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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鄂尔多斯与温州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落后的城市发展不可能支撑起快速的城市化，人为的城市化也不可能真正地促进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并寻求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推动城市健康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有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并非完全等同。当前尚无一致的定义，但城市化的核心在于人，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与结果，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由农村自行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自然行为，可能源于农村居民经济条件的改善等原因；另一种是城市依托自身发展进行的扩张行为，现在更多地体现在“造城运动”，如鄂尔多斯康巴什。相比于城市化，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是经济由初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与结果。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城市容纳更多的人口并使其更好地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这点已经明确地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当中。
两者的另一大相同点是，无论是城市化中的人口转变还是城市发展中的经济转变，其核心支撑都是产业发展，脱离产业，两者都无法成功。本质上，人口的转变与经济的转变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不可能单方面发生，产业只是作为核心单元支撑两者进行转变。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不同主要在于考察的对象范围不一样，这源于两者的视角不一样。城市化的视角更多是从国家层面或从区域层面，它囊括了城市与农村两个对象，可以是城市独立的发展，也可以是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发展，或者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而城市发展的视角则仅仅围绕城市本身。
当然也要注意到，城市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其本身和农村及其他城市之间就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点在现实的城市发展中往往被城市管理者忽视，因此也造成了两者的脱钩。而城市化则天然地把城市发展包含在内，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发展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城市化不可能脱离城市发展而存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异同见表2-2。
表2-2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异同
如果用战略的眼光去看待城市发展，那么城市化对城市发展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引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边界的扩张及内涵的提升两个方面。
城市发展边界的扩张是城市化的自然反映。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不断地从农村往城市转移，或者农村自身向城市转变，这都促使已有城市发展的边界不断扩展，新区建设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城市在地域扩张时，应该考虑区域城市化的状况及其指引作用，不能脱离城市化实际而人为地拉大城市框架。
鄂尔多斯以政府为主导的“快速城市化”，试图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房地产，壮大城市规模，吸引外来人口，发展第三产业，进而通过城市化来促进城市发展，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但忽略了鄂尔多斯城市化的空间，未充分认识和评估风险，长远考虑不周全。
同时，温州通过自下而上的民营力量带动城市发展，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导致了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市场发展的恶性循环，给城市发展带来诸多严重问题：
（1）对自然生态破坏严重。城市蔓延通过新建各种基础设施，占用耕地、牧场、森林，扩大城市面积。对生态系统破坏极其严重，减少了生物多样性。同时，农田、天然绿地被用来开发房地产，极大地浪费了土地资源。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景观和人文风貌在粗放形式的城镇建设过程中随之消失，进而影响城市生活环境品质，城市空间也由摊大饼式无序蔓延和星云式分布两种拓展形态构成。
（2）增加交通成本。用于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市政成本大幅增加，导致城市陷入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市民的出行方式更多依赖于私人汽车，不仅增加了交通流量，导致交通拥堵，还增加了尾气的排放，大气污染越发严重。
（3）城市中心区基础设施利用率降低。城市中心区原有的市政服务设施空置未能充分利用，大量社会资源流向新区，重复建设交通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需要更多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支持，进而降低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差异化发展的可能性。
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至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及成都在内的诸多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已完成，开发边界将作为城市发展的刚性约定 [12] 。城市发展边界的划定与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一道，为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目标奠定了基础，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
在发挥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战略指引作用、有效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方面，欧洲发达国家倡导的新型城市发展概念——紧凑型城市（CompactCity）是一种很好的运用和体现。紧凑型城市科学巧妙地进行城市规划，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用精致的发展方式代替无序蔓延，让城市在功能、规模和结构上实现紧凑高效 [13] 。紧凑型城市具有以下特点：
（1）城市密度的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空间以极快的速度开发，其中也不免粗放之处。资料显示，1991—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2.12倍，而城市人口仅仅增长了0.89倍，土地扩张速率是人口增长速率的2.38倍 [13] 。从全球城市发展的经验可知，建设紧凑型城市的关键是要提高城市的密度，从城市规划开始便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进行紧凑而高效的布局，通过城市框架的搭建来规范城市的整体布局。
（2）功能混合的土地开发。从城市功能结构方面来看，若城市从空间布局上实现了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即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设施的地方，那么这就从源头上减少了交通量及汽车尾气的排放。同时，功能混合的社区不仅缩短通勤成本，还能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为城市带来多元化和活力。
（3）与土地开发高度耦合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TOD模式（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即依靠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等交通枢纽，形成一系列以公交站点为中心、以5～10分钟步行路程为半径的城市细胞。这一模式将公共交通体系和用地开发高度耦合起来，从而减少了私人汽车的使用率，并且通过使用清洁的能源减少尾气排放。
