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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理论研究入手，详细介绍了城市化的研究情况，并具体介绍诺瑟姆曲线、城市化速度的“倒U形”曲线（诺瑟姆推论）、集聚扩散规律、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律、城市化发展动力规律等城市化的衍生理论，为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动力机制、发展模式与路径做了理论铺垫并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世界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化的背景、发展与主要模式，描述了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城市化实践，有助于了解当前世界城市化的基本发展模式及发展水平，并通过对实践经验的分析，总结出不同地区城市化发展方向的动力机制与影响作用。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逐渐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在我国，《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50280—1998）中将城市化描述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是城市化的核心。然而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国内外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延伸，其中不仅包括人口规模、城镇规模、空间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包含了现代文明、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精神意识层面的扩散与渗透过程。综合来讲，城市化发展的内涵涉及两方面：生产变革引起的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的发展与完善。
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评判城市化水平的主要标准。人口城市化即农村人口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由此使城市人口规模增大、比重提高的过程 [8] 。其中，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的人口城市化称为迁移城市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人口城市化称为就地城市化 [9] 。一般情况下，迁移城市化是主流，当人口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区扩建或设立新城会带来的就地城市化，这种现象在当今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中也越来越普遍。
城市的发展与完善是城市化的另一重内涵，包括土地城市化、公共服务城市化、生产方式城市化与生活方式城市化等内容。人口城市化是基础，土地、公共服务、生产与生活方式城市化等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例如，首先，人口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进而引发了将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城市化”，然后使原本居住在其上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完成了“就地城市化”；其次，农村人口由于城市扩张和城市的吸引力而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逐渐接受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完善自己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人口城市化主要体现为农村生产要素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集中的非农化过程，而城市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强调的是城市功能的完善与强化，是实现、提高及优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大，重心在“量”的提高与增加，而后者则更多体现了城市“质”的发展与提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质量的优化与提升被视为城镇化的重点，一系列针对城市质量提升的实践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浪潮，快速推动城市化内涵的优化。
城市化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 [10]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从“后工业化”“现代化”“数字化”等概念转移到实实在在承载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城市，并将城市的发展与相关概念结合起来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城市化研究具有多学科性，自然会受历史上各种主流地理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思潮的影响 [10] ；而且城市化研究旨在解决不同时期具体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问题，属于“问题导向”性研究，因此其发展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这里我们将从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梳理城市化的研究历程。
城市首先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公元前10000—公元前8000年）。公元1—2世纪，古罗马帝国的兴盛使欧洲的城市空前繁荣。然而随着古罗马帝国崩溃，欧洲的城市生活停滞，德黑兰、巴士拉，北非及非洲南部等地区的城市生活则继续繁荣。10—11世纪，欧洲城市复兴，城市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变得重要起来。12—13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整个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大增长。14—l8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贸易扩张及侵略性的海外殖民奠定了今天欧洲大多数城市和城市体系的格局，也奠定了世界的城市及城市体系形成的基础 [10] 。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研究实质上关注城市起源的动力机制，发现影响城市起源的动力主要包括人口增长、防卫需要和宗教功能、贸易发展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展（具体功能见表1-1） [10] 。
表1-1 城市起源的动力机制
大多数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由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严格说来，这一时期城市化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仍属空白，但是同期的其他社会研究中已经涉及了城市化发展的相关问题。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启了城市发展进程中地域分工理论的先河；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开辟了区域经济学及空间经济学中区位理论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城乡对立的角度，阐述了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必将取代以乡村社会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实质上就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因及本质 [10] 。
历经近百年的积淀，“城市化”的概念终于成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8年后，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在《城市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了“urbanization”（城市化、都市化）的概念 [11] ，标志着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新开始。虽然尚未形成体系，但是当时已有不少论著专门研究城市化问题。社会学家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被认为是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开山之作，广泛涉及了城市地理、经济、规划、建设、生态、管理等问题，并影响了后世相关学科的发展。阿德纳·斐伦·韦伯也在《十九世纪城市的发展》一文中强调城市化是19世纪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深入，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和全球范围内劳动地域分工及产业结构的重组，生产的国际化与城市空间组织的巨型化、制度化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研究发现见表1-2）。
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制度要素，西方学者认为，制度是塑造不同经济地域发展轨迹的重要中介及产物 [12] ，因此其研究有助于解释经济地域发展（包括城市化）中存在空间差异的机理，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制度变迁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会或限制）。
表1-2 20世纪至今城市化研究发现
从上述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城市化的研究滞后于城市化本身。虽然人们普遍认同现代城市化始于工业革命，但是“城市化”的概念直到19世纪才被提出。城市化的研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城市化不断发展而不断演变，从关注城市化现象本身发展到如今关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等问题。
