月16日 于北京安贞里寓所
罗哲文（1924—2012），四川宜宾人。自公元1940年师从梁思成、刘敦桢和林徽因学习古建筑，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世界著名文物古建筑专家。本书作者征得罗哲文先生生前同意，对其公元2006年的回忆文章加以整理，是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