（4）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城市是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的，城市功能需要建立在市民需求基础上。合理的城市设计、完善的市政设施可以让居民更好地在城市中生活、工作、休闲、娱乐。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城市设计的核心内涵，“以行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儿童友好型”“环境友好型”等发展理念都是以人为本的延伸模式。
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塑造城市人口的生活工作空间才是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城市化在城市边界的合理扩张、建设造福于居民的城市空间方面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
内涵的提升是指城市发展内容不断丰富，一般表现在产业结构、消费层次与集约程度等方面。相对于城市边界的扩大，城市内涵的提升是一种“质变”与“升级”的过程，而这种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城市化所带动并指引的。例如，以产业为例，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地位不断提升，但不同的城市，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发展的深度是不一样的，不同城市的金融业态及地位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鄂尔多斯与温州的民间金融足够发达，但它们并未在城市产业发展中发挥相应力量，而这种情况是由参与金融的各方主体所决定的，同时，鄂尔多斯与温州分别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和产业型城市，产业转型应紧密结合产业基础和城市发展条件，金融业并非转型的合理路径。城市化在鄂尔多斯城市发展中内涵提升方面的指引作用没有被深刻认识与重视。
要发挥城市化对城市内涵提升的战略指引作用，需要深刻解读并合理利用城市发展各方面的基础条件，尤其是人文、历史、资源等城市底蕴。例如资源型城市鄂尔多斯不仅不应抛弃基于城市资源的发展方式，而应该继续提升能源资源的发展内涵，同时合理利用城市其他资源。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明确规定，鄂尔多斯资源开发尚处于上升阶段，资源保障潜力大，是我国能源资源的供给和后备基地。因此，应规范资源开发秩序，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基地；提高资源开发企业的准入门槛，合理确定资源开发强度，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将企业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成本内部化；提高资源深加工水平，加快完善上下游产业配套，积极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最后，应着眼长远，科学规划，合理处理资源开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使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协调发展，在城市化战略指引下逐步提升城市内涵。
城市化引导城市发展的方向，而城市发展则通过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对区域城市化形成约束，也就是说城市化程度受制于城市发展。城市发展往往与城市化地区有地理或行政联系。当然，像鄂尔多斯康巴什这样的“造城运动”，是由瞬间的财富增长和政府的城市化冲动而形成，其他的更多由自身环境决定。总体来说，城市发展对城市化的战略约束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的约束和产业发展的约束两方面。
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发展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它对城市化进程起约束作用，快速城市化必须要以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先决条件。必须注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本是城市化过程中自然提升的产物，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成功的城市化必须有基础设施的支撑，但仅有基础设施却无法实现城市化。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大搞基础设施建设，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不断涌现，这种把基础设施建设等同于城市化的观念严重误导了城市化发展。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县级以上新城新区有3000多个，遍及各省、市、区，而且半数以上的省市、区县级及以上新城新区达100多个甚至200多个，半数以上省市、区至少有一个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新城新区，有的甚至占地达3000多平方公里。其中，部分盲目设立的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本地及外流人口支撑，逐渐沦为“空城”“鬼城”，土地资源被大量占用和低效利用。据统计，2015年，我国新城新区总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而新区总人口不足400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了1000人/平方公里，同时期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平均为2399人/平方公里，即新区人口密度不足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平均值的1/2。新城新区多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方式举债建设，土地财政是其主要融资途径，部分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建设新城新区，造成大量资金沉淀，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化的推进具有深远影响。若基础设施建设适度，满足当前及未来城市发展需要，那么，它对于城市化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若基础设施开发落后，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或盲目开发基础设施，不切实际地扩张，造成大量资源浪费，那么都会对城市化的推进形成严重制约。
产业是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撑。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受制于当地的产业发展，没有产业，便没有人口由农村转为城市的条件。产业集群的发展，在为城市化带来资金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的同时，促进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然而，产业发展是多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人为能够单方面决定的。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多城市和新区都是围绕产业发展起来的。例如有欧洲的“硅谷”之称的瑞典的KISTA科学园，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为依托集聚了爱立信、IBM、Oracle、Intel、Sun等700多家企业，涉及电信、微电子、软件等行业。随着园区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众多中小创新型公司进驻。园区基于对企业员工和创业者的需求的理解，精心规划了集公园、娱乐、购物、居家、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公共环境。企业在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不断翻新城市面貌，为人们带来更好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可见，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会对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形成重要约束，良好的产业发展是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有着天然联系，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互为战略关系，前者对后者构成战略指引，后者对前者则形成战略约束。在现实中，城市发展往往与城市化混为一谈或者完全脱钩，以城市化冲动去进行城市发展，以城市发展去替代城市化过程，都是错误的观念。