美国学者诺瑟姆提出的诺瑟姆曲线（又称纳瑟姆曲线、城市化S形曲线）揭示了城市化发展水平同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是城市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诺瑟姆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描述为一条稍被横向拉伸的S形曲线 [13] ，城市化水平表征不同的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详见图1-1）：城市化率不足25%为初级阶段，此时农业占国民经济绝大比重且人口分散分布，城市人口比重很小，城市化发展水平较慢；城市人口从25%增长到50%乃至70%为加速阶段，该阶段经济社会活动高度集中，第二、三产业增速超过农业且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越来越高，制造业、贸易和服务业的劳动力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14] ；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为成熟阶段，此时仍有少量农业人口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城市化水平达到80%后增长就变得很缓慢 [15] 。
图1-1 城市化过程S形曲线
诺瑟姆还认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可能发生郊区化现象，此时城市中心人口向外迁移，外迁人口数量可能超过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数量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之和，导致城市化水平下降。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人们逐渐排斥拥挤嘈杂的城市环境，部分地区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从大城市和主要大都市区向小城镇甚至非都市区迁移的分散化现象。
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首先将中心—外围理论运用于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当中。随后，克鲁格曼在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引发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非均衡力主要缘于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其中，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会形成中心城市的集聚，而市场拥挤效应则会助力资源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区扩散。随后，又有学者总结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主要秉承增强规律、衰减规律和指向规律 [16] ；以及随着中心城市到外围地区距离的增加，存在中心城市的影响力逐步减弱的现象 [17] 。
由此可见，集聚扩散规律包括两方面内容：①由于中心城市在空间系统中具有支配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极化效应，吸引外围地区剩余劳动力及技术等资源的涌入，促进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并不断壮大；②在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资源匮乏等问题，此时，中心城市周边的外围地区由于中心城市的外溢效应而受到技术创新及理念创新的冲击，逐渐被同化并成为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化也在资源转移的过程中完成了集聚扩散的过程。
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城市化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形成功能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此时，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增长极与增长极的联系日益紧密，由各种交通组织交织为联系紧密的经济、社会网络，由此形成城市群。城市群之中，每个城市之间的边缘性逐渐消失，中心城市逐步通过横向与垂直的网络联系，实现整个区域的合理分工与共同繁荣，区域体系最终演变为“中心城市+网络联系+地域分工”的组织结构良好的综合体 [18] 。
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作往往遵循集聚扩散规律，表现出如下特征：①内在有机性，即城市群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综合运输网络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成为构成城市群的关键因素；②城市群的大、中、小城市协作密切，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不断向外围和下级城市进行经济、人口等资源扩散；③城镇化水平较高，中心城市的极化、外溢效应明显，使城市的外延不断扩大，外围地区和乡村地区中非农产业发展迅速，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提高整个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和能级。
城市化发展动力规律是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 [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提出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推-拉力”作用机制。该机制认为城市在经济收入、个人发展机会及生活水平等方面对人口产生的拉力和农村人地关系紧张及就地改善生活环境难度大等因素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推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 [20]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结合我国特色城市化背景与格局提出了二元动力机制，即来自中央政府制度与政策的“自上而下”的动力和来自于农村非农化发展、政策、资金与基层政府力量的“自下而上”的动力 [21] 。生产力水平、外资、多元主体、比较利益机制等也是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22] 。
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化动力的研究仍存在不足：第一，研究对象多为全国性的、大尺度区域，针对局部地区的区域性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解剖较少；第二，研究视角往往局限于普适性理论，较少实证探究城市化发展路径与模式，导致缺乏实践经验支撑推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理论。
世界城市化经历了三次浪潮。早期的城市发展约始于5500年前，伴随了若干帝国的兴衰，推动了城市文明的全球性扩张。然而直到18世纪中叶，才出现以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为标志的全球城市化第一次浪潮。美国等北美国家始于1861年的城市化是第二次浪潮。第三次则是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民族独立，发展本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增长加快了城市化步伐。
学术界对城市化的起源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和城市同时产生，其结构、内涵、功能、区域特征一直在不断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始于工业革命，它是近现代城市形成的必经过程，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与城市的历史过程并不相同 [23] 。第一次工业革命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机器化的大生产代替了以作坊式手工业为主的分散的小商品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的数量、规模、布局、形态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此，城市才成为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聚落形式。在本书中，我们认为城市化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引起的世界城市数量和性质的根本性变化 [23] 。
城市及城市化的产生首先来自农业发展的推动。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农业社会，几乎全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农业产出仍然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部分人种地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应更多人消费，于是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和剩余粮食。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依赖剩余粮食，集中到适宜的地方从事用具制作及市场交易等非农业生产活动，于是产生了以非农业人口为主、非农产业活动集中的城市。可以说，农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两大“剩余”是城市形成和城市化发展的两大前提 [8] 。
正如前文所述，城市化发展动力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推-拉力”机制，然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推-拉力的侧重也有所不同。根据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及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边际劳动生产率通常为零甚至为负值，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后来伴随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其收入水平甚至降低到“生存水平”以下。即使此时城市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按照市场规律将雇佣工资压低到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生存水平（或平均水平），只要存在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仍然会从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迁移。这时，城市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和农村农业部门对过剩劳动力的“推力（排斥力）”是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状态将一直持续到经济增长的“刘易斯拐点” [9]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步接近。经济增长一旦达到“刘易斯拐点”，农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基本转移完毕。这时，迁移城市化能否继续发生将主要取决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低工资雇佣形成的资本积累、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属性、一定的集聚经济和规模效益将使城市工业部门发展相对较快，生产效益及劳动力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由此吸引农业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迁移、就业。这时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农业部门劳动力形成的“拉力（吸引力）”变成了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8，9] 。
世界城市化的总体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3 [24] ：
表1-3 世界城市化进程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在1950年就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0%，之后城市化增长率逐渐放缓，在1980年达到69.2%以后增长更加缓慢。然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东欧、苏联、南欧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当时还处于城市化中期，因此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日本在1960—1980年间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迅速推进城市化，迈入了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行列。而北欧、西欧、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区则在1960年左右进入了城市化后期，增速趋缓，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郊区城市化（Suburbanization）和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现象 [24] 。
郊区城市化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开始由城市中心区或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开始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商业服务业部门和工业企业也随着人口迁移到了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导致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在20世纪70年代，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又出现了新动向，除了中心市区人口外迁之外，郊区人口也开始流向大城市之外的农村和小城镇，因而城市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城市化，首先出现在英国，随后出现在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 [24] 。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如中心城区衰落、失业人口增多、公共设施闲置等。为解决问题，美国一些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改善城市中心区的生活条件，以吸引人口回流。加之较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影响，1980—1984年，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7个城市再次实现了人口增长，出现了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与之类似，英国伦敦在人口连续减少30多年后，终于于1985年出现了再城市化 [24]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据统计，从1800年到1950年共15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由3000万人增加到3.06亿人
[24]
。自1950年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开始加快。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重虽不及发达国家城市，但城市化人口增速却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970—2000年间新增城市人口的85%（即12.97亿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4]
。截至2015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城市人口总数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多
。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存在地区差异。1950年，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化率分别只有16.6%和14.9%，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城市化率已高达41.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城市化速度也很快，2005年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80.8%，远高于亚洲和非洲的39.9%和39.7%，甚至高于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 [24] 。
甚至在各大洲内部，城市化进程也存在地区差异。在亚洲，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便加速推进城市化，2015年时，城市化率已经从不到18%上升为56.1%；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在该地区中城市化水平最低，2000年时的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32.9%、35.5%和33.6% [24] 。拉丁美洲近长期保持着相当高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玻利维亚有61%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阿根廷是89%，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为91%，而中美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处在45%～60% [25] 。非洲的城市化进程较慢，且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差距十分明显。2000年，非洲城市人口只占37.1%；东非和西非的城市化率最低，分别为32%和34.9%；南非最高，达60.9%。
城市的极化和扩散作用均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影响，各种发展要素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城市自身得以壮大的同时也密切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城市化不断推进，世界上逐渐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高级形态的大城市，如全球性城市（GlobalCity）、世界城市（WorldCity）、国际大都市（International Metropolis）、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y）等，这些大城市除了人口规模庞大，还在全球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显著影响。
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较高，在实现过程中注重结合政府调控和市场主导。英国的城市化最初由市场主导：工业革命促进了农业现代化，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工厂设立和交通运输、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6] 。然而随着城市人口迅速扩张，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出现了混乱局面，城市管理和规划需求日益迫切。于是英国在20世纪初颁布了《住宅与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引导城市化，既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同时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保障了城市化程度和质量同步提高。德国基本复制了英国的城市化之路。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德国通过一系列经济法规和政策措施调控引导城市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城市化率便超过了6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德国通过土地整理，在不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不改变农业和森林用地性质的前提下，把一些传统乡村转变为二、三产业主导的工商城市，走出了可持续的乡村城市化之路，目前城市化率接近90%。由此可见，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调控辅助提升城市化的质量。
与欧洲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中政府作用更加显著。日本在政府主导下走出了一条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政府主导完成町（镇）村合并，制定并实施了全国性开发规划，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颁布了《新事业创新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法律法规，建立起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但是随着人口集聚和城市扩张，日本也开始出现大城市住房紧张、地价高昂，而农村和边远地区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的现象。韩国以“新农村运动”为起点开创了城乡互动式的城市化模式。新农村运动迅速缩小了城乡差距，为韩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奠定了基础。随后韩国首先实行以城市为中心、以集聚效益为目的的经济区域综合开发战略，带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然后推动大城市人口向周边小城市分散，形成多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韩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导致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失业剧增等现象。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一系列促进人口均衡分布和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先后实施工业区发展方案、公用事业建设方案和次级城市发展战略等，以政府为主力推动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城乡发展互促共进，走出了一条同步协调的城市化之路。台湾地区大中小城市在功能上呈层级模式，有效缓解了城乡对立，克服了“大城市病”，成为城市化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
尽管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存在显著差距，但其城市化方式却存在相似之处，即均缺乏总体规划和政府调控，属于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联邦政府调控职能弱，城市化发展缺乏全国性的总体规划和政府调控引导 [2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城市虽然不断吸引外来人口集聚，但城市内部的现有人口却不断外迁到郊区和城市外围。这种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使大城市不断向郊区扩张、低密度蔓延、无序建设，造成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土地资源消耗和较高的经济代价。这种现象引发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反思，逐渐开始强调土地的紧凑利用，抑制郊区化的过度发展。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属于典型的过度城市化。一些拉美国家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工业化水平却只有3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工业化被外来资本主导，政府调控乏力 [26] 。20世纪50—80年代，得益于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一些拉美国家在没有奠定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事传统的第三产业，城市化速度“惊艳”一时。但是随着国际资本撤离，经济周期波动和国际性传导的发生，拉美国家陷入了畸形的过度城市化状态：城市工业吸纳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第三产业层次较低，大量城市群体失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城市之中存在大量“贫民窟”，城市生活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综上所述，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足，一旦市场失灵，自由放任式的模式将会导致高成本和畸形发展的城市化。
由于人口爆炸式增长，南亚国家的大都市及都市外围城市和村落在空间集聚形态上连绵不断，虽然具有城市的形态特征，但公共设施建设落后，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又具有明显的乡村性，因此形成了具有南亚特征的低水平发展的城乡连绵区域式城市化 [26] 。印度、孟加拉国颇为典型。其中印度重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涌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在大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失业人口，进一步限制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人口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存在尖锐矛盾，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 [26] 。南亚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也是当前世界城市化中的典型模式，虽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但同步水平低。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相对成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均具备如下特点：①城市化发展具有规律性，符合诺瑟姆曲线特征。②城市化与产业演进紧密相关。城市化早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快速发展；随着后工业社会出现，城市化出现了依靠非工产业支撑的现象，如依靠大学支撑的剑桥大学城、依靠电影产业发展的好莱坞影城等。③小城市与大都市的发展同步进行。发达国家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然而由于大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小城市建设引起更多关注，出现了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市布局分散化的趋势。④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双重作用。政府在城市发展规划、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职能，市场在调节人口流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功模式 [27] 。
虽然城市化首先由工业化推动，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推动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最后过渡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成熟。但是，并不是所有城市化都按照工业化的模式进行。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凭借资源优势直接发展旅游业、传统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城市化（后文将做详细论述），拥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城市可以利用交通优势发展商贸业等来实现城市化。同时，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城市化的推动越来越依靠地区科技的支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地域、距离限制的影响较以往来说逐渐变小，世界城市的作用也日益增大，成为影响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既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也快速推进了世界各国城市在经济、人口、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需要大量的资源开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乡村劳动力被大量释放到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及城市建设。由于城市中的工业、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高度聚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成为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外部之间的互相联系越发紧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与局限逐渐消失，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功能的综合增长极逐渐形成，进而带动周边新兴城市和具有专业功能的特色城市不断发展，进一步完善区域城市体系。
城市化促进了科技发展所需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与信息等要素资源集聚与流动，这些集聚为科技发展带来了信息经济和规模效益的递增，使城市成为科技的“孵化器”。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孵化器不仅使得技术产业得以集聚，还促进了专业技术的再次深化，推动了创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人口密度将大幅上升。过高的人口密度给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快速增长已严重超出了其城市环境承载能力，既无法满足居民的基本服务需求，又导致了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全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的加速也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城市中的交通、通信与公共服务等较发达，而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要远远高于乡村居民。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导致发展中国家发展后劲不足、社会隔离严重等问题，已经成